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远东的皇后”（4）.2

旅游业在罗马、巴黎、旧金山、迈阿密、蒙特利尔和纽约等城市已经成为最大、最具潜力的产业之一。一些城市，如拉斯维加斯和奥兰多，通过提供戏剧性的“经历”以及吸引眼球的个性建筑和全天候娱乐服务设施而实现其快速的经济发展。

甚至在一些人们认为是不可能的城市，如曼彻斯特、蒙特利尔和底特律，政治和企业领导人希望通过创建“超酷城市”来吸引同性恋者、放荡不羁的文化界人士和年轻的“创新人才”到他们的城市定居和工作。 基思·施奈德、沙琳·克罗威尔（Keith Schneider and Charlene Crowell）：《格兰霍尔姆斯的城市理论》（Granholms Urban Theory），《五大湖新闻服务报》（Great Lakes News Service），2004年5月6日；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创造性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摘自《华盛顿月刊》（The Washington Monthly），2002年5月出版；拉里·所罗门（Larry Solomon）：《加拿大的外包活动》（CanadasOutsourcing），摘自《金融邮报》（Financial Post），2004年3月31日出版；佩吉·柯恩（Peggy Curan）：《蒙特利尔光明的一面》（Montreals Bright Side），摘自《政府公报》（The Gazette），2000年9月25日出版。在一些城市，高级社区、上流酒店俱乐部、博物馆与数量巨大、随处可见的同性恋和单身人口的出现，让一度荒凉凋敝的城市中心开始复兴，但这些都不能使人们联想起城市过去强劲的经济活力。艾伦·科威尔（Alan Cowell）：《曼彻斯特的崛起》（Manchester Rising），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1年6月24日；布鲁斯·韦伯（Bruce Weber）：《艺术的树苗在美国闹市区结出了果实》（Arts Sapling Bears Fruit in Downtown US），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1997年11月19日；本·克拉弗特（Ben Craft）：《兄弟之爱城市在艺术上下赌注》（City of Brotherly Love Bets on the Arts），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1998年6月24日出版；《在伦敦的阴影下》（In Londons Shadow），摘自《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1998年8月1日出版；尤素夫与吴卫平：《通往世界城市的道路》。

欧洲大陆的城市——最明显的如巴黎、维也纳和后冷战时期的柏林——更青睐以文化为依托的经济产业。当柏林无力挽回它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时，便把奔放不羁的文化界人士社区作为摇钱树。对城市的实力逐渐地不以商品出口和服务为标准，而是依据城市招牌性的陈列馆、独特的商店、生气勃勃的街道文化和旅游贸易的增长。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维也纳的伟大没能掩饰失落感》（Viennas Grandeur Fails to Mask a Sense of Loss），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3年8月3日出版；阿金·奥尤姆（Akin Ojumu）：《逃离柏林》（Escape: Berlin），摘自《观察家》（Observer），2001年7月15日出版；约翰·伯格斯（John Burgess）：《反传统的复兴》（A Renaissance of Counterculture），摘自《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2004年3月9日出版；戴维·威瑟尔（David Wessel）：《如果一个城市没有阳光与空调，应该是明智的》（If a City Isnt Sunny and Air Conditioned, It Should Be Smart），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4年2月26日出版。

社会分层的前景与局限

在21世纪，如果能以暂时性的流行经济为基础，且得到仍然占主导的传媒产业、更广泛的世界市场的支持，那么，一些城市或城市的某些部分可能会幸存下来，甚至发展壮大。受到普遍肯定的城市技术区的快速兴起——如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网络繁荣期间纽约出现的“硅巷”或旧金山的“多媒体峡谷”——导致一些人立刻认定，流行时尚和城市的前卫性是信息时代发展的主要催化剂。彼得·霍尔：《正在改变的地理：技术与收入》（Changing Geographies: Technology and Income），摘自唐纳德·A斯科恩（Donald A Schon）、比什·珊亚尔、威廉·J米切尔（Bish Sanyal and William J Mitchell）编《高技术与低收入者：对积极运用高级信息技术的展望》（High Technology and LowIncome Communities: Prospects for the Positive Use of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马萨诸塞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第52～53页；《引擎抛锚》。

