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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时代的所有城市，许多传统的城市生活被压制。古老的寺庙不是被荒置就是被捣毁。公共市场是千百年来中国城市重要的组成部分，受到了限制。虽然犯罪、卖淫嫖娼、公开的贪污腐败等行为基本上绝迹，但曾经“喧闹而有生机”的中国商业城市都变成了单调乏味的地方。吉尔伯特、古格勒：前引书，第187页；杜维明：《超越启蒙心态》；杨汝万（YueMan Yeung）：《东亚的大城市》（Great Cities of Eastern Asia），选自《大都市时代》第一卷《大城市林立的世界》，第158页；马丁·金·怀特（Martin King Whyte）：《都市中国的社会控制与复原》（Social Control and Rehabilitation in Urban China），选自《第三世界的都市化》，第264～270页；西德尼·戈尔茨坦（Sidney Goldstein）：《中国的城市化水平》（Level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选自《大都市时代》第一卷《大城市林立的世界》，第200～221页；陈祥明:前引书，第230～232页；黛博拉·戴维斯（Deborah Davis）：《1949年以来中国大都市的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Metropolitan China Since 1949），选自《发展中世界的城市》，第247～252页。
四个现代化与中国城市的复兴
自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城市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邓小平“四个现代化”的指引下，北京逐渐放松了对城市的严格管制。地方官员开始鼓励私人的积极性和外来投资。创建经济特区，例如在香港和广州之间的深圳，吸引了巨额的外国资金，这些资金多数来自香港、台北和新加坡。在15年的时间里，珠三角地区变成了像19世纪中期英国的中部地区那样，不仅成为“中国的工厂”，也很快发展成世界工厂。詹姆斯·金奇（James Kynge）：《工业化水电站在滨水地区蓬勃发展》（An Industrial Powerhouse Emerges by the Waterfront），摘自《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03年1月23日出版。
可以确定地说，中国城市成为国民生活的中心，这在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没有过的。由于对人口的流动和寻找新的机会取消了严格管制，数以千万计的农村人口如潮水一般涌向了城市。
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城市的街道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塞满自行车的街道，如今到处是汽车。新的现代化办公大楼、酒店和高耸的公寓大楼使街道两侧斯大林风格的国有老建筑变得如此的矮小。公共市场重见天日，为不断增多的富裕群众提供品种日益繁多的肉类、蔬菜和水果。
上海的复兴
毛泽东时期一直受到扼杀的大都市文化又一次回到了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戴维斯：前引书，第294～254页；《中国能否保持中心地位？》（China: Can the Centre Hold），摘自《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1993年11月6日出版；林友素（Lin You Su）：《简介》（Introduction），选自加文·W琼斯与普拉唯·维萨瑞亚（Gavin W Jones and Pravin Visaria）编《发展中大国的城市化：中国，印度尼西亚，巴西与印度》（Urbanization in Large Developing Countries: China, Indonesia, Brazil and India），英国牛津，克莱尔登出版社，1997，第26～44页；杜文彬（Ben Dolven）：《中国城市的经济吸引力在增长》（Economic Lure of Chinas Cities Grows），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3年2月26日出版。这一现象在古老的殖民地要塞上海尤为突出，它逐渐对香港和东京的亚洲首要经济中心和外国投资场所的地位提出挑战。
上海也启动了世界上最具雄心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包括新的地铁系统和飞机场改造。跨越上海黄浦江最大的建设项目浦东新区于1990年动工；10 年之内，一座崭新的城市拔地而起，并配备了绿化带、豪华酒店、140多层高的办公大楼、平整的公路、现代化的轮渡终点站、地铁和地下人行隧道。《香港的衰落》（The Decline of Hong Kong），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3年7月1日出版；《上海：2004》（Shanghai:2004），摘自《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2004年1月15日出版；沙希德·尤素夫与吴卫平（Shahid Yusuf and Weiping Wu）：《通往世界城市的道路：上海在全球化时代中崛起》（Pathways to a World City: Shanghai Rising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选自《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2002年第7期，第39页；赵宾（Zhao Bin）、竹村延和（Nobukazu Nakahoshi）、陈家宽（Chen JiaKuan）、孔龄易（Kong Lingyi）：《中国上海浦东的土地使用与保护的城市规划》（The Impact of Urban Planning on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in Pudong of Shanghai, China），摘自《环境科学》（Journal of Environment Sciences），2003年第2期，第15页。
