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应付竞争”不得认为非法。
在这种准许应付竞争或者甚至准许企图应付竞争的情况下，一个竞争者
的独行其是的行为，比依照别人所遵守的惯例和价格行事，在经济上甚至会
对他自己更加有害。根据这条附文，一切小竞争者“追随领袖”不算是不合
理的贸易限制——那领袖取得领袖的地位或者由于具有威信或者由于具有经
济实力，能把价格跌到小竞争者不能生活的程度。因此，集体买卖能力的经
济的强迫性的制裁已经越来越有效力，那使不依靠法人组织形式，而仅仅运
用稳定的方式。
由于加强他们的买卖能力而引起的其他办法，是统计预测那种新的更精
确的方法，用这种方法个人可以更及时地和他们的竞争者一致行动，抑制或
扩充生产。买卖能力的原则获得广泛的普遍的接受，这一点表现于保护税则
已经差不多完全没有人反对，以及普遍地代以互利互助，通过互利互助，农
民让制造家的买卖能力获得保护，换取对农民的买卖能力的高度保护。同样
地，自然资源的保存可以有更多的人对它感到兴趣，如果人们了解新土地的
开发或者新矿山和新油井的开采，减低自然资源的占有者的买卖能力。
还有其他的情况可以谈到。联合一致的买卖能力，连同它的经济压迫的
制裁，发展到显著的程度，其内容的复杂和范国的广阔，超过以前人们所害
怕的有暴力为后盾的政治权力，因为它实际上控制国家。实在，国家成为买
卖能力的工具之一，或者由于它自己的直接行为，或者由于它所准许的一致
行动。通过这种政治工具的运用，争取买卖能力的斗争达到显著的地位。根
据自由、平等、自利心、个人财产和竞争机械论的前提，用演绎法推论出来
的自由竞争和放任主义的经济学说，让位给实用主义的学说——无论如何，
合理使用那份由个人、阶级或国家平均地或不平均地分享的买卖能力。
这些有关联合一致的买卖能力的学说，针对着不公平的差别待遇、不公
平的竞争、不合理的阶格、以及制造家、农民、工人、商人、银行家或其他
的联合组织的买卖能力的不平等待遇、等等经济的、法律的和伦理的问题。
这些由于买卖能力的新地位而发生的问题，近年来使得高级法院空前地注意
有关价格、价值、惯例和交易的经济、法律和伦理的学说。①
① 约翰·戴维森：《议价的工资理论》，1898 年版，是构成买卖能力学说的第一部著名精辟之作。历史学
派和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对这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参阅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
Ⅶ.李嘉图和马尔萨斯
在斯密以后，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起，经济科学开始十九世纪的意见冲
突，终于造成现今的稀少性和效率的区别。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是亲密的朋友，
可是他们在每一点上意见不同。十九世纪政治经济学从滑铁卢战役后那一段
萧条和失业时期内他们的谈话和著作中发展起来。
马尔萨斯曾被人们认为头脑不清；李嘉图曾被称为经济学里的最伟大的
逻辑学家。可是，马尔萨斯之所以头脑不清，是因为他发现政治经济学是一
种极其复杂的和矛盾的科目。李嘉图之所只很有逻辑是因为他避免复杂的部
分，假定了一种单一的极其简单的原则，从这一原则可以推论一切。然而他
的原则并不简单。它包含物资和所有权的矛盾。古典派经济学、共产主义经
济学、工团主义经济学、单一税经济学，都是从这个矛盾中推论出来的。困
难的问题是方法——怎样用一种简化的方法把马尔萨斯的复杂性和李嘉图的
逻辑结合起来。各人都是一位具有新见解的天才；可是各人的见解都受了他
们惯于假设的不同的社会哲学的影响。马尔萨斯是一位牧师、人道主义者，
因为他的时代的穷困和失业而感到痛苦。李嘉图由于在证券交易所巧于经营
而成为百万资本家。马尔萨斯是有神论者，李嘉图是唯物主义者，他们从相
反的角度看同样的事物。
他们的分歧发源于他们的地租学说，扩充到他们对价值、供求和失业问
题的理论。两个人差不多同时发现各人的地租理论，可是，马尔萨斯在1815
年发表他的理论，而李嘉图在1817 年发表他的相反的理论。然后，马尔萨斯
