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世界宗教发祥地之一，素有“宗教王国”之美称。时至今日，绝大部分印度人仍然笃信宗教，宗教与印度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像一双无形的手，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假如你来到印度，就会发现，不管是在城镇，还是乡村，从几岁、十几岁的孩童，到几十岁的老翁，他们与你交谈之前，一定会先问你：“信什么教？”若你回答不信任何宗教时，许多人都会感到惊奇，不可思议。人们对宗教的虔诚也实在令人敬佩。出行的人，不管有无急事，若遇到一座神庙，便会停下来，转身跨进庙门，祷祝片刻之后，才继续朝前赶路，前边再遇到一座庙，又会不厌其烦地重复一番。白天，在大街十字路口的庙内或乡村路旁的庙中，总有不少信徒赤脚盘腿席地而坐，全神贯注地听祭司讲述各种神话故事。
可以说，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再找到一个国家像印度这样如此长期地笼罩在浓重的宗教氛围中。据印度政府1981 年调查，印度人口的99.36％是当今印度七大宗教的忠实信徒。这些宗教按教徒多少依次为：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锡克教、耆那教、佛教和帕西教（旧译袄教或拜火教）。此外，还有些印度人皈依了犹太教，一些部族民则在信奉着原始的萨满教。在信徒眼里，信仰宗教是天经地义的，因而这块神秘的大陆上，几乎处处有神池，户户有神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谁不了解印度宗教，谁也就无从深入了解印度人民的精神状况、印度的政府与社会。
1.印度——一块培育“宗教的沃土”
有人说，印度是宗教孵生的温床，这句话实不过分，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便是诞生于这块美丽的大陆。那么，是什么滋润了这块“宗教的沃土”呢？
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多数学者认为，印度的地理环境是宗教赖以产生和长期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印度之地理，如唐僧玄奘所说，“北背雪山、三垂大海”：东接孟加拉湾、西临阿拉伯海、南津浩瀚的印度洋，北邻冰雪绝顶的喜马拉雅山脉，东北是嶂气汾汾使人感到无比神秘的阿萨姆原始森林，西北是既无鸟兽、复无水草的塔尔沙漠和高山插云、雪岭绵绵的苏来曼。远古时代，航海术、造船术和生产力的水平尚很低下，这一切当给人们的行动带来极大的不便，未必有几位勇敢的开拓者能征服令人望而却步、仰之弥高的崇山峻岭和浩瀚无垠、神秘莫测的汪洋巨泽。源远流长的印度河、恒河以及众多的支流虽然给人们带来灌溉与舟楫之便，但也常常肆虐成灾。印度次大陆的亚热带和热带气候更是终年给人类带来滂沦的暴雨和难挨的暑热。在这种封闭而险恶的地理环境和无法驾驭的自然力量面前，人们感到宇宙的广漠和个人的渺小，感到寻求一种足以安身立命的依托的需要。于是幻想着用祈祷、祭献或巫术来影响主宰自然界的神灵以获得嘉惠与庇佑，同时赋予这些神灵以神秘的超自然的性质，由此产生了最初的宗教。
当然，除去地理环境的影响之外，宗教的产生和发展也有着其历史原因。进入阶级社会后，阶级压迫给人们带来了比自然灾害更加深重的痛苦。在人们还无法理解它的社会根源时，便产生了人生的祸福命运皆由神操纵的观念，并把这种主观认识无限地夸大和膨胀，使之脱离客观现实，脱离自然而成为绝对人格化和精灵化的力量。此外，从公元前15 世纪开始，印度次大陆不断遭到雅利安人、希腊马其顿人、匈奴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入侵，次大陆内部也是战乱频仍。阶级压迫的出现和长期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进一步提供了滋生宗教的沃土。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形态的出现和各种政权形式的交错、更迭，更使人们感到世事如浮云，变幻无常；人生如梦境，四大皆空。