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现代经济学家，受了快乐论经济学家的影响，通常硬说早期的使用价值的意义中含有他们自己的递减效
用的意义。这一来，他们给了效用一种双重的意义，一方面是那早期的意义，每单位的效用不随着数量的
增多而减少，另一方面是后来的意义，每单位的效用随着数量的增多而减少。后一种意义，我们认为，古
典派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仿效者马克思都没有。
② 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英译本1891 年版，把这些”技术”关系排除于政治经济学之外，其实在
这些关系中，它们倒可以看见效率、经济事务等观念。
用（不是使用价值）就可以增高到无限量，并且显然没有生产它的劳动痛苦。
可是，如果劳动增加，每单位的劳动痛苦的强度就增加，同时每单位的快乐
减少。
可是，树并不长到天空里去。在某一点，假定是边际效用点，供拾就停
止增加，因为递减的快乐等于递增的痛苦。
因此，有两种边陈效用的说法——奥围快乐论派和新古典派。在前者的
不讲痛苦的经济学里，一种商品的快乐在下降中达到一点，在这里另一种商
品的快乐超过它：结果在各种商品的递减的效用中进行选择，从而达到一种
平衡（图3）。在各种对象之间进行选择的那一点同样地决定大家的边陈，
成为平衡点。这一种说法，1890 年在庞·巴维克手里，作为“效用成本”论
出现，也就是在可以任意选择的对象中择善而取，所获得的边陈利益。①
可是，新古典派所说的边际效用是苦与乐的平衡点，在这里同一商品继
续生产的痛苦等于继续消费的快乐（图4）。
这样，在十九世纪末斯密的平行论已经成为机能心理学，由于把使用价
值的意义变成递减的效用，把痛苦的意义变成递增的“负效用。”价值的概
念仍旧像从前那样，是一种两面的概念，这一次是边际效用或稀少性价值乘
物品的数量或使用价值，从前是劳动痛苦乘使用价值的数量。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使得斯密在他的经济理论中没法安排使用价值，就
是，个人的服务。这种服务显然是无形的，一经完成马上就不见了。可是，
它们确实是有用的，而且它们的用处在服务完成以后还继续下去。斯密和他
的信徒们只能分别“生产的”和“不生产的”劳动。医生、律师、政治家、
牧师、教师、音乐家或演员、科学家、家庭仆役、主妇，都是“不生产的”，
因为他们的劳动的功用不出现在一种商品里，这种商品可经贮存起来和在市
场上出卖，或者直接交换别种商品或别人的劳动。这种服务的价值只能用货
币来计量，例如工责和薪俸，或者用它们直接交换得来的商品来计量。因此
劳动本身只相当作一种商品看待，它的价值是它的交换价值。个人的服务有
交换价值，可是它们的使用价值只出现在别人的快乐里，并且没有像“吨”
和“码”那样的计量标准，可以用来量度快乐。
“包含”在商品里的劳动，情况就不同了。劳动给了那个商品一种外加
的价值，可是，既然连它的“使用价值”都被看作心理的，这外加的价值只
能作为一种外加的交换价值来计量。
一百五十年的经济理论工作对于怎样适当地处置这些个人服务的问题，
大费踌躇。如果它们是使用价值，我们除了用货币以外怎样能量度它们？可
是，货币量度它们的稀少性价值，不是它们的使用价值。货币量度它们的供
求、或者它们的讨价还价的能力、或者习俗的力量，而不是它们的功用。这
一个半世纪的理论研究采取了各种概念和方法，要使个人服务的功用成为和
“生产的”劳动的功用一样，包括在一般的使用价值的概念之内。这些概念
之一是“平均工时”，由马克思首先采用并且在科学管理的理论中取得精确
的意义。另一种是“总”劳动的概念，用“工时”针量，它不把使用价值加
在某一伴商品上，而加在一个团体所生产的全部商品上。这“总”的概念是
现代“部分一全体”关系的公式的一种特殊的例子。另一种是科学家、发明
家和工程师的脑力劳动的概念，这种劳动被看作某一个事业单位的“总”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