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三项，这种分法已经不适当，经济学家们加上了一
个第四项要素，企业家，作一种特殊的劳动者，取得一种特殊的工资。同时，
凡勃仑说，原来那种天定的自然秩序的前提仍然存在，它的定理是一种自然
的或标准的平衡，造成“生产服务和报酬的相等”。因此，对经济学家来说，
利润成为恰好是企业才能和冒险的等值物——如同地租、工资和利息是土
地、劳动和资本的等植物一般。
① 凡勃仑：《现代文明中科学的地位等论文集》，第352 页。
① 凡勃仑：《现代文明中科学的地位等论文集》，第279 页起。
后来，又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商人，叫做投机家，他们“不和产业方面任
何特定的企业或工厂有什么利害关系”。五十年前企业经理也许被解释为“一
个负责监管机械程序的代理人”。那时候，投机的职能也许被认为和产业的
职能是分不开的，因此可能区别“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投机，前者有关
“某个具体的产业工厂的顺利运转”，后者对社会完全没有贡献。可是，凡
勃仑认为，近来那种关系已经分开，结果整个一套商业的金钱的就业已经从
产业的或机械的就业中分离出来。因此“区别的界线不在正当的和不正当的
金钱的交易之周，而在商业和产业之间，”就是，一个是抑制供给的能力，
另一个是增加供给的能力。
凡勃仑接下去说，商业活动是“可以获利的，但不一定对社会有用”。
它们包括证券投机象、地产代理人、律师、经纪人、银行家和金融家的活动，
他们逐渐变化，“不知不觉地从那种没有产业效率作为目的的真正投机家的
活动，转变到经济书籍一般所讲的产业界巨头或者企业家的活动”。这种活
动的特征是“它们主要地有关价值的现象——有关交换或市场价值，有关购
买和销售——对于机械的程序，即使有任何关系，也只是间接的和次要的”。
它们不涉及生产或消费，尸涉及分配和交换，就是有关财产的制度，这种活
动“在经济学说里根本不能作为生产的或产业的活动”，因为私有财产的作
用只是抑制供给的能力的作用。
既然财产的所有权意味着“自由地控制财富”，实际上产业“受商业的
严格限制”。企业家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可是他的目的不是生产或者
有用，而是“能卖”。他往往从解散产业中和促进产业一样得到好处或者至
少避免损失。总之，从凡勃仑的金钱的业务中得来的利益，起因于财产制度
所赋予的阻碍和抑制生产的能力，另一方面，从产业的业务中得来的利益，
起因于技巧的本能所保证的增加生产。
这种金钱的利益，凡勃仑解释为既得权利。“既得权利是一种可以转卖
的、不劳而获利的权利。”既得权利是“非物质的财富”，“无形的资产”。
它们是商业的三种主要方针的结果，限制供给、阻碍流通以及作骗人的宣传，
其目的都是多卖获利。它们是“推销的手段，不是生产的方法”。然而，它
们不是不诚实的——“一切完全在商业诚实的范围以内进行”。它们不过是
法律所允许的非劳动收入。由于这个原故，它们被称为“无代价的收入”，
因为收入者从社会的总的机械生产中取得这种利益，完全凭借把持供给和机
会的能力，而不增加商品的供给和就业的机会，从而作出等值的服务。
那末，金钱的业务所为的目的是什么呢？早期的物质经济学家，魁奈、
李嘉图和马克思，完圣撇开货币不谈或者把货币说成一种商品，并且认为地
租、利润和工资如同物物变换经济中若干数量的商品，货币仅仅作为计算的
单位，和其他的度量衡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凡勃仑的现代企业家完全从事
于取得货币本身，或者不如说从事于取得各种合法的工具，例如股票、债券
和银行的支票帐户，能够在交换中支配商品和劳动。这些合法的工具是所有
权的证据，不是技术的产品。它们和商品没有必要的关系，实际上根本不是
商品，而是用来控制商品供给的合法工具。古时工匠或商人把从前生产的实