人们在现实生活的苦海中只能寄希望于神灵和未来，由此繁衍出各种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宗教和天界体系。一般人认为印度宗教十分复杂。这里所谓的复杂，不外乎是指其历史悠久、变化繁多和内容广博而言。印度宗教信仰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30 世纪，在当时史前社会后期的印度河流域文化中已出现宗教崇拜的踪迹。公元前20 至前15 世纪左右，出现了印度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宗教即吠陀教。得名于印度历史上早期吠陀时代的吠陀教是印度河流域原始居民达罗毗荼人和来自中亚地区的雅利安人游牧部落两者宗教信仰的混合物。严格说来，吠陀教只是一种自然崇拜的宗教。达罗毗荼人和征服者雅利安人把一切显著的自然现象都视为人格化的神而加以崇拜奉祀，计有天神婆楼那，地神菩利迪维，日神苏利亚、弥多罗、沙毗特里，晓神乌沙散，雷神和雨神因陀罗，风神亚龙，火神阿耆尼和酒神索玛等36 神。吠陀教虽属多神崇拜，被崇拜的诸神也常有尊卑之分，但各神的尊卑却又因时因地而异。因而如德国近代著名东方学者M.穆勒所说，吠陀教是一种真正的“交替神教”。这时印度正处在氏族社会逐步瓦解和奴隶制社会的孕育之中。较为原始而朴素的吠陀教便是这种社会形态下的一种由原始宗教向阶级社会宗教演变的过渡性宗教。
雅利安人征服北印度后，吸收了达罗毗荼人的先进文化，开始由游牧转为定居生活。他们除奴役被征服的氏族成员外，自身内部也发生了贫富分化。公元前10 世纪初期，一批奴隶制城市国家相继出现。印度奴隶社会的显著特点是：在雅利安人奴隶制国家形成过程中，阶级关系急剧变化并形成了以婆罗门祭司为中心的种姓制度。在这种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中，最低种姓的首陀罗是那些失去土地的自由民或被征服的达罗毗荼人，他们没有任何生产资料，或为雇工，或为奴隶。后来，又出现了地位较首陀罗更低下的“贱民”。婆罗门集团为了加强对低等种姓和劳动人民的统治，便用宗教为精神武器以维护森严的等级制度和自己的特权地位，婆罗门教应运而生。宗教从此便和印度社会结下了不解之缘。
婆罗门教由吠陀教演化而来，但神的观念已发生改变，吠陀教诸神渐失势力，而以“梵天”为全智全能的至高无上神，是万物的创造主。梵天被神化了的属性几乎难以用语言来表达：不生不灭、不变不化、寂然立于万有之上。多神崇拜的婆罗门教虽然不设庙宇、不拜偶像，但却发展出从私人日常生活到国王即位时的一套非常繁琐的理论和祭神仪式。婆罗门祭司被称为“人间之神”，是当时一切知识的垄断者和人民精神生活的指导者。他们不遗余力地宣扬造“业”和“轮回”说。他们说，人的生前思想和行动可以造“业”（即身、口、意三方面的活动）的善与恶，从而决定人在来世的种姓之高与低。循规蹈矩、安分守己者才能免罪超生，在未来世界中获得神的赦免并在种姓轮回中转为较高种姓，反之则被降为低等种姓。其目的当然是劝说人们，特别是劳动者和奴隶安于现状，忍受剥削和压迫。婆罗门教的造业和轮回思想在以后出现的印度其他宗教中也被继承下来，成为长期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婆罗门集团也是现实社会的中心，控制着大大小小的政治领袖，没有他们出面主持就职仪式的祭典，任何政治领袖的社会地位是不被承认的。即使是平时，他们也常常干涉政治领袖的行动。公元前6 世纪，北印度已经形成了十六个较重要的王国和部落联盟。在这些国家和联盟的扩张战争中，以国王和武士为代表的刹帝利种姓的力量不断强大起来，吠舍种姓中也出现了富有的商贾。他们对把持着社会最高特权的婆罗门集团和维护森严社会等级制度的婆罗门教日益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于是，在印度思想界出现了反婆罗门教的、主张思想自由的沙门思想，并导致耆那教和佛教在北印度婆罗门教势力较弱的地区相继产生。耆那教和佛教兴起时，正值印度奴隶制经济急剧发展，城市国家大批出现，阶级矛盾十分突出的时期。雅利安人此时早已东移至恒河流域，他们对当地土著居民的奴役又产生了严重的民族矛盾。婆罗门教已不能完全适应作为奴隶制国家的思想武器。低等种姓和奴隶们在普遍无权、屈辱、绝望的社会环境中，很多人产生了逃避尘世的幻想，企图通过宗教来寻求自我解脱。