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远东的皇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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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日本的占领使这个殖民地社会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英国受到亚洲强国日本的羞辱，失去了至高无上的霸主地位。在日益增长的要求独立的压力之下，英国于1965年最终离开了这个古老的殖民地城市。

起初，这个只有225平方英里的狭小共和国的前景令人担忧。这座城市遇到了所有发展中国家遇到的问题——巨大而拥挤的贫民窟、黑社会帮派和技术水平较低的人口。同时，新加坡还要面对人口更多的穆斯林邻国马来西亚的敌意，她就是从该国独立出来的。

新加坡的巨大成就是后殖民世界罕见的。它没有利用自己新的国家主权为少数腐败精英服务，而是谱写了发生在20世纪后半期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的城市神话。在接受过牛津大学教育的李光耀的威权主义领导下，新加坡彻底告别了殖民主义的过去，打造了一个亚洲城市发展的新的模式。有规划的公寓大楼替代了廉价的公寓和低矮的商店；现代的公路体系和先进的地铁系统取代了堵塞的街道；一度猖獗的犯罪活动几乎销声匿迹。

同汉城和香港一样，大规模的经济增长是城市成功的关键。李光耀和他的政府兢兢业业，充分利用了新加坡作为跨亚洲贸易的港口和交通枢纽的天然优势。新加坡迅速地完成了从纺织这样的低薪工业向高科技和服务业的转型，到20世纪末，新加坡自称是世界上人口受教育程度最高、经济生产力最强的国家之一。虽然阶级分野依然存在，但绝大多数人口现在已经达到了其他后殖民世界城市难以想象的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1964年新加坡人均年收入水平仅有800美元，到1999年则超过了23万美元。珍妮特·W萨拉夫（Janet W Salaff）：《新加坡国家与家庭：重新构建一个发展的社会》（State and Family in Singapore: Restructuring a Developing Society），纽约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8，第3、226～227页；林崇椰（Lim Chong Yah）：《新加坡25年来转型一瞥》（The Transformation of Singapore in Twentyfive Years: A Glimpse），选自杨宝森与林崇椰编（You Poh Seng and Lim Chong Yah）《新加坡：25年的发展》（Singapore: Twentyfive Years of Development），新加坡，南洋星洲联合早报，1984，第6～7页；黄玉玲（GiokLing Ooi）：《国家在新加坡自然保护中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Nature Conservation in Singapore），摘自《社会与自然资源》（Society and Nature Resources），2002年第15期，第445～460页。

新加坡人口的教育程度、说英语的中产阶级、廉洁的政府和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吸引了大批的跨国集团公司到这里投资。李光耀不仅仅对提高城市国家的短期经济前景感兴趣，他还要建设一个新的亚洲都市文化，使其在21世纪同样具有全球竞争能力。他的一个部长宣称：“我们给了市民一个环境整洁的城市、现代的生活福利设施和强大的经济。现在，我们所想的是给予他们一种什么样的文化。”TJS乔治（TJS George）：《李光耀的新加坡》（Lee Kuan Yews Singapore），新加坡，东部大学出版社，1984，第109页。

儒家思想的复兴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光耀已经决定要给予他的人民何种的“文化类型”——一种建立在亚洲、尤其是中国的价值体系基础之上的城市文化。李光耀自称为亲英派，并且曾经暗示说他的中国情结并不比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爱尔兰情结更深。现在他却提倡一种基本的儒家文化精神，其根基在于对睿智而强大的知识界精英的权威的尊重。他说如果没有这种文化，新加坡将会很快地退化成他所苛刻地称之为“另一个第三世界社会”。潘翎：前引书，第264～265页；乔治：前引书，第16页。

儒家精神的复兴，不仅逐渐影响了新加坡的思维模式，而且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为主导的台湾经济乃至香港产生了影响。乔治：前引书，第16、109页。儒家思想的“集体主义”与西方以及传统的个人和家庭进步的观念结合起来，提供了一种道德秩序和集体意志的意识，此状况在其他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地方是不明显的。

到20世纪80年代，长期以来对有资本主义思维观念的海外同胞持蔑视态度的中共领导人，甚至也转而支持这种观念。1992年，中国杰出的领导人邓小平公开表示了对新加坡“社会秩序”的羡慕，支持这个城市国家领导人对待资本主义的方式，认为它就是中国城市迅速发展的最佳蓝图。乔治：前引书，第28页；戴维·SG古德曼（David S G Goodman）：《邓小平与中国革命：一份政治传记》（Deng Xiaop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伦敦，鲁特雷奇出版社，1994，第120页；霍伊曼·陈与兰司·PL李（Hoiman Chan and Rance PLLee）：《香港家庭：处在现代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十字路口》（Hong Kong Families: At the Crossroad of Modernism and Traditionalism），摘自《比较家庭研究》（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1996年春季号；马克托里欧：《全球化》；卡斯特斯：前引书，第292页；杜维明（Weiming Tu）：《超越启蒙心态：对伦理、移民和全球性工作的儒家解读》（Beyond Enlightenment Mentality: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Ethics, Migration and Global Stewardship），选自《国际移民评论》（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1996年春季号。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城市

在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后的早期，有这种想法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中共取得政权主要依靠农民的支持。国民党这个被打败的对手的强大后盾则是沿海城市和那里的大都市精英。罗兹·墨菲：《作为变革中心的城市：西欧与中国》（The City as a Centre of Change: Western Europe and China），选自DJ道伊尔（DJDwyer）编《第三世界的城市》（The City in the Third World），纽约，巴恩斯与诺伯书屋，1974，第62～63页。

1949年取得大陆统治权之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谋求改变国家的发展模式，发展的重点由“腐败”的沿海商业中心城市转向农村和内陆城镇。他想通过限制人口迁移，有意识地遏制大城市的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共产党定期把大批的城市青年“下放”到农村去接受农村教育，为社会主义大发展计划提供劳动力。

结果，与东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速度缓慢。在香港、孟买、墨西哥等城市人口快速增加之时，中国许多原有的商业中心，如广州、天津和上海，人口增长幅度有限。与之相反，北京这个共产党的权力中心的人口持续增长，从1953年到1970年，北京增加的人口是上海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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