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参阅本书第10 章（Ⅶ），第3 节，《稀少、丰裕、稳定》。
不同意义，可是它们仅仅是一些术语，代表着买卖的交易所必有的谈判中熟
悉的东西。一位薪俸五千元的大学教援，因为有另一机构愿出薪俸九千元争
聘，开始和现在雇用他的大学谈判，希望增加他的薪俸。结果他决定仍按原
薪五千元留任教职。他留任的成本是什么呢？他的成本是四千元，不是因为
他支出的成本增加了四千元，而是因为他选择留任，从而损失了可能获得的
四千元收入。
可是，他的服务对那大学的价值是什么呢？他的服务的价值是什么？除
了和他能在别处得到的报酬比较而外，没有人说得出。大学以五千元取得一
种另一个买户认为值九千元的服务。这些可以说只是谈判中的“谈判点”，
因为除了金钱还有其他必须考虑的问题，那些也是谈判点。可是“谈判点”
是谈判心理的要素的一部分。假使除了金钱就没有谈判点，像在普通的买卖
的交易中那样，我们就只有金钱的考虑，可皿用来计量服务的成本和服务的
价值。那位教授“值”九千元，因为他对学枝所作的服务在别处值九千元。
学校获得一种剩余，因为它付给他的代价比服务的价值少四千元。那九千元，
对于学校，是一种反机会价值，或者他的服务的价值。那位教授对于社会是
不是值那么多，是另一个问题——合理的服务价值问题。
另一方面，那教授等于捐赠四千元给学校，因为他决定留任教职，牺牲
了这笔否则可能取得的收入。那九千元，对他来说，是他的机会成本，或者
他所作的服务的成本。
可以用其他的例证来说明。一个工资劳动者迫切需要立刻可以到手的现
金，可是只有预期的工资二十元两星期后才能收到。他于是用工资作担保向
一家“收买工资”的信贷所借得十八元。他实际付给贷款人的代价是二元，
换取十八元的提前两星期使用，等于两星期利率百分之十一或者月息百分之
四十左右。以年息计算，他所付的利息等于每年百分之二百四十到百分之二
百人十。
根据小额借款人的这种或类似的经验，发生了合理的服务价值问题。人
们想出了所谓“小额贷款法”，创立了特准设立的公司，准其对三百元以下
的贷款取月息百分之三又二分之一，或年息百分之四十二，利息不得预扣，
小额贷款的利率高于此数者均属非法。这种法律由许多的州加以采用。它们
对于贷款公司对穷困的小额借款人的服务的价值，以此为合理的标准。这里
是有组织的社会试图给穷困的借款人提供一种解决困难的办法，这种办法他
们的代言人（立法机关）认为合理。
然而，乍看起来，这些州是把高利贷合法化了。可是，考虑到这一种不
能按一般合法利率向商业银行借款的人以前不得不采取的仅有的出路，月息
百分之三又二分之一的负担却大大地轻于以前的那些办法。在上面引证的事
例中，以前十八元使用两星期的代价是二元，现在按月息百分之三又二分之
一计算，利息还不到三角二分。
这又是一种特殊情况的反机会价值，或者使一个人有机会避免另一种较
高支出的价值。月息百分之三又二分之一，和商业银行向信用良好的人所取
的利率比较起来，虽然很高，但是对于没有信用而需要迫切的穷人，这种利
率肯定还低于他的其他更坏的出路。他的生活会比在借不到这笔钱的情况下
较好；月息三又二分之一虽然使得他的牺牲确实很大，还是小于月息百分之
十、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四千。①
我们在这里不需耍再举例说明机会、竞争和价格的这些相互关系。那公
式是一般的，适用于所有的情况。这些关系以种种不同的和错杂的情况反复
出现，因为这三种因素在亿万的交易中都变化很大，然而公式对这种关系提
示线索。我们进一步用古典派和快乐主义经济学家的假设的历史，逐渐说到
公式。
（7）从鲁滨逊到运行中的机构
从庞·巴维克的假设的历史开始，假设鲁滨逊独自在一个岛上。这是很
好的方法，可以实质上消除社会。鲁滨逊必须工作，才能弄到东西吃。吃是
效用，选择兔子而不选择鱼，是选择一种较高的效用（兔子），由于牺牲较
低的效用（鱼）。①鱼的避免是选择兔子的效用成本，其中的差额是剩余效用。
把这个变成凯雷和巴斯夏的说法。鲁滨逊必须吃兔子，因为没有点。他
捉兔子可以用陷阱诱捕或者追猎。他选择用陷阱诱捕，因为是比较容易的方
法。他“省免掉”追猎的劳动。这种避免了的劳动的数值是用陷阱的那种比
较容易的劳动对他的反效用价值，诱捕和追猎的差别是“省免掉”的纯剩余
劳动。
可是，假设岛上有两个人——鲁滨逊和礼拜五。两个人都没有任何可以