物商品携带到市场上来。可是，这些现代的无形财产，总的来说，凡勃仑认
为是一些可以取得还没有生产出来的东西的权利，就是，一种预期的获利能
力，也就是，除掉预期的工资支出以外的差额利益，这种利益的多少，决定
于怎样限制供给从而抬高价格，以及怎样限制劳动的需求和增加劳动的供
给，从而压低工资。因此，凡勃仑的无形财产是可只要求差额利益的权利，
这种利益，在分配于各要求者之间时，采取利润、利息和地租的形式。它们
不必要在产业的机械程序方面具有什么基础，完全依赖所有权的权利以及结
果对供给的控制。
可以看出，在这方面凡勃仑走的是历史的路线，所作出的区别和美国最
高法院于1896 年在阿丹姆斯捷运公司案件中最后作出的区别一样。①他和法
院一样，扩大了财产和资本两者的定义，从有形体的财产扩大到预期的获利
能力。这种获利能力的买进和卖出，构成“可卖资本的交易内容”。①这种可
卖的资本，像我们在阿丹姆斯捷运公司案件中看到的那样，对物质资本没有
一定的关系。按凡勃仑的说法，它是一种“货币价值的基金”，“对旧式产
业资本的概念的产业设备，只有一种很淡的和不断变动的关系”。旧时资本
化的根据是“一个特定的机构所有的物质设备的成本。 这种根据现在已
经不是物质设备的成本，而是公司作为一个运行中的机构的获利能力”。换
一句话说，“资本化的核心不是工厂设备的成本，而是那机构的所谓商誉”。
凡勃仑说，“商誉”的意义扩大了，为了适应现代商业方法的要求：“性
质大不相同的各种项目应该包括在商誉的范围之内：可是所有的项目具有一
个共同点，它们都是‘非物质的财富’，‘无形的资产’；这一点，可以附
带地指出，特别意味着这种资产对社会没有用，只对所有人有好处”。他于
是进一步列举在他认为现代的意义上商誉的成分如下：
“商誉 包含这些内容，例如已经建立的惯例的业务关系、诚实不欺的名声、特
权、商标、牌记、专利权、版权、法律保障的或者保密的特别方法的专用权、特殊原料来
源的独家控制。这一切给它们的所有人一种造成级差利益的有利条件，可是对社会全体没
有好处。对有关的个人，它们是财富——极差财富；可是，它们不构成国家财富的一部分。”
②
如果能卖的或者非物质的资本和商誉是相同的，而商誉只是所有权的权
利，那末，被占有的具体的东西是什么呢？必须有一种实在的、所有权的基
础。古时的工匠自己占有房屋、原料、工具和产品，现代的企业家自己占有
工厂的物质设备，可是和它的技术上的财产没有关系。他有“能卖的资本”，
然而这必须也涉及一种有形的东西，能够被保持和占有，象一所房屋、一匹
马或一台机器那样。因此，凡勃仑的有形体的财产概念，使得他硬说企业家
“有”他的工人，①这同一概念曾使得费希尔硬说企业家“有”他的顾客——
工人和顾客都被人“所有”。②无形的资本，或者商誉，和物质的资本或商品
一样，唯一的区别是无形资本的所有人“有”他的工人，而物质资本的所有
人“有”房屋和工具。由于“有”他的工人，他就“有”那和运行中的工厂
分不开的生产组织，生产组织是隶属于工厂的。这使得我们可能有一种量的
差别，因为这种货物是能卖的——就是，无形的资本——而且交易的规模比
① 参阅本书上册，第67 页，《从公司法人到运行中的机构》。
① 凡勃仑：《现代文明中科学的地位等论文集》，第380 页。
② 凡勃仑：《企业论》，第139—140 页。
① 凡勃仑：《现代文明中科学的地位等论文集》，第346 页。
② 费希尔：《资本和收入的性质》，1906 年版，第29 页。
物质产品的交易大得多，产生更大的利润。③
我们已经看到，法院在希基曼案件中④的意见含有同样的假设，确认了后
来人们称为“黄狗”合同的那种东西，在该案中“商誉”这个名词的解释使
雇主对职工的服务获得一种所有权的“权利”，不仅不容许威胁和强迫，而
且连工会的说服也不容许。凡勃仑的概念和法院在该案中的概念距离不远。
然而必须记住，根据我们的相等权利的公式，⑤所谓对消费者和工人的所
有权根本不是所有权，而是买方和卖方的“自由-暴露”关系。
这种单纯的所有权的权利或者“能卖的资本”，具有获利的能力，因而
