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正如第一章内已指出的：这种理论应当是相对简单而明了的。
作者认为：本书以下提出的理论，当它与本章前述四种宏观经济理论中的若干众所熟知并且明白无误的原理结合起来，再加上本书前几章内所阐明的推论，完全可以满足以上八项要求。部分地由于强调这一理论的简明性（特别是与近年来提出的许多宏观经济理论相对比），部分地由于要适应学生与决策者的水平，因此在以下的讨论中只应用最基本的与最简单的理论工具来进行推导。
（七）
根据上述第一条要求，本节首先说明工人非自愿失业的一个根源。虽然我们很自然地由最简单与最明显易见的一种非自愿失业形式或根源入手，但决不能将此点与以后的论点割裂开来。在衰退或萧条之中还存在着其他多种形式的失业与其他各种资本或设备的闲置或未充分利用；虽然后者都不一定表现为如像工人的非自愿失业这种痛苦的形式；但这种闲置同样导致生产力的浪费，而且由此也可能加剧工人失业的痛苦。因为闲置的资本意味着所需要的劳动力减少，从而使就业率与工资水平都将进一步下降。由于劳动力的需求明显地取决于企业出售其产品的市场状况，因此必须同时考察商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才能决定工人非自愿失业的数量。
根据工人的所谓习惯趋势以及他们的选择结果与他们的利益不一致来解释非自愿失业，也许是比较容易的，但却无助于说明问题。因此作者假设理性预期情况，即当事人考虑了全部对他有价值的信息进一步说，他预期所获得的信息价值均高于获取信息的成本。
此外，我们必须对“非自愿失业”一词下严格的定义。如果我们把各种失业情况都泛称为非自愿失业，或许可能更容易得出一些解释，不过同样地与事无补。具体地说，必须确信将所有自愿失业情况排除在外，因为后者很容易用工人对休闲的偏好或家庭生产收入高于受雇劳动收入等原因来解释。作者用图1来说明非自愿失业。图内用劳动力供给曲线MC（边际成本）表示工人以其休闲、家庭生产或其他机会形式所考虑的时间价值。另一方面，劳动力需求曲线MRP（边际生产收益）由在各工业厂商各自的劳动力边际生产收益曲线上的各点构成，各厂商有着不同的劳动力类型需求。为了使非经济学家易于阅读本章，作者拟在此指出劳动力边际成本曲线是随时间而上升的；这是因为当要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时，必须支付工资才能吸引不急于求职的工人参加工作，而且每一工人的工资也因工作占用了更多的闲暇时间而提高。劳动力需求曲线则是向下倾斜的，因为除其他原因外，报酬递减定律表明：同类的劳动投入愈多，由消耗单位劳动所获得的产出也愈少。
图中在两曲线相交的右方各点处，如B点，不可能存在非自愿失业；此处工人的休闲或其他可选择机会的价值高于B点，因而无人愿意在相应于B点的工资条件下受雇工作；同时，若雇主已在B点条件下雇用了工人，则也会发现他所获得的利益低于他所支出的工资。按本章开始时引用凯恩斯的说法，此时B点必须向左移动到两曲线的交点上，然后“工资的效用……等于就业量的负效用”。同样，如工人要求在A点的条件下受雇，则由于A点比劳动力的边际生产收益高得多，也不存在非自愿失业；不过此时雇主将认为工人不是想得一份工作而是想享受一份赠款，因为雇主所得到的收益远低于其支出。在C点也不存在非自愿失业，此时工资低于以其他方式支配时间的价值，从而无人愿意按C点的工资受雇工作。
还可以假设另外一类劳动力的情况，此时MRP曲线永远位于MC曲线之下，如图中MRP所示。在此情况下，此类劳动力所能创造的价值如此之低，以致没有雇主从雇佣这类劳动力中获得收益；当然，由于该处的工资也低于MC曲线，也没有任何工人愿意受雇。像这样的情况可能比非自愿失业更加悲惨，但它却并不属于非自愿失业范畴。我们都知道当病人住院时并不劳动，但也不属于失业之列；因为当人们没有生产能力，或其生产力如此之低，以致用极少的工资也无人愿意雇用他们，这就属于一个非生产性资源的问题，而不是生产性资源未被利用的问题——因此根本不涉及任何生产力的闲置。
只有在近似于三角形的区域MNO内存在非自愿失业问题。按此处的严格定义，只有受雇工人的劳动为雇主创造的收益大于工人所花费时间（计入包括闲暇在内的所有机会）的价值，才可能存在非自愿失业。
同样地，若工人由于相信辞去较差的职业而抢更多的时间去寻找更好的职业对他更为有利，这样造成的失业不属于非自愿失业。但所有人的经验都表明：现实生活中的情况是：已有职业的人更容易找到另一个职业，因此这种先失业再寻找职业的做法实属罕见。但无论此种“寻职”理论是否符合实际，我们认为该情况不属于非自愿失业；这时工人是为了使长期收入更高以便获得更大的满足而支出其时间。如果禁止这种自愿失业，则从长远看国民产出及福利肯定会下降；因为可以假定只有工人自己才最清楚他本身的利益与具体情况。另一方面，如果某个社会机构或公共政策使寻职所需的时间及成本增加，则这种额外的寻职活动是社会机构或政策所造成的，从而不再是一种产生社会收益的投资；因此，任何额外寻职造成的失业就属于所定义的非自愿失业之列。