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同样出身于王族刹帝利种姓的大雄和释迦牟尼才创立了耆那教和佛教。这就是恩格斯所说：“创立宗教的人，必须本身感到宗教的需要，并且懂得群众对宗教的需要。”到公元前3 世纪，佛教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印度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基本统一了印度次大陆的孔雀王朝。孔雀王朝从瓶沙王起直到阿育王止的历代帝王都是佛教的皈依者和支持者。以佛教王国著称的孔雀王朝不但在印度境内广建寺塔，号召人们巡礼佛迹，而且还派出一批高僧大德到国外大规模布教，从而对后世佛教见重于亚洲并发展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的佛教主要是小乘佛教（所谓“乘”即寻求解脱的“乘载工具”或“道路”）不拜偶像，只拜舍利（即佛骨）和窣堵波（佛骨葬地），主张个人修行以成罗汉。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需要，佛教内部分化出大乘佛教，提出“菩萨说”，认为菩萨也是一种神，并大胆主张神在“普渡众生”的同时也要轮回，从而为大乘佛教的发展开拓了道路。大乘佛教把小乘佛教视为现实世界中传教者的佛租晋级为法力无边、大慈大悲、全智全能、人格化了的神，并为他杜撰了种种神奇的故事。佛教由此开始了偶像膜拜。大乘佛教宣扬的世界如梦、现实世界苦难的不真实性，以及只有寄希望于彼岸世界的涅槃，按照佛教教义持戒修行方可获得真正解脱的说教，正适应了君为国主、君权神授、君命不可抗的意识，从而缓和了人民变革现实的阶级斗争。在这点上说来，宣称普渡众生、人人成佛的大乘佛教的反动性，显然比小乘佛教更为昭著。
阿育王死后，中央政权的瓦解为宗教信仰提供了自由放任的机会。衰微了近千年之久的婆罗门教徐徐苏醒，并在吸收了佛教和耆那教某些内涵的基础上演化为印度教。4 世纪时，旃陀罗·芨多一世首先扬弃佛教，建立了享有“印度教王朝”之称的笈多王朝。大乘佛教注重于宗教理论的发展。但它热心于追求烦琐空洞的理论论证的作法使佛教逐渐脱离广大徒众，导致佛教占主导地位的状况逐渐结束，佛教进入了最后的密教时期。密教是大乘佛教、印度教和地方民间信仰的混合产物。它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式为特征，宣扬口诵真言咒语、手结契印、心作观想（即语密、身密、意密）同时相应，即可立地成佛。八九世纪时，由于印度教的兴盛、佛教的极度腐败、内部派系纷争以及频繁的外族入侵等原因，佛教开始衰微，到13 世纪时已基本消亡。
印度教经过8 世纪时商羯罗的改革，恢复了婆罗门教时代通用的梵文，开始重新重视并致力于研究吠陀经典。印度教把宇宙间的力量归纳为三种，并从婆罗门教诸神中提取出三大主神加以崇拜：创造神梵天、破坏神湿婆（原型为因陀罗）和保护神毗湿奴。人们对三位主神的偏爱与疏远，自然地产生了印度教的三大主要教派，天神们利益均沾，人间方得相安无事。新兴的印度教也采用了轮回说、创业说，重视牺牲祭，如佛教一样重视圣地巡礼、偶像膜拜和广社庙宇。实际上，印度教是印度旧有宗教的集大成者，它不但包含有婆罗门教、佛教和耆那教的教义成分和哲学精神，而且也将各教教主和神抵推崇为印度教的圣人。正因为如此，印度教才能日见兴旺，最终成为印度的国教，使佛教、耆那教的香火日沦一日。
公元712 年，伊斯兰教教徒穆罕默德·伊本·哈希姆首次将伊斯兰教传入印度西北海岸。众所周知，伊斯兰教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集政治、军事和宗教于一身的体系。这一性质，决定了伊斯兰教大规模传入何处，便迟早要在那里建立起伊斯兰教政权。印度由印度教时代转入伊斯兰教时代，足足经历了8 个世纪的历程。信奉伊斯兰教的德里王朝（公元1206—1526 年）和莫卧儿帝国（公元1526—1859 年）统治印度长达650 年，伊斯兰教的势力在印度日益繁殖，以至根深蒂固，成为印度的第二国教。印度固有的宗教颇受摧残，特别是佛教的塔庙寺院，几乎被毁灭殆尽，印度佛教因之绝灭。耆那教也受到严重影响，唯有根基坚固的印度教在民间得以一息尚存。