第十一章　财富之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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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

文化的民主化在欧洲其他城市清晰可见。技术的进步使普通民众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接近书籍。到16世纪30年代，甚至是法国普通的劳动者也能买得起一本《新约全书》。传统的障碍消除了。如斯宾诺莎人斯宾诺莎人的祖先原居住于西班牙的埃斯皮诺萨地区，因其犹太种族出身，受到西班牙的伊斯兰与天主教以及封建专制的迫害。译者注。这样的犹太人和妇女当时可以参与到知识与文化的对话当中。法国作家路易丝·拉贝勉励妇女们说：“知识给予我们的荣誉属于大家，谁也不能把它从我们身边偷走……或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黑尔：前引书，第274～276页。

*这种新的精神在伦敦最为突出。在16世纪末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伦敦变成了包括从戏剧到激烈的科学与技术辩论等一切展示新事物的精彩的舞台。长期以来被禁锢而且使人心生恐惧的知识，此时被看作最有价值的东西。黑尔：前引书，第78～79、137页；AR迈耶斯（ARMeyers）：《中世纪末期的英国》（England in the Late Middle Ages），伦敦，佩利肯出版社，1951，第211页。

不久，伦敦在学术成就和商业活力两个方面都开始超越阿姆斯特丹。到17世纪后期，荷兰人很明显已经失去了其曾经拥有的那股勇猛无畏和坚韧精神。荷兰的资本家——和以前威尼斯的资本家一样——常常选择成为食利者、土地和股份投资者，而不主动进行新的商业冒险。

荷兰的精英们主要对短期的商业利益感兴趣，1636～1637年对郁金香的狂热就是一个缩影，而他们缺乏决心捍卫在海外拥有的至关重要的领地。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其对待羽翼未丰的新尼德兰殖民地的态度。一位早期的探险家认定新阿姆斯特丹殖民地定居点是“一个绝佳的天然码头，可以接纳世界的商业”。这个面积不大的殖民地被河流和海湾包围，向大海敞开，居民人数不到1000人，是荷兰企业扩张的无与伦比的好机会。

但由于它受到周围英国殖民地的包围，有被入侵的危险，荷兰的商业界害怕投入用于防卫的资金而退却了。他们所关心的是坚守苏里南，它四面环海，易守难攻，而且岛上的蔗糖等 “商品”十分丰富。1664年，荷兰人几乎没有任何的反抗，将新尼德兰拱手让给英国人，后者很快将这个城市更名为纽约。亨利、巴巴拉·范·德齐（Henri and Barbara van der Zee）：《美好而不同的地方：荷兰控制下的纽约》（A Sweet and Alien Land:The Story of Dutch New York），纽约，韦金出版社，1978，第2～3页；《新阿姆斯特丹：贸易邮递的边疆》（New Amsterdam,Ftontier Trading Post）；尼古拉斯·范·瓦森纳（Nicholas van Wassenaer）：“口述史学”（Historisch Verhael），选自肯尼思·T杰克逊、戴维·S邓巴《帝国城市：穿越世纪的纽约》（Empire City:New York Through the Centuries），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2，第26页。

世界资本主义之都

在新阿姆斯特丹更名为纽约之后不到10年，伦敦就已经做好了充当世界资本主义首都角色的准备。彼得·伯克（Peter Burke）：《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17世纪精英的研究》（Venice and Amsterdam:A Study of Seventeenthcentury Elites），英国剑桥，政治出版社，1994，第135～139页；范·德齐夫妇：前引书，第492～494页；埃德温G伯罗斯、迈克·华莱士（Edwin GBurrows,and Mike Wallace）：《愚人村：1898年前的纽约城市史》（Gotham:A History of New York City to 1898），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第73～74页。这一角色的转换从长远来看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之前的意大利城邦那样，荷兰城市也受到资源匮乏和人口下降的制约。与其相反，伦敦能够吸引英国数量更多的人口充当定居者、士兵和水手。英国还拥有煤炭、铁和锡等重要的原材料。再加上英国极为开明的统治，这些因素将足以使荷兰城市臣服于伦敦之下。奥利弗ARink（Oliver ARink）：《哈得逊河上的荷兰：荷兰控制下纽约的经济社会史》（Holland on the Hudson: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Dutch New York），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6，第248～250页。

伦敦的崛起依靠的是将伟大的首都城市的优势与荷兰和意大利城邦的商业才干相结合的能力。自公元14世纪起，伦敦已经吸引了国内更广大的年轻且有抱负的各个阶层的人口。甚至像温彻斯特和林肯等老的城市中心衰退之时，伦敦的人口和经济迅速扩张。

像荷兰一样，新教主义的胜利加速了伦敦商业的发展。亨利八世出售教会土地，其面积大约为王国总土地面积的1/6，此举使国家和包括商人和手工业者在内的财产所有者变得富有。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暴发户——他们中的一些人热心于加入贵族阶层——构成了被历史学家FRH杜宝莱称之为“野心的年代”的基本组成部分。FRH杜宝莱（FRHDu Boulay）：《野心时代：中世纪末的英国社会》（An Age of Ambition:English Society in the Late Middle Ages），纽约，韦金出版社，1970，第66页。

英国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从事航海的民族。当时那股抑制不住要“改善”其地位的欲望，驱使每一个英国人从事远洋贸易。迈耶斯：前引书，第37页；杜宝莱：前引书，第30页。强大的英国帝国梦想所产生的推动力，最终使其成功地控制了从中国沿海到北美荒野的贸易据点。最关键的是英国逐渐地接管了印度及其巨额的贸易。1601年，英国的税收还不到印度莫卧儿王朝的1/10。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两者的税收情况完全颠倒过来。斯皮尔：前引书，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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