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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跟随斯大林成为苏维埃民主的领导人，他对城市同样具有相似的复杂微妙的情感。他于1937年曾说，“在建造莫斯科的过程中，我们不在意搬走一棵树，一个小教堂或是某种教堂，诸如此类”。德米特里·沃尔科古诺夫（Dmitri Volkogonov）：《斯大林的胜利与悲剧》（Stalin: Triumph and Tragedy），哈罗德·舒卡曼（Harold Shukman）译，纽约，葛罗夫·威登费尔出版社，1991，第234页。赫鲁晓夫下令拆毁原有的老城，包括它的凯旋门、老的塔楼和城墙。当建筑师们恳求他保留一些有历史性纪念意义的建筑时，他的回答是，让他手下的建筑人员继续“磨快斧头”。德米特里·沃尔科古诺夫：《为帝国验尸：创建苏联政权的七个领袖》（Auto for an Empire: The Seven Leaders Who Built the Soviet Regime），哈罗德·舒卡曼译，纽约，自由出版社，1998，第184～185页。
共产党人试图扩大制造业生产能力，在城镇建设上发起一次雄心勃勃的大跃进，到30年代，苏维埃政权已远远超过沙皇时期的工业生产能力。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崛起为干旷草原上的一个钢铁巨人，是苏维埃新城市的典型：没有清真寺、没有教堂、没有自由市场，主要人口构成是被一些狂热青年共产党人组成的军团的驱赶下的强制劳动力。像英国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阶段的牺牲品一样，苏维埃国家的这些强制劳动力忍受着恶劣的工作环境，受各种流行病如伤寒、斑疹伤寒和其他传染性疾病的威胁。钱伯林：前引书，第51～53页。
在某种意义上，苏维埃的城市政策确实是成功了：他们把一个以农村为主的国家完全转变成大部分是城市居民的国家。到30年代，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城市跻身于欧洲大城市之列，其他略小一些的，尤其是工厂城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高尔基、斯大林格勒和车里雅宾斯克等扩展得更快。从1939到1959年，苏联的城市人口增加了3000万人，而农村人口减少2000万人。到1960年，50%的苏联公民是城市居民。莱恩多夫：前引书，第275页。此外，也有些闻名遐迩的建设成就，如莫斯科地铁和新的电气化系统。
共产主义的城市遗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城市的状况逐渐有所改善。食品丰富起来，长期的住房短缺问题也得到了缓解。然而，作为居家生活的地点，共产党人的城市依然是昏暗呆滞的，了无生气，自发的商业活动被限制在偶然为之的农民市场或者悄然兴起的地下经济的不轨行为中。社会生活很少集中在街道或公共场合，更多的是亲朋好友挤在狭小的公寓住宅里，自娱自乐。
最说明问题的是，苏维埃未能产生一个城市生活标准，即使与西方城市相比差得很远的标准也没有，如果考虑到这种体制号称推崇“唯物主义”价值体系，就更说明问题了。赫鲁晓夫在70年代时还在自我吹嘘苏联将“超过”美国的生活质量，这对于那些在舒适程度方面远远落在不仅是西方、甚至包括崛起中的亚洲国家的苏联城市居民而言，颇为尴尬。NS赫鲁晓夫（N S Khrushchev）：《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1956～1963年选集》（Socialism and Communism: Selected Passages 1956-1963），莫斯科，外语出版社，1963，第18、43页。
随着共产党政权在80年代后期步入四面楚歌的窘境，情况更糟糕。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的大批高层建筑开始渐渐破损。俄罗斯城市化程度很高的欧洲部分的城市有2/3供水紧张，无法满足最低生活需要，大多数苏联城市空气污染程度比西方任何城市严重。沃尔科古诺夫：《为帝国验尸》，第280页；《俄罗斯环境前景》（The Environmental Outlook in Russia），俄罗斯国家情报委员会，1999年1月。
共产党人的城市主义本意是试图修补工业城市的缺损，但实际上在每一个方面都没有实现其初衷，尤其在道义问题上。尼古拉斯·别尔加耶夫曾注意到，共产党人寻求培养一种有更高抱负的“新人”，但其“唯物主义”哲学最终把人转变成一种“平面的二维结构物体”。在城市和个人的神圣的特质及其历史被剥夺之后，苏维埃的实验留下了一份灰暗而贫乏的城市遗产。尼古拉斯·别尔加耶夫（Nicolas Berdyaev）：《俄罗斯共产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 of Russian Communism），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60，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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