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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城的崛起
直到1876年，汉城依然是朝鲜“隐士王国”的首都，它几乎全然与其他经济大国断绝联系。它只是在日本商业利益的强烈刺激之下，迫于外界压力向世界敞开大门。20 世纪初，日本彻底占领朝鲜。在日本的残暴统治之下，汉城屈尊于大阪和东京之下，如同孟买和加尔各答屈从于伦敦、伯明翰和利物浦那样。日本像印度和其他地方的欧洲殖民者一样，促使汉城从一个古老的帝国首都转变成为一个拥有制造业、有轨电车和专业人士阶层日增的现代化城市。
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汉城获得了独立，成为了大韩民国的首都和最主要的城市。5年之后，共产党控制的北朝鲜发动突然袭击，摧毁了这座城市。在随后长达3年的对抗中，这座城市和它的郊区成为了联合国军和共产主义力量交战的主要战场。
韩国的首都从战争的创伤——47%的建筑被摧毁——和极度贫困中东山再起。同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城市一样，来自农村的移民的涌入使汉城人口迅速膨胀；20世纪60、70年代，每年大约有超过30万人迁移到这座大部分依然是废墟的首都城市。
随着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汉城的人口增长毫不逊色于开罗、圣保罗、孟买和其他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1960年，这座城市的人口为300万人，到2000年，城市人口超过1100万人，这还不包括居住在大都市区周围的900多万人口。金珠春、崔相哲（Joochul Kim and SangChuel Choe）：《汉城：大都市的形成》（Seoul:The Making of a Metropolis），英国西萨塞克斯，约翰威利出版社，1997，第3、8～11页。
最初，汉城也同样反映了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并不陌生的负面影响——摇摇欲坠的非法占地者居住区、永远超负荷的交通、不合格的卫生和健康设施。杰奎明：前引书，第35页：AS欧伯罗伊（A S Oberoi）：《第三世界百万人口城市人口增长、就业与贫困的分析与政策问题》（Population Growth, Employment and Poverty in ThirdWorld MegaCities: Analytical and Policy Issues），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3，第11页；金珠春、崔相哲：前引书，第11～12、26～29、191～192页。最大的不同是，汉城的经济发展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都要快。
汉城财富的增长为其快速膨胀的人口所带来的诸多挑战提供了资金支持。新公路、新住房、办公大楼和研究园区出现在整个地区。为了给城市中心区域的发展鸣锣开道，汉城在60年代拆除了蔓延的非法占地者居住区。为了准备1988年奥运会，它在80年代又拆除了一部分同样的非法居住区。虽然有许多人流离失所，贫困问题还是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哈道伊：《在永恒危机中建造与管理城市》，第21页。联合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到了1988年，汉城只有14%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贫困人口只相当于开罗的1/6。艾尔-萨克斯、阿米拉马地：前引书，第240页；杰奎明：前引书，第35页。
此时，韩国首都与拥挤、交通不畅、物价昂贵的东京和现代西方城市更为相似，与中东和非洲贫困的城市中心差别较大。汉城对韩国经济的影响胜过东京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汉城是全国50家最大企业当中48家的公司总部、主要政府机构和许多外国公司总部所在地。理查德·蔡尔德·希尔（Richard Child Hill）、金俊宇（June Woo Kim）：《全球性城市与发展状况：纽约、东京与汉城》（Global Cities and Development State: New York, Tokyo and Seoul），摘自《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2000年第12期第37页。同法兰克福和大阪等传统商业中心一样，汉城也成为了许多大型公司的大本营。约翰·瑞尼·肖特（John Rennie Short）、金永勋（YeongHyun Kim）：《全球化与城市》（Globalization and the City），伦敦，朗文出版社，1999，第26、57页。鉴于汉城对经济有如此强大的辐射作用，因此，有人建议到21世纪初将韩国首都迁移到南部的农村地区。巴巴拉·戴米克（Barbara Demick）：《韩国计划迁都》（South Korea Proposes a Capital Change），摘自《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2004年7月9日出版。
英国的成功后裔
汉城的崛起部分的代表了东亚城市在20世纪后半期广泛出现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发展模式。在现代城市历史中，此事件源起于新加坡和香港这两个商业城市的演变，它们是大英帝国权威和经济实力培育下的产物。
香港在1841年被完全割让给英国。在英国的帮助下，这个新出现的欧洲城市的“缩影”，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南部最主要的贸易港口。香港逐渐地培育了强大的中国经济文化，不久之后，这种文化很快传播到了整个东亚地区。这个融会了中国和欧洲双重影响的新型城市社会发展迅速，人口从20世纪初的仅仅几千人猛增到1937年的100多万人。
10年之后，共产主义革命迟滞了中国大陆的经济中心的发展。香港自立自强，成为仅次于东京的亚洲第二大经济首都。随着毛泽东时代大陆移民涌入香港，到20世纪80年代，香港的人口增长了3倍还要多。香港的崛起不仅依靠激增的人口，还得益于来自整个大陆的企业家和专业人才，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来自上海的金融界和产业界精英人士。杰拉德·瑟加（Gerald Segal）：《香港的命运》（The Fate of Hong Kong），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3，第1～27页；小罗伊·霍夫海因茨、肯特·E考尔德（Roy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东亚的边缘》（The East Asia Edge），纽约，基本出版社，1982，第103页。
新加坡：亚洲的模范城市
新加坡是1819年由斯坦福·拉弗尔斯爵士创建的一个帝国贸易据点，到1867年，它发展成为英国的一个成熟的殖民地。由于远距中国大陆南部，这座城市吸引了大批的中国移民。为数众多的印度人、马来人、阿拉伯人、犹太人以及殖民地代表使新加坡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性大都会，它不仅与伦敦，也和巴格达、雅加达、广州和上海都有联系。新加坡被约瑟夫·康拉德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英国著名小说家。译者注。形容为“喧闹而有生机”的城市，到处是商人、船员，主要是来自中国的工人阶层。特布尔：前引书，第1～45页；潘翎（Lynn Pan）：《黄色帝国之子：中国人向国外散居的历史》（Son of the Yellow Emperor: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Diaspora），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90，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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