设想在图1内仅有OX个劳动力受雇佣，此时按严格的定义将有XQ个劳动力非自愿失业；因为在OQ数量以内的劳动力都能创造超过劳动成本的边际收益。现在考察小三角形RVO，即高于劳动力的边际成本但低于劳动力边际产出收益曲线的区域。这一区域的面积代表社会损失：因为在此区域内工人劳动的成本低于其创造的收益。更重要的是：在此区域之内，失业工人与雇主之间可能通过谈判达成对双方均有利的协议；即在两曲线之间的工资条件下签订雇佣合同，将对双方均带来好处。因此，若存在严格意义下的非自愿失业，则一般有可能签订对双方均有利的雇佣合同。
在凯恩斯的“失业均衡”理论中，这种就业合同的签订同样会对工人及雇主双方均有利；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合同的数量会愈来愈多，从而“失业均衡”事实上完全是一种非均衡状态。凯恩斯当时真正谈到了非自愿失业。现在所遇到的难题是，事实上凯恩斯的失业理论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在此作者愿指出更早发现凯恩斯这一弱点的其他作家如唐·帕廷金（Don Patinkin）等，他们一般采用其他方法分析这个问题；而且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优秀的经济学家一直试图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寻求一个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或者找出另一种宏观理论来代替它。但迄今为止，还不曾有人提出对凯恩斯非自愿失业理论的满意解释，至于非均衡理论也同样如此。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非自愿失业的工人与雇主都不可能获得完整的信息，因此，即使达成了协议，他们有时也许弄不清他们各自可能取得何种利益。这样，有些工人在一段时间之内仍然可能失业。他们与雇主同样需要花费时间去寻找，以便取得双方均认为合适的利益。但此时不一定有非自愿失业存在：因为工人可以一面从事自己并不满意的工作，一面寻找新的职业；或者决定停止工作而把全部时间用于寻找新职业。我们前已指出，这种投入全部时间寻职的做法，与投入时间接受教育一样，不能算是非自愿失业。有些均衡理论家把雇主与工人对MRP与MC曲线有不同的估计，由于他们得到的信息不同；但这只是一种随意的难以置信的经验性回答。因为这种对环境的不同估计决不会像第一次大战后的英国那样延续20年之久；也不可能像1929年到第二次大战前的美国那样欺骗如此大量的工人。为此，我们必须找出更为可信的与持久的原因，来说明是什么原因阻碍了非自愿失业的工人与希望雇工的雇主之间达成互利的交易。
（八）
经济学家很自然地会问道：在政府或其他机构中什么人有兴趣阻碍非自愿失业者与雇主之间互利的交换？总统与执政党显然无法从这种阻挡行为中得到任何的直接刮益，因为他们这样做就要甘冒失去工人与雇主双方选票的风险。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事实告诉我们：当权者都愿意宣传“和平与繁荣”或“形势空前大好”的政绩来争取重新当选。广大群众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心也不会阻碍这种互利的交易，而企业界则由于有额外的劳动力需求存在也愿意雇佣更多工人。
对阻碍失业工人与雇主达成互利交易感兴趣的主要集团可能是具有同样的或相互竞争的技巧的工人。他们在阻止达成这种协议的行为中会取得相当大的利益，因为当更多的工人进入同一领域从事劳动，必然会导致劳动力边际生产收益下降，从而使现有工人的工资降低。现有工人阻止这种相互有利交易的唯一方法就是组织成为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或更为常见的是，通过某种方式非正式地施加集体行动的压力。也具有同样利益的另一唯一集团可能是雇主垄断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它蓄意阻止双方达成协议的目的在于使工资保持在竞争工资之下。无视维持失业状况的动机的非自愿失业模型或宏观经济理论模型都不可能令人满意。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以上论述只限于集中分析劳动市场，暂时假设在经济领域内没有其他卡特尔或政府的干预，而且在价格方面是充分灵活的。这些假设保证了雇主能售出其产品。当然，同样的论断也可应用于其他生产要素市场或产品市场，而且在这些方面的应用可能更为重要。在这些市场中，产品的需求曲线同样是向右下方倾斜的，而表示生产边际成本的供应曲线则向右上方倾斜。如果某一因素（例如某种价格过高）导致生产能力有所闲置，则在两曲线形成的三角形范围有取得对双方有利协议的可能性。再次指出，对阻碍买主与销售者之间达成互利交易可能感兴趣的唯一团体是那些从非竞争价格中获利的企业；而且它们只有通过组织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或进行非正式的幕后策划才能实现此目的。