具有一种价值，不管技术的机械程序赋予物品的价值，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凡勃仑认为，所有仅，在现代的“大企业”形式下，它的价值只有一个来源，
就是，有权力对生产者和消费者抑制物质货品的供给。技巧增加物品的供给，
而所有权抑制供给。它是一种可以任意停止产业的权力，这种极力使生产者
和消费者不得不对所有人屈服，付给他们一种代价，仅仅换得所有人的允许，
可以使用土地、机器和原料，信用还不在其内。这“准许使用”具有巨大的
价值，因为所有人可风任意不予准许，不获得这种准许就一切没法进行。如
果不给予“准许使用”相当的代价，产业随时能被停止，工人随时能被解雇。
可是这又是“自由一暴露”的关系，不是“权利一义务”的关系。
因此，仅仅这些使用的许可证，就和任何物质的东西一样能买进和卖出，
借人和贷出。它们按当时的目的或用途而取得不同的名称。从信用制度的观
点来说，它们是股票、债券、银行存款，这些构成一种对这些“使用许可”
的预期的获利能力的要求权的基金，凡勃仑称为“贷款基金”。可是，从产
业本身的运转来说，它们是超过工资支出以外的级差利益，其中包括最广的
是人们称为“商誉”的那种无形财产。
这里可以看出，凡勃仑对级差利益的说明，和马克思在解释李嘉图的地
租法则时所采取的说法完全一样。可是凡勃仑把它扩充到一切级差利益和一
切净收人。李嘉图认为地租是由于劳动在较好土地上的较大的生产力，而马
克思认为地租是由于土地私有制。不管按哪一种说法，土地所有人都不生产
任何东西，相当于所收入的地租。李嘉图说地租是财富的“转移”，不是“财
富的创造”。在这方面，李嘉图、马克思和凡勃仑三人是一致的。可是，李
嘉图说土地的自然增值是由于用在较好土地上的劳动的较大生产力，而马克
思和凡勃仑说它是由于私人所有者具有的较大的能停止生产的权力，因为劳
动的较大生产力的工具属他所有。马克思得到他的结论，是用黑格尔的方法，
把公有财产和私有时产来对比。假使一切土地都属公有，级差生产力就不会
对任何个人产生一种地租。人们就会对全部产品加以平均，如同一个农夫对
于自己的农场范围内好田和坏田的总产品平均计算一样。马克思同样地把他
的求平均数的方法扩大到全国的生部资本；因此他把利润、地租和利息化成
一种平均利润率，又同样地把它扩大到全国的生部社会劳动力，把熟练劳动
化成普通劳动的倍数。资本成为不是个别资本家，而是全国总的所有仅权力
的一部分；劳动成为不是个别劳动者，而是全国总的生产能力的一部分。①
③ 凡勃仑：《企业论》，第166 页；《现代文明中科学的地位等论文集》，第380 页起。
④ 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296 页。
⑤ 参阅本书上册，第97 页，《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图解》。
① 参阅本书上册，第316 页，《平均》。
另一方面，凡勃仑当然没有犯平均数的错误。他把级差利益的原则从李
嘉图的地租扩大到也包括生部利润、利息和地租这一类的收入，不管这些收
入是从商誉、专利权、特权、土地、或者从任何所有权权利中得来的。马克
思使资本成为平均的取得收入的能力，凡勃命使资本成为许多级差的取得收
入的能力。然而，无论如何，都是和李嘉图的地租完全一样，就是，不同程
度的“不劳而获利”的能力，或者，用李嘉图的话来说，是不同程度的“转
移”财富的能力，而不是“创造”财富。
这样，凡勃仑揭露了古典派和快乐主义的财富的定义所包含的物资和所
有权的双重性，这种双重含义以前曾受到蒲鲁东和马克思的攻击。一方面它
趋向管理的交易，另一方面趋向买卖的交易。我们先考虑管理的交易。
在凡勃仑发展形成他的效率学说的同时，泰勒从事于他的时间和运转的
研究。②泰勒，和亚当·斯密一样，有一个“假定”：大大地增加劳动的生产
力，从而取得“利益的协调”。他反对工人的限制产出的理论，不是反对它
的有组织的工会主义，而是反对它那种本能的恐怕减低计件工资和恐怕失
业。①他看到工人和雇主的矛盾的习俗，不用说服而用暴力，不讲效率而只管
