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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精神反映了国家野心和决心的膨胀。教皇亚历山大在1712年预言，“无边无际的泰晤士河将为整个人类川流不息”。麦克尼尔：《权力的追逐》，第151页；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变革中心的城市：西欧和中国》（The City as a Centre of Change:Western Europe and China），选自DJ德怀尔（DJDwyer）主编《第三世界城市》（The City in the Third World），纽约，巴恩思·诺布尔图书公司，1974，第65页。到16世纪，伦敦的人口从6万人增长到近225万人。1666年大火之后，伦敦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它很快成为了欧洲最大的城市。黑尔：前引书，第143页。到1790年，伦敦人口接近90万人，是阿姆斯特丹的四倍多。伊斯雷尔：前引书，第1011页；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65页；黑尔：前引书，第116页。
由于看到了新的机遇，意大利、荷兰和德国的商人和银行家逐渐地被吸引到了英国的首都。迈耶斯：前引书，第161～163、225、232～233页。在17家总部设在伦敦而且到20世纪一直存在的主要商业银行当中，有15家的创始人是来自不同地方的移民，而且很多银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此阶段的早期。由于企业家和熟练劳动力寻求宗教自由，逃离弗兰德斯、德国和法国等地，移民到英国伦敦，使其受益匪浅。哈米什·麦克雷、弗朗西丝·凯恩克罗斯（Hamish McRae and Frances Cairncross）：《都城：金融中心伦敦》（Capital City:London as a Financial Centre），伦敦，艾尔·梅休因出版社，1973，第9页。
伦敦的崛起不仅规模更大，而且从性质上明显有别于其竞争对手如巴黎、马德里、维也纳或圣彼得堡等城市。和伦敦一样，这些首都都以其壮观的教堂、华丽的宫殿和景致优美的公园，以及国家的宏大为自豪。而只有伦敦才创立了充满活力的经济机构，用于掌控和管理日益扩大的世界经济。自很早的时候起，伦敦就已经具有作为伟大城市支柱的至关重要的道德意识。如同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一样，伦敦做好了领导和改善世界的准备。埃姆里斯·琼斯（Emrys Jones）：《大都市》（Metropolis），英国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第93页；朱克：前引书，第196～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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