正如埃德蒙·马林沃德（Edmund Malinvaud）等非均衡理论家所证明那样，在产品市场内不能使市场结清（所谓结清是指进行了全部可能的互利交易）的价格，同样会引起其他产品市场中劳动力的失业或生产能力闲置。在本章的后一部分，作者将讨论分利集团同时影响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时的综合效应。根据非均衡理论家及作者在本章以下有关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不能孤立应用，而必须与其他生产要素及产品市场的类似分析结合起来处理。
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以及形成市场不能结清的价格的院外活动与卡特尔活动愈加广泛，则对同类工人以及资本回报率的变化就愈大。这种变化愈大，为追求更高回报率所花费的成本也就愈多。然而，这种额外追寻并不是一种用于收集信息的有效的社会支出，这种花费仅仅是由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干扰所引起的，因此也会产生非自愿失业。由于市场不能结清的价格与工资的出现，致使工人寻职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这就进一步加深了非自愿失业。
（九）
我们很快会发现，如果把上述方法应用到普遍均衡体系之内，将能得出相当重要的与可以验证的推论。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回顾一下第三章内的第六条推论。该推论表明：分利集团引起决策的延迟、议事日程的拥挤与协商议题杂乱无章。我们还曾发现，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集团认为调节产量比控制价格更为有利。
这一推论可用于解释在某些社会中为何价格与工资均带“黏性”。特殊利益集团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一致通过协议和据以决策的法律程序。由于这种集团的全部重要问题都必须按此程序决定，所以其日程表十分拥挤。由于分利集团往往还要进行院外活动或与其他集团讨价还价，它还可能遇到议事日程同样拥挤的其他组织或机构，这样一来，交易日程表被挤得满满的。因此，受院外集团和卡特尔影响并决定的价格和工资，其变化过程可能很慢。一旦某项价格或工资被决定之后，它们不可能很快改变，即使条件发生变化，新的价格和工资对该集团是最优的也是如此。因此，是特殊利益集团引起了工资与价格的黏性。
许多事实证明，价格与工资向下变化比向上变化更缺乏灵活性。例如，马林沃德曾谈到：“普遍相信的一种特性，即价格下降的黏性大于向上升的黏性。”在作者的同事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Schultze）早期具有影响的滞胀研究中就是部分地根据此种假设的。但这样的事实确实令人迷惑不解。因为任何决策者，无论已获得多大程度的垄断权，都应当采用对其最优的价格；无论价格偏高或偏低，对决策者都同样不利。按此推理，如果价格对于任何原因都是黏性的，那它在各个方向上的变化都应当是缓慢的。固然每个方向都观察到勃性，但更多的观察表明，向下的黏性表现得更为突出与系统化。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的决策迟缓，因此它们在提高或降低价格问题上进行决策时都同样需要较长时间，而且可能由他们在向上与向下各个方向调整价格和工资的决策过程将是同等缓慢。
由以上得出推论六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存在着一种非对称性。如果卡特尔内某一成员将自己产品的价格降到协议价格之下，则此行动将损害所有的成员，使他们的销售量减少或被迫削价。如果反之，该成员提高自身产品的价格，则其他成员并不受其伤害。另一方面，如果发生需求下降的情况，卡特尔可能宁愿选取一个稍低的价格以保持最大利润，但由于前述第六条推论所讲的原因，降低价格的决策将在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实现。如果需求在均衡状态基础上略有增加，则每一企业均将稍微增加其销售量以便取得更多的利润，虽然这样做不如及时将价格调高后所能得到的利润那样多。现在再假设需求意外地发生了较大幅度的增加，此时每一企业均可以在较高价格下销售其产品而获得更大的利润。没有企业会反对其他企业将价格提高到卡特尔所协商的价格之上，因为谁都不会在这种膨胀的市场内遭受损失；于是，在短期内价格呈现上升的柔性。以上论点能否成立的前提是：垄断性卡特尔比购买者卡特尔更为普遍，而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有一种可用来检验比理论的推论是：在买方垄断的卡特尔中，出现的将是与上述相反的现象。