讨价还价，以及工人实际生产的东西和他们可能舒舒服服地生产出来的东西
之间的距离。他看到疲劳的最高限度以及笨拙的、浪费的工作方法。他的主
要兴趣在于生理上的疲劳问题以及工程上的最高限度的产出问题。以前的著
作家没有超出一种概括的生产力的概念。泰勒不得不想法把问题的范围定得
很窄，以便可能测量，并且可从普遍地运用。
他发现这些限度在于增进人类能力的工程问题以及诱发较大程度的同意
的经济问题。前者，对泰勒来说，和任何机械工程的问题完全没有区别——
人不是一种商品，而是一种机器。可是经济的问题，用克菜格的字眼来说，
是向工人“推销”科学管理的问题。
“问题应该是完全明白了，”泰勒说，“只有当本机构的工作花费最少的人力、自
然资源、机器和房屋等资本使用的成本时，才能实现工人的最大幸福，同时实现雇主的最
大幸福。 科学管理的普遍采用将来一定会使从事于产业工作的人的生产力平均增加一
倍。想一想吧，这意味着全国可以得到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到适当的时候可能缩
短劳动的时间，并且教育、文化和娱乐的机会都会增多。科学管理差不多将 消除产业
纠纷的一切原因。一天应该做多少工作，将由科学研究来决定，不再是一个需要讨价还价、
斤斤较量的问题。 我们不争执太阳是否从东方升起，我们只加以测定。”②
这样，经济学成了人对自然的关系的工程问题。泰勒，像马克思和凡勃
仑那样，小心地排除那些混淆了物质经济学家的生产力观念的所谓生产要
素，例如土地、资本、机器。这些只是工具。生产力是劳动和产出的关系，
包括管理和设备的装置在内。它是每工时的出产率。这是效率。
不断增加的效率创造一种剩余，而不增加疲劳。资本家应该和工人分享，
可是后者没有分享那剩余的权利，如果他取得现行标准的工资。这不是一个
权利问题，而是管理问题。
② 泰勒：《科学管理的原理》，1911 年版。
① 马修逊等合著：《无组织的工人中产量的限制》，1931 年版。
② 泰勒：《科学管理的原理》，第11、142 页。
关于从马克思的形而上的社会劳动力、凡勃仑的生物的技巧的本能和泰
勒的把劳动当作机械，转变到社会的管理的交易问题，我们要研究亨利·丹
尼逊那位雇主一所有人一经理。丹尼逊的分析，我们已经引证。①丹尼逊和福
特一样，收购了股票持有人的权利，并且更进一步使董事和经理的选举决定
于上层的“工人-所有人”集团，而不决定于“投资者-经理”。这里，管理
不仅是泰勒的工程科学，也不仅是凡勃仑和福特的技巧和权威。它是一种意
志的程序，一种工头和工人之间的交易，在那里不是工人选挥，也不是工头
选择，而一切选择是“共同愿望”。
3.从管理的交易到买卖的交易
管理的交易起因于一个法律上的上级和一个法律上的下级之间的关系。
那心理的关系在法律上是命令和服从。可是，买卖的交易起因于那些在法律
上平等的人们的关系。心理的关系是劝说或压迫。正如凡勃仑的技巧的本能
后来变成丹尼逊的一个运行中的工厂的“合理的”管理的交易，凡勃仑的金
钱的利得心后来变成美国最高法院的所谓合理的价值，这种合理价值是一个
运行中的营业的买卖的交易中“愿意的”买方和卖方会同意的。我们需要这
两种交易来构成运行中的机构的概念，它们相互发生影响——一个生产的组
织，一个买卖的组织。这两种交易可以使其成为合理的，不是压迫的、没收
的或者剥削的。
我们必须指出，在这里凡勃仑的技巧的本能也是一种利得心和金钱评价
的本能。凡勃仑的技术工人所创造的那一套相当体面的捣乱的方法，抵制雇
主、跳换工作、怠工、高级熟练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使人想到这种贪得的本
性工人和企业家同样都有。他所谓效率和讨价还价的对照是确实的——效率
是供给的增加，讨价还价是供给的抑制。可是，技巧的本能并不只管继续生
产，不顾工资。除非条件满意，人们可以拒绝供给，这种权力实际上是凡勃
仑的所谓金钱的动机和财产的权利。它也是制度的、历史的事实。它也有它
的发展演化的习俗。工头或工人所用的原料和劳动并不是信手可以拈来，由