于1821 年在所著《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予以答复。他们各人在同时代讨论这
个问题，李嘉图1816—1823 年致马尔萨斯的书信可以证明①。
他们的地租理论可以区别为马尔萨斯的“级差丰裕论”和李嘉图的“级
差稀少性论”。它们结果实在是一样。可是，它们对供给和需求采取相反的
见解——这种见解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李嘉图的理论，经过马克思和工程师
泰勒的手，变成了科学管理的效率论，经过亨利·乔治的手，变成了单一税。
马尔萨斯的地租学说，经过心理经济学家以后，在克拉克手里成为他的特殊
生产力论。
马尔萨斯的地租学说是由斯密和魁奈的学说引起的，诚如马尔萨斯所
说，他们赋予地租一种垄断的性质。②可是，马尔萨斯的兴趣在于维持对小麦
的保护税则，有利于农业和地主，而季嘉图的兴趣在于免税输入小麦，以便
减低制造家生产的工资成本。
马尔萨斯因此区别了三种垄断：人为的垄断，像一种专利品；自然的“全
部的”垄断，像法国的某些葡萄园：局部的垄断，“相当地适用于地租”①。
马尔萨斯说，土地的稀少不足以说明原料品的高价格。这种高价格必须
根据人口的原理来解释。地力生产的生活必需品多于维持土地上从事劳动的
人所需要的数量；这些必需品具有从他的人口论推论出来的那种特殊的能
力，能“比照所生产的必需品的数量，产生若干的需求者。”
① 马尔萨斯：《地租的性质与发展》，1815 年版；《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 年版；邦纳编：《李嘉图给
马尔萨斯的信》，1887 年版；麦卡洛克编：《李嘉图著作集》。
② 马尔萨斯：《地租的性质与发展》，第3—7、15—16、20 页。
① 马尔萨斯：《地租的性质与发展》，第8 页；重述于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10 页。
地力的这些特质因此和一切人为的或完全自然的垄断的性质不同，因为
后者自己不创造需求，而地力却自己创造。因此，垄断者所得的价格随着丰
裕而减少，随着稀少而增加，因为“需求是在生产以外的，和生产本身不发
生关系的。”可是，“就严格的必需品来说，需求或需求者的存在和增加，
必须决定于必需品本身的存在和增加。”因此，食粮和其他必需品超过生产
成本的高价的原因，“在于它们的丰裕，而不在于它们的稀少，”并且，因
此“跟人为的 和自然的 垄断所引起的高价根本不同，”后者的原因
是稀少而不是丰裕。
马尔萨斯根据这一重大的区别，提出问题，他问：是不是地租不是一种
垄断、或者名义价值、或者仅仅一种移转，而“相反地是一种显明的指标，
表示上帝赐予人类的一种最难估量的土地的特质——它能维持比耕种土地所
需要的人数更多的人？”②
马尔萨斯承认了一个第三种特殊性质，也是从他的人口论引伸出来的—
—比较肥沃的土地的“比较稀少性”或者“局部的垄断”。这是由于人口的
扩张而起，人口扩张使人们不得不耕种到生产力较差的土地。他说：
“肥沃的土地丰裕的时候，当然没有人会向地主缴纳地租。可是 土壤和地点的
不同，在任何国家，都必然会存在。 资本的积累超过了可以在最肥沃的土地上适当使
用的程度，超过了最有利的地点所能吸收的程度，必然要减低利润；同时人口增加超过生
活资料的增加，经过一定的时期，必然要减低劳动的工资。”结果，“生产的费用将因此
减少，可是生产物的价值，就是它所能支配的劳动的数量，以及谷物以外其他劳动产品的
数量，不会减少而会增加。”①
因此，对于最后耕种的一部分土地不会缴纳任何地租，虽然这部分土地
上的工资和利润都低。可是，既然食粮的价格（依据在交换中“支配”劳动
的能力计算）已经增加，这种价格由比较肥沃的土地的耕种者收入，他就或
者向一个地主缴付地租，或者不再做“单纯的农民”，而变成既是地主又是
农民，“一种很普通的双重身份。”
然而，即使地主们在地租的名义下取得的这些“局部的垄断”，“既不
是一种单纯的名义（稀少性）价值，也不是一种不必要地和有害地从一类人
转移给另一类人的价值，”像在全部的垄断中那样。它们是“全国财产的全
部价值中最实陈和最必要的一部分，由自然法则安排在土地上，不管那土地
归谁占有，不管所有人是地主、君主或是耕者。”②
这样，马尔萨斯根据稀少原则说明人为的和自然的全部的垄断，他说明
地租的部分的垄断，却根据一种极差丰裕的原则：级差的丰裕只应用于地力。