不同的工业中价格与工资的黏性不同，这也与本理论的论断相吻合。本理论认为，凡有特殊利益集团存在的工业部门，其中价格与工资的黏性更大；而且，根据第三条推论，凡企业总数很少的工业部门，由于容易达成协议，其价格的灵活性会小于企业数目众多的工业部门，因为后者若无选择性刺激手段就根本无法达成任何协议。依靠选择性刺激手段组织起来的大型集团，其决策过程甚至更为迟缓。
众所周知，通过集体谈判来制定工资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在临时性的劳动市场内，如季节性零工、顾问等等，基本上不可能有任何劳动组织存在，从而其工资的灵活性特别大。同样可以发现，制造业产品价格不如农产品价格的灵活性大，除非政府受院外活动集团的影响而实行对农产品价格的控制。后一现象曾受到若干注意考察实际情况的货币主义者以及凯恩斯主义者的重视。货币主义者的权威之一，菲利普·卡甘（Phillip Cagan），曾对此现象作过明确而客观的总结：
“虽然制造业的价格有时会大起大落，例如1920－1921及1929-1933年商业萧条时期那样，但它们一般都很稳定。更准确些说，公开取得的价格数据并不反映在市场上不景气时暗中给的折扣与虚报的价格，所以实际成交的价格无疑比公开引用的价格波动的大。这两种价格间的差别将在以后进一步讨论。然而，这种差别还没有大到足以否定我们所观察到的大部分价格对需求并不敏感的结论。”
F．M．谢勒尔（Scherer）与许多别的经济学家也列举了许多数据以显示农产品价格的波动远大于比较集中的制造业价格。
本书内的理论还预言：非熟练工人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工人失业率较高，这是与前面所列举对宏观经济理论的要求相符合的。正如第六条推论所述，分利集团一般倾向于争取到提高工资或价格的协议之后，故意让雇主或顾客决定此利益应当分配给那些具体的人，这样可减轻该集团在本身成员中分配集体行动所取得成果时的矛盾。当工资及薪金已被确定在高于市场结清价格的水平时，雇主将比在竞争性工资时选择和吸引更多有技术的合格工人，而生产效率低的工人可以发现，在这种高水平工资的条件下，雇佣他们对雇主是不利的。反之，如果水平低的工人能够自由地与雇主协商双方志愿的合同，则工资就能随劳动生产率高低变化，从而这些劳动生产率偏低但仍然有一定技术的工人就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受过较高级职业训练但其技术低于该职业中平均水平的工人，虽在该部门找不到工作，仍然可以在较低级的职业中找一个报酬稍低的工作；但毫无专长的非熟练工人就无法再向更低级的部门寻找待遇更低的岗位了。当然，其他一些因素也是很重要的。例如，某些拥有强大工会组织并享受高工资的建筑业与制造业工人，也会由于这些部门对景气循环特别敏感而引起就业的不稳定性。
（十）
第六条推论还可以解释在意外的通货膨胀或紧缩中价格与工资将如何受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变化。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固然希望追求它们认为最有利的价格，但由于第三章内所述的原因，它们宁愿取得比较长期有效的价格协议或安排。美国的集体谈判协议是说明这一问题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虽然是比较极端的）例子：这些协议的有效期一般均为三年。
现在假设发生了意外通货膨胀或紧缩情况。在意外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特殊利益集团原来确定的垄断价格与其他商品的价格相比就变得不那么有利了，但该集团无法在短期内改变相应的协议或立法。由于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仅能依靠制订垄断价格获得超额利润，于是非预期的通货膨胀使该集团得到的相对价格低于它想达到的垄断价格。这时，卡特尔的价格比原来预期的价格变得比较接近市场结清价格了。因此，在存在特殊利益集团的经济中，意外的通货膨胀反而使卡特尔化或院外活动集团所造成的垄断损失以及非自愿失业减少。于是，在特殊利益集团影响很大的经济中，其经济效率在意外通货膨胀时期反而比以前更高。
反之，在意外的通货紧缩时期，由分利集团规定的价格或工资会暂时高于该集团原来预期的水平，甚至超出它所理想的水平。这就意味着由于垄断造成的损失更大，同时相对价格远高于市场结清价格，而且非自愿失业率也高得惊人。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比过去好得多的理论，可以解释一般很熟悉的现象：即在大多数社会内，意外的通货膨胀意味着减少失业与增加实际产出，而意外的通货紧缩则意味着增加失业与减少实际产出。虽然在普通的一般均衡模型内（其中并未考虑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曾经证明过“货币是中性的”，即通货膨胀并不改变相对价格而且不影响实际产出，但现在可以看到这种结论为什么在现实世界上的多数社会中不能成立的道理。