随着互联网产业的缩小和走向成熟，这两个地区最终失去了活力，然而，新的住房市场需求依然扩大。这种需求部分地归功于年轻的专业人士，同时还有年龄较大的富裕人口的增多，其中包括那些希望体验“一种更加多元化的生活方式”的人群。这些现代的漂泊族经常部分时间住在城市，或者体验城市的文化生活，或者在那里进行重要的商业交易。在一些城市，这些不经常居住的漂泊族占城市人口的1/10，巴黎就是其中一例。琼·戈特曼（Jean Gottmann）：《互动城市的到来》（The Coming of the Transactional City），学院公园，马里兰大学出版社,1983，第28～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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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城市的未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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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全球性城市”急迫地将古老的货栈、工厂甚至办公大楼改造成优雅的住宅区，这说明以前的城市经济中心在向住宅休闲区逐渐转变。建筑史学家罗伯特·布吕格曼指出，曼哈顿下城衰落中的金融中心似乎不可能作为技术中心再度繁荣，但可以把原来商业中心建筑外壳巧妙地改造成住宅区，使其成为希望享受城市休闲舒适生活的“富有世界公民”长期或临时的家。罗伯特·布鲁格曼（Robert Bruegmann）：《美国城市：都市失常或未来一瞥》（The American City: Urban Aberration or Glimpse of the Future），选自迈克尔·A科恩（Michael A Cohen）、布莱尔·A卢布（Blair A Ruble）、约瑟夫·S塔琴（Joseph S Tulchin）、阿里森·加兰德（Allison Garland）编《为都市的未来做好准备：全球压力与本地推动力》（Preparing for the Urban Future: Global Pressures and Local Forces），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6，第59页。

长远来看，这种以文化为依托的发展模式可能不会自我维持下去。过去，艺术成就的发展紧随政治和经济发展之后。雅典首先是一个商业中心，且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之后其他领域才取得令世界惊叹的成就。其他大城市，包括从亚历山大里亚、开封到威尼斯、阿姆斯特丹、伦敦以及20世纪的纽约等，它们非凡的文化产品同样取决于审美艺术与世俗世界之间的紧密联系。泰勒·科文（Tyler Cowen）：《赞扬商业文化》（In Praise of Commercial Culture），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第31、83～96、108～110、120页。

更加广泛的人口流动趋势也给这些城市带来了长期而严峻的问题。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流失——在罗马帝国晚期和18世纪的威尼斯都能看到这一人口流动模式——剥夺了城市地区至关重要的经济资源和社会活力。在年轻工人数量下降的欧洲和日本，这些问题尤为明显。在与中国的同等城市竞争时，日本城市因赶不上时代的发展而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城市因有抱负的年轻家庭从农业腹地移居城市而不断得到扩充。戴维·克拉克：前引书，第161～163页；泰赤·萨凯亚（Taichi Sakaiya）：《知识价值革命，或未来的历史》（The KnowledgeValue Revolution, or A History of the Future），乔治·菲尔德、威廉·马什（George Fields and William Marsh）译，东京，讲谈社，1985，第348页；《人口下降影响东京政策》（Population Drop to Affect Tokyo Policy），摘自《读卖日报》（Daily Yomiuri），1997年1月31日；尤素夫与吴卫平：《通往世界城市的道路》；《出生率下降再次引发关于移民的EE争论》（Falling Birth Rates Revive EEDebate on Immigration），摘自《印度人》（The Hindu），2001年5月31日；《1999年世界各国人口状况》（The State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1999）。