地力创造人口，可是垄断不创造。他的人口原则用来说明食粮的高价系由于
不得不趋向较低的耕种边际；可是上帝的恩惠却说明了比边际土地较好的土
地上所缴付的地租。
李嘉图读到马尔萨斯的地租理论以后，马上就写信给马尔萨斯说：
② 同上书，第12—16 页。
① 马尔萨斯：《地租的性质与发展》，第17—18 页。
② 同上节，第18—20 页。
“我认为 地租决不是一种财富的创造；地租总是已经造成的财富的一部分，人
们享受地租必然会影响资本的利润，可是并不因为这点就对公共利益不利。 那些主张
谷物自由贸易的人的理由至今还仍然有力，既然地租总是从资本的利润中抽出的。”①他
又写道，“地租总是一种财富的移转，决不是财富的创造——因为在它作为地租付给地主
以前，一定先构成资本的利润，其中一部分付给地主，只因为有人耕种了质量较差的土
地。”②
因此，马尔萨斯利用农业中报酬递减的事实，使地主的利益和公共的利
益在维持较大的人口这一点上趋于一致，而李嘉图后来（1817 年）在著作中
使
“地主的利益 和消费者与制造家的利益总是对立的。 所有的人 除了池
主，将由于谷物涨价而受到损害。地主和公众之间的交道不像贸易上的交道那样，卖方和
买方可以说是同样获得利益，而是损失完全在一方面，利益完全在另一方面。”③
同时，李嘉图着手创立他的价值和地租的理论，要能配合他自己和马尔
萨斯的这种分歧。他不得不发明一种新的“地租”的定义。他区别了土壤的
用得尽的能力和“原有的和不灭的”能力。用得尽的能力不是马尔萨斯假设
的神对人的无代价的恩赐——而必须由构成土地改良的那种同样的劳动加以
补充或恢复。用不尽的能力似乎是像那些法国的葡萄园那样，它们的地力需
要补充恢复，可是它们的日光、地形和地点是用不尽的。地租应该适用的只
是这些用不尽的能力；这些应该认为是马尔萨斯的所谓“局部的垄断”。两
者的区别在于马尔萨斯认为地租是对神造的地力的一种报酬：可是季嘉图认
为土地生产力是人造的，它的报酬是利润和利息。可是，李嘉图的地祖不是
人造的。
因此，李嘉图认为，马尔萨斯在价值论上是错误的。他的价值论实际上
是当时“流行的”观念，把价值的起源放在消费者的欲望里。可是，现在李
嘉图把它的起源放在劳动的努力里。所以马尔萨斯以商品在交换中支配劳动
或货币的能力为价值的尺度；可是李嘉图认为价值是生产商品中物化的劳动
成本量。马尔萨斯的地租以它所能支配的货币或劳动量为尺度；李嘉图的地
租以它的生产所费的劳动量为尺度。李嘉图说，那流行的观念混淆了价值和
财富，并且
引起那矛盾的说法，所谓“减少商品的数量，也就是减少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便利
品和享受品的数量，可以增加财富。”可是，如果你“把效用的数量 亚当·斯密所谓
使用价值的数量增加一倍，”你并“不使价值增加一倍，如果它的生产所需要的劳动量并
不较多。”然后他继续说，“一国的财富可以用两种方法来增加： 使用较大一部分收
入，来维持生产的劳动，那不仅会增加全部商品的数量，而且增加它的价值；或者，不增
加所使用的劳动的数量，而使原有的劳动提高生产力，这样将增加商品的数量，可是不增
① 《李嘉图给马尔萨斯的信》，1887 年版，第59 页；《李嘉图著作集》，第243 页。
② 《李嘉图给马尔萨斯的信》，第155 页。
③ 《李嘉图著作集》，第202—203 页。
加商品的价值。”①
李嘉图在这里对一方面“价值”和另一方面“效用”、“使用价值”及
“财富”所作的区别，曾使某些狸济学家感到不安，以致他的“价值和财富”
那一章似乎混淆不清。可是，麦卡洛克却认为这种区别是李嘉图对经济科学
的一项重大贡献，我们认为人们一般地也承认这一点。实陈上那是作为私人
资产的财富（不是公共财富）和作为生产的劳动成本的价值（不是在交换中
支配劳动的能力）之间的区别。
“这区别的发现，”麦卡洛克说，“在以前几乎无法了解的神秘问题上放出了一片
光明。 洛克和斯密的研究为财富的生产所做的工作，李嘉图的研究把它放在财富的价
值和分配上面去做。”①
李嘉图在这种分析中企图达到的目的，是价值作为使用价值和稀少性价
值的一种倍数的意义。可是，他的稀少性价值是自然对劳动的生产力的抗拒，
而以前价值的意思是消费者的欲望。他认为，按照亚当·斯密的意思，“使
用价值”是指效用；它的意义是国家的财富的丰裕，因为，若是你把使用价
值的数量增加一倍，就是把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增加一倍。因此，使用价