中国城市的迅速崛起同时也带来了与快速发展相伴生的许多新的挑战。数百万的流动劳动力——“流动人口”——重蹈贫困的兰开夏农夫、爱尔兰农民和欧洲移民在芝加哥或纽约的覆辙。他们住进了拥挤狭小的公寓，却要支付高昂的房费。百万计的中国城市居民不得不在肮脏、危险和常常不安全的地方工作。卖淫嫖娼、赤裸裸的贪污腐败、小偷小摸和其他旧中国时期滋生的“邪恶”返回到城市，严重程度有时令人吃惊。戴维·拉格（David Lague）：《中国最重要的群众运动》（Chinas Most Critical Mass Movement），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3年1月8日出版；戴维·墨菲（David Murphey）：《中国盛宴的被遗弃者：百万下岗工人正变得愤怒》（Outcasts from Chinas Feast: Millions of Laid Off Workers Are Getting Angry），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2年11月6日出版；《中国上海文化种类的性别》（Sex of a Culture Sort in Shanghai, China），摘自《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2002年7月13日出版；尤金·林登（Eugene Linden）：《发展中世界城市的爆炸性发展》（The Exploding Cities of the Developing World），摘自《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1996年1月出版；戴维·克拉克（David Clark）：《城市化的世界，全球化城市》（Urban World/Global City），伦敦，鲁特里奇出版社，1996，第175页。
郊区出现在东亚
尽管所有这些与过去的老工业城市颇为相似，亚洲中心城市的崛起主要是城市分散时代的产物。不像欧洲或北美那些高度集中的城市中心，这些地区是在汽车、电子通讯和工业技术圈定了城市地理轮廓的时代里发展。
随着高楼大厦在上海、香港和汉城的拔地而起，城市向外扩展的压力越来越大。东亚一些城市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对纽约或东京快节奏的城市生活青睐有加，许多城市新住宅、工厂和购物商城搬迁到了城市郊区。这一现象在亚洲的其他城市如雅加达、吉隆坡、曼谷和马尼拉都能看到，这些城市优雅的郊区吸引着富裕的城市居民和工业企业。哈里斯：前引书，第73页；马宾：《南部都市化进程中的郊区与种族隔离》；杨汝万：前引书，第158、181页；马克托里欧：《全球化》，第219～247页。
许多在新的办公园区、工厂和科研机构工作的人，期盼着移居到舒适的和快速蔓延、依赖汽车的郊区社区，有时候人们会把这些社区误认为是人口密度比洛杉矶或圣何塞更为密集的郊区的翻版。伊利斯贝丝·罗森塔尔（Elisbeth Rosenthal）：《北京北部，加利福尼亚的梦实现了》（North of Beijing, California Dreams Come True），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3年2月3日出版；《上海计划大规模的郊区发展》（Shanghai Plans Massive Surburban Development），摘自《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2003年5月18日出版。这些亚洲城市居民像西方城市居民那样，发现他们的“更好的城市”出现在城市正在扩展的众多类似岛屿的郊区。托马斯·坎贝拉（Thomas Campenella）：《让100个住宅小区茁壮成长》（Let a Hundred Subdivisions Bloom），摘自《大都市》（Metropolis），1998年5月出版；马宾：《南部都市化进程中的郊区与种族隔离》；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未来亚洲城市的规划》（Planning the Future of the Asian City），选自《作为亚洲变革中心的城市》，第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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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城市的未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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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兴衰的进程既源于历史，同时也被历史所改变。今天成功的城市化区域也必定是古老原则的体现——神圣、安全和繁忙的地方。的确如此，5000年前的城市只不过是少数人聚集之所，当今时代城市已首次成为大多数人生活的地方。《世界人口展望：2000年修订本》（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0 Revision ），联合国人口司（United Nation Population Division）。
