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参阅本书第10 章（IV），第4 节，《分析的和机能的法律和经济学》。
② 《道德和立法》序言，《边沁全集》，第1 卷，A1 页。
① 在美国，比较简单和比较一般的方法是那种常识的方法，改变法律或宪法中所用语词的意义。见包威尔
编：《法律辞典》，”假定”（Fiction）一词的注释。
使权力。 因此，人们总是用谎言欺人的手段，篡夺、行使和巩固这种权力。”②
因此，边沁有意识地否定在实验中造成法律的习惯法的方法，而斯密只
是忽略了这一点，所以把信心寄托在立法权上。
布莱克斯顿所依赖的假定之一，是一种原始契约的假定。边沁说，“人
民这方面对国王承认普遍的服从；国王那方面承认设法管理人民，所用的方
法要以他们的幸福为前提。”可是，为什么需要这样一种假定呢，如果真正
的考验在于决定在什么地方人民有理由拒绝服从？
“ 总之，只要服从可能造成的捐害少于反抗可能造成的损害，他们就应该服从：
就全体来说，只要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有服从的义务，并且只有在符合他们利益的时
候。 假设遵守诺言的经常的和普遍的结果是造成损害，那未，人们还有义务必须遵守
吗？那未，再制订法律，强迫人们遵守，还能算正确吗？ 现在这另一个原则又出现在
我们心头，除了“效用”原则以外，还能有其他原则吗？这个原则给我们提供了最高的理
由，它本身就是唯一的充分的理由，可以辩护无论什么行为的无论哪一点。”①
因此，边沁的依赖法典的结果是革命，而习惯法的方法逐渐地取消某些
契约的执行，如果发现这些个别的契约会造成不公道。
那未，这代替实验作为法典的基础的这种“效用”，是什么意义呢？边
沁修正了休谟的公共效用或社会效用的观念。边沁认为，休谟使用这个名词
有几种意义。有时候它的意思是指“以用途本身作为目的的功用，不管是什
么”；有时候是指“物质工具所有的一种特性，一架机器、一所房屋或是一
件家具的一种特性，这里所谓效用是有助于达到所追求的目的”：有时候它
意味着“快乐作为一种目的，”但是始终不表示痛苦的避免也是快乐，并且
始终不暗示“幸福的观念应该和效用的观念有分不开的关系。”休谟也没有
从“效用”上面推论出一种“是非”的标准，也没有回答“什么应该做，什
么应该不做”这个问题。因此，休谟没有区别现有的效用和应该有的效用。
休谟所陈述的种种德行仅仅是一种分类，并没有说明“它们需要怎样比例地
结合起来，就能产生幸福。 他说到快乐、痛苦、欲望、情绪、感情、热
情、兴趣、德行、邪恶以及其他种种实体，说得非常杂乱，完全没有说明它
们的关系或相互依赖。”②
可是，边沁把这种杂乱的说法简单化了，把效用的这一切意义变成一种
单一的“力”或“动力”，它驱使人类行动。
“自然使人类受两个最高主宰者——痛苦和快乐——的支配。只有苦乐能指出我们
应该做什么，以及决定我们去做什么。一方面是非的标准，另一方面因果的连锁，都系在
它们的宝座上。它们掌握我们的一切言、行和思想：倘若我们企图摆脱我们所受的束缚，
结果将徒然予以证实和加强。在口头上，一个人尽管假说要脱离苦乐的统治；可是，实际
上他仍旧时时刻刻受它的支配。效用的原则承认这种控制，并且假定是这样，作为一种制
度的基础，目的在于运用理智和法律造成幸福。所有企图怀疑这种控制与服从的制度，都
② 《政府论》序言，《边沁全集》，第1 卷，第243 页。
① 《边沁全集》，第1 卷，第271—272 页。
② 包林：《最大幸福原则的历史》，见所编边沁的《义务论》，第1 卷，第291—294 页。
是只讲空话不讲实际，只凭幻想不凭理智，只向黑暗不向光明。”①
边沁把问题进一步简单化，认为私人效用和公共效用是一致的，休谟本
来把它们放在对立的地位。休谟认为私人利益或私人效用和自我牺牲（这是
休谟的公共效用）都是由稀少性而来，现在边沁认为公共效用起源于斯密的
私利和丰裕。“最大幸福”是全体的私利的总和。休谟的稀少需要个人自己
服从别人的利盆，边沁的丰裕却使个人自己可以扩张利盆而不损害别人。这
丰裕往往被用作一种理由，说明美国人对政治上和金融上的贪污何以漠不关
心。边沁认为斯密的一些理论是正确的，除了斯密和布莱克斯顿同意的一点，
就是赞成一种原始的自然状态，这一点边沁以效用来替代。但边沁的效用不
是休谟的效用。它是丰裕的效用，不是稀少的效用。
第一，所谓“社会”不是一种有组织的结合，为了共同利益而限，制个
人——这又是一种假定。边沁说，“社会是一种想像的团体，包含一些个别
的人，作为构成它的成员。那未，社会的利益是什么呢？——就是组成社会
的个别成员的利益的总和。②”并且他以议会代替社会。
第二，社会的财富在于“组成政治社会——国家一的各个人分别所有的
物质财富的总和。任何一个这种个人在自己的物质财富上增加的每一原子，
只要不是从任何别人的财富中取来的，就是对国家财富的总额的增加。”③
因此边沁的财产概念是有形体的财产；他的国家财富的概念排除稀少性和交
易买卖，只包括一切私人生产的使用价值的总和。
因此，社会的利益只是个人利益相加的总数——不是依赖各个人作为一
个现行机构的成员彼此之间的交易。公共效用是私人效用的总数。因此，边
沁的效用是斯密所谓使用价值的主观的一面，意义等于边沁的“财富的享
受”，又和客观的使用价值相同，意义等于边沁的“财富的物质。”①最大幸
福是最大享受，最大享受是最大丰裕，最大丰裕是最大量的使用价值（财富）。
由于丰裕，公共效用和私人效用是一致的；按照休谟的看法，它们是对立的，
由于稀少。
这种社会的概念，在一百多年中，不是一种社会而只是一种分子式的人
口，②这种古典派和快乐主义经济学家的说法，受到马克思社会主义者和基督
教社会主义者以及现代社会哲学的反对。从个人的苦乐出发，社会只是个人
的总和，财富是物质东西的总和。经济学因此和伦理学脱离关系，在休谟手
里不像这样，因为，边沁认为个人与个人之间，在财富的取得上，没有稀少
性的关系。经济学家必须重新从头做起，这新的出发点他们叫做伦理学。对
休谟的稀少性原则的忽视，成为个人和社会的二元论，经济学和伦理学的二
元论。
可是，这种二元论以有关伦理学的起源的两种理论为根据。一种是个人
主义的理论，主张在一个丰裕的世界里最大限度的快乐。在这里个人取得他
所要的一切，不会捐害别人。另一种是一个稀少的世界里利益冲突的社会理
① 《道德和立法》序言，《边沁全集》，第1 卷，第1 页。
② 《边沁全集》，第1 卷，第2 页。
③ 《政治经济学手册》，同上书，第3 卷，第40 页。
① 参阅本书第第211 页，图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