选择的机会，而必须和对方打交道，否则就用他自己的孤立的劳动应付生活。
没有政府来执行权利或者保护自由。各人依靠自己的能力，各人保持着作为
自己的产品的东西都是对方所需要的东西。
两种强迫可以想像得到，我们区别为胁迫和压迫。双方采取暴力。强者
掠夺弱者。胁迫。后来，不用暴力，强者用暴力的威胁继续掠夺弱者。胁迫
不仅是暴力——也是暴力的威吓。暴力是另一种，是诱因。那被胁迫的个人
面对着对方提出的两种可能的出路，选择负担较轻的一种。我们可以说他“没
有选择”。可是他有。他选择那较小的痛苦——工作的痛苦。那避免了的较
大的暴力的痛苦，是鲁滨逊由于让他选择较小的、奴役的痛苦而作出的服务
对他的价值。礼拜五获得一种剩余，境况比以前好了。
可是，假设双方的实力相等。两个鲁滨逊。暴力和暴力的威胁由于均等
而变成无效。各人想要或需要对方所生产和持有的东西。各人具有相等的实
力可以把持，不让对方取得。各人现在使对方不得不接受另外可能获得的一
套不同的东西。现在另一种可能的情况不是暴力的胁迫，而是得不到他所需
要可是对方把持不放的东西，因而造成的稀少性。
可是，稀少性的力量，和胁迫的力量一样，可能是不相等的。这是我们
叫做“压迫”的情况。它决定于双方的相对的需要和资源。可是，既然资源
不过是满足相应的需要的手段，既然需要的满足在相当时期内消耗资源，每
① 关于小额借贷的法律，参阅瑞安：《高利贷和高利贷法》，1924 年版；金：《1929 年新泽西小额借贷的
状况》，新泽西工业借贷业者协会，1929 年版；费希尔：《小额借贷问题：康内提克特的经验》，《美国
经济评论》，1929 年第19 号，第181 页；《个人财政新闻》，美国个人时政公司协会出版；唐森，杰纳
维夫：《威斯康辛的消费借款》，1932 年版。
① 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1922 年版，第278 页；《资本实证论》，英译本1891 年版，第3 编，
关于《利息》部分。
一方面的决定交换比率的能力，决定于他们相对的等待的能力，等待对方屈
服。资源较富或需要较少的一方，能等待的时期较长。他具有较大的丰裕的
实力，因而有了较大的等待的能力，最后能使自己的产品获得较高的价值，
换取较多的对方的服务。因此，如果把持的实力相等，如果没有可供选择的
机会，那末，交换价值就决定于所有物的相对稀少性以及跟它成反比例的经
济的等待能力。可是，无论哪一种情况，当交换最后实现时，一方对另一方
的服务的价值，是他由于向对方让步实际忍受相当痛苦，因而避免了的那更
大的痛苦。他所避免的这较大的痛苦，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服务的价值。它是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以及凯雷和巴斯夏的服务的价值。
可是，最后，假定和需要有关的资源彼此相等；彼此等待的能力相等：
因此稀少性的经济能力由于均等已被抵消，正如胁迫的力量由于均等已被抵
消那样。于是各方必须依靠我们称为“劝诱”的那种道德的力量。各方必须
向对方提供一种对方可只自由拒绝的服务，因此各方必须设法利用对方的选
择的自由，尽量加以争取；必须依靠“好感”：必须依靠劝诱：他们达到了
法学上的“理想的典型”，“愿买愿卖”的双方“心意相合”。
可是，假设鲁滨逊和礼拜五的劝诱的能力不相等。一个的推销术比另一
个高明。就还有进一步的不同程度的欺骗、作伪、无知、愚蠢。可以想像，
这些也能由于均等而被消除，像骗子碰到骗子或者守财奴碰到小气鬼的时候
那样。
这样我们已经一个一个地分析了心理学的四个阶段。第一是人类对自然
力的关系的阶段，在这里效用成本和反效用成本这些名词似乎很恰当。第二
是人对人的关系的阶段，在这里机会和反机会这些名词似乎恰当。可是，这
表现为三种不同的人类能力的阶段：膂力、经济力量和道德力量。第一种我
们称为胁迫，第二种称为压迫，第三种称为劝诱。胁迫是膂力或武力的直接
的或可能的强制。压迫是经济力量的间接压迫。劝诱是道德的诱导的力量。
这些力量都会由于假设的均等而逐一地消除，因为，当它们由于假设的
均等而应该达到平衡时，就不表现为武力、实力或压迫。
可是，为了达到这种理想的均等，我们必须离开我们的孤岛，再从头说
起。假设鲁滨逊和礼拜五的周围有了人口，有一个政府管理他们。武力的胁