1960年，世界城市人口仅为75亿人，到了2002年则达到30亿人，有望在2030年超过50亿人。各个阶层城市居民数量都在膨胀，他们所面临的环境截然不同，而且仍在变化之中，这种环境使得都市大邑不仅要与其他大的城市区域进行竞争，甚至还要与为数众多的小型城市、郊区以及城镇竞争。《世界人口展望：人口数据库》（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Population Date Base），联合国人口司（United Nation Population Division），2000；《世界都市化展望：2003年修订本》（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3 Revision），联合国人口司（United Nation Population Division）。
巨型城市的危机
发展中国家的巨型城市尚处在不断扩展的进程中，更能感受到这些强烈的变化。过去，城市的规模有助于使城市成为内陆腹地的经济主导，而今天，大多数人口密集的巨型城市，如墨西哥城、开罗、拉各斯、孟买、加尔各答、圣保罗、雅加达、马尼拉等，其规模与其说是城市的优势，毋宁说是城市的负担。 艾尔-萨克斯、阿米拉马地：前引书，第237页；萨利·E芬德里（Sally E Findley）：《第三世界城市：发展政策与观点》（The Third World City: Development Policy and Issues），选自《第三世界城市》（Third World Cities），第7、11页；《2001年世界各国人口状况》（The State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2001）；哈里斯：前引书，第49页。
在一些地方，这些城市巨无霸已经输给了规模较小、管理更好以及社会包袱较小的新开发的区域。在东亚，21世纪城市化重要的摇篮新加坡，广义上也包括吉隆坡，已经比人口众多的曼谷、雅加达和马尼拉更成功地融入到全球一体化之中。阿里·巴萨（Ali Parsa）、瑞敏·凯法尼（Ramin Keivani）、卢李新（Loo Lee Sin）、王索恩（Seow Eng Ong）、阿希德·艾加威（Asheed (接下页注)
同样，如一位观察家指出的那样，接第254页注③）Agarwai）、巴瑟姆·尤内斯（Bassem Younes）：《全球化城市的兴起：新加坡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比较》（Emerging Global Cities: Comparison of Singapore and the Cities of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伦敦，RICS（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Chartered Surveyors）基金会，2003；苏龙·穆罕默德（Sulong Mohammad）：《马来西亚的地区发展规划中作为都市化策略的新城镇》（The New Town as an Urbanization Strategy in Malaysias Reg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载于罗伯特·B普特与亚丁诺拉·T萨劳（Robert B Putter and Adenola T Salau）《第三世界城市和发展》（Cities and the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伦敦，曼塞尔出版社，1970，第127～128页。膨胀的城市规模“削弱了墨西哥城的经济威力”。坎德尔：前引书，第187页。该首都由于受到犯罪、交通堵塞、人口压力的困扰，企业家们和有抱负的工人们常常避开这个城市而到发展迅速、管理有方的城市如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或者穿过边界到其他城市区域定居或发展。费尔巴克：前引书，第627页；苏茨曼：前引书，第5页；乔治·马丁、克雷里奥·坎伯林娜·迪尼茨（George Martine and Clelio Campolina Diniz）：《发展中大国的都市化进程》（Urbanization in Large Developing Countries），引自《巴西经济与人口统计：最近对历史模式的倒置》（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 Brazil: Recent Inversion of Historical Patterns），第205～227页；特里萨·PR卡德拉（Teresa PRCaldeira）：《墙之城：圣保罗的犯罪、种族隔离与公民权》（City of Walls: Crime, Segregation and Citizenship in Sao Paulo），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0，第233页；《世界都市化展望：2003年修订本》（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3 Revision）；芬德里：前引书，第27页；哈里·W理查德森（Harry W Richardson）：《不发达国家中大城市的效率与福利》（Efficiency and Welfare in LDC Megacities），选自《第三世界城市》，第37页；拉里·罗特（Larry Rohter）：《第三世界城市的研究模型的兴起》（Model for Research Rises in a Third World City），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1年5月1日出版；《芝兰哥的天堂》（Chilango Heaven），摘自《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2004年5月1日出版。