这种情形之下，随着城市年轻人口的不断减少，很难想象意大利时装产业能继续保持主导优势，或日本还能在亚洲大众文化中继续鹤立鸡群。 塔玛拉·西森（Tamara Theissen）：《婚姻，墨索里尼失去了在意大利的统治地位》（Marriages, Mussolini Losing Their Grip in Italy），摘自《政府公报》（The Gazette）（蒙特利尔），2000年8月6日出版；苏珊·H格林伯格（Susan H Greenberg）：《独生子女的增加》（The Rise of the Only Child），摘自《新闻周刊》（Newsweek），2001年4月23日出版；戴维·霍里（David Holley）：《意大利的正在长大的小男孩》（Italys Aging Bambini），摘自《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2002年9月14日出版；《人口下降影响东京政策》（Population Drop to Affect Tokyo Policy）；《全球婴儿潮终结》（Global Baby Bust），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3年1月24日出版。随时间的推移，全球范围内经济腾飞的城市，如休斯敦、达拉斯、菲尼克斯、上海、北京、孟买或者班加罗尔，似乎注定要开拓它们自己的以艺术审美为依托的产业。《住宅区，闹市区》（Uptown, Downtown），《达拉斯早报》广告增刊（advertising supplement to the Dallas Morning News），1999年4月14日出版；尤素夫与吴卫平：《通往世界城市的道路》；韦伯：《艺术的树苗在美国市区结出了果实》。

最后，一度兴盛的城市很可能要经常面对深远的社会冲突。以娱乐、旅游和注重“创造”功效为导向的经济只能向一小部分城市人口提供进入社会更高阶层的机会。由于将过多的精力集中在促进文化和建造威严的建筑上面，城市政府很可能会忽视传统工业、基础教育或基础设施。如果按照这个路子发展，他们的城市很可能会发展成“二元化城市”：一部分是少数世界公民的精英人口，另一部分是为他们服务的为数众多的低收入阶层。朱里安·沃伯特（Julian Wolpert）：《中心城市是低收入者的避难所还是陷阱：高级信息技术潜在的影响》（Center Cities as Havens or Traps for Low Income Communities: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选自《高技术与低收入者》，第78～94页；理查德·蔡尔德·希尔、金朱伍：《全球化城市与发展状况》（Global Cities and Development States）；洛根：前引书，第158～159页；卡斯特斯：《信息化的城市》，第172～228页。

为了避免繁荣期短暂的缺陷，城市必须要注重那些长久以来对形成商业中心至关重要的基本因素。繁华的城市不应该仅仅为漂泊族提供各类消遣，城市还应当有尽职尽责的市民，他们的经济和家庭利益与城市命运密不可分。一个成功的城市不仅仅是新潮俱乐部、展览馆和酒店的所在地，也应当是专门化的产业、小企业、学校以及能够为后代不断创新的社区的所在地。

安全与城市的未来

长久以来，在持续的混乱中没有任何城市体系能够长存。只有在强有力的法律和秩序统治之下，城市才能兴旺发达。城市居民至少要有某种程度的人身安全感。他们也需要一个负责而有能力的政府来监管合约并监督执行基本的商业行为法规。

维持一个强有力的安全制度对城市地区的复兴起很大的作用。在20世纪末一些美国城市复兴的关键因素，尤其是纽约，应归功于城市犯罪率的明显下降。之所以有此番成就，是因为城市警察采用了新的执勤方法以及众志成城地将维护公共安全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20世纪90年代无可辩驳地代表了美国历史上犯罪率降低的一个伟大时代，这一点为某些大城市旅游业的发展、甚至城市人口适度回流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先决条件。埃里·利尔：《重新审视突破的窗口》（Broken Windows Reconsidered），摘自《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2002夏季号；弗里德曼：前引书，第40～41页。在经历了1992年灾难性的城市骚乱之后，洛杉矶不仅设法遏制了犯罪，而且明显地完成了经济和人口的复原。弗里德·西格尔（Fred Siegel）：《美国城市的死亡与生活》（The Death and Life of American Cities），摘自《公众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2002年夏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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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城市的未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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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虽然美国的城市安全问题有所改善，然而，在发展中国家对城市未来的新威胁又浮出水面。伯德特（Burdett）：《面向21世纪》。到20世纪末，像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这样的巨型城市，正如一位执法者所言，城市犯罪演变成了“城市游击战”。毒品走私、黑帮势力和普遍的无政府状态也同样困扰着墨西哥城、蒂华纳、圣萨尔瓦多和其他城市的诸多区域。拉里·罗特（Larry Rohter）：《里约热内卢犯罪与政治的碰撞，城市在恐惧中退缩》（As Crime and Politics Collide in Rio, City Cowers in Fear），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3年 5月8日出版；乔纳森·佛里德兰（Jonathan Friedlan）:《墨西哥伤口中的生活：办公室，商店和饭店现金需要安全的保障》（Living a Cut Above Mexico: Offices, Shops and Restaurants Cash In Need for Safer Ground），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1998年6月24日出版。

