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经济学跟法律和习俗分开的是边沁。1776 这“伟大的一年”产生了边
沁的《政府论》、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瓦特的蒸汽机
和杰弗逊的《独立宣言》。第一项是“幸福”的哲学，第二项是“丰裕”的
哲学，第三项是“丰裕”的技术，第四项是把“幸福”革命性地应用到政治
上。十一年前，布莱克斯顿·威廉发表了他的《英国法律评论》，同意斯密
的《神圣起源》的说法，但认为在人世间英国的习惯法中达到了完善的境界。
边沁的《政府论》是他对布莱克斯顿的批评，以“最大幸福”和“立法的法
规”替代“神圣起源”和“习惯法”。①后来在1780 年又发表了他的《道德
与立法的原理》，1789 年加以修正，在这本书里他去掉了“义务”，以幸福
为偷理的根源。从此以后，有一百多年，政治经济学脱离法律，法律脱离幸
福。②法律的甚础是过去的习俗和神的公道；经济学的基础是现在的幸福和个
人的愿望。边沁教导詹姆士·穆勒，詹姆士·穆勒教导李嘉图，所以边沁说
李嘉图是他精神上的孙子③。他的重孙们是一百年后的那些快乐主义经济学
家。边沁实在是十九世纪经济学的创始人，这种经济学和法律、习俗、伦理
都脱离了关系。
布莱克斯顿表现为，甚至自称是，边沁所谓英国法律改革的一个“决心
的和坚持的”敌人，反对“最大幸福”原则所要求的改革。他不是解释法律，
而是给法律“辩护”，认为法律起源于支持习俗的“权威”，或者起源于人
民方面的一种“原始的契约”，所谓人民必须服从君主。他的辩解就是他的
“理由。”边沁说，布莱克斯顿“毅然代它陈述理由 理由这个观念就含
有赞许的意思。”甚至当他正式采用别人的理由时，“也把那些理由说成他
自己的。”倘使布莱克斯顿从促进或阻碍人民的幸福这一观点来考验英国的
法律，他的“理由”就不会结果引起“一种人格化， 好像法律是有生命
的东西，”或是引起“一种机械的对旧制度的崇拜，”因而“就认为在法律
正确的时候为它辩护，比在法律不正确的时候对它责备，功劳较大。”①
这样，边沁认为习俗就是由权威支持的传统，并且因此加以否定：评判
一件行为，不是凭它是否符合古老的习俗，而是凭它对一般幸福的影响。边
沁自称他的《政府论》是“从未有过的第一本书，使得广大的人们在法律方
面想要摆脱权威和先人智慧的束缚。”②
如果习俗被否定了，边沁用什么理由为法律辩护呢？他在自己的愿望里
找到这种理由。他说，布莱克斯顿用来给法律辩护的理由也是在这里。布莱
克斯顿仅仅愿望法律维持现状。
边沁说，布莱克斯顿的国家法律的定义，不是一种权利义务的说明，而
① 边沁并非”最大幸福”原则的创始者——他最先采用普利斯待列学说里的这个原则。参阅包林的《最大
幸福原则的历史》一文，见所编边沁的《义务论》一书，18a 年版，第1 卷，第298 页。
② 邦纳·詹姆士：《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关系》，1893 年版，第218 页。卡特·约翰：《法律及其
起源、成长与功用》，1907 年版，第233—240 页；指出了他当时的美国重要的律师反对边沁的幸福原则
的原因。卡特赞成大公司合并的新习俗，反对较旧的反托辣斯法。
③ 包林编：《边沁全集》，1843 年版，第1 卷，第498 页。
① 包林编，《边沁全集》，第1 卷，第229，930 页。
② 同上书，第260 页。
是一种对是非的意见。按布莱克斯顿的说法，“一国的法律是‘国家的最高
权力所规定的一种公民行为的标准，管理正当的事和禁止不正当的事。’”③
边沁认为，布莱克斯顿的意见从自然法则为基础，这种自然法则受着一位具
有无限能力、智慧和善心的上帝的支配。可是，实际上那是布莱克斯顿的顾
望。边沁说，“许多的人不断地在讲自然法则；然后对你说出他们的所谓是
和非的意见，这些意见，你应该了解，就是自然法别的全部内容①。”
因此，如果布莱克斯顿是愿望遵守先人的智慧，边沁是愿望促进一般的
幸福。
“当我说在法律的各部门中整个社会②的最大幸福应该是人们追 求的目的时，
我所表示是什么呢？——此外没有其他的意思，就是， 我希望这个社会里掌握政府权力
的人就照这样来了解。 我这种说 法，是根据当时我自己内心的真实情况说出来的；
——至于这种说法的 正确性究竟有多少，那是应该由读者判断的问题，倘使值得读者花
费时 间加以判断。”③
边沁说，布莱克斯顿的愿望隐藏在他对“非”这个名词的双重意义里，
一种伦理上的“非”，和伦理上的“是”对立，以及一种法律上的义务，和
一种相等的法律上的权利互有关系。但是，诚如边沁所说的，法律上的“是”
在伦理上可能是一种“非”，法律上的“非”在伦理上可能是一种“是”。
“是非”是一种良心的责备。“权利”是法律的强制。奴隶制度的历史说明
这种矛盾。实际上，布莱克斯顿没有变化、程序、新事物或者历史等这种实
际工作的概念，作为习惯法的一项主要特征。法律总是在神的理性里，这是
他的自然法别的意义，法官的作用是找出那个理性，应用于当前的特殊案件。
法官在判断纠纷时，并不创造新的法律，从而改变那法则本身；他仅仅找出
自然的公道，这种公道时时刻刻都存在，不过纠纷的当事人和法官不知道而
已。布莱克斯顿的概念是洛克那种被动的心灵的摹本的概念。
可是，边沁对于历史过程或变化作为习惯法的主要特征，也完全不了解。
他永远是根据他的普遍幸福的原则建立法典。因此。他忽略了历史，在有关
布莱克斯顿和他自己的根本分析中，完全靠逻辑的推论。成文法和习惯法都
建立在愿望的基础上。布莱克斯顿希望法律如他想像的那样，他认为那似乎
是神圣的和自然的。边沁希望它不同，因而也说得不同。既不是一种变化的
和实验的理论，就只能是这样。因为，既不从历史上来研究，根据习俗的变
动以及法律实践对其他变动的不断适应，使变动本身成为研究的对象，结果
可风作为法律和经济学的基础的，就只有“愿望”。布莱克斯顿和边沁是“顾
望家”，不是科学家。
成文法典和习惯法的区别，溯源于法律和经济学上演绎的和实验的思想
方法。法典的方法和演释法相同，都是从一种固定的社会组织情况出发，一
切个别问题都是从根本情况变化出来的；实验的方法却是从一般通则范围以
③ 布莱克斯顿的法律学说在我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一书中有详细的讨论，本章主要地研究边沁，十
九世纪的经济学的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