(上在近东，像开罗和德黑兰这样的巨型城市为了应付爆炸性增长的城市人口吃尽了苦头，而较小的、更加紧凑的中心如迪拜和阿布扎比却兴盛一时。1948年，迪拜是一个仅有25万人口的尘土飞扬的居民点，50年之后，人口接近100万人。然而，如何避免经济停滞问题一直困扰着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城市。巴萨等：《全球化城市的兴起》；图金·内伊肯-雷冯特（Tuzin NaycanLevent）：《伊斯坦布尔的全球化与发展策略：地区政策与大型都市交通工程》（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Istanbul: Regional Policies and Great Urban Transportation Projects），第39次IsoCa大会，2003。
同迪拜一样，兼容并蓄的态度和积累独特技术仍然对城市的成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相对而言，接纳不同文化和雇佣一流人才才能帮助小城市发挥比其规模更大的作用，例如当年的特里尔、佛罗伦萨和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做到了这一点。无独有偶，21世纪的小型世界性城市，如卢森堡、新加坡或特拉维夫，它们的经济影响往往超过了人口在1000万人或1500万人、无规则蔓延的巨型城市。约瑟夫·W孔威茨（Josef W Konvitz）：《全球化城市与经济增长》（Global Cities and Economic Growth），摘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观察家》（OECD Observer），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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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城市的未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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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城市复兴的局限
在20世纪落下帷幕之时，发达国家巨型城市的经济前景似乎更加光明一些。有统计表明，甚至长期以来被人放弃的城市中心区的人口也有所增加，尽管幅度很小。目前有一些人预测，大多数国际化的“世界城市”，如伦敦、纽约、东京和旧金山等城市，事实上已经度过了困难期。苏珊·S费恩斯坦、迈克尔·哈罗伊（Susan S Fainstein and Michael Harloe）：《简介：当代世界的纽约与伦敦》（Introduc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选自苏珊·S费恩斯坦（Susan S Feinstein）、艾恩·哥登（Ian Gordon）、迈克尔·哈罗伊（Michael Harloe）编《分裂的城市：当代世界的纽约与伦敦》（Divided Cities: New York and Londo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伦敦，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2，第7页。敏锐的观察家、历史学家彼得·霍尔表示，“西方文明和西方城市都没有”“表露出任何衰退的迹象”。曼努尔·卡斯特斯（Manuel Castells）：《信息化城市》（The Informational City），英国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89，第146～152页；霍尔：前引书，第7、23页；埃里·利尔：《逍遥法外》（Crime Without Punishment），摘自《标准周刊》（Weekly Standard），2002年5月27日出版。
这种乐观态度大多是基于对全球一体化的影响和世界范围内经济由以制造业为主向以信息为主转型的认识。理论家萨斯基亚·萨森指出，像纽约、伦敦和东京这样的城市占据“新的地理中心”，它们为世界经济管理提供了战略基点。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世界经济中的城市》（Cities in a World Economy），加利福尼亚绍森欧克斯，派恩弗治出版社，2000，第5、21页。这些巨型城市之后，她认为还有一组第二梯队的世界经济中心，它们包括洛杉矶、芝加哥、法兰克福、多伦多、悉尼、巴黎、迈阿密和香港。
