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参阅他为不生产的阶级（区别于奢侈阶级）的收益所作的辩护。《魁奈》，第39O—391 页。
① 吉德与里斯特：《经济学说史》，第19 页。
因为，自然是聪明的、仁爱的和慷慨的，像洛克所说的那种“自然。”
因此，照魁奈的说法，物质规律，是那显然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秩序中一切
物质事情的规定的路线。“道德法则，来自同一仁爱的根源，是道德秩序中
一切人类行动的规则，符合于那显然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秩序”。从这种自
然法则中产生自然权利。魁奈说，自然权利是“一个人享受适合他的幸福的
事物的权利”；公道——决定自然权利的自然法则的标准——是“一种自然
的和最高的标准，为理性所承认，这个标准显明地决定什么属于自己，什么
属于别人①。”
“自然秩序”的这些定义，包括“道德秩序”在内，使得魁奈能调和哲
学家关于自然法则、自然权利和自然公道的一切矛盾的观念；因为他的自然
权利的观念是一种有伸缩性的观念，要适合任何时间和地点的情况，可是这
一下把“自然权利”弄成自然的不合理。这样，一切哲学家所说的各种明明
矛盾的自然权利，如果以它们显然是真实的那种时间和地点为标准，就都是
真实的了。杰斯提尼安说得对，自然权利是自然对动物默示的一切，如果他
们是动物。因此，在孤立的状态中，个人的自然权利是他凭自己的力量和智
慧所能取得的不管什么东西，如果他是孤立的。甚至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
反对一切人”的无限制的权利也是对的，如果那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同样地，
有些人说自然权利是普遍的和最高的权利，也是对的，如果我们是在说一个
具有最高权力可以管理一切人的国家。同样地，有些人说自然权利不是绝对
的而是受默认的和明确的契约的限制，也是对的，如果这种契约是合乎习惯
的。甚至那些完全否认自然权利的人也是对的，如果他们所说的是对于自然
权利没有认识的人。认识是“光明”，没有它理性就看不清事物，在一个像
法国那样的国家里，只有对那些既有理性又有认识的人，自然秩序才存在。
因此，在魁奈和重农主义者看来，君主应该明文制定的根本法律是国家
和私人怎样进行关于“自然秩序的法则”的教育的一种法律，这是“引向理
性的光明”。最大的罪行是使得人民愚昧无知，因为指导理性的是对自然法
则的认识，这种认识把理性引向维持权威、财产、丰裕以及地主和波旁王朝
的安全。
总之，魁奈的自然法则、自然权利和自然秩序的观念完全是当时和当地
的习俗。习俗是自然；统治权是重商主义。可是对于魁奈，习俗成为一种认
为现状是合宜的意识，一种经过教育的常识，一种明显的制度，使合乎习俗
的事物显得自然，一经国家干涉就不自然了。习俗是利益的协调，是劳动与
资源的适当调和。这种适当的调和是自然恩惠的结果，倘若统治权不如干涉，
它会使个人流入自然的最慷慨的途径，而不流入其他的途径，以致他们从流
通中勉强榨取，超出自然本身对自己的恩惠的适当分配。如果他们遵守这种
自然秩序，政府就不会在自然吝啬的地方鼓励太多的出产，害得在自然本来
慷慨的地方其他的出产太少。总而言之，自然秩序是魁奈认为好的经济，人
为的秩序是重商主义者和路易十五所支持的坏的经济。
魁奈认为，这种自然法则，像这样作为理性来了解，具有创造丰裕所需
要的智慧和仁爱这两种特性，因为这种法则是一位聪明的上帝为了人类的幸
福而制定的。所以，它们是“改不了、打不破的、最最好的法则。”魁奈心
目中所对比的反面事物，就是当时欧洲的君主们任意制定的、因而是人为的
① 《自然权利》，《魁奈》，第359、365 页。着重点是本书作者加的。
法律。这些成文法和自然法则不同，因为它们造成稀少，而自然产生丰裕。
这种区别是由于成文法可能发生误解、腐化、强迫、反复无常，因而违反自
然法则，后者却是不能改变的、有理性的、仁爱的、慷慨的。因此，这种自
然秩序和道德秩序的自然法则，根据像魁奈这样一个1758 年路易宫廷里的聪
明的仁爱的地主的了解，应该作为成文法的最有效力的公式。
这样，洛克认为自然法则可以为制造家和商人辩解，反对君王和地主；
魁奈却认为它可以为君王和地主辩解，反对制造家和商人。他们都认为上帝、
自然、理性和丰裕是同一的。他们的区别在于受益人不同。
似乎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话，魁奈一方面用自然秩序和道德秩序给地主的
地租辩解，另一方面却又得到那实际的结论，认为所有的捐税应该在地主的
地租上征收，一切其他捐税全部取消。这一点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
他的可以征税的“纯产物”不包括地主对地方的维持，也不包括地力的
改良。这些是地主的“垫支”，如果希望地主恢复原有的地力，就不能对这
些垫支征税。应该征税的部分只是从原始地力得来的纯产物①。
另一种解释是，他所想到的只有农业地租以及主要地像销售税、进口税
和公路税这种税收。当时法国的税收不仅是对国外进口货征税，而且对从农
村运到城市的国内输入品征税，对公路上的强迫劳动也征税。这些捐税妨碍
货物的流通，压迫农民。它们增加农业生产的成本，减少从农产品销售上所
得的纯税收。取消这些捐税以后，农业地租一定会大大地增加，这种增加的
地租可以作为增加税收的对象。魁奈是主张（实际上往往有这种情况），一
种最有势力的阶级，地主以及垄断工业家和商人的行会，应该放弃他们的特
权，相信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增加也会对他们有益。后来杜阁在一个省区内消
除这些对商业的障碍时，证明了魁奈的学说的正确性，增进了那一省的繁荣。
可是，当杜阁试图以全国规模实行同样的改革时，贵族竟然能够使他罢官去
职（1776 年），因为他们有一套他们自己的自然秩序的观念②。人们常说，
杜阁的重农主义的改革也许会防止了法国革命，可是在当时的现状下享受利
益的那班人的眼光没这样远。革命把他们的庄园分给了农民，并且废除了商
人和制造家的行会。
在魁奈之后四十年，马尔萨斯以自然的稀少代替了自然的丰裕。六十年
后，李嘉图以劳动克服“自然资源的自然稀少”的力量，作价值观念的基础。
九十年后，马克思吸收了魁奈的流通、李嘉图的劳动、自然的稀少，丢掉了
地主、君主和资本家。一百二十年后，亨利·乔治吸收了魁奈的自然权利、
自然的恩惠和李嘉图的地租，构成他自己的单一税的主张。在这段时期内，
在魁奈之后十八年，亚当·斯密部分地丢弃了他的自然的生产力，回到洛克
的劳动论。可是，在斯密甚至在魁奈以前，而他们两人都没有注意到，休谟
已经以稀少代替了丰裕，不仅作为经济学的基础，而且作为财产权的起源。
① 参阅本书第8 章（Ⅶ），《李嘉图》；第10 章（Ⅶ），第5 节，《征税的警察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