自然随便供给的。它们被原料的所有人和劳动力的所有人占有。他必须先取
得所有人的许可，方能使用。也许是为了这个原因，凡勃仑正象反对资本的
组合一样地反对工会。两者都是集体的对贸易的限制。两者都是一种贪得金
钱的本性，都是讨价还价能力的无形财产。资本家和工人的区别不是前者有
贪得的本性而后者没有，而是由财产的法律和习俗所赋予的把持供给的能
力，在资本家的组织里大于在劳动的组织里。可是，这是一个程度问题，程
度的问题是合理性的问题。如果它们是管理的或者买卖的交易中能力的程度
问题，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来研究，没有理由要把它们分为两个实体，理想
他的技巧的本能，和邪恶的贪得的本能。
凡勃仑把商业和产业那样对立起来，从历史上来解释，是由于他没有能
探索商业习惯在法庭判例下的演化，像他探索了技术的习惯那样。这样的研
究显出他的“无形财产”的发展演化，这种发展在于商誉和特权的区别，这
是凡勃仑不容许的；商誉是控制供给的权力的合理行使，特权是这种极力的
下合理的行使。这种发展的经济基础只有在对买卖的交易的分析中可以看
① 参阅本书上册，第80 页，《管理的交易》。
到。在心理学上，它是劝说和压迫的分别，在法律上，它是权利、义务、自
由和暴露的分别；在经济上，它是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机会平等和歧视、
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价格三种区别，这一切都包括在合法程序的意义的演化
中。这些心理的、法律的和经济的各方面是分不开的，从我们以前根据经济
学家的市场概念和法学家的法律关系概念中推论出来的买卖的交易的公式里
可以看出。①这些对工人和资本家同样的适用，他们都是贪得的和金钱上的，
也都是有技巧的。正因为凡勃仑没有注意法庭判决的演化，所以他不能获得
合理价值的概念。
4.时间之流和时间的经过
管理的交易和买卖的交易的分别是效率和稀少性的分别。两者共同的进
化的事实是时产制度的建立，从征服和习俗中发展为法律。管理从奴隶制、
农奴制、劳动偿债制、主人和仆人，到工头和工人；买卖从物物交换和货币
到信用，从个别买卖到集体买卖和币值的稳定。可是，两者还有另一种分别，
“时间”的概念。
从魁奈、李嘉图、马克思和麦克劳德到凡勃仑的物质学说的显著缺点是，
他们不能处理时简之流和时间的经过的分别。“流”是即将到来的未来和正
在退出的过去之间的一个移动着的时间点，没有可以测量的长度。可是，时
间的经过是两个时间点之间的一段间隔。这分别是制造过程和估值的区别、
管理和买卖的区别、效率和稀少性的区别、利润和利息的区别、冒险和等待
的区别、无形的财产和无形体的财产的区别的基础。
没有一种自然科学需要这样地区别时间之流和时间的经过，因为它们都
不和未来时间打交道，另一方面，对经济学作为一种意志的科学来说，“时
间”完全是未来时间。可是，在经济理论里，时间之流不仅是一种预期的时
间的流动，也是一种预期的现在时间点和未来时间点之间的间隔。
凡勃仑，在他的从平衡论到一种程序论的真正科学的进展中，就因为这
个原故，不能进一步辨别人事的程序和物质的程序。他的物质的假设不可能
区别预期的时间的经过和时间的流动。这是无形体的财产和无形的财产的区
别。这种对“时间”的误解，在他身上，以及在麦克劳德和所有的物质经济
学家身上，是一种根本的错误。
他的“无形财产”确实指望未来的获利能力，并且很适当地叫做无形财
产，可是，这获利能力完全是一种预期的沿着危险的时间之流的业务交易的
重复，不是一种预期的在一段时间的经过中收入的延迟。他所用的“经过”
这个名词的意思实在是“流”的意思。我们已经看到，这恰恰是无形财产和
无形体财产的区别。无形体财产是一笔债务未偿付以前的等待；无形财产是
将从未来交易中取得利润的预期。实际上两者都是“能卖的资本”，像在股
票和债券的分别中可以看出的那样，并且利调和利息是交织在一起，分不开