如果通货膨胀率达到三位数水平（正如有几个国家内已发生的那样），而且未来的前景还难以预测，则特殊利益集团很自然地会致力于通过院外活动或谈判把产品价格或工资通货膨胀指数化。作者未曾研究过如此高的通货膨胀问题，但可以设想在远高出预期通货膨胀率或远低于预期通货紧缩率的情况下，物价指数的不准确性对于按不变价格计算的经济结果影响颇大。而且，甚至在最好的条件下，这类物价指数也是相当脱离实际的。严格说来，由于每一消费者所购买的商品种类与数量均不同，因此只有对每人都订出不同的物价指数，才能真正通过指数化措施抵消通货膨胀对他的影响。但特殊利益集团能否为其成员找出一个理想的物价指数并不重要，因为即使在统计数字最完备的国家中，总的物价指数误差也大得惊人。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所反映的通货膨胀率早已无人相信。这一指数中的某些误差是人为地造成的，如果没有院外活动集团为谋求自身利益而阻碍物价指数的核实，则这类误差比较容易修正。但另外一些误差则实际上无法消除。例如，无法衡量商品质量的变化；另一方面，涨价最多的商品销售量减少，从而它在消费品中的份额下降，而按原来的份额计算指数就会失之过高。这类问题在实践中如此难以解决，以致在本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之初，当美国实测的通货膨胀率已经非常明显时，一些有经验的经济学家还在认真地辩论美国究竟有没有发生通货膨胀！这样，只有在严重的通货膨胀已经持续了很久的情况下，非预期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所造成的影响才会在指数化政策中被忽略掉。
（十一）
现在，进一步考虑现实经济中存在着许多相互影响的不同的行业或部门。我们必须将上述理论推广到这种复杂情况中去，也就是说，要在普遍均衡的环境中应用这一理论。
为了在普遍均衡环境内理解上述理论，我们将引用罗伯特·克劳尔（Robert Clower）的一个很重要但未受足够重视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实质可由前面图1中看出。我们在该处曾指出：除非双方互利的交易能将图内的三角形区域消除掉，否则总要损失一部分可得的利益。只有至少当最后一个劳动力出售时的价格相当于MRP与MC（需求与供应曲线）交点处的价格时，才能获得全部的利益。反之，如果没有达到那种价格，或由于某种原因有些互利的交易未能实现，则失业工人与雇主双方的收入均将减少。当我们讨论产品市场中的卡特尔行为时，显然可发现同样观点是成立的：除非接受正确的价格（至少最后一件商品应如此），否则就不可能实现所有的互利交易；而且，如互利的交易不能全部实现，则供需双方的收益均将减少。如果像克劳尔那样考虑一个完全达到普遍均衡的系统，就可以看出：除非在每一市场内均恰好采用正确的价格，否则就不能取得全部的交易利益。同样地，如果普遍均衡系统内没有形成一整套理想的价格体系，则整个经济的收益将受到损失。这种损失（即整个经济内未能全部实现对供需双方均有利的收益）意味着对总产出的需求低于采用正确价格体系时的数值，而且有可能低得多。这样，克劳尔求得一个基本上能反映此种经济内总产出整体波动的因子。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克劳尔的上述重要观点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后，非均衡理论家曾利用过这种观点，但其中有一些人被无法解释的市场不能结清的难题吓退，另一些人则摆脱不了凯恩斯的思维方式，所以采用该观点的人愈来愈少了。一个颇负盛名的经济学家曾经告诉作者：如果某普遍均衡的市场内出现了一组错误的价格信号，人们立即会从改正价格导向的交易活动中获利，从而该经济系统将很快恢复到全部就业状态下的产出水平。这样，克劳尔的观点似乎毫无意义了。但作者认为，许多经济学家之所以轻视克劳尔的观点，就在于他们不相信存在着故意阻碍互利交易的力量；因此他们误认为，即使互利交易暂时受到阻碍，过一段时间以后照样会恢复，因此他们认为克劳尔的观点最多也只在过渡状态下有效。
但如果作者在本书内的论断是正确的，就可以发现确实存在这样一群人，他们可以由阻碍互利交易中谋取自身的利益。在某些社会中，他们组成集团以达到此目的，而且往往是经常如此。在稳定的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群人的组织程度愈来愈高；因此，对互利交易的阻碍不仅不能逐步消除，反而还会与日俱增。由特殊利益集团引起的经济效率减退可能是很严重的，而且反过来又会影响到社会需求水平。当然，如作者曾指出那样，如果这种阻碍是逐步加强的，因此不致引起宏观经济的明显波动。