值和物质的数量成正比例，譬如两百万蒲式耳小麦的使用价值比一百万蒲式
耳的使用价值多一倍。使用价值的意思是必需品和便利品，它们构成国家的
财富。
可是，李嘉图的两百万蒲式耳的“价值”仍然不变，如果生产它的仍然
是同样数量的劳动。若是这样的话，一蒲式耳的价值就降低了一半，因为只
需要一半的劳动来生产它；因此它只能换得一半那些价值没有变动的其他的
东西。虽然它的使用价值不变，它的交换价值已趣降低了一半；或者，反过
来说，虽然它的交换价值不变，它的使用价值已经增加了一倍。因此李嘉图
的“价值”不是单独的使用价值，也不是单独的交换价值。它是用蒲式耳计
量的使用价值量乘以用劳动力针量的单位交换价值的一种倍数。
季嘉图的交换价值的概念，和马尔萨斯的相反，发源于他的“自然抗拒
人类的劳动”的概念。他从马尔萨斯本人获得这种观念，可是他在逻辑上贯
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的学说，把自然的哲学从“丰裕”改变到“吝啬”。
这里显然马尔萨斯是头脑不清，因为他想要调和神的恩惠和地租。可是，李
嘉图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认为稀少性和“自然抗拒人
类的努力”是同一回事。
像李嘉图那样，我们可以说，在自然阻力较大的地方，所需要的（或者
马克思所谓“被物化的”）劳动力，比在自然阻力较弱的地方所需要的劳动
力较多。或者，我们可以说劳动的生产力和自然的阻力成反比例。如果生产
力增加一倍，那意味着自然的阻力减少了一半。那末，也同样可以像李嘉图
那样说，交换价值和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例，或者和自然的阻力成正比例。
结果，李嘉图除了把价值作为“使用价值数量乘以交换价值”的一种倍
数的概念以外，同时又有把劳动作为“劳动力的数量乘以自然阻力”的概念
① 《李嘉图著作集》，第166—169 页，《价值和财富》一章。
① 麦卡洛克编：《李嘉图著作集》的序言，XXIV—XXV 页。
——或者，如他自己所说，作为劳动力的数量乘以劳动生产力的反数。因此，
一种全部产品——例如一百万或二百万蒲式耳小麦——的“价值”，可以说
成是它的使用价值乘以它的交换价值的一种倍数（不管消费者的欲望和一切
供求的问题），或者是工人的数目乘以自然对他们的劳动力的阻力。这种阻
力的尺度成为克服阻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因为某一种劳动力和生产某一种
产品所需要的时间成反比例。
李嘉图这样想出来的价值的概念，丢开消费者的欲望和对商品的供求不
谈，显然不是一种价值的概念——它是一种效率的概念，因为效率是使用价
值的出量对劳动力工时的人量的比率①。因此，对李嘉图来说，效率是稀少性
的一种人格化。斯密和马尔萨斯曾把稀少性人格化为劳动痛苦，作为在一个
丰裕的世界中对罪孽的惩罚；李嘉图却把稀少性人格化为在一个稀少的世界
中自然对劳动力的抗拒。这两种人格化恰恰相反。能力增加，痛苦就减少。
如果由于人口的压力不得不趋向较低的生产边陈，因而自然资源稀少，那末，
克服自然阻力的，是劳动力，不是劳动痛苦。这不是因为罪孽而向上帝偿付
的代价，而是因为稀少性而向自然偿付的代价。因此，克服自然阻力所需要
的劳动力的数量，是商品的“自然”价格。拿水或空气来说，自然的阻力很
少，或者完全没有阻力，可是拿小麦或黄金来说，自然的阻力就较大。这种
对劳动力的相对的阻力是李嘉图的“自然的”交换价值。
李嘉图，像斯密，不像马尔萨斯，必须脱离重商主义——一种以货币及
垄断和贸易限制那些人为的稀少性为基础的政策。因此，他不谈人为的稀少
性，而像斯密那样，代以自然的稀少性，可是，和斯密不同，他用自然的阻
力代替斯密的人的罪孽。依照孔德的科学的发展系统来说，他从神学的阶段
过渡到形而上学的阶段，或者，像我们应该说的那样，从人格化过渡到唯物
主义。
这是两种稀少性的人格化。马尔萨斯所效法的斯密考虑可能购买的劳动
痛苦的数量，可是，李嘉图考虑生产产品所需要的劳动力的数量，然而都作
为一种“自然的”价格，不是“人为的”价格。可是，既然价格是每单位的
价格，价值是一种产品所有单位的价值的总和，因此，李嘉图认为“价值的
量”是由两方面复合构成的——使用价值的数量和每单位的劳动力。后者是