显然，这些城市比技术日益落伍、遭受发展中国家巨大竞争压力的曼彻斯特、利物浦、莱比锡、大阪、都灵或底特律等巨型工业城市的前景光明得多。萨森指出：“全球性城市生产的是服务和金融产品。”普遍的观点认为，这些消费品需要用独特的技术和能力来支持，而这些技术和能力只存在于“全球性城市”当中。苏珊尼·麦克格雷格、亚瑟·里波（Susanne MacGregor and Arthur Lipow）：《将人口带回：纽约与伦敦的经济与社会》（Bring the People Back In: Economy and Society in New York and London），选自《另一个城市》（The Other City），第5页；彼得·霍尔（Peter Hall）：《西欧城市的发展与衰落》（Urban Growth and Decline in Western Europe），选自《大都市时代》第一卷《大城市林立的世界》（The Metropolis Era, A World of Giant Cities），第113页；塞格雷：前引书，第99～107页；约翰·R洛根（John R Logan）：《还是一个全球化城市：纽约的种族与族裔隔离》（Still a Global City: The Racial and Ethnic Segmentation of New York），选自《全球化城市》，第158～161页。
“距离的摧毁”
以上的评价可能会产生较大的乐观情绪，从而替代20世纪60年代以来过度悲观的观点。甚至最发达的“全球性城市”的规模优势也正在被崛起的新技术所破坏，用人类学家罗伯特·麦克·亚当斯的话说，“技术摧毁了距离，这实在让人敬畏”。罗伯特·麦克·亚当斯（Robert McCAdams）：《文明崩塌的背景》（Context of Civilizational Collapse），选自《古老国家与文明的崩塌》（The Collapse of Ancient States and Civilization），第20页。
全球范围跨越巨大空间处理和传输信息的能力破坏了原来城市中心的许多传统优势。整个20世纪后30年的发展趋势是，人口、甚至大公司的总部继续向郊区或小型城市迁移，美国尤为如此。托马斯·克里尔与威廉·特斯塔（Thomas Klier and William Testa）：《20世纪90年代大公司总部选址趋势》（Location Trends of Large Company Headquarters During the 1990s），摘自《经济展望》（Economic Perspectives），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2002；罗恩·马丁、彼得·珊雷（Ron Martin and Peter Sunley）：《解构链：创造性概念或万能的政策》（Deconstructing Clusters: Creative Concept or Policy Panacea），摘自《经济地理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2年6月6日出版。1969年，美国最大的公司中只有11%将总部设在郊区，1/4世纪后，近一半的公司将总部迁到城市边缘地区。彼得·穆勒（Peter Muller）：《美国全球化城市郊区的转型》（The Suburban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izing American City），摘自《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年刊》（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97年5月出版；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城市展望》（The Prospect of Cities），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02，第41页。
这种发展趋势与少数巨型城市在全球经济中起最终“支配和控制”作用的理念相矛盾。很多一流的服务和金融公司毅然留在已有的经济中心，如波士顿、纽约或旧金山，而“电话掌控业务”的运营商很可能远在西雅图、休斯敦、亚特兰大的郊区或国外遥控业务。李·伯德特（Lee Burdet）：《不可思议的运动不再持续》（The Unthinkable Move Not Any Longer），摘自《南部企业与发展》（Southern Business and Development），2004年2月6日出版。
甚至被认为是“全球性城市”关键因素的高端服务也继续向郊区或小型城市分散。在对新增长贡献最大的公司即创业部门中，这一特点尤为明显。彼得·穆勒：前引书；约翰·瑞尼·肖特、金永云：前引书；《引擎抛锚》（Engine Failure），选自《未来都市的中心》（Center for an Urban Future），2003年9月出版；伯德特：前引书；汤姆·萨奇曼（Tom Shachtman）：《街区周围：社区的商务》（Around the Block: The Business of a Neighborhood），纽约，哈考特布瑞斯出版社，1997，第5页。通讯技术的进步预示了将来经济活动的空间更加畅通无阻，人们能够选择到远郊地区或到像法戈、得梅因、苏福尔斯等小城市工作。包含在Inc 《最好的地点》调查报告之内，2004年3月，由经济学家戴维·弗里德曼做的研究《利兹：黄铜铺就的城市》（Leeds: Cities Paved with Brass），摘自《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1998年8月29日出版；保罗·福克斯与雷切尔·安史沃斯（Paul Fox and Rachael Unsworth），《住在利兹城里的城市—2003》（City Living in Leeds——2003），利兹大学，2003；乔纳森·蒂拉佛（Jonathan Tilove）： 《2000年人口普查发现美国的新城镇都位于远郊并且白人占压倒性多数》（2000 Census Finds Americas New Mayberry Is Exurban and Overwhelmingly White），纽斯豪斯新闻服务（Newhouse News Sevice），2001年11月26日出版。