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工业主义及其反对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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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当然也带来很多神奇的变化。从前的农夫乘上了由电力公司运营的火车和有轨电车，到城里工厂做工。出身卑微的工匠或穷困潦倒的武士也超越了古代流传下来的阶级障碍，成为日本新兴工业经济的新领导人物。曾经对学者和政府官员们封闭的信息现在也可广为利用，其途径是普及教育，市场化大批量的书刊报纸，还有广播。

但是人们还是普遍感觉到，传统观念和高尚生活方式现在受到了非人性化和危险的外来力量的冲击。19世纪60年代发行的地图曾标示风景名胜和历史古迹；新时代的铁路地图索性摒弃这些文化和审美的因素，纯粹是计量距离而已。

作家夏目漱石1916年时曾在其著述中抨击这个“钢铁大鳄”肢解乡村、威胁个性的存在的“暴力方式”。比阿特丽克斯·M波达特-贝利（Beatrice MBodartBailey）：《城市化和德川霸权的特性》（Urbanisation and the Nature of the Tokugawa Hegemony），选自《历史视角中的日本首都》，第175、199页。这个“钢铁大鳄”似乎要用烟尘蔽日的工厂和灰暗的水泥建筑取代传统日本城市生活中欢快而丰富多彩的古代中心性标志，如城墙、庙宇和大型中心市场。威尔金森：前引书，第77～78页。

重塑日本城市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险峻的经济形势导致很多日本人质疑西方模式的合理性。日本领导人也越来越思考如何使其更加城市化的社会需求与根深蒂固的传统主义、往往是过分的排外情感相协调。有些日本人并不认可或接受这种冲突以及与欧美工业城市相伴生的反常状态，而是寻求用更习惯的又少有争议的扩展家庭网络的定义构建城市社会的方式，这就是社会学家植节子所说的“房屋的理念或意识”。威尔金森：前引书，第122～123页。

维护“房屋”的等级结构会强化父母、厂主、军事和政治领导人、最终是天皇的权威。很多政府和学界领导人物现在都认为西方应对反对派的理念和渐进式民主变革不适合日本。相反，用教育部精神文化研究所的话来说，他们寻求某些使“国家尽善尽美、全国一心”的方式。约翰·W道尔（John WDower）：《战争没有怜悯：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权力》（War Without Mercy: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纽约，万神殿出版社，1986，第31页。

把这些道义上的一致贯彻到一个日益复杂的城市化的社会，需要高度的组织管理和纪律约束。工人阶级组织或可以同化，或需要压制。伊夫林·S科尔伯特（Evelyn SColbert）：《日本政治的左翼》（The Left Wing in Japanese politics），纽约，太平洋关系研究所，1952，第33页；乔治·奥克利·托顿三世（George Oakley TottenⅢ）：《战前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The Social Democratic Movement in Prewar Japan），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6，第106～107、259页。当局也发起一些防范西方影响的文化讨伐运动，所抨击的对象从西方的时装和爵士乐到好莱坞电影或女性解放主张。东京、大阪和其他日本大城市都是西方影响最深的，自然也要肃清从纽约、洛杉矶和伦敦舶来的文化标准。罗伯特·JC布托（Robert JCButow）：《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Tojo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加利福尼亚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9，第146～148页；道尔：前引书，第228～229页；谢尔登·加戎（Sheldon Garon）：《成型的日本人思想：日常生活中的国家》（Molding Japanese Minds:The State in Everyday Life），新泽西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7，第82～83页。

除了这些道义改革外，日本的城市规划者们也寻求某些方法来重塑与传统生活方式更加匹配的城市生活。有日本这个日益丰厚的帝国财富可利用，有些人致力于在满洲、朝鲜和崛起中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其他地方创建新的理想的城市中心。

在靠近他们家乡较近的地方如东京和名古屋，他们制订规划，用绿带和洁净的卫星社区取代蔓延的住宅街区。日本最有影响的规划师西山夘三就是把他的城市视野放在传统的邻里结构“町”（Machi）上。工作和居住将尽可能地结合在一起，使居民的生活方式与传统的村落更接近。西山秉承传统理念，反对那种以美国城市为典型的高层建筑，赞成发展他所说的“生活圈”，即分散化的自我管理的邻里社区。

纳粹的实验

西山和其他日本规划师从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家戈特弗里德·费德所阐发的新传统主义思想中获得灵感。费德在其《新城市》（die neue Stadt）中，极力赞成产生一个分散化的由农业区域所环绕的城市区。卡萝拉·海因（Carola Hein）：《梦想的计划与计划者：日本的传统与西方的影响》（Visionary Plans and Planners:Japanese Traditions and Western Influences），选自《历史视角中的日本首都》，第309～342页。费德与西山和其他日本规划师一样，认为欧美社会在世界范围对他所称谓的传统价值产生了消极影响，他对此深感不安。杰弗里·M迪芬多夫：《西德人关于城市规划的辩论》（The West German Debate on Urban Planning）、《美国对西欧的影响：美国化与西方化在大西洋彼岸的视角》（The American Impact on Western Europe:Americanization and Westernization in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德国历史研究所会议，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99年3月25日至27日；克劳斯·P 费希尔（Klaus P Fischer）：《纳粹德国：新的历史》（Nazi Germany:A New History），纽约，科提因姆出版社，1995，第116～117页；乔吉姆·里曼克（Joachim Remak）：《纳粹时代：记录历史》（The Nazi Years: A Documentary History），新泽西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9，第30页。

如在日本一样，德国工业革命虽然稍晚一些，但也带有突发性，产生很多悬而未决的结果。这一点在新近统一的德国首都柏林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明显。几个世纪以来，柏林一直是普鲁士的“兵营城镇”，死气沉沉，毫无生机。19世纪末，她突然一跃成为人口达150万人之众的大都市。在其周围出现大量工厂，一个观察家发现，那里的“每一个烟筒都喷涌出滚滚浓烟，火花四溅，仿佛它就是伏尔甘伏尔甘是古罗马宗教所信奉的火神，专门象征破坏性的火。译者注。引发的火城”。

*　　柏林这个统一后的德国之都被普遍认为是欧洲最现代化的城市，它也被看成是“美国缩微版”或者“狂热的芝加哥”。菲利普·奥斯瓦德（Philipp Oswald）：《柏林：一座无形之城》（Berlin:A City Without Form），http://wwwurbanoscom/thinkpool/one?think_id=3164；恩格斯，前引书，第333页；海伦·梅勒（Helen Meller）：《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欧洲城市的历史、文化和环境》（European Cities 1890s-1930s:History, Culture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纽约，约翰威利出版社，2001，第10页；莫里斯：前引书，第166～167页；里奇：前引书，第141、144页。这种迅速发展给它带来了工业城市常见的问题：贫民窟式住房、犯罪、层出不穷的违法乱纪现象。到1900年，柏林既是欧洲最拥挤的城市，也是激进的社会党人潜滋暗长的主要中心。利斯：前引书，第119～121页；里奇：前引书，第163、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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