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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城市化”
这些地方反映了目前世界上多数城市的现实。1960～2000年，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的人口的比重从20%增长到40%。随着欧洲和美国城市人口的缓慢增长，世界上城市人口的多数和超过90%的新城市居民居住在拉美、亚洲和非洲的城市里。《1996年世界各国人口状况》（The State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1996），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到2007年，这些地方人口的增长将首次决定城市人口将占世界总人口的绝对多数。
这些巨大发展将明显地改变世界最大的超大型城市的花名册。1950年，世界上只有伦敦和纽约两座城市的人口超过1000万人，半个世纪之后，人口超过1000万人的城市有19个，只有3 个在发展中国家。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到2015年，将有23个这样的城市庞然大物，其中19个在发展中国家。同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居民和发达国家的城市居民之比将达到3∶1。小理查德·海（Richard Hay Jr）：《城市化的模式和社会经济发展》（Patterns of Urbanization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选自《第三世界城市化》（Third World Urbanization），第71页；《2001年世界各国人口状况》（The State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2001），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这一进程反映了一个更广泛、更长远的历史趋势，卡尔·马克思将其称之为“农村的城市化”。在他所处的时代，马克思指出，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社会革命”，摧毁了亚洲、南美和非洲古老的、以农村为主体的社会。目前，发展中国家的超大型城市的发展代表了这次革命的最终结果。艾伦·吉尔伯特、约瑟夫·古格勒（Alan Gilbert and Josef Gugler）：《城市、贫困与发展：第三世界的城市化》（Cities, Poverty and Development: Urbanization in the Third World），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第13页；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 Said）：《东方主义》（Orientalism），纽约，梵泰奇出版社，1979，第153页。
随着欧洲人的到来，长期以来与西方城市平起平坐、甚至超过西方的东方城市，被转变和屈尊到二流城市的行列。亚洲、南美和非洲城市的命运不再由国王、苏丹或地方当权者左右，而是由欧洲的银行家和政府官员决定。许多保留下来的过去的首都，如北京、伊斯坦布尔和德里，其重大影响受到极大的削弱。麦克尼尔：《瘟疫和人》，第151页；墨菲：前引书，第65页。
“欧洲的缩影”
大批相对较新的城市——雅加达、新加坡、孟买、加尔各答、上海、香港、开普敦、约翰内斯堡和拉格斯——如同“欧洲的缩影”，在亚洲和非洲崛起。这些城市与一个半世纪以前的特里尔、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和马赛等城市在罗马帝国遍布的城市网络中所扮演的次要角色非常相似。这些殖民中心城市从欧洲各国首都得到物资和指令。散居在外的各地商人，不管是阿拉伯人、黎巴嫩人、中国人还是印度人，都能够分享这些城市发展带来的好处，但并未达到那些与大都市核心区有密切联系者所享有的程度。柯廷：前引书，第170～178页；墨菲：前引书，第55页；朱利：前引书，第57～60、275～276、347～348页；柯廷:前引书，第212页。
这类城市中有一些发展十分迅速。169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乔布·查诺克创建了加尔各答市，它从一个小村庄发展成次大陆的最大城市，并成为英国殖民地印度首都长达140年之久。加尔各答和1665年由英国人接管的孟买以及南部主要港口城市马德拉斯，库马：前引书，第492～493页。主导着次大陆的经济。
加尔各答是最后一座殖民地大都市，它从英国进口工业产品到国内市场，然后向英国输出它的蚕丝、棉花、大米、蔗糖以及其他各类产品。一小撮欧洲的精英们伙同当地商人阶级秘密地操纵着这个巨大的城市。休闲族周末飙车的壮观的大道、壮观的新建筑——如高级法院、渣打银行、东方大宾馆——都在诉说着一种永恒的权力。基罗沃德：前引书，第238～242页；雷坎德胡利、哈比卜（Raychaudhuri and Habib）：前引书，第437～39页；帕里：前引书，第272～274页；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季风亚洲的城市史》（The History of the City in Monsoon Asia），选自约瑟夫·古格勒主编《发展中世界的城市变迁》（The Urban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veloping World），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第23页。
上海、香港和拉各斯等受到殖民者垂青的城市也迅速地崛起，成为区域经济的主宰。这些受英国精英掌控、居住着大量的当地人口或来自其他属地的移民的城市发展十分迅速。而更多传统的中心城市，如非洲的卡诺和延巴克图、北京以及德里等城市的经济力量和重要地位相对下降。
那些至少在名义上独立于外国殖民者直接控制之外的城市，依然能感觉到欧洲对它们的影响。由于受到法国和英国的影响，埃及全境的欧洲人口和其他种族的少数民族人口不断增长。到20世纪30年代，有1/4的亚历山大里亚的居民来自主流阿拉伯穆斯林人口之外的群体。开罗也发生了变化。到20世纪30年代，16%的开罗人是少数民族和外国人，而1800年，他们只占开罗人口的10%。
从表面上看，像开罗这样的城市越来越彰显出现代特征与欧洲风格。宽阔的道路与能停放小汽车的主街道，常常穿过迷宫一般弯弯曲曲的狭窄小街道。来自欧洲的新的城市规划理念，如强调发展郊区“花园城市”和宽敞的购物大街之类的观念，给传统的穆斯林城市模式带来巨大的冲击。豪瑞理：前引书，第295～298、439～442页；雷蒙德：前引书，第210页；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阿拉伯世界以及国际体系的城市化》（Urban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选自《发展中世界的城市变迁》（The Urban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veloping World），第25页。
然而到后来，却形成了两个开罗。一个受到了欧洲的巨大影响，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商业氛围和世俗色彩浓厚的大都市。另一个却停滞不前，紧紧地受到穆斯林社会与宗教传统的束缚。一位19世纪后期的观察家评价说：“开罗就如同一个破成两半的花瓶，两部分永远无法对接在一起。”比安卡：前引书，第170～171页；雷蒙德：前引书，第318页；阿布-卢格霍德：《开罗》，第98～99页。
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城市，都经历过同样的分裂：成为一个西化的现代大都市和更加贫困与传统的都市的复合体。在这里，难以言表的贫困、肮脏和疾病与巨大的财富和特权共生。此外，许多伊斯兰和其他传统道德体系施加的约束不再发挥作用。甚至主要的殖民主义者也常常对他们所创造的社会和物质现实感到吃惊。例如，18世纪的帝国主义者罗伯特·克莱夫把加尔各答描绘成“世界上最邪恶的地方”——到处是贫民窟、犯罪、半奴隶关系以及普遍的腐败。马太·多甘、约翰·卡萨达（Mattei Dogan and John Kasarda）：《导论：大城市比较》（Introduction: Comparing Giant Cities），选自《大都市时代》第二卷《大型城市》，（The Metropolis Era,Megacities），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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