基本安全感的丧失不可避免地损毁了城市生活。对犯罪以及对政府反复无常的恐惧延缓了外国资本的流入，有时候城市周边的安全区域成为外国投资的理想选择。甚至在相对和平的国家，强盗式的官僚机构迫使商业投资不得不转向相对安全和政府贪污腐败较少的地区。

也许，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环境污染以及与健康相关问题的日益增长更令人担忧。世界范围内至少有6亿城市居民得不到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条件。林登：《发展中世界城市的爆炸性发展》；威达尔（Vidal）：《疾病威胁新兴大城市》（Disease Stalks New Megacities）；托马斯·H马夫（Thomas H Maugh）：《人类开始了土地战利品的抢夺》（Plunder of Earth Began with Man），摘自《洛杉矶时报》（The Los Angeles Times），1994年6月12日出版。这部分人口自然成了致命性传染病滋生的土壤，外国公民和富人对这种疾病同样没有免疫力。这些威胁不仅迫使当地的专业人士，还有外国投资者都寻求到国外或者更健康的郊区工作或投资。扎卡基斯-史密斯：前引书，第8、38页；洛夫奇：前引书，第23页；麦克吉尔:前引书，第21页；吉尔伯特、古格勒：前引书，第25页；马宾：《南部都市化进程中的郊区与种族隔绝》、《黑暗的航程》（Black Flight），摘自《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1996年2月24日出版。

恐怖分子的威胁

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东地区对全球城市的安全构成了最致命的直接威胁。在这里，发展中国家常见的灾难由于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动荡而更加恶化。在20世纪，许多尝试采用西方国家城市建设模式的伊斯兰城市，只是削弱了社区和周围地区的传统纽带，却没有用现代和全社会可以接受的东西取而代之。

历史学家斯蒂法诺·比安卡提出，这种转型“正慢慢地侵蚀着促成文化认同的决定性力量”，把一个逐渐被西方环境异化了的人口抛弃在现代社会的后面。比安卡：前引书，第329～330页。政治冲突尤其是与经济和军事发达的以色列的争斗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异化。伊斯兰尤其是阿拉伯城市的雄心，不仅遭受了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失败造成的永久的打击，而且被战场上一次又一次的羞辱所挫伤。

在很大程度上，伊斯兰世界没有能适应全球经济竞争所需的国际性标准。贝鲁特是阿拉伯城市中最成功的国际性城市，由于连续不断的国内冲突使其一蹶不振，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贝鲁特才开始付出巨大努力重建城市。其他有成功潜力的伊斯兰城市，如德黑兰和开罗，依然缺乏安定的社会环境和透明的法制体系，而这些对外国投资者来说十分重要。甚至运作良好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样的阿拉伯国家，与西方或者亚洲城市，如新加坡、台北、汉城以及东京相比，也仍因其政治和法律制度有较大随意性而受到困扰。阿里·巴萨：《全球化城市的兴起》；罗伯特·鲁尼（Robert Looney）：《贝鲁特：复兴黎巴嫩的过去》（Beirut: Reviving Lebanons Past），摘自《第三世界研究》（Journal of Third World Studies），2001年秋季号。

从这些困境中，滋生出了对现代城市未来构成的更严峻威胁——伊斯兰恐怖主义。这种现象与作家法农联想到的激进的民族主义有所不同。这位来自马提尼克岛的黑人精神病专家受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影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斗争“开启了人类的新历史”，但他们依然赞同西方的城市文明。佛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大地的不幸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康士坦茨·法林顿（Constance Farrington）译，纽约，格罗夫出版社，1965，第315页。相比之下，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认为，西方尤其是西方大城市是邪恶的、剥削性的和非伊斯兰的。