伊斯兰教使印度的文化艺术、社会结构乃至行政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伊斯兰教有很多不同于印度教传统的地方，其中最主要的莫过于伊斯兰教的现实主义精神。伊斯兰教要求全体穆斯林不分种族、家族和部落，统一在伊斯兰的星月旗下。因此，伊斯兰教对徒众的控制和统治远较其他宗教为强。伊斯兰教最初不仅仅是宗教，也是一套代表阿拉伯封建主利益的政治、经济、法律及文化的制度。这套制度后来通过“舍利阿”（即伊斯兰教律）的形式得到充实与巩固。这样，伊斯兰教一直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其宗教影响渗透到了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顺从全能全智的真主安拉的安排，顺从安拉的使者和代表安拉发布命令的人，以便适应现实，而非逃避或否定现实。伊斯兰教也崇尚武功、肯定战争，认为参加保卫伊斯兰教的圣战可使穆斯林获得真理而升入天国。与此同时，伊斯兰教不但强调个人行善与仁爱，而且尤为注重团结合作，互助御外。所有这些特点都是在印度固有的传统宗教社会里所鲜见的，它使得穆斯林社会在印度表现出明显的组织性和斗争性。
在南亚次大陆，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受到其它宗教势力的顽强抵抗。但是，军事力量支撑下的穆斯林政权通过给予穆斯林某些经济、法律特权，通过征收沉重的异教人头税和广建寺院等措施，迫使许多印度人改宗伊斯兰教。同时，伊斯兰政权推行的维护私有制的种种措施也逐渐赢得了印度封建主的欢心。居民中伊斯兰教徒大增，西北印度尤为显著。除了南端还散存的一些独立的印度教小国外，伊斯兰政权几乎统一了整个印度半岛。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印度一直未能形成一个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
据说早在4 世纪后，基督教就从西亚传入了印度西南海岸，但基督教大规模传入印度却是在15 世纪末随着“地理大发现”一起到来的。1498 年5月20 日，葡萄牙人达·伽马到达西南印度的卡利库特，此后，西方人便纷至沓来。他们在印度贸易殖民之初便祭起了基督教的旗帜。1541 年，果阿出现了印度近代第一个耶稣传教会，1727 年英国人在印度首创了自己的传教组织。西方殖民者在武力征服印度的同时，极力以基督教文化为骨干的西方文明对印度实行精神上的征服。基督教文化并非全盘输入近代西方文明，而是选择那些有利于殖民统治的内容作有计划的移植。基督教传教士们在向印度输入殖民化了的西方文明的同时，大力兴学办教，不遗余力地互相竞争。其热心固然可佩，但他们那种浅薄的商业化传教精神对于文化低落及固有宗教信仰薄弱的民族来说，可能较易奏效，而对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浓郁的宗教气氛和自信力较强的印度来说，则收效不大。1941 年时，经过传教士们几百年的努力之后，印度基督徒也不过才475 万人，占印度人口的1.5％，而这个数目中还包括了前英属缅甸、在印欧洲人和英印血统人中的基督徒。1981年，印度基督徒已增至1400 万人，占印度人口的2.6％。尽管其人数虽然不多，但却派别林立而复杂，大概说来计有英格兰教团、路德教会派、埃塞俄比亚派、浸礼教会派、组合教会派、希腊教会派、美以美正派、小新教派、长老会教派、新基督教派、教友派、罗马天主教派、救世军人派、甫印度联合教会派、叙利亚景教派和叙利亚罗马叙利亚派等二十多个派别。这样繁多的教派不能不使人们联想到它赖以产生的殖民奴役的历史背景。
几乎在基督教于近代传入印度的同时，印度宗教中出现了一个以革新宗教闻名的锡克教。该教是旁遮普贵族纳那克（1469—1538 年）所创。当时，印度正处于莫卧儿帝国初创时期，伊斯兰教政权对印度教的宗教迫害事件屡见不鲜。很多宗教改革家试图弥合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对立，使人们在共同信仰中团结起来，锡克教遂以印度教改革派的面目问世。后来，锡克教逐渐发展为完全独立的宗教体系。该教信徒自称“锡克”，意为门徒或弟子，尊纳那克为古鲁（即祖师）。