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神圣的起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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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阶层也牢固地掌握了物质世界的统治权。他们以神的名义控制公共土地。这个“神圣家族”控制了河渠、所有重要剩余农产品的仓储和分配。《吉尔伽美什史诗》最早形成于苏美尔时代，其中提及的“神圣仓库”一词的含义就是“女神伊丝塔尔的宝座”。

在早期城市中，神庙也起到“购物中心”的作用，它为各种各样的货物提供了一个开放的交易场所，从植物油、动物油脂、芦苇到沥青、席子和石料等。神庙还拥有自己的工场加工衣物和器皿。《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安德鲁·乔治译，伦敦，企鹅出版社，1999，第1页；凯勒：前引书，第17页。

日月轮回，朝代更迭，但宗教体制却总能幸免于难。例如，乌尔城的历代征服者都不断修缮乌尔塔庙。神祗的等级和祭祀的方式可能因时间而变化，但神庙功能的核心性却保持了千年之久。蔡尔德：前引书，第102页；哈蒙德，前引书，第44页。

这种模式在苏美尔人全盛时期过后，依然持续存在。实际上，后来出现在这一地区的其他民族——从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到波斯人——都把他们的城市想象成为最神圣之地，把他们的城市与神密切相连。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最大的城市，被称作“巴比-伊拉尼”（Babiilani），即“众神之门”，意思是诸神于此处降临大地。伊里亚德：前引书，第14页。

埃及

现在还不清楚是否美索不达米亚直接影响了早期的埃及文明，但是很有可能如历史学家格雷厄姆·克拉克所言：“苏美尔的种子滋育了”古埃及。克拉克：前引书，第107～109页。像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城市一样，早期埃及城市地带的形成在经济上也是建基于农业剩余产品之上。粗略估计，普通埃及农民可以生产出相当于他们自身的生活所需三倍的产品。罗伯特·W朱利（Robert WJuly）：《非洲人民史》（A History of the African People），纽约，斯克里布纳出版社，1970，第14页。

然而，在这两个早期的文明之间仍有很多差异。在埃及，法老掌握着绝对的控制权，并自称为神。同时，官吏们也以此为荣，加以效仿，而不去为神和王国的经济利益从事水利灌溉和剩余产品的管理工作。蔡尔德：前引书，第114～118页。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演变中的重要因素——公众地位和祭司之间的密切联系，在埃及几乎不存在。

由于上述原因（并不局限于此），早期埃及并不足以作为向我们清晰地展示城市化起源的范例。美索不达米亚社会总是围绕城市生活和一套恒久的宗教体制运作，而埃及人的生活以王室为中心。A伯纳德·纳普（ABernard Knapp）：《古代西亚和埃及的历史与文化》（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Ancient Western Asia and Egypt），加利福尼亚贝尔蒙特，沃兹沃思出版社，1990，第109～110页。官吏、工匠、手工业者和奴隶不是把自己与城区联系起来，而是与法老的尊贵相联系，来认定自己的身份。如果王朝更替，祭司阶层和行政组织也随之变化。克拉克：前引书，第109～110页；莫里斯：前引书，第11～14页。

当然，埃及这样历史悠久而伟大的古老文明依然产生一些有影响的城市。例如，底比斯，在公元前15世纪的一个赞美诗中写道：“她被称作城市；她笼罩了万物，万物经由她得到传扬。”哈蒙德：前引书，第73页。在巴比伦之类城市兴起之前的世界里，埃及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同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300～301页。

尽管如此，甚至埃及底比斯或孟菲斯这样的大城市也没有像苏美尔各个中心城市那样，寻求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寻求经济活力和宗教上的神圣地位。首先，埃及持久而井然有序的发展，与无法约束、支离破碎的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世界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埃及人的世界观并未促成自我封闭性城墙环绕的城市的发展。同时，竞争性贸易的缺乏也减缓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埃及是这样一种文明：她的伟大成就——金字塔——是为了死去的人建造的房子，而不是为活着的人提供的环境。城市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注意到，“在埃及，其他任何东西都能找到永恒的形式，除了城市之外”。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历史上的城市：起源、演变和前景》（The City in History:Its Origins,Its Transformations,and Its Prospects），纽约，哈考特布瑞斯出版社，1961，第80页。

印度和中国

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地区的共同特征是文明以宗教为中心。与美索不达米亚相似的是，约建于公元前2500年的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也是把标志性的宗教建筑安置在城市中心，这两个城市位于现在巴基斯坦的信德和旁遮普省境内。它们与其保持贸易联系的苏美尔相类似，蔡尔德：前引书，第129页。神权统治在城市运作中扮演支配角色。主要的信仰似乎集中于“生育女神”，这是与中东的丰产崇拜相同的重要特征。克拉克：前引书，第182～185页。

同“新月沃地”联系很少或者没有直接联系的城市也具有这种宗教取向。在中国，约公元前1700年左右，商代的统治者将神庙置于城市空间的中心。祭司或者巫师不仅在宗教事务中，而且在行政管理方面也扮演关键角色。

也是从商代开始，我们看到了祖先崇拜模式的出现。祖先崇拜在中国连续而持久的城市文明模式的演进过程中莫里斯：前引书，第2页。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约瑟夫·利文森、弗朗兹·舒尔曼（Joseph Levenson and Franz Schurmann）：《中国：从起源到汉的衰落的历史阐释》（China:An Interpretive History,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Fall of Han），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9，第19～22页。虔诚的信仰和宗教习俗对于征召大量的农业劳力来建造城墙和城市基础设施至关重要。正如一首中国古诗所描述的：

其绳则直

缩版以载

作庙翼翼保罗·惠特利（Paul Wheatley）：《四方之极：中国古代城市起源及特点初探》（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A Preliminary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芝加哥，奥尔代恩出版社，1971，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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