一位阿拉伯学者把伊斯兰运动的领导人称为“失败一代的愤怒子孙”，他们眼看着阿拉伯联盟的世俗梦想在腐败、贫困和社会动荡中化为泡影。很大程度上，他们的愤怒不是来自沙漠或小乡村，而是开罗、吉达、卡拉奇或科威特这样的伊斯兰大城市。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长期居住在纽约、伦敦或汉堡这些西方中心城市。佛德·阿加米（Fouad Ajami）：《阿拉伯人自作自受》（Arabs Have Nobody to Blame but Themselves），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1年10月16日出版；丹尼尔·本杰明、史蒂文·西蒙（Daniel Benjamin and Steven Simon），《神圣恐怖时期》（The Age of Sacred Terror），纽约，蓝登书屋，2002，第79页。

国外经历似乎只是加深了他们对西方城市的仇恨。早在1990年，一位居住在纽约的埃及恐怖主义分子已经扬言要“摧毁西方人引以为荣的社会柱石，如旅游性质的基础设施，以及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世界性高大建筑”。 约斯·克来因·哈勒威（Yossi Klein Halevi）：《伊斯兰过时的统治神学》（Islams Outdated Domination Theology），摘自《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2002年12月4日出版；本杰明、西蒙：前引书，第5页。 11年后，那股仇恨从根本上震撼了城市世界。

自2001年纽约受到攻击以来，个人和公司都开始重新审视在城市中心地带设立办公地点是否明智，因为这些地点极可能是恐怖分子实施攻击的潜在目标。面对因经济和社会变化趋势而带来的挑战，世界范围内的城市现在不得不做好准备，与随时可能发动的毁灭城市的恐怖威胁进行对抗。《一年后：纽约人有更多的麻烦，华盛顿人更加紧张》（One Year Later: New Yorkers More Troubled, Washingtonians More on Edge），Pew人类与出版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2003年9月出版；《9·11对工作地点安全性以及商业持续性规划的影响》（The Impact of 9/11 on Workplace Security and Business Continuity Planning），摘自《商业持续规划》（Business Continuity Planning），2002年10(接下页注)

神圣的地方接第275页注③）月出版；丹尼尔·本杰明（Daniel Benjamin）：《1776年的目标》（The 1776 Foot Target），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4年3月23日出版；乔纳森·D格拉特（Jonathan D Glater）：《对旅行的恐惧促进网上交流》（Travel Fears Cause Some to Commute Online），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3年4月7日出版，《创新摘要》（Innovation Briefs），城市流动性协会（Urban Mobility Corporation），2002年7～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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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城市的未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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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城市曾面对许多对其兴衰存亡构成的挑战。即使是现在所面临的最直接的威胁——如来自松散组织的暴徒而非某个国家——也并不新鲜。历史上有些对城市造成的极大破坏都不是由有组织的国家实施的，而是由游牧民族，甚至是一小撮歹徒造成的。

(上尽管存在这样的威胁，城市的理想显示出一股非凡的恢复力。恐惧很少能够阻挡城市创造者们的决心。尽管有些城市被战争、瘟疫和自然灾害永久地摧毁了，然而还有更多城市，包括迦太基、罗马、伦敦和东京都实施了重建，而且不止一次。的确，即使在日趋严重的恐怖威胁下，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官员和开发者继续规划着新的办公大楼和其他蔚为壮观的高楼大厦。本杰明：《1776年的目标》；佩尔顿：《电讯城市的崛起：分散全球化社会》；詹森·辛格（Jason Singer）：《东京为盖新高楼大厦的势头做好准备》（Tokyo Braces for Tsunami of New HighRises），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2年11月11日出版；查尔斯·V巴格里（Charles V Bagli）：《改变西部的37亿美元计划被披露》（＄37 Billion Plan to Alter Far West Side Is Revealed），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4年2月12日出版；玛格丽特·赖安（Margaret Ryan），《摩天大厦改变城市地平线》（Skyscrapers Transforming City Skyline），BBC在线新闻，2004年3月24日。

对城市未来来讲，比建造新的大楼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对城市经历所给予的重视。宏伟的建筑物和城市基本的物理属性——沿河、靠海、接近贸易通道，吸引人的绿色空间，或高速公路交叉要道——这些都有助于促成一个伟大城市产生，或可以帮助城市的发展，但却不能够维持城市的长久繁荣。