锡克教反对印度教种姓制度和繁琐的教规，不拜偶像，信奉不生不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上帝，不重祭祀，主张各种宗教和睦亲善。当时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早已盛行于印度，基督教也开始传入，因而使锡克教的传播受到很大限制，锡克教徒大多聚居在旁遮普一带，至今依然如故。锡克人由于遭到莫卧儿帝国的迫害渐渐变得倔强而尚武。锡克教也渐渐与争取锡克人的政治地位问题紧密连在一起。锡克教徒数目虽然不多，但势力却很强大，曾在1765—1849 年间建立了独立的锡克国家，直到旁遮普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武装兼并时为止。从此，躯体魁梧、骁勇好斗的锡克人常常被召到英属殖民地军队中服役，旧中国上海租界里的“红头阿三”便是这班人。
当然除上述主要宗教外，在11、12 世纪和17、18 世纪时，一些受伊斯兰教压迫而先后避居印度的波斯人将帕西教传入印度。该教又称二神教或阴阳教，得名于它所信奉的阿呼拉玛兹德（光明神与善良神）和安格拉玛尼乌（黑暗神与恶怪神）二神。除两大主神外，帕西族还有若干次要神，实际上，它是一个二元的多神教。犹太教是犹太人的宗教，犹太人亡国后，散居于世界各地，犹太教也就传播于全世界。在印度的帕西教和犹太教信徒人数甚少，主要聚居在孟买一带。应该引起重视的是，其人数固然较少，但很多信徒却在政界、商界、军界、文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2.神的启示——印度主要宗教教义及特征
在素有“宗教王国”之称的印度，几乎容纳了当今世界所有的主要宗教，有关伊斯兰教、基督教的教义及特征恐早已为多数人所习闻，现仅就产生于印度本土并对印度影响较大的印度教、佛教、锡克教等分述如次。
（一）印度教
印度教已有1000 多年的历史。公元8 世纪，商羯罗吸收佛教和耆那教的某些教义，经过改革形成了印度教。
既然“印度教综合了多种信仰，所以它非常复杂”，有的学者曾经指出，“想把印度教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描述的任何企图，都会导致惊人的对比差异”。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那样：“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既是林加崇拜的宗教，又是札格纳特的宗教；既是和尚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
印度教虽然没有单一的信条，但有一条几乎一切虔诚印度教徒所信奉的，即多神教的主神论。多数印度教徒是多神论者，就是说他们尊敬几种神抵或鬼神的偶像，但是他们只向一个天神进行礼拜，就这个意义而言，他们多数人又是一神论者，但是，这种一神论几乎常常具有多神论的色彩。印度教徒并不说异教徒的天神不过是些偶像，而是说我主创造诸天。他说我主（罗摩·讫里瑟拏或不论是谁）即是一切其它天神。印度教崇拜的最高神是全能全智的中性神梵天；在这中性神之下，又有三个男性主神，即职司创造的梵天、专司保护与守成的毗湿奴和主管破坏、生产和生殖之类事情的湿婆。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不甚重要的神，如知识女神、恒河女神、文艺女神、象首神（颇类我国城隍庙中的土地神）等。在上述大神外，也还有人信仰湿婆之妻乌玛女神，也就是力量之神。另外，印度教认为神有无数化身和不同形象，若未深入研究和实地考察的人很难说出他们到底有多少化身，一般认为毗湿奴有罗摩、黑天（克里希纳）、人狮、镇蛇石雕等十二种化身；湿婆也有六手拜拉布、林伽（男性生殖器）等十二种化身，而湿婆之妻乌玛女神则有二十余种化身，其中既有慈眉善目、满面春风的少女形象，也有狰狞可怖、口滴鲜血、手持利刃的恶刹面目。信徒们对主神、主神的化身及其它诸神的不同崇拜和信仰，导致了难以数计的教派，目前主要教派有毗湿奴派、湿婆派、三位一体湿婆派、骼髅湿婆派、林伽派、黑天派和崇拜乌玛女神（亦称难近或迎利女神）的性力派等。