现在假设发生了意外通货收缩或紧缩，或石油价格的猛涨，或其他的急剧变化，以致必须建立一套新的价格体系，才能使经济返回最有效的运行状态，或者恢复其正常的实际产出水平。正如前面讨论意外通货收缩或紧缩时已指出那样，在一个满布分利集团的社会中，此时发生的交易条件变化总是对有组织的部门有利。但按第六条推论所述，由于组织起来的特殊利益集团决策迟缓，进行调整需要一定时间，而不像约翰·希克斯爵士所说的“柔性价格”部门那样迅速作出响应。这种迟缓调整的后果是：社会上的垄断程度加深与无法结清的市场中失业和排队寻职的人数增加；社会的总收入由此而减少，实际需求也随之下降。换句话说，在这种社会中，由于议事日程拥挤与谈判事项繁多而导致决策迟缓，需要相当长时间才可能形成一种与过去同样好的新价格体系。结果将造成社会对于商品、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需求下降：即出现经济衰退或萧条。
由分利集团在意外通货紧缩或冲击之前制订的垄断性及高于市场结清水平的价格体系将变得更高，其原因不仅是由于通货紧缩或其他冲击的直接影响，同时，正如克劳尔及其他非均衡理论家所指出的，还由于普遍均衡效应所引起的实际需求下降。这样就进一步导致长期投资的更大风险，从而使投资额也迅速下降。虽然特殊利益集团也会逐渐调整其价格体系以适应新情况，并最终恢复实际产出，但上述每一种因素的发展都使其他因素随之恶化，从而导致螺旋式下降的恶性循环。
虽然马林沃德与其他非均衡理论家仅仅作了某种市杨不能结清的价格与工资的简单假设，他们对上述过程的分析却与本书非常相似。最有用的一点是，马林沃德曾指出：在此情况下既存在着凯恩斯式的非自愿失业，也存在着古典经济学所述的非自愿失业。笼统地说，前一种非自愿失业是由于市场不能结清的价格体系引起商品销售量下降，致使这些商品的生产厂对劳动力需求下降，从而引起额外的失业，而且，由于市场结不清时的工资水平高于市场结清时的水平，使得就业损失产生乘数效应。后一种失业则属于古典经济学中所定义的，由于工资水平高于市场结清水平（但其他商品价格仍为市场结清水平）所引起的非自愿失业。马林沃德认为凯恩斯定义的失业比古典经济学所定义的失业更为常见。
根据作者提出的理论，必须研究分利集团在各部门间的分布状况，才能对上述结论作出判断；而这种答案则是随时间与地点而异的。不过，无论马林沃德的结论是否正确，以下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对非自愿失业程度的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劳动力市场内的利益集团状况的考察，即使作为初次近似也不行。作者在前面讨论非自愿失业问题时由分析劳动力市场内卡特尔行为入手，仅仅是为了使问题简化，而并不认为这种卡特尔一定是非自愿失业的最主要根源；为了对非自愿失业及其他资源的不充分利用作出满意的分析，必须考虑全部市场内各种形式的卡特尔与院外活动集团的作用。
正如前面分析意外的通货膨胀问题时所阐明的那样，当这种通货膨胀或重大的外部有利事件（如重要的技术进步或资源的发现）发生时，经济上会出现另外一种现象。由于在重大变革中暂时减弱了由分利集团垄断造成的损失，经济可能兴旺起来，充分利用了有利的投资机会，这将导致螺旋上升的良性循环，直到分利集团经过缓慢的重新调整取得新的垄断地位为止。
现在我们已经对于各种分利机构相当僵化的社会中所出现的景气循环或实际产出水平的经常波动作出较满意的解释。这种方法——作者暂时称之为克劳尔－奥尔森方法——与任何正确的微观经济学理论毫无相悖之处。
（十二）
由于上述论断是在普遍均衡条件下得出的，现在还必须考察一下某些价格不受分利集团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情况，后者甚至在相当僵化的社会中也会存在；在大多数社会中，不仅存在着持续处于非均衡状态的部门，也同时存在着价格长期处于均衡状态下而仅有短暂波动的部门。如果市场不受政治因素或卡特尔的控制，则那些由于特殊利益集团控制以致工资高过市场结清水平而失业的工人，可以自由地进入具有柔性价格的部门而找到工作。
在此情况下，如果不认真思索一下，某些经济学家可能会轻率地得出如下结论，即这种劳动力的自由移动可以导致充分就业。他们可能作出这样的假设：即使在高度卡特尔化和被院外活动集团控制的经济中，只要有对所有人开放的经济部门存在，就不会发生非自愿失业。
