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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成为地区的中心，这些城市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而且常常是不择手段的。一位投机者写道，1837年的恐慌之后，芝加哥“到处是落魄的男人的叹息之声，到处是将一切委托给了贪婪的投机者而上当受骗的妇女的哭泣之声”。当然，城市精英们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为实现远大抱负，他们依然毫不气馁。他们经常在华盛顿和华尔街进行游说，以获得在蓬勃发展的东西部贸易中的主导地位。1868年《芝加哥论坛报》报道说，圣路易斯的生意人“穿着马裤坐在门口，等着生意上门找他们”，而芝加哥的生意人则“穿着鞋子在外面东奔西跑，寻找生财之道”。拉森：前引书，第141～147页；贝西·路易丝·皮尔斯（Bessie Louise Pierce）：《1848～1871年芝加哥史》（A History of Chicago:1848-1871），纽约，诺普夫公司，1940，第117页。
“进步”的挑战
和英国一样，美国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早期留下的痕迹是贫乏单调的城市景观。在辛辛那提呆过两年之后，英国作家弗朗斯·特罗洛普写道：“蜂房里每一只被雇佣的蜜蜂都在为了寻找蜂蜜而奔波忙碌……不论是艺术、科学、知识，还是生活情趣都不能诱惑其停止对它们的追求。”1850年一位瑞典游人这样评价芝加哥说，它是美国“最肮脏、最悲惨的城市之一”。蒂福德：前引书，第11、19页。
痛苦不堪的贫困的存在比日趋恶化的环境更加让人揪心。19 世纪70年代末，两位记者记述了圣路易斯的一个贫民窟，其情景使人想起了二三十年之前恩格斯关于曼彻斯特的描述：
一些最大而最破的廉价公寓楼……建在后边非临街的地块上，它们面对经常散发着恶臭气味的小巷。这些公寓楼破败难当，污秽不堪，其肮脏的程度很难用语言表达。JA 戴克斯、詹姆斯·M比尔（JADacus and James MBuel）：《圣路易斯之旅：一个伟大城市的生活》（A Tour of StLouis,or the Inside Life of a Great City），圣路易斯，西方出版公司，1878，第406～413页。
如此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尤其在这个公然宣称是人人平等的国度，激起了阶级矛盾尖锐的火花。在19世纪70年代，圣路易斯工人高唱法国国歌《马赛曲》，到大街上示威游行，叫嚷着要进行革命。英国领事警告说，这座城市“实质上已经掌握在暴民的手里”。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和其他较小的中西部城市经历了同样的骚乱，且常常带有暴力色彩。蒂福德：前引书，第68页。
同英国一样，一些有责任感的城市居民对与工业化年代相联系的实利主义价值观的本质提出了质疑。一些像俄亥俄新教牧师乔塞亚·斯特朗这样的人，甚至向美国的“进步”信念发起挑战。斯特朗对经济变化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工业的扩张将不可避免地把这个国家最后推向唯利是图的“实利主义的深渊”。
芝加哥的简·亚当斯等人认为，只有大规模的干预才能解决猖獗的犯罪、日益加深的阶级冲突，以及越来越多的酗酒、卖淫和工人阶层存在的普遍贫困等问题。美国的许多城市听取了她的建议，向贫民窟地区的居民提供娱乐和受教育机会。
改革者的迫切要求也渗透到了政治领域，改变了密尔沃基、克利夫兰、托利多和底特律等城市政府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腐败现象。利斯：前引书，第166～169页；蒂福德：前引书，第113～117页；塞缪尔·海斯（Samuel Hays）：《工业主义的反应》（The Response to Industrialism），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7，第22～24、71～72页。美国各地的城市开始努力实现管理现代化。比如在1853年，纽约仿照二三十年前的伦敦，警察穿制服上岗。许多城市的服务，如防火和交通等，第一次有计划地组织起来。比尔德：前引书，第748页；贝克特：前引书，第297页。
这时人们把注意力转到了改善城市环境方面，没有其他地方比中西部的大都市芝加哥做得更好。1871年毁灭性的大火之后，芝加哥进行了重建，开始了野心勃勃的城市改良工程。在以后的30年间，芝加哥修建了主要图书馆系统、新的艺术学院、菲尔德哥伦比亚博物馆，并扩建了芝加哥大学。简·艾伦·悉乔（Jane Allen Shikoh）：《1900年代美国城市的高层生活：关于纽约、芝加哥、费城、圣路易斯、波士顿和布法罗的领导人及他们活动的研究》（The Higher Life in the American City of the 1900s:A Study of Leaders and Their Activities in New York,Chicago,PhiladelPhia,StLouis,Boston and Buffalo），纽约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文理研究生院，1972年10月，第5～8、81～85页。
改革者也开始采取统一行动，为日益匆忙、束缚在城市里的城市居民保留出一些自然环境。19世纪70年代，圣路易斯获得了日后成为福莱斯特园林和森林公园的地皮。芝加哥、费城、波士顿和纽约也采取了类似的雄心勃勃的行动。利斯：前引书，第1页。这次运动的领导人弗雷德里克·L奥姆斯特德指出，纽约中央公园的“一个宏伟目标，就是向成千上万的退休工人提供一个上帝的杰作，以示效尤”。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中央公园文选》（Selected Writings on Central Park），选自《帝国城市：穿越世纪的纽约》，第278～279页。
纽约：终极的垂直城市
由于美国的令人敬畏的工业力量，其城市此时异军突起，成为世界城市文明的先锋。在这一点上，纽约的表现尤为明显，它到1900年已经享有美国有史以来，史无前例的经济和文化优势。纽约的人口是其竞争对手芝加哥的两倍，它控制着全国所有银行超60%的结算额。纽约港的进出口贸易占美国进出口贸易的40%以上。CAE古德哈特（CAEGoodhart）：《1900～1913年纽约的货币市场和贸易经济》（The New York Money Market and the Finance of Trade:1900-1913），英国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69，第9～10页。
曼哈顿坐落于巨大的花岗岩岛屿中间，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港口，非常适合于建造“垂直城市”。有限的岛屿面积使其不得不利用空间。罗伯特·布吕格曼（Robert Bruegmann）：《防止蔓延改革的悖论》（The Paradoxes of AntiSprawl Reform），草稿，选自罗伯特·弗里斯顿（Robert Freestone）主编《20世纪规划经历》（The Twentieth Century Planning Experience），伦敦，鲁利格出版社，1999。城市各个不同的经济部门对空间的需求日益增加——轻工业、贸易、金融和其他服务业部门向城市集中——给城市施加了无法抵御的压力。
制造业依然雇用很多纽约人，但是劳动力人数增长最快的是白领就业以及“粉领”女性文秘就业大军队伍的膨胀。1904年地铁系统的开通使得从曼哈顿岛其他居住区到曼哈顿岛下城和中城办公区短程通勤的人数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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