印度教主张因果报应和轮回、思想，即所谓灵魂的转世。认为生命不是以生为始，以死告终，而是无穷无尽一系列生命之中的一个环节，每一段生命都是由前世造作的行为（业力）所限制和决定。动物、人类和神的存在都是这个连锁中的环节。一个人的善良行为，能使他升天，邪恶行为则能令其堕为畜类。一切生命，即使在天上，死后必有终了之期，所以不能在天上或人间求得快乐。虔诚的印度人一般愿望是获得解脱，即脱离生死轮回。在一种永恒的状态之中获得安息，这种状态叫做与梵合而为一、解脱或其它名称。印度教还主张非暴力，不杀生，认为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是罪恶，即使踩死一只蚂蚁也认为是不仁。非暴力是从思想上配合统治阶级对人民进行欺骗的一种手段，是限制群众斗争，不让人民触动和损害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这个教义自然是麻痹人民思想的精神鸦片，为剥削阶级服务的舆论工具。印度教有种姓制度，是它的又一鲜明特点。按照这一制度，人被分为等级，有高低贵贱之分，而且生来决定，世代相传，就连它的职业一般也是固定的，不得轻易更改。各种姓间界限分明，有严格规定，互不通婚，彼此不相往来，这样一个种姓出身决定了他的宗教信仰、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和家庭生活。这四个种姓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具体见下一章）。印度教的僧侣很多，到处可见，甚至结队成群。他们不事生产，过着寄生生活，名为神的“使者”，实际上是文明乞丐。有些人流浪全国，强求布施，住乡下者向农民索取粮食等物，而农民决不能有不愿意或不高兴的表示，因为“神附在”这些人身上。住城市者自然向城里人索取现金，不管你是印度人还是外国人，他们都向你乞讨，而且理直气壮，简直有“不给不行”之势。有些僧侣居住庙字，靠来庙敬神者的施舍维持生活。印度节日多如牛毛，每当节日，不少人请僧侣去主持节日仪式，搞庆祝活动，借此机会他们会捞到许多钱财。当然，僧侣的“权威”远不止此。小孩的诞生、起名仪式、剃发仪式，以及成人后的订婚和嫁娶都得找他们商量办事，哪怕是办丧事也得要特别招待他们一番。
早婚也是印度教的一个特点。以前，许多女孩子还在吃奶，便做了人家的未婚妻。今天有的七八岁、十几岁的孩子，正在发育时期，就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他们所配的“良人”，不一定是年龄相当的如意郎君，甚至五六十岁的老头子讨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做老婆的事也是有的。因此，“怨偶”处处，生育过多，不少母亲是十几岁左右的孩子，啥事不懂，自然闹出许多笑话。更重要的是影响儿童的发育，给国家带来麻烦。造成这种风习的原因很多，家庭经济困难是一个主要原因。做父母的急干将女儿嫁出，以减轻负担，以及对贞操的不正确看法，恐怕她们作“出墙红杏”招来麻烦，故干脆及早一嫁了之。今天这种情况还时有发生。
寡妇再嫁，是印度教所严厉禁止的。一个守寡的妇人，要终身服孝，在家庭中做最下贱而繁重的工作。在英国政府对此加以取缔之前，还流行着为夫殉葬的习惯，就是在亡夫火葬时，其妻跃身跳入熊熊烈火之中，活活地烧死。
已婚的妇女，平常不能在大庭广众中抛头露面的，除家人以外，不轻易与异性接触，就是对自己的公公也是如此。所以有的公公虽娶儿媳数年，还未见过儿媳的面孔。儿媳有事与公公说话，脸要用纱丽的一角遮住。若是男客光临她家，年轻媳妇见了也不理睬，犹如没看到一样，由家里男子接待。在乡下这种情况更为严重，认为只有这才是贤妇淑女。
印度教重男轻女思想严重，而且由来已久。古代雅利安人侵入印度的时候，一方面由于作战，需要很多男子；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显得男子更为重要，于是便产生了重男轻女的思想。印度教每个人都相信，生儿子是父母的功德，女儿不能出嫁，便是父母的罪过。一个没有儿子的父亲是一生中最大的不幸。印度教有个规定，一个人死后，必须有儿子举灭焚尸，主持火葬仪式，死者才能超脱地狱，转化托生，若无儿子在旁举哀，死者就不能升天。