的。可是，它们是一种预期的有利的交易的重复和一种预期的对收入的等待
的区别，前者那种交易受自由和暴露的法则的支配，后者那种收入必须从等
值的权利与义务的执行中取得。
没有疑问，这种区别是微妙的，对于那些根据自然科学或者根据法律上
① 参阅本书上册，第74 页，《买卖的交易》。
的流通性来思想的人，很难解说。凡勃仑所以不承认这种区别，是由于前面
讲的“时间的经过”的双重意义，也由于他把“能卖的产品”和“能卖的资
本”作为彼此大不相同的东西。产品，或者有形的东西，以及无形的商誉和
无形体的债务，都买进卖出。从买卖中所得的结果是利润或损失。他说，这
两种买卖的利润或损失可以“以一种按时间单位的百分率的形式出现；就是，
作为时间经过的作用”。“但是 业务交易本身不是一个时间经过的问题。
在这里时间不是主要成分。一项金钱的交易的数值不是决定于做成这项交易
所耗费的时间，交易中产生的利益也不决定于时间”。①
确实不错。一笔买卖的交易的条件是在一个时间点上由双方同意的，这
时候双方意见一致，所有权转移；可是，如果双方议定在谈判结束和未来的
履行或偿付之间经过一段时间的间隔，那末，“时间的经过”就是重要成分。
在每一件交易中，利润或损失的增加在一个时间点上发生，这种增加的连续
发生就是时间之流。因此，时间的间隔不是利润的主要成分。可是，如果那
产品现在买进而三十天后卖出，时间的间隔就是利息的主要成分。
实际上，时间的间隔作为冒险和等待两者出现，对现在的价值都有影响。
可是凡勃命丢开等待不谈，只淡冒险。他说，
“庞·巴维克认为‘现在的物品比未来的物品较为可取’，这一论断中的一点真理
如果用‘预期的安全比预期的危险较为可取’这样的说法，似乎表达得更好； 其实，
所谓‘现在的物品比未来的物品较为可取’这种定理，细想一下，就一定会显出在本质上
是不确实的。 即使为了个人自己的利益，’现在的物品比未来的物品较为可取’，只
有在财产权有保障的时候，而且只是为了未来的使用。人们想望的目的是 现在的‘财
富’，不是‘现在的物品’；人们想望现在的财富，主要是为了它的预期的利益。”①
凡勃仑所谓“现在的财富”，意味着现在的财产权的现在价值。可是这
现在价值有两方面，预期的危险和预期的延迟。显然凡勃仑的“时间的经过”
的双重意义需要一种分别，相当于预期的重复（包括变化或危险）和预期的
交货或付款的延迟的区别。凡勃仑用“变动”代替“平衡”，确实对经济理
论作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贡献。他因此使“时间”成为经济学的一项主要事实。
可是，他不能看出变动和等待的区别——这是永远现在中的一个不断移动的
时间点和一个现在时间点与一个未来时间点之间的一段间隔的区别，前者是
变动发生的时候，后者是等待发生的期间。前者可以叫做“流”，后者可以
叫做时间的经过。两者是分不开的，可是凡勃仑看不到它们的区别，因而就
丢开了债务那种无形体的财产，把它和预期的有利的交易那种无形的财产混
为一谈。直到费希尔的《繁荣和肃条》在1932 年发表时，无形体的财产在经
济理论中才获得它应有的地位。
因此，凡勃仑这位在麦克劳德以后的制度经济学的先锋，没有后来十五
年中司法和立法方面在实验中所作出的结论那种有利条件，没有得到这些结
论的帮助。他的批评的和建设的工作完成于1898 至1914 这一段时期；他以
后的著述主要是解释他从前用出色的独到之见所创立的学说。在他首先倡议
的期内，财富作为物资和物资所有权的双重意义，正因法院从有形体的财产
① 凡勃仑：《现代文明中科学的地位等论文集》，第379 页。
① 凡勃仑：《技巧的本能和产业艺术的状况》，第46、47 页附注。
转变到无形财产，而在实用方面开始被打破；可是从事于确定合理价值的行
政上的研究机构还没有行动起来。直到1908 年“州际商业委员会”的权利扩
大时这才开始，接着各州成立了许许多多的委员会，研究公平的竞争、合理
的差别待遇和合理的价值，以及1911 年以后的许多产业委员会，后者是为了
在劳资冲突中确定合理的关系。
还有，走向科学管理的运动才刚刚开始，专门从事于在管理的交易的各