他的劳动价格。两者的倍数是价值。
因此，“生产力加一倍”的意思是使用价值（快乐、财富）的数量加一
倍——而劳动力的数量仍然照旧。拿货币来说：如果小麦的数量从十亿蒲式
耳增加到二十亿，世界上在这项商品方面的财富或快乐增加了一倍；可是如
果价格因此从每蒲式耳一元降低到五角，因为劳动的生产力增加了一倍，那
末，“价值的数量”仍然和以前一样。这是对消费者的财富的增加，而不是
对生产者的价值的增加。
可是，李嘉图排除那量度相对稀少性的货币，代以量度相对阻力的劳动
力，因而混淆了稀少性和效率，并且实际上人格化了价格作为和自然的交换，
其实价格是和人的交换。
然而，李嘉图的发现引起麦卡洛克的极大兴奋，也不足为奇。在当时经
济学的神学和形而上学的阶段，实际上那是革命性的发现。他把稀少性人格
化为等于生产中的劳动力，有助于驳斥马尔萨斯以及从重商主义留传下来的
① 参阅本书第326 页，《入量一出量，支出一收入》。
谬论，后者人格化了价值，作为和交换中可以支配的劳动痛苦成反比例。
这种稀少性的观念曾被人们和重商主义的垄断联系在一起。李嘉图在罗
德戴尔和马尔萨斯这种人的著作里看出同样的观念。据李嘉图记述，罗德戴
尔曾说如果水成为稀少的并且由某一个人绝对占有，你就会增加他的财物，
因为那一来水就有了价值：如果财富是个人财物的集合体，你这样做也就增
加财富①。这恰恰是重商主义的谬误，李嘉图的答复，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
是区别垄断稀少性和自然稀少性。垄断是人为的稀少性，而自然资源的稀少
性是自然的。就垄断来说，个人垄断者一定会以较高的价格出售同样的供应
品，从而变得比较富有，可是别人就会变得比较贫穷，因为“所有的人‘必
须’牺牲一部分财产换取水的供应，这种供应他们以前不花钱就可以取得②。”
同样地，在没有被垄断的水普遍稀少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受到损失，并且
他们必须用一部分劳动来取水，因此只能生产较少的其他商品。“不仅财富
的分配会因此不同，而且，会有实际的财富的损失①。”就是说，在普遍稀少
的时候，水的价值会较大，因为取水需要用较多的劳动，可是社会的财富会
减少，因为较大数量的劳动生产了较小数量的使用价值。这是使麦卡洛克感
到兴奋的“一片光明”。
这样我们可以看出所谓李嘉图在他的“价值和财富”一章中所造成的混
淆，发生于两种来源。第一是李嘉图把货币和稀少性人格化为劳动力，而不
作为它的真正的效率的意义。第二是硬把后来效用递减的意义加入李嘉图的
效用的意义，其实他和斯密的所谓效用的意义是东西的物质的或技术的特
质，用吨或蒲式耳这种物质的单位计量，每单位的这种特质因此并不随着需
求的减少或者供给的增多而低减②。这种效用的意义，作为使用价值（庞·巴
维克称为“物质的服务③”），是财富。它在价值上确实也会减少，可是，那
种减少是物质的耗损，应该区别为物质的“折旧”，不是主观的“递减的效
用”。
然而，也有以前提到过的甚至这种物质的“使用价值”的主观的意义，
就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便利品和享受品。”可是像李嘉图和斯密所用
的这种意义，我们曾称为“文明价值”或“文化价值”，因为它不是随着供
求变化，而是随着文明上的变化而变化——例如从箭到炸药，从马到汽车的
变化。
这种效用作为使用价值的意义，也被边沁认为和“幸福”相同，因为，
即使在边沁手里，幸福还没有达到受供求消减影响的“递减的效用”的意义。
效用的数量增加就是幸福的数量增加。因此，在斯密、边沁和李嘉图看来，
效用的意义是一种文明价值，随着发明而增加，随着折旧而减少。因此，它
的增加就是财富和幸福的增加。这是李嘉图的意思，他说：如果你加倍效用
的数量，就是加倍财富的数量。这和边沁的加倍幸福的数量意义相同。这种
效用的意义我们区别为使用价值：也可以区别为丰裕价值，因为每单位这种
① 李嘉图误解了罗德戴尔，罗德戴尔使公共财富的意义等于丰富，私人财富的意义等于稀少。罗德戴尔：
《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1804 年版，引文根据1819 年版，第7 页。
② 《李嘉图著作集》，第16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