迁移的一个结果是郊区景观发生变化，郊区的办公园区比熠熠发光、高耸的高楼更惹人喜爱。《亚洲危机是否会使市郊宽松》（Will Asian Crisis Spare the Suburbs），摘自《实业论坛》（Real Estate Forum），1998年11月出版，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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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城市的未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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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全球证券业曾经不可阻挡地云集于纽约和伦敦繁华的商业区，现在它们已经逐渐将更大份额的业务转移到两城市外围的郊区、其他小城市和海外去了。公司总部或许还留在城市中心高耸的公司办公大楼里，但更多的公司活动和业务却在其他地方进行。卡斯特斯：《信息化城市》，第151页；彼得·穆勒：前引书；《引擎抛锚》，包含在Inc《最好的地点》调查报告之内。
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零售业。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纽约在绝大部分零售业中都居主导地位，到2000年，零售业中最大的20家公司没有一家的总部设在纽约。而以纽约为依托的时装设计师、广告策划执行董事、贸易展览组织者和投资银行家继续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零售业公司都将总部设在别处，如沃尔玛零售公司在阿肯色的本顿维尔有效地经营着公司业务。国家零售联盟（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2003，来自网页。
纽约现在仍然是发达世界中最重要的巨型城市，但是很明显，分散的趋势使其经济上的重要性日益受到威胁。在全美国就业机会膨胀的20世纪后30年，纽约的私营部门实际上没有创造出真正的新的就业机会。纽约虽仍保有强大的服务性经济，但正如历史学家弗雷德·西格尔所说，就长远趋势来看，纽约在“每一轮新的发展周期中”会进一步下滑到国内其他城市的后面。查尔斯·V巴格里（Charles VBagli）：《曼哈顿办公用房不足危及经济增长》（Office Shortage in Manhattan Imperils Growth），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0年9月9日；西格尔：前引书，第253页；《引擎抛锚》；杰克逊：前引书，第185页；约翰·诺基斯特（John Norquist）：《城市财富：美国生活中心的复兴》（The Wealth of Cities: Revitalizing the Centers of American Life），纽约，柏修斯书屋，1999，第60页；安迪·纽曼（Andy Newman）：《纽约城市郊区的温和的衰退》（Recession Seen as Gentler for New York Citys Outer Boroughs），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4年2月6日出版。
甚至在工业高度集中于中心城市的日本，软件和其他以技术为主的经营活动已经从大阪和东京主要城市中心开始向城市周围的辖区转移。同样，香港占优势的高技术制造业和工程技术大量转移到其周边的中国大陆地区。“电讯城市”的兴起预示着新的高端工业独立区域的崛起，包括法国、比利时和韩国等国内城市化欠发达的地区。
家庭通讯办公的逐步推广进一步降低了城市区域所发挥的特有的传统功能。目前，虽然以家庭为中心的经济现在处于萌芽状态，但它表明，拥有精良技术的工人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他们的工作和居住地点。约瑟夫·N佩尔顿（Joseph N Pelton）：《电讯城市的崛起：全球化社会的分散》（The Rise of Telecities: Decentralizing the Global Society），摘自《未来学家》（The Futurist），2004年1～2月号；威廉·J米切尔（William J Mitchell）：《比特城市：空间、位置与信息高速公路》（City of Bits: Space, Place and the Infobahn），马萨诸塞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5，第94～98页；道·巴塞洛缪（Doug Bartholomew）：《你的地方，还是我的地方？》（Your Place or Mine?），摘自《首席财务官》（CFO magazine），2004年3月15日出版；谢里丹·塔特苏诺（Sheridan Tatsuno）：《高科技城市的策略：日本、高科技与对21世纪的控制》（The Technopolis Strategy: Japan, High Technology and the Control of the 21st Century），纽约，学府出版社，1986，前言第15～16页；布鲁斯·斯特克斯（Bruce Stokes）：《一号广场》（Square One），摘自《国家杂志》（National Journal），1997年5月24日出版；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纽约，威廉莫罗出版社，1980，第204～207页。