这一论断的错误之一在于：它忽视了资源由一部门流入另一部门所需的时间。由于受组织控制部门中的价格与工资具有黏性，这就意味着其他的“柔性价格”部门在意外通货紧缩开始阶段将承受其全部冲击，从而使卡特尔化或受垄断集团控制的那些部门中相对价格显得比过去更高。这种总需求下降与相对价格更高的现象结合在一起，会使那些由垄断组织控制部门内的商品及劳动力需求大幅度下降。于是必须有相当大量的劳动力流入柔性价格部门才能保证充分就业。这时会有一些拥有闲置资源的所有者认为：在政府干预或均衡力量的作用下，衰退或萧条很可能是暂时的，因而将资源转入柔性价格部门不一定有利。此外，这种资源转移往往还会伴随着金钱和精神上的损失，例如要在柔性价格的商品生产较多的农村找到职业，就必须将家庭迁往乡间。不仅如此，如果将已投入刚性价格部门（或不均衡部门）的许多资源转入柔性价格部门，其价格往往只剩下原价值的几分之一；例如，厂房与设备往往是为了专门用途设计与建造的，而且拥有从事某种工业的熟练技工，如转入其他部门也往往只能暂时当非熟练工人使用。有人甚至认为：新转入某一职业若职位远远低于原来水平，其实与失业没有什么区别。同时，他们可能因年龄过大而无法再通过学习、训练或实践而取得与过去所从事工作同样的技巧水平。这种不愿转行的思想还可能来自许多中老年工人的保守心理，但这种情况确实普遍存在；正因如此，只好等到这些工人到了退休年龄之后才能真正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正如凯恩斯风趣地说过那样：最后我们全部都要离开这个世界。
即便我们不考虑宏观经济在时间上的波动，并忽略资源由总需求不足的刚性价格部门转入柔性价格（均衡）部门所需的代价，还会发现必有柔性价格部门存在的事实有时并不一定能保证充分就业。这就是所谓“街头小贩”现象——而忽视这一点正是下结论过于匆忙的均衡论经济学家的第二个错误。
虽然我们都为失业工人沦为街头小贩的现象惋惜，但如果承认经济是一种普遍均衡系统的经济学家没有让感情淹没理智，他就会同意街头小贩的出现正是在经济衰退中一种有助于恢复均衡的响应。如果有许多失业工人在当街头小贩，就反映这种贩卖部门是无组织的，而且价格具有柔性。于是，失业工人从事小贩活动正是有助于资源进入柔性价格部门的一种运动，同时也表明同样会有资源转入其他部门。作者认为，这种“街头小贩有助论”并不是一种讽刺，而是对问题某一侧面的正确表述：在经济衰退时期，如果禁止从事街头贩卖活动，无论对消费者或对工人都会造成一种损失。
在此还必须进一步指出：在分利集团普遍存在而且意外的通货紧缩又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如果阻碍资源重新分配的上述种种障碍已被克服，则必须转移进入柔性价格部门的资源数量与该部门的规模相比过大，以致该部门内原已受到影响的价格还要进一步大幅度下降。这时该柔性价格部门内与其他刚性价格部门内的价格之比变得极其不合理，而投入柔性价格部门中资源的收益率极低。在繁荣时期，街头小贩的投资收益率与其他允许自由进出的经济部门的正常收益率相同；但在意外的大衰退中，其收益率变得如此之低，以致从事这种职业的境遇之悲惨与失业无异。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由于侈谈大萧条期间街头小贩大发横财的谬论而被指责为感情上冷漠与政治上的愚蠢；从我们的上述分析看来，他的这种说法在理论上也是难以成立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大萧条时期在街头小贩身上发生的情况正和一般允许自由进出的经济部门中发生的情况一样。在30年代的美国，农民进入城市的历史潮流已经逆转，成批失业者涌向农村。这种资源的重新分配可以达到上述目的，但当时农产品价格如此之低而且总需求如此之小，以致与工业品的价格及工资相比显得极不正常。因此，当时美国国内开展了广泛而有力的政治活动支持提高农产品价格。通过法律限定了一部分土地与其他资源不许投入农业生产，才保持住农产品价格在一定程度上的稳定；这种法律限制一直执行到农产品价格恢复历史上的“公平”地位为止。也可能有人认为这种对农产品价格的保护是一种历史性的错误，但作者可以进一步证明这并非错误（在许多其他国家内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况）；一般而论，当发生这类相对价格大混乱时，政府总是要进行干预以限制柔性价格市场内的价格暴跌。
在一种经济中，当被卡特尔控制和由院外活动集团影响的价格比重足够大时，总需求的明显下降必将导致部分资源的闲置。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资源在短期内很难得到重新分配；另一部分是由于进入柔性价格部门的资源数量相对于该部门的规模来说比重过大，以致要素报酬极低，几乎与失业或闲置无异。有时政府不得不出面限制柔性价格部门的产出或生产要素的投入，以保护投入该部门资源的收益率。（在大萧条期间，柔性价格部门容纳其他部门失业人口的后果之一，就是引起了这些部门本身的收缩。）在一个充满了特殊利益集团的经济体系中，大萧条期间的那些街头小贩或在均衡部门内工作的工人报酬非常之低，以致这些人即使按本章前述严格定义不能称之为非自愿失业，也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之为“非自愿的半失业”。在这段时期内，愈来愈多的人愿意到非均衡或刚性价格部门谋求职业；排队寻职的现象剧增：由于这种现象完全是人为地使同样的资源在不同部门获得不同的工资与价格所造成的，因此应当看作纯属非自愿失业范畴。
（十三）