宗教思想无孔不入，甚至连结婚的目的也是为了宗教，倘若为人妻而不能生育儿子，其结果十分悲惨。印度教经典明文规定，女子结婚五年内若不能生育儿子，丈夫有权再娶一妻。凡是生育女儿的女子如何受到歧视、生下后的女儿受到什么待遇，便可想而知了。无怪印度男多女少，而且妇女有越来越少的趋势。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印度教的主要教义可概括为：1.保存并严格维护种姓制度，宣称每个人的种姓是神决定的，永恒不变；告诫人们因安于自己的种姓，各守其职。2.坚持认为善恶有因果、灵魂有轮回的因果业报说和人生轮回说。3.非暴力说，认为精神、真理与道德的力量是不可抵抗的，它终将战胜一切邪恶与暴力。4.仁爱说，即修善果可积阴功，可使人在因果业报和人生轮回中处于有利地位。5.禁欲与苦行说，提倡并鼓励人们摆脱世俗的各种欲念，主张用各种方法自觉地进行自我折磨，以达到灵魂的净化。6·形形色色的教律，印度教在吸收了各地民俗的基础上，以教义的形式对教徒的一言一行作了宗教上的规定和要求，如上所述寡妇再嫁、童婚等等。印度教教义的形成，与印度教的哲学基础——不二论的吠檀哲学有很大关系。其主要理论可归纳为：“梵我同一说”，即宇宙的最高精神的“梵”和个人精神的“我”是同一不二的，但这只有经过修炼才能认识到梵我同一并获得精神解脱，这种客观唯心主义说教是直接为因果业报和人生轮回说作论证的；“幻变说”，即客观物质世界及其运动是梵创造的一种虚幻不实的表象。印度教所面对的最严重的挑战是人们对“不真实”的世界所感觉到的真实性。不二论吠檀多哲学解决这个问题时主要依靠的是幻觉的比拟。例如，仅仅出于无知，某人看到一条蛇，而那里恰恰是一根绳。这种认识无疑掩盖了认识对象的本质，否定了现实生活；“瑜伽说”，即超越主体、客体、摆脱时空、因果等外界因素的限制，用内心的冥思苦想、顿悟或亲证去获得所谓真实的认识，从而产生超自然力量的信念。这种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使被压迫者在苦修善果的骗术面前“乐从天道的安排，知守性命的分限”，瞩意在虚幻的瑜伽实践中寻求灵魂的解脱。
印度教的主要经典有四部《吠陀本集》，即《梨俱吠陀》（颂诗）、《娑摩吠陀》（歌曲）、《耶柔吠陀》（祭祀仪礼）和《阿闼婆吠陀》（巫术咒语）。此外，还有作为吠檀多哲学来源的数百种《奥义书》、《森林书》，可视为历史文献的《往世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河婆罗多》），《薄伽梵歌》和若干宗教圣人传记。印度教在发展过程中，又产生了大量的经典著作，其中主要包括《正理经》、《瑜伽经》、《弥曼差经》、《吠檀多变经》和《数论颂》等。在印度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一些印度教哲学家、政治家又撰写了大量著作，对印度教早期经典加以注疏，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印度教经典。
（二）佛教
佛教历史悠久，它产生于公元前6 至5 世纪的古印度，至今已有2300多年历史。其创始人为悉达多·乔答摩。
关于悉达多·乔答摩的生卒年月，说法不一，大多数认为，他约生于公元前566 年，卒于公元前486 年。他属于释迦族，牟尼（即圣人）是释迦族的酋长，住在迦毗罗卫。乔达摩生于迦毗罗卫（现在尼泊尔王国境内）。年轻时（据说16 岁）与表妹耶输陀罗结婚，29 岁生了儿子罗睺罗。后弃下娇妻与爱子出家修行，当时虽受到父母的劝阻，但仍不失决心，毅然至山林冥思苦修，历时六年之久，终于在最后一夜悟出道，遂巡游各国，进行说法，终年80 岁。后来他的“道”又经弟子发扬光大，遂成为今天有着世界影响的宗教——佛教。
佛教，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其基本教义归纳起来可概括为：
1.四谛说：即苦、集、灭、道四谛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苦谛对人生作出价值判断，认为人生的真实是生、老、病、怨憎会（不愿在一起的确偏在一起）、爱别离（愿在一起的又不得不分离）、求不得苦和五阴盛苦的总和。其中的“五阴”又称五蕴（五种集合）。佛教宣称，世界和人体由色（物质现象）、受（感受）、想（观念形态）、行（意志）、识（意识）等五种生灭变化的因素组成。“五阴盛苦”即人生的一切身心痛苦。集谛是探求苦的原因或根据，故而又称因谛。灭谛是讲解脱，最彻底的解脱是没有任何痛苦的涅槃境界。道谛是讲实现佛教理想中的最高境界所应遵循的手段和方法，即持戒、禅定和教理学习等。道谛中还包括了早期佛教提出的“八正道”，即寻求达到最高理想境界的八种正确途径：正信仰、正思维、正言语、正作业、正生活、正努力、正思念、正禅定。