方面确定和建立合理的条件的一种专家阶级，还没有出现。
无形财产的原则在其他方面的应用，特别是在稳定物价方面，连想也没
有想到，更说不上计划执行的机构。凡勃仑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排斥债务那种
元形体的财产（包括差别利率在内），使得他不可能像他同时代的瑞典经济
学家威克塞尔那样，奠定理论基础，建议一种管理这种无形时产的办法，集
中控制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买卖，稳定物价，从而加以管理。
凡勃仑所提出的经济学里关于物资和无形财产的一种二元论的问题，近
来才有经济学家加以研究，①他们所做的工作，我们用交易、运行中的机构、
稳定物价和合理的价值这些名词来扼要地叙说。每一项交易是一种估值，不
是物资的价值，而是凡勃仑的物资所有权的价值；每一个业务机构既是凡勃
仑的运行中的工厂，又是企业家的运行中的营业；一般物价的每一波动是凡
勃仑的所谓剥削；每一步提高对合理价值的了解，减少这种剥削。这些是科
学的，不是在凡勃仑的自然科学的意义上，而是在行动中的人类意志的意义
上。
① 参阅霍勒斯·泰勒：《制造物品和赚钱》，1928 年版，序言，第vii 页，“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制
造业中起来越成为必须制造物品，以便赚钱。”
Ⅱ.从个人到制度
凡勃仑的学说终于成为一种无可奈何的物资和所有权的二元论。美国、
奥国和意大利的其他著名的经济学家，其在世时期经历十九世起末占优势的
快乐主义到二十世纪战后对快乐主义的集体抑制的那一些经济学家，也都不
能调和那种二元论。他们暗暗地或公开地放弃了他们早期的个人主义理论，
完全转变到利益冲突中集体对个人的控制，制度经济学就是建立在这种集体
控制的基础上。
著名奥国经济学家维塞尔，于1889 年写成他的《自然价值》，将近四十
年后（1926 年）又写成《强权的法律》。在第一本书里，他修正和说明了门
格尔的伟大著作。大战后在第二本书里，他回复到他自己战前的历史研究。
这两本书完全大不相同，维塞尔在后来的著作里并没有想法把两者调和一
下，或者建立一种整体的政治经济学，分别予以各自应得的地位。结果那第
一本书是个人主义的，第二本是集体主义的。第一本是人对自然的关系，第
二本是人对人的关系。第一本的单位是一种满足欲望的商品，第二本的单位
是一种道德的、垄断的或者暴力的力量，这种集体的力量制服个人。一种是
“价值”的法则，一种是“强权”的法刚。在价值的法则中，一切个人都是
一样的、平等的和自由的，因为他们是各自独立的，对自然的关系相同；在
强权的法则中，个人是被狡黠的领袖组织起来的热情的和愚蠢的群众。在价
值的法则中，维塞尔寻求在一切历史的和制度的变化下永久存在的东西。在
强权的法则中，他寻求自古以来会变化的和强制性的东西。在价值的法则中，
他发现自己符合于个人主义各派。在强权的法则中，他说他不能信奉古典派
或快乐主义派的个人主义，或者用人体来比拟的那种有机的类比。对于事物
的看法，他只能按照他在历史上实际看到的那样，把历史看成集体抑制个人
的历史。
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墨索里尼所谓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创始人，
和维塞尔十分相似，他也创立了两种相反的社会哲学。在他的《政治经济学
概要》（1909 年）里，社会是一种“分子”的世界，这些分子相互发生作用；
“效用”是这些分子的个人主义的欲望，诱导着分子行动，它的强度是递减
的：从这些相互作用中产生了帕累托对数理经济学家的“平衡”学说的世界
闻名的贡献。
可是，十年后在他的《论社会学》里，帕累托明确地否定了他自己的“分
子的”社会概念。他不讲个人的“效用”和个人的欲望，而代以“社会效用”
和“集体欲望”。“社会效用”是“非逻缉的”，“非数理的”，“不能测