本章所提出的宏观经济理论并未涉及货币供应数量变化与财政政策何者对于支出或名义需求的影响更为重要的问题。迄今为止，我们并未排斥以下的任何一种论断：或者主张货币供应数量是决定名义收入的唯一因素，或者主张财政政策也是重要决定因素之一。由于本书所涉及范围已经过于广泛，所以在此不拟讨论究竟何者决定了名义支出水平，这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另外的问题予以暂时搁置。作者愿意将支出的决定因素以及影响上述论点完整性的另一些问题留在另一本专著中去讨论，以便有更多的篇幅去处理许多技术性问题。与此同时，作者希望其他经济学家，特别是货币理论或宏观经济方面的专家（作者本人不属此列），能发现本书所述的理论值得进一步引申或在形式上完善化；如果能有更多的专家参加这项工作，则这方面的进展将大得多。必须指出，当本理论未能包括对于决定总支出诸因素的分析之前，尚不足以解释某一历史时期宏观经济行为的全部特征。它目前确实不能做到这一点。例如，在比较30年代与60、70年代的美国经济时，我们就会发现，本理论无法说明为何30年代初期执行的是不够稳定的、基本上紧缩性的货币与财政政策，而60年代末与70年代则执行比较稳定的、但主要是通货膨胀的政策。
然而，用以上理论已足以解释非自愿失业，而且此论据与已知的微观经济学原理及个人决策的动力均无矛盾之处。这一点是其他的宏观经济理论与货币主义理论所未能做到的。显然，如果能找到本理论与其他宏观经济理论不同的其他推论并用事实验证就更好了。如果本理论进一步阐明了这些可验证的推论而其他的宏观经济理论则不能，这将更有力地表明本理论以及本书中全部理论的正确性。
有一种极为合适的经验校核方法，既适用于本理论，也适用于上述所有各种宏观经济理论。凯恩斯的《通论》、货币主义、非均衡理论和均衡理论都一致声称他们的理论普遍适用于所有各种类型的货币化经济，或者至少他们并未说明各自的理论企图解释何种具体的经济类型。凯恩斯甚至连书名也叫做《通论》，意思是可以用它说明一切经济现象，甚至毫不迟疑地对重商主义的经济及其政策赋予了新的解释，尽管那种欠发达的重商主义经济与凯恩斯时代的西方经济有很大不同。同样地，许多货币主义经济学家都乐于用其论点解释发展程度差别很大的各种经济中的货币与宏观经济政策，而且往往作出非常武断的结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eidman）的著名论点：“通货膨胀在任何时间与任何地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就是货币主义学者这种普遍化结论的一例。如果有人怀疑，作者指责现有各种理论过分强调其普遍性是否有点言过其实，他们至少应当承认：没有一种现有的理论曾经公开声明：宏观经济学或货币理论是在不同社会与不同历史时期内有显著区别的。这种过分强调普遍性与缺乏对不同社会不同类型经济之间区别的现象，无疑地反映了多数现代经济学中那种潜在的非历史、非进化、相对静态和不区分具体制度的偏向。
与上述理论相对照，本书中提出的宏观经济理论则预言不同的社会中宏观经济的问题性质也各不相同。以上分析表明：如果某一经济体系中的特殊利益集团只控制了少数不能结清的市场，则由此种市场扭曲而引起的问题显然只是某些部门的、微观经济性质的或局部的问题。意外的通货收缩或紧缩虽然会使问题恶化，但由于其影响局限于少数经济部门，还不致于发生普遍衰退或造成宏观经济的灾难。这种非预期紧缩的后果并不严重的原因还在于：其危害限于少数几个部门，而且这些部门中的资源可以比较容易地转移到为数众多的柔性价格部门中去，而后者的容量相对比较大，故不致于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通货紧缩虽然会影响价格或名义收入，但不一定会导致大量的非自愿失业，也不致于明显地或持续地影响实际产出水平。换句话说，若一种经济内不存在特殊利益集团以及由此引起的冗长立法程序及其他手续，则该经济的行为将遵循一般货币主义与均衡理论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种所有经济体系内均普遍适用的模式。
另一方面，按照本书的理论，当某一经济体系内特殊利益集团业已普遍建立，从而刚性价格部门比柔性价格部门庞大得多，则其宏观经济行为与以上所述大不相同。此时意外的通货收缩或紧缩将在广大范围内造成损失，包括：发生资源由刚性价格部门向柔性价格部门强制性的转移，柔性价格部门内价格的暴跌，不能或不愿转移的人口中大量失业，排队寻职的代价剧增，同时，实际需求的显著下降又进一步使局势恶化，因为此时相对价格比通货收缩前更不合理，而其偏离理想价格体系的程度愈加严重。这种眼光狭隘的特殊利益集团密布的经济体系，在通货收缩或紧缩时期，更容易出现衰退或滞胀现象。因此，本书的理论完全可以说明：为何有些社会或某些历史时期不会由于意外的通货收编或紧缩造成大量非自愿失业或实际产出的骤减，而另一些社会则相反，会遭受重大损失。此外，本理论还预言，凡疆域不变而且长期稳定的社会，将由上述前一种状态逐渐转入后一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