昙花一现的城市
在此情形之下，甚至那些地理位置优越的城市地区也面临着人口和经济的挑战。许多20岁左右的年轻人被吸引到城市，他们常常在成家立业之时又离开中心城市。在社会阶梯中向上爬的移民曾是城市复兴的主要推动者，他们现在也越来越多地加入到向外迁徙的大军之中。欧洲和日本城市中心面临着更为严峻的人口危机。大城市对年轻人有很大的吸引力，而现在低出生率减少了各阶层年轻人的人口比例，这样从乡下到城市的传统人口来源被堵死了。菲什曼：前引书，第187页；《威廉·弗里所做的美国人口普查分析》（US Census analysis by William Frey），布鲁金斯学会；《技术重塑美国》（Technological Reshaping of America），第93页；萨拉·B米勒（Sara B Miller）：《成本上涨时大城市努力保持新的移民输入》（Big Cities Struggle to Hold On to New Immigrants as Costs Rise），摘自《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2003年10月9日出版；《美国城市有了更少的孩子和更多的单身》（US Cities Have Fewer Kids, More Singles），来自News Maxcom，2001年6月13日；威廉·H弗里（William H Frey）：《大都市对国内外移民的吸引力》（Metropolitan Magnets for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Migrants），布鲁金斯学会，2003年10月；伯杰：前引书，第42页；弗里德曼：前引书，第40～41页。
随着经济的发展，甚至高端服务业也转移到城市之外的其他地方，许多发达国家主要城市日后的发展只有靠城市的文化和娱乐中心的功能加以维持。如HG韦尔斯一个世纪前预测的那样，这些城市正在经历着一场变异，从以前引领经济生活的中心向“大集市、各种各样的商店、中央广场和聚会地”的暂时性角色过渡。弗格森：前引书，第42页；威尔斯：前引书，第32页。
从产生之初城市就发挥着集聚作用。长期以来，中心广场、寺庙、教堂和清真寺附近是商人出售商品的最佳地点。城市作为天然的舞台，它向周围的广大农村人口提供了许许多多全新的人生体验，这一点在远离大都市或文化中心的地区是无法获得的。第一个巨型城市罗马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城市的这种功能。罗马人吹嘘拥有当时世界最大的购物广场、多层建筑梅尔卡图斯·特拉伊尼和罗马圆形大剧场，这是罗马城的娱乐场所，不论从规模还是性质上看，在当时都是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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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城市的未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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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哲学家雅克·埃吕尔指出，在工业时代，“娱乐技术”越来越成为“人们忍受城市病不可或缺的原因”。到了20世纪，出版物、电影、收音机和电视等大众娱乐已被产业化，成为城市居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影像产品的重要城市，如洛杉矶、纽约、巴黎、伦敦、香港、东京和孟买，与媒体相关的企业在经济中所占份额日益攀升。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技术社会》（Technological Society），约翰·威尔金森（John Wilkinson）译，纽约，梵泰奇出版社，1967，第113～115页；诺曼·本鲍姆（Norman Birnbaum）：《工业化社会的危机》（The Crisis of Industrial Society），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9，第113～114页。
到21世纪初，许多城市经济政策开始偏重于文化产业。城市地区一改过去努力留住中产阶级家庭、工厂，或与城市周边地区进行经济竞争等做法，转而关注流行、“时髦”等短暂性的概念作为振兴城市的关键。B约瑟夫·派恩二世、詹姆斯·H吉尔摩（B Joseph Pine II and James H Gilmore）：《经验经济：工作是剧场，每项业务是舞台》（The Experience Economy: Work Is Theater and Every Business a State），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商学院出版社，1999，第1～3页；《关于作为现代都市范例的拉斯维加斯的很好的讨论》（a good discussion of Las Vegas as modern urban paradigm），选自罗伯特·冯图瑞（Robert Venturi）、丹尼斯·斯科特·布朗（Denise Scott Brown）、史蒂文·伊兹诺（Steven Izeenour）编《向拉斯维加斯学习》（Learning from Las Vegas），马萨诸塞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