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郊区的胜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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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的郊区化

尽管西欧的其他城市管理部门存在着强大的偏见，反对郊区发展和人口的低增长，但从这些城市也可以看出相似的城市人口分布模式。皮艾特罗·S尼沃拉（Pietro S Nivola）：《风景的规则：政治如何塑造欧洲和美国的城市》（Laws of the Landscape: How Politics Shape Cit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布鲁金斯出版社，1999，第27～28页；彼得·马库塞与罗纳德·范·肯彭（Peter Marcuse and Ronald van Kempen）：《结论：已改变的空间秩序》（Conclusion: A Changed Spatial Order），选自彼得·马库塞与罗纳德·范·肯彭主编《全球化中的城市：新的空间秩序？》（Globalizing Cities: A New Spatial Order? ），伦敦，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00，第260页。20世纪80年代，马德里和杜塞尔多夫等城市人口下降，而这些城市的周边地区人口急剧膨胀。曼维尔·巴伦苏埃拉与阿纳·奥利维（Manuel Valenzuela and Ana Olivera）：《马德里首都城市与大都市区》（Madrid Capital City and Metropolitan Region），选自《二十世纪晚期的欧洲城市》，第57～59页；格莱伯：前引书，第126～132页。这种趋势在欧洲最大的经济强国德国非常流行。尽管德国的城市规划者对中心城市社区比较偏爱，但也无法阻挡郊区化势头。杰弗里·M迪芬多夫（Jeffry M Diefendorf）：《美国对西欧的影响：跨大西洋视角中的美国化与西方化》（The American Impact on Western Europe: Americanization and Westernization in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德国历史学会会议，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99年3月25日至27日。

在1970至1997年之间，德国的金融中心法兰克福中心城市人口下降，而人口密度较低的城市郊区人口急剧膨胀，向外延伸了30到50英里。就业随之向郊区迁移，导致中心城市就业机会减少，郊区地区就业人数增加。汉堡的发展模式与此类似。哈透格：前引书，第110～116页。

英国和美国一样，人口外迁反映了拥有住房是“普遍的渴望”，这一梦想只有在城市周边新开发的住宅区得以实现。正如一位德国学者指出的那样，在郊区拥有住房并不是抛弃大都市，只是人们“向幸福生活”迈出了一步。《讨论》（Discussion），选自《城市史研究》（The Study of Urban History），前引书，第278页。

欧洲城市的隔都现象

对城市犯罪的恐惧等诸多负面因素，也开始加速了欧洲主要城市人口的分散。埃里·利尔（Eli Lehrer）：《逍遥法外》（Crime Without Punishment），摘自《标准周刊》（Weekly Standard），2002年5月27日出版。 在一些城市，这种不安全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移民涌入城市造成的，他们多数来自非洲和中东国家。这些新来者是20世纪50、60年代由于劳动力缺乏而招募来的劳工，其中大多数人留了下来，随着欧洲大陆经济的衰退，越来越多的人处于半失业或者失业状态。简·拉思（Jan Rath）：《族裔音乐主持人的游戏？阿姆斯特丹移民企业和小环境的延续》（A Game of Ethnic Musical Chairs? Immigrant Businesses and the Alleged Formation and Succession of Niches in the Amsterdam Economy），选自索菲·鲍狄-杰德特与马科·马蒂内欧（Sophie BodyGendrot and Marco Martiniello）主编《欧洲城市中的少数民族：社会融合与社会排斥的动力》（Minorities in European Cities: The Dynamics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Social Exclusive at the Neighborhood Level），洪德密尔贝辛斯托克汉普郡，麦克米兰出版社，2000；《欧盟需要外国劳工但憎恨他们的成功》（EU Needs Foreign Workers but Resents Their Success），摘《印度人》（The Hindu），2001年8月3日出版；《犯罪与政治》（Crime and Politics），摘自《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2002年3月18日出版。

在许多地方，移民人口占当地人口的30%到40%，如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长期以来，这些城市地区非常平静，而现在这些移民的怨恨与日俱增，有时带有暴力成分。荷兰的埃德伍德·博默夫（Eduourd Bomhoff）和奈伯（Nyber）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詹尼弗·埃里克（Jennifer Ehrlich）：《慷慨的荷兰对移民似乎不那么慷慨》（Liberal Netherlands Becomes Less So on Immigration），摘自《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2003年12月19日出版；菲利普·里斯（Phillip Rees）、埃弗特·范·英霍夫（Evert van Imhoff）、海伦·德拉姆（Helen Durham）、马奇·库匹泽斯基（Marek Kupiszewski）、戴伦·史密斯（Darren Smith）：《欧洲国内移民与地区性的人口动力学：对荷兰的个案研究》（Internal Migration and Regional Population Dynamics in Europe: Netherlands Case Study），欧洲议会，1998年8月出版。越来越多的外来移民聚集中心城市，他们成为城市中心的主要居民，而许多土生土长的荷兰人开始向城市周边开发的富裕郊区迁移。简·霍尔茨·凯（Jane Holtz Kay）：《在荷兰美国式城市扩张的压力》（In Holland, the Pressures of American Style Urban Sprawl），摘自《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2002年10月3日出版。类似人口分布模式同样发生在邻近的城市布鲁塞尔。克里斯琴·凯斯里特（Christian Kestletoot）：《布鲁塞尔：后福特时代中福特空间背景中的两极分化》（Brussels: Post Fordist Polarization in a Fordist Spatial Canvas），选自《全球化城市》，前引书，第186～210页。

甚至在巴黎

甚至在巴黎这个长期以来的城市集中化的堡垒，也开始出现了人口向外迁移的现象。尽管人们认为巴黎人“偏好”居住在人口稠密的地方，但许多巴黎居民也似乎像美国人一样，渴望郊区的生活方式。整个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产阶级家庭和就业岗位一道迁离城市中心，跨过更为贫困的靠近城市中心的移民聚集的郊区，迁到首都最边缘的“大花园地带”。马蒂内·伯杰（Martine Berger）：《生活空间的道路，就业与住房设备：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巴黎的大都市为例》（Trajectories in Living Space, Employment and Housing Stock: The Example of the Parisian Metropolis in the 1980s and 1990s），摘自《国际城市与地区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96年，第240～254页；菲埃罗：前引书，第19页；琼·罗伯特（Jean Robert）：《巴黎和拉得方斯新区：国家的首都，世界的城市》（Paris and the Ile de France: National Capital, World City），选自《二十世纪晚期的欧洲城市》，第17～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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