量的”，恰恰和他的“个人效用”相反。因此，他认为它被用作一种外衣，
掩护政治的和财政的腐败，这种腐败已经把现代民主政治变成了“枭雄的财
阀政治”，特别在意大利、法国和美国。它变质为国内和国外的暴力政策。
帕累托的转变实际上是又一次马尔萨斯式的转变，从理性的时代转变到
愚蠢的时代。正因为社会效用是非逻辑的、非数理的、不能测量的、愚蠢的、
感情冲动的、但是集体支配个人的，所以他需要一种会控制他所谓“枭雄的
财阀政治”的法西斯独载。我们在美国，在倾向于法西斯主义的同时，另有
关于那种社会效用的形成和分配的问题，这需要一种社会的合理价值的理论
和实践。①
法西斯哲学所根据的基本研究单位，在人们公认的、日耳曼法西斯主义
的主要经济学家斯班的著作里可以找到。他的经济学的“结构”建立在服务
和价值这两种基础上。②当我们分析斯班所陈述的这些基础时，我们发现它们
归结于或者管理的或者限额的交易，这是“上级”和“下级”的社会关系。
如果它是私有经济中的个人价值，那关系就是一种“管理的交易”的关系。
如果它是国家经济中的社会价值，那关系就是一种“限额的交易”的关系。
在这方面，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社会单位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基本社会
单位是一样的：它们所不同的只在于谁来做管理的人和限额的人，是无产阶
级还是资本家。在帕累托、斯班、维塞尔的著作里，和在凡勃仑的著作里一
样，都没有一种对买卖的交易的分析，像英美习惯法的判决中所发展形成的
那样，这种法律起源于人戾的习惯。以法律上的“上级”和“下级”为基础
的管理的和限额的交易，结果产生一种独载的社会哲学以及它的“命令”和
“服从”的社会心理。可是，买卖的交易，以双方愿买愿卖的概念为基础，
因此风法律上认为平等的人们之间的劝说或压迫的观念为基础；结果产生一
种自由意志的社会哲学，具体表现在无差别的机会选择、公平的竞争和合理
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各方面，受合法程序的保障。
英美方面这种从个人主义的心理的观点转变到集体的观点，在美国经济
学家费特的四十年的工作中可以显著地看出。他非常出色地发展了个人主义
经济学的心理的基础。可是，当他转向实用经济学时，他热烈地写出他的制
度经济学，论述《垄断的伪装》（1931 年），他的这个名词的意思等于帕累
托的枭雄的财阀政治和凡勃仑的资本家的怠业或妨碍生产。
没有疑问，许多经济学家还没有受到这种制度变化的影响，我们刚才提
到那些人肯定是少数。然而他们是典型，代表着二十世纪的强大的集体运动
在经济学领域里必然会产生的结果。
可是，是不是必须以灰心和厌恶的态度放弃那些老的个人主义的、讲分
子和平衡的学说呢，如果可以很容易地使它们适应新的集体的学说，例如维
塞尔的强权、帕里托的社会效用或者费特的伪装？水的波浪总耍寻求平衡，
在水面被堤坝提高十呎或者被排水渠降低十呎时，和湖水保持“自然”水平
时，其寻求平衡是同样的自然。老派学说的困难在于怎样确定“边际效用”
或高或低的所在点。边际效用点所在的地方，“平衡”和“边际效用”就在
那个水平线上出现。如果劳工组织提高工资水平百分之一百，资本家、雇主
和工人就按照那较高的水平调整他们的个人的竞争。或者，如果雇主的组织
压低工资百分之五十，资本家、雇主和工人就调整他们的竞争来适合那较低
的水平。尽管集体行动或者帕累托的枭雄的财阀政治，企业家的煽动主义的
民主，根据他们控制局势的能力来压低或提高社会效用的水平，个别分子之
间总有一种趋于平衡的倾向。
我们发现旧的分子的和边际效用的学说把一种伦理上的平等机会的原理
扩大为一种经济上的平等个人的原理。对所有的个人可以有平等的机会，虽
然某些人比另一些人具有大得多的能力来利用或者享受机会。人性是那样的
善于适应，无论那些平等的机会属于多么高或多么低的水平，个人之间总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