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工业主义及其反对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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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农奴制被废除之后，俄罗斯城市也仍然缺少大量独立的财产所有者阶层，而在英美国家城市增长方面这些人是非常关键的。大部分经济资源仍掌握在国家和贵族以及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人手中。中等阶层主要是小商贩、官吏、学者和其他服务于当权部门的专业人士。丹尼尔·R布劳尔（Daniel R Brower）：《1850～1900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俄罗斯城市》（The Russian City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1850-1900），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0，第9、13～14、23、202、221页；尼古拉斯·雷萨诺维斯基（Nicholas Riasanovsky）：《尼古拉斯一世和俄罗斯的民族性1825～1855》（Nichlas I and Official Nationality in Russia, 1825-1855），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59，第134～135页。

这种高流动性的阶级结构以及独裁性的政治体制，扩大了城市人口和当权者之间的鸿沟。渐进性改革毫无希望，国家的进步也遥不可及，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日益变得激进起来。阿纳托尔·G曼殊（Anatole G Mazour）：《182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十二月党人运动的起源、发展和意义》（The First Russian Revolution, 1825: The Decembrist Movement, Its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加利福尼亚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1，第261～272页；泽尼克：前引书，第17页。

通向革命之路

俄罗斯工人和中产阶级的愤懑有其充分的理由。自俄罗斯开始工业化以来，其市政体制和基本设施就在封建的历史中徘徊。莫斯科的这座古都依然是密密麻麻的、只有一层的木制建筑杂乱堆积，简陋粗糙，连下水设施都没有；没有专业治安队伍和起码的医疗保障系统。

这些现实与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之间的反差在圣彼得堡体现得最突出，在那里，如同格戈尔所注意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虚幻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梦境，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它应该的样子”。从意大利高雅风格的冬宫向外几步之遥，就是工人居住的通风不良、臭气熏天的贫民窟，圣彼得堡是当时欧洲病态特征最明显的城市。

圣彼得堡的工业结构主要是由大型制造业构成，这在客观上反而有利于工人创办群众性组织。在满足他们基本食物供应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失败后，工人组成了苏维埃或自治委员会，并很快转变成政权组织形式。劳拉·恩格斯坦（Laura Engelstein）：《1905年莫斯科的工人阶级组织和政治冲突》（Moscow 1905: WorkingClass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al Conflict），加利福尼亚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2，第13、27页；林肯：前引书，第9页；泽尼克：前引书，第240～241页；雷萨诺维斯基：《俄国史》，第470～474页。1917年10月，圣彼得堡工厂的工人在一个到处是农业人口、城市居民少而又少的国度里，催生了一个新的政权，成为除英美工业城市以外的第三种类型的城市。

苏维埃体制

如果有区别的话，获胜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被证明比沙皇政权更加独裁专制。它们对西方实利主义的抵制比之日本和纳粹更加广泛深入。小说家阿列克塞·托尔斯泰回忆，“每一样事情都被取消了，包括级别、荣誉头衔、补助金、官员的肩章、字母表的第13个字母、上帝、私有财产，甚至人们希望生活的权利”。林肯：前引书，第242页。

共产主义者欣赏彼得大帝试图产生一个高度城市化的俄罗斯的梦想。一位历史学家注意到，直至1917年，俄罗斯的城市也不过是“农民汪洋大海中的几个孤岛 ”，只有1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心。随着共产党人权力的强化，他们决心改变历史，使这些孤岛变得更大、更有实力。威廉·J蔡斯（William J Chase）：《工人、社会和苏维埃国家：1918～1929年莫斯科工人及其生活》（Workers, Society, and the Soviet State: Labor and Life in Moscow, 1918-1929），厄巴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87，第6～7页；保罗·E莱恩多夫（Paul E Lydolph）：《苏联地理》（Geography of the USSR），纽约，约翰威利出版社，1964，第275页。

作为苏维埃选定的首都，莫斯科重新获得有利的地位。把莫斯科的人口保持在一个令人满意的程度上现在已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一个关键的政治任务。列宁注意到，“把莫斯科的工人从饥饿中拯救出来就是拯救革命”。食物往往是用武力从农民手中夺过来，为这些新的统治阶级、城市无产者充饥。蔡斯：前引书，第24～25页。

1917~1921年的内战使莫斯科人口剧减，但在20年代中期开始迅速增长，到20年代末达到200万人。随着统治秩序的稳固，死亡率下降，出生率飙升。每一年都有数以千计的雄心勃勃但又饥肠辘辘的人涌入这座城市，试图在这个新的权力中心找到工作。蔡斯：前引书，第73页。

更具有世界性特征的圣彼得堡情况更糟，它于1924年被改名为列宁格勒，以纪念这位过世的苏维埃创立者。早在日本和德国的统治者之前，共产党人就发起了横扫西方城市文化的运动。任何人只要收到从国外来的信，都会被遣送到数量不断增加的集中营(gulag)去。30年代大清洗运动迫害了圣彼得堡大多数知识分子和文艺界的精英，包括在50个赫米塔西国立博物馆的馆员。林肯：前引书，第231～233页。

“磨快斧头”

苏维埃同样也不尊重城市在其演化过程中所发挥的神圣之地的作用。下诺夫格罗德市很快就被改成了高尔基市；查里津市变成斯大林格勒市；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被斩杀的城市叶卡捷琳堡市被改为一个苏维埃领导人的名字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新近更名为列宁格勒的城市景观以成片的新住宅群落、办公楼群和商业用房为主，用一位作家的话说，呈现出“沉闷的新古典风格”。林肯：前引书，第260～261页；威廉·亨利·钱伯林（William Henry Chamberlin）：《俄罗斯的钢铁时代》（Russias Iron Age），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35，第5页。

莫斯科经历了更剧烈的变化。斯大林这位从边远的格鲁吉亚来的乡巴佬并不看好城市的价值，在这一点上他都不如在维也纳和慕尼黑长大的希特勒，也比不上对本国城市历史有偏爱的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令大多数建筑界人士感到恐怖的是，苏维埃的这位独裁者竟下令拆除该城宏伟的、用俄罗斯信徒的钱建造的救世主大教堂，另建一个新的苏维埃宫殿，斯大林竟把这个建筑称之为“数百万苏维埃民主的创造性理念”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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