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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的工业社会可能创造史无前例的财富，但是，这是以牺牲基本的人类价值为代价的。工厂里看不到同情，看不到上帝，工业城市缺乏宗教空间或者强大的社会道德约束，只有马克思所说的“金钱关系”。到19世纪50年代，去教堂人数降到了不足50%，像曼彻斯特这样的城市，还不到1/3，安德鲁·利斯（Andrew Lees）：《城市观察：1820至1940年欧洲和美国的城市社会》（Cities Percived:Urban Society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1820-1940），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5，第29页。而此前去教堂曾经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威廉·布莱克这样表达他对于机械年代带来的影响的恐慌：
经牛顿水车的冲染，黑色的布料，
如黑色的花冠笼罩在各国之顶，
满目皆是无情工作的机器，
车轮不转，齿轮暴虐相迫，此非伊甸美景。戴维·V厄尔德曼（David V Erdman）《威廉·布莱克的散文和诗全集》（The Complete Poetry and Prose of William Blake），纽约，安克出版社，1988，第329页。
“时代的英雄”
到19世纪50年代，随处可以见到英国城市新秩序的表征：纵横的铁路大桥、交错的隧道、蔓延的工厂。渐渐地，有些人意识到了非同寻常的东西正在酝酿当中。一贯性情平和的托克维尔也指出，“在英国的每一步发展都会有些东西令造访者怦然心动”。托克维尔：前引书，第2页。
布莱克所看到的只是“轮齿专制”的冷酷无情一面，有的人则把工厂看作是辉煌与繁荣未来的先驱。约翰·海德爵士1835年在利兹旅行时，把一家机械化服装厂描写成“人们敬仰的神庙，人们感激驱动工厂运转的内部伟大力量，就是这股神力建造了宇宙。”他指出，“时代的英雄”不是骑士和贵族，而是“勤勤恳恳的技工，他们虽然全身被浓烟熏黑，却依然发出智慧的光芒”。利斯：前引书，第40～41页。
到19世纪中叶，当普通的英国人也能享受到机械化带来的好处时，这种乐观的情绪随即传播开来。工会的壮大使工人工资有所增长。工人阶级消费者现在能够买得起长筒袜或餐具之类的物件，而在此之前，他们不可能有任何的奢望去购买。一些工人，尤其是那些熟练行业的工人步入了中产阶级行列。工业家阶层的子女进入了名牌大学学习。一些成为工业巨头而没有自己头衔的人，通过联姻或影响力获得了贵族身份。哈特姆特·凯伯乐（Hartmut Kaeble）：《关于社会流动的历史研究：19、20世纪的西欧与美国》（Historical Research on Social Mobility:Western Europe and the USA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英格里德·奥克斯译，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1，第42～43、62～65、96～97页；鲁文·布伦纳（Reuven Brenner）：《商业、科技和国家之间的竞争》（Rivalry:In Business,Science,Amony Nations），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第43页。
社会改革运动——通常由牧师和崛起的专业人士阶层领导——现在组织起来，以解决工业体系中明显的缺陷。1835年的《市政公司法》和1848年由议会制定的第一个《公共健康法》等改革立法，有效地加强了对城市无序蔓延和混乱状态的管理。改革者为贫困居民修建了公园、浴池和洗衣房。新的卫生措施和医疗条件的改进极大地降低了城市婴儿的死亡率。曾经一度猖獗的城市犯罪骤然下降。格特鲁德·希默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社会的非道德化：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美德到现代价值》（The Demoralization of Society:Form Victorian Virtues to Modern Values），纽约，诺普夫公司，1995，第39页；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第275页；托马斯·S艾什顿（Thomas SAshton）：《工人生活标准的重新审视》（Workers Living Standards:A Modern Revision），选自《英国工业革命》，第481页；利斯：前引书，第40～41页。
利物浦的托马斯·贝恩斯这样写道，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和布莱德福等城市——尽管存在无可争议的丑恶、污染的天空和骇人听闻的贫民窟——不会因为仅仅是大量输出商品的简陋之地而消亡。它们更像过去的推罗和佛罗伦萨一样，是“智慧摇篮”的组成部分，这些智慧的发明正极大地改善着人类的生活。利斯：前引书，第53～54页。财富使得那些曾经单调乏味的城市竖起的崭新而宏伟的公共建筑——市镇厅、图书馆和医院——用一位布莱德福作家的话说，“可以与声名远扬的威尼斯的宫殿相媲美……”利斯：前引书，第44～55页。
“世界花园”的城市化
19 世纪上半叶，欧洲没有国家可以和英国强大的工业相抗衡。欧洲大陆最大的城市巴黎的企业规模大都较小。1850年以后，由于拿破仑三世和乔治·尤金·奥斯曼男爵害怕无产阶级的暴动，他们事实上不鼓励在首都发展大规模工业。菲耶罗：前引书，第18页。
新的工业发展热点却发生在落后的北美辽阔土地，一些欧洲人把这个地方浪漫地称之为“世界花园”。工厂城镇在这里不仅生根发芽，而且以超过英国本土工厂的规模蓬勃发展。亨利·纳什·史密斯（Henry Nash Smith）：《处女地：美国西部的象征与神秘》（Virgin Land:The American West as Symbol and Myth），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0，第32、127～178页。
工业主义给美国带来了许多变化，最终把以这个乡村为主的土地转变成了大城市云集的地方。1850年，美国仅有6座人口超过1万人的“大”城市，不到总人口的5%。这一现实在以后的50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到1900年，人口过1万人的城市达38个，大约5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生活在城市。乔纳森·休斯（Jonathan Hughes）：《美国经济史》（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90，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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