迫现在被均等化了，不是由于假设而是由于有了政府。礼拜五也许是鲁滨逊
的奴仆，不是因为鲁滨逊在膂力、经济或道德上优越，而是因为国家迫使札
拜五服从，国家的这一作用既免得鲁滨逊要依赖他自己的靠不任的优越能
力，又使第三者不能对礼拜五提供其他的机会。鲁滨逊无论是劝诱、强迫或
者鞭打礼拜五，都没有关系，因为礼拜五是一件东西，不是一个公民，他们
之间的唯一关系是属于管理的交易的命令和服从，不是买卖的交易中的愿买
和愿卖。
可是，假设国家赋予礼拜五人身的和财产的权利——通过第十三条和第
十四条修正；把他变成一个公民。从经济的观点来说，国家所赋予的，是相
等的、把持服务和产品的实陈的能力。公民身份的平等和司法组织应该已经
消除了暴力。私人暴力和私人暴力的威胁受到禁止，只有统治权用暴力威胁
和实行暴力强迫。私人现在必须靠经济的压迫，等待对方屈服。
可是，国家不能实施经济压迫的平等。它最多只能规定高低的限度。为
了实行经济的平等，就必须实行需要的平等、痛苦的平等甚至对于各物的价
值意见相等。可以想像，国家可能通过共产主义的限额（代替私人的讨价还
价），实行物资的平均分配，像苏维埃在实行的那样。可是，虽然物资可以
被分得在数字上相等，可以用一种假设的记帐的货币为尺度，但在心理上却
不会相等，因为欲望和个人好恶的不同会立刻对各种东西赋予不同的价值，
尽管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应该相等。
国家即使允许私人买卖，也不能使劝诱平等化。劝诱是一个人用来支配
另一个人的那种心理的力量，不用威胁或压迫，凭这心理的力量诱得对方按
一种有利于我的交换比率对我服务。正如欲望和好恶在诱致行动的力量上有
程度的不同，劝说的本领在诱致行动的力量上也有程度的不同。实际上，就
是这些欲望、好恶和推销政策上的差别，构成各人的人格。国家不把它们平
等化，而且实陈上为了避免它们的平等化，以便扩大人格的范围，它可以想
定强迫或欺骗的最高和最低限度，在这限度以外，不许用经济能力替代人格。
如果一个国家不规定人格的劝诱和经济能力的压迫之间的这些限界，私人的
组合就会在商业伦理、工会伦理、职业伦理、商事或劳工仲裁等等名义下，
试图做到这样。①如果法庭采取和施行这些规章准则，习俗惯例就变成习惯
法。
因此，我们现在要谈到法官和仲裁人在有关买卖的交易方面的心理。这
必然要采取一种历史的性质，而不是以前那种假设的性质。对于由利益对立
而起的纠纷，必须迅速作出判决，不是为了取得公道而是为了避免无政府状
态和暴力，从而保持交易进行不断。公道是一种事后的思想，从历史上和逻
辑上来推论的。因此法官的心理遵循最有力的习俗和当时的实用性，像边沁
反对布莱克斯顿那样，而不是追求幸福和公道。
从历史上来说，十七世纪在英国是一种斗争时期，人们争取使法官脱离
国王的支配，以便他们可以自由地根据公共的观点来看问题，免得受当时人
们认为是国王和近臣们的私人观点的控制；这种斗争在1689 年获得胜利。从
那时候起，在英国和美国，法庭代表的那种社会观点开始同我们研究过的经
济学家的理论取得一致。这种观点，自从李嘉图以来，提出那经济问题，所
谓个人或阶级所得的一部分社会产品（作为激诱个人出力的社会成本）是不
是和那些个人或阶级对总产品的贡献相称；换一句话说，私人财富是不是和
私人对公共财富的贡献相称。
然而，这种社会财富的分配需要司法的判决，主要是由于个人交易中所
固有的利益的冲突。它的基础是假设的个人财产、自由和人格。因此法庭和
仲裁人必然不顾个人所取得的净收入。因此，当这种强迫的问题发生时，他
们必然要采取比较的方法，来确定那发生争执的交易中一方所取得的总收入
或者所负担的总支出，是不是和类似的交易中惯有的情况有相同之处。这样
就产生比较成本和比较阶值的原则，我们已经区别为反机会的价值和机会成
本。这些以社会为标准的（有别于以私人为标准的）方法一经了解，就不显
得它们好像不合理。再说，这种推理的方法，不是通过心理经济学家的个人
苦乐的观念，也不是通过无政府主义者的伦理和公道的观念，也不是通过买
卖人的净收入，而是通过以社会为标准的方法，客观地查察和确定合乎惯例
的、最有势力的、因此是合理的东西。
如果法庭感到有必要为他们的意见陈述理由，像在英国和美国多少是那
样，那末，他们的心理就等于要把他们本能地和直觉地认为适用于某一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