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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永恒的城市秩序
可以这样认为，中国为帝国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恒久范例。公元前2千纪，中国开始了其独特的、内生的城市进程，但是大多数早期城市都是小型的宗教仪式中心，周围环绕着为宫廷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公元前1110年，统一的周王朝的建立促进了带城墙的大型城镇的第一次发展；实际上，城墙和城市的特征是一致的。惠特利：前引书，第7、182页。
周朝及后来的汉和唐创造出一套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其持久性和彻底性举世无双。章生道：《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趋势》（Historical Trends of Chinese Urbanization），载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第53卷第2期（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53,no2），1963年6月，第109～117页；莫里斯：前引书，第2页。洛阳、长安、开封等历代都城皆跻身于世界上最大城市的行列，逾千年之久。都城的重要变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王朝的位置。马润潮：《中国宋代的商业发展与城市变革》（Commercial Development and Urban Change in Song China），密歇根地理协会，1971。根据儒家经典《周礼》的记述，“惟王建国”。其他不管是规模较大的行政中心还是地方政府单位，抑或是县，城市都以帝国地方行政中心的角色彰显其重要性。艾尔弗雷德·欣兹（Alfred Schinz）：《中国城市》（Cities in China），柏林，盖博鲁德兄弟出版社，1989，第10～15页；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302页。
在随后的数百年中，其他亚洲邻国都采用了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日本最早的主要城市——大阪、藤原京和奈良——是从中国皇城长安有意借鉴而来。保罗·惠特利、托马斯·西伊（Paul Wheatley and Thomas See）：《从庭院到首都：试析日本城市传统》（From Court to Capital:A Tent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s of the Japanese urban Tradition），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8，第70～75、110～115页。公元前794年，日本人在平安（京都）建造了永久性的新都城，其人口超过10万人。这个城市以皇室为中心，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是日本正式首都。保罗·惠特利、托马斯·西伊：前引书，第131～133页；尼古拉斯·菲夫、保罗·韦利（Nicolas Fieve and Pual Waley）：《京都和江户东京：城市历史纵横》（Kyoto and EdoTokyo:Urban Histories in Parallels and Tangents），选自尼古拉斯·菲夫、保罗·韦利主编《历史视角中的日本首都：京都，江户和东京的场所，权力和记忆》（Japanese Capital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Place,Power and Memory in Kyoto,Edo and Tokyo），伦敦，鲁利格克祖安，2002，第6～7页。
与其相类似，汉城这个1394年李朝设立的首都，在500多年的时间里，用两个朝鲜历史学家的话来说，是“田园式的中国首都”。汉城模仿古代中国的模式，以行政中心的方式布局：由王室官僚统治，四周有城墙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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