最终，一个伟大城市所依靠的是城市居民对他们的城市所产生的那份特殊的深深眷恋，一份让这个地方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感情。简·加克伯（Jane Jacobs）：《城市经济》（The Economy of Cities），纽约，蓝登书屋，1969，第141页。最终必须通过一种共同享有的认同意识将全体城市居民凝聚在一起。伟大的社会学家罗伯特·以斯拉·帕克认为：“城市是一种心灵的状态，是一个独特风俗习惯、思想自由和情感丰富的实体。”HJ戴奥斯（H J Dyos）：《城市史议程》（Agenda for Urban History），选自《城市史研究》；赖安：《摩天大厦改变城市地平线》。

无论是在传统的城市中心，还是在新的发展模式下正在扩展中的城市周边地区，认同感和社区意识等问题很大程度上仍然决定着哪些地方将取得最后的成功。在这一点上，今天的城市居民与早期世界所有地方的城市开拓者一样，都被相同的问题所困扰。

最早的城市居民是全人类活动的开先河者，他们发现，他们面临着与史前游牧部落和农业村庄截然不同的诸多问题。这些早期的城市居民不得不学会如何与他们部落和氏族之外的陌生人共处和交流。这就要求他们寻找新的方法来规范人的行为，并探讨何种形式的家庭生活、商业活动和社会交往才能让所有的人接受。

在最早的时候，神职人员经常就这些话题进行说教。由于他们的权威来自上帝，因此，他们有权给具体城市中心形形色色的居民制定行为规则。统治者往往通过宣称他们所在的城市是上帝的特殊住所而取得统治地位。城市的神圣性是与城市作为人们朝拜的中心紧密相连的。

几乎在所有的地方，传统上的伟大城市都充满着宗教色彩并遵守宗教的教义。古代历史学家富斯特尔·德·库朗热指出：“城市居民丝毫不会质疑他们所采用的制度是否有用，因为宗教希望城市如此。”库朗日：前引书，第310页。

在有关当代城市环境的讨论中，城市的神圣作用经常被忽视了。在当代，许多出版的书籍和公共讨论中只谈及城市所面临的困境。这不仅会让古罗马、古希腊或中世纪的城市居民感到奇怪，而且对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许多城市改革者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比如，“新城市主义”的建筑师、规划师和开发商侃侃而谈城市绿化空间、保护历史古迹和环境的必要性。然而，与持类似观点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进步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很少提及建设一种让城市凝聚在一起的强大道德理念的必要性。迈克·比德夫（Mike Biddulph）：《乡村不会变成城市》（Villages Dont Make a City），摘自《城市设计》（Journal of Urban Design），2000年第1卷，第5页；威廉·J斯特恩（William J Stern）：《戴格·约翰如何保护纽约的爱尔兰语》（How Dagger John Saved New Yorks Irish），摘自《城市杂志》（City Journal），1997春季号。

这个缺陷自然反映了当代的城市环境，它们一味强调时尚、城市风格和彰显个性，而忽视家庭和社区稳定。当代后现代主义城市观成为多数学术论著的主导观点，他们甚至更加固执地置人们公认的道德价值于不顾，如一位德国教授所称的那样，他们认为这些道德价值不过是“基督教资产阶级微观世界”的一个虚幻外表而已。埃里·利尔：《重新审视突破的窗口》；查尔斯·茨威曼、玛利亚（Charles Zwingmann and Maria）、菲斯特-阿蒙德（PfisterAmmende）：《拔根以后》（Uprooting and After），纽约，斯普林格-沃拉格出版社，1973，第25页；斯库斯克:前引书：第109～111页。

如果这种虚无主义态度被广泛地采纳，那么，它对城市未来构成的威胁将不亚于最可怕的恐怖主义威胁。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信念体系，城市的未来将很难想象。丹尼尔·贝尔表示，即使在后工业化时代，城市的命运将依然围绕“公共道德概念”和“城邦的古典问题”而展开。

按照贝尔的理解，现代西方城市忠实地依靠古典和启蒙主义理想——程序合理、信仰自由、拥有基本的财产权——把各种文化融合了起来，从而迎接新的经济挑战。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前景的一项探索》（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纽约，基本出版社，1973，第367、433页；阿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西方历史中的衰退观》（The Idea of Decline in Western History），纽约,自由出版社，1997，第312、348～357页。无论以市场、多元文化分离主义的名义，还是以宗教信条的名义，如果放弃这些基本的原则，当代西方城市就很难应对它们面临的巨大挑战。雷周（Lenn Chow）、德斯·沃马（Des Verma）、马丁·卡拉科特（Martin Callacott）、史蒂文·考夫曼（Steve Kaufmann）：《种族政治威胁加拿大民主》（EthnoPolitics Threaten Canadian Democracy），摘自《国家邮报》（National Post），2004年3月31日出版；斯蒂芬·图尔明（Stephen Toulmin）：《国际都市：现代性的隐性议程》（Cosmopolis: The Hidden Agenda of Modernit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2，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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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城市的未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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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做法是实现城市秩序唯一明智的方法。很明显，历史上很多典范城市是在异教徒如穆斯林教徒、儒家教徒、佛教徒和印度教徒的庇护下发展起来的。国际性城市的出现远远早于欧洲的启蒙运动：第一个出现的国际性城市是希腊控制下的非基督教的亚历山大里亚，这类城市后来也在中国的沿海和印度以及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繁荣起来。

当今，可能最引人注目的成功的城市建设，是在新儒教信仰体系与外来西方科学的理性主义结合之下进行的。今天，城市既要与没有约束的市场资本主义的不良影响抗争，而且还要与自私自利的腐败的统治权贵们周旋。 理查德·蔡尔德·希尔、金朱伍：《全球化城市与发展状况》；杜维明：《超越启蒙心态》；戴维·博纳维亚（David Bonavia）：《中国人的肖像》（The Chinese: A Portrait），伦敦，企鹅出版社，1980，第18～19页；《上海试图保持原有风味》（Shanghai Tries to Stay Original），摘自《中国日报》（China Daily），2002年8月6日出版；孔莉莉、杨淑爱（Lily Kong and Brenda S A Yeoh）：《新加坡的城市保护：关于国家政策、大众看法的调查》（Urban Conservation in Singapore: A Survey of State Policies and Popular Attitudes），摘自《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1994年3月出版。

在发现了西方价值观的缺陷之后，希望伊斯兰世界能够在他们的辉煌的过去中——那是富有国际性观念和对科学进步理念有坚定信念的时代——找到拯救自己麻烦不断的城市文明的途径。人口超过900万人的古代大都市伊斯坦布尔，现在至少已经表现出了调和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社会与被一位土耳其城市规划家称之为“一张文化全球化的脸”二者关系的可能性。在新的世纪，如果全球公民模式在未来能够取得成功，它将会对世界范围内城市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虽然这种模式受到了来自伊斯兰教难以容忍的侮辱。比安卡：前引书，第324～341页；威尔弗雷德·卡伯威尔·史密斯（Wilfred Cabtwell Smith）：《现代史中的伊斯兰》（Islam in Modern History），纽约，门特出版社，1959，第204～207页；内伊肯-雷冯特（Naycan Levent）：《伊斯坦布尔的全球化与发展战略》（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Istanbul）；布鲁斯·斯坦利（Bruce Stanley）：《走向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的梦想：重新定义中东的地方主义概念》（Going Global and Wannabe World Cities:Reconceptualizing Regionalism in the Middle East），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机构，2003；戴维·兰波（David Lamb）：《在埃及，学习的堡垒正从历史遗迹中兴起》（In Egypt, a Bastion of Learning Rises from the Ashes of History），摘自《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2002年12月5日出版。

事实上，在一个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城市必须争取将道德秩序与调和不同人群的能力相结合。在一个成功的城市，即使那些信奉其他信仰的人，如同在伊斯兰黄金时代的“受保护者”那样，也一定期望从社会权威那里得到基本的公正。如果没有这种愿景，商业将不可避免地衰退，文化和技术发展的速度就会放慢，城市将会从人们和谐共处的充满活力的地方，变为一个停滞不前、最终走向毁灭的废墟。

只有占据神圣之地，社会秩序有条不紊，来自五湖四海的城市居民的多样化天性能够得到激发，城市才能兴旺发达。在长达5000多年的时间里，人们所眷恋的城市是政治和物质进步的主要场所。只有在城市这个古老的神圣、安全和繁忙的合流之地，才能够塑造人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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