其中的“正信仰”提倡对人生应持中庸之道的正确观念。它是佛学的基础，强调宗教道德义务，强调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认为人生觉悟的过程就是“从染转净”，“从愚及贤”，“去恶向善”的过程。这种主张的意义和作用是复杂的，需要作全面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四谛的核心在于讲世界是一个无边的苦海，只有皈依佛祖才能寻找到摆脱苦海的彼岸。佛教无意于宇宙观的不切实际的探索，认为解脱人类的痛苦才是当务之急。所以，佛教理论可以看作是一种有关人生哲学的体系。但是，作为一种宗教，它不可能把社会原因造成的痛苦提到应有的位置上，也没有把法理与社会现象造成的痛苦加以区别。虽然佛教的全部理论集中于人生的痛苦及其解脱，并作出独特的价值判断，提供了有趣的设计方案，却无法开出改造社会的良药，只能给人们以精神的希望、慰藉、满足与寄托。
2.“十二因缘说”。佛教在分析人生之苦及其成因时，提出了十二因缘说，认为世上各种现象的存在都依赖于彼此互为条件或因果联系的十二种因缘：无明（愚昧无知）、行（意志）、识（意识）、名（身体精神）、色（肉体）、六入（眼、耳、鼻、舌、身、心）、受（感受）、爱（贪爱）、取（对外界事物的求取）、有（生存环境）、生和死。其中心是说人生的痛苦均由“无明”所引起，只有消除无明，才能获得解脱。
3.“三世两重因果说”。这是佛教在发展过程中，把十二因缘说和其他佛教理论结合起来后提出的教义之一。佛教宣称，一切生灵均有三世（过去、现在、未来），都在不断的轮回中生活。轮回有六条道路：天、人、魔鬼（阿修罗）、畜生、饿鬼和地狱。一个人只有今生的行为符合佛教之“法”，才能免却轮回之苦，否则将永远在轮回中在劫难逃。这种说教的核心在于宣传“因果报应”和“人生轮回”，并以此证明只有皈依佛教，消除“无明”，才能摆脱苦海，进入极乐世界的天堂。
4.“三法印说”。佛教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把自己的主要教义概括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三法印体系。其中心是说，包括人的精神与肉体在内的万物处在不断的生无变化之中；世上并不存在宇宙的精神“我”和个人的精神“我”，即“法无我”和“人无我”。涅槃寂静是说佛教徒追求的终极目的应该是与现实物质世界相对立的、绝对安静而神秘的精神状态。三印说的要害在于鼓吹世界上的万物虚幻无常，引导人们去逃避现实的社会斗争。
当然，今天佛教的这些教义，与释迦牟尼初创时所宣扬的，已相去甚远。这与其作为“麻醉人民的鸦片”这一作用是分不开的。每一种宗教，自其产生后，都不可避免地为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巩固自己统治的工具，佛教也当不例外。乔达摩在宣传“众生平等”思想的同时，又打出邱度教生死轮回的思想旗帜，并使之进一步发展与巩固，以图束缚人们的思想与行动，安定社会秩序，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便于统治者很好地统治。难怪他的理论一出来，便得到国王们的支持和帮助，无论乔达摩在世时，还是逝世后，国王们对传播他的佛教、思想给予了很大合作。阿育王就是个突出例子。阿育王于公元前256—226 年统一印度，这位皇帝为人残暴，杀人成性。可是他一统印度之后，也懂得安定民心与巩固统治的关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对佛教异常重视，将其宛为国教，并派大批使臣到国外大力宣传，致使佛教一度盛行，教徒众多。佛教所以有如此发展与传播，显然同各国国王的支持有关。其实，“阿育王”并不是专心一志地皈依佛教，对其它宗教他也崇拜。只要对他的统治和经商有利，什么宗教他都信仰。古今中外所有剥削阶级的统治者，在宗教信仰方面，都是实用主义者，阿育王也不例外。佛教在印度的产生与流传，尤其是初期，对社会发展，确有积极意义。到后来，由于热衷于偶像崇拜，一般人染上了虚无色彩，民族健康大受其害。从公元八九世纪以后，印度教在统治阶级的支持下，得到迅速发展。尤其到后来，伊斯兰教传入印度以后，印度佛教受到了致命性打击。到13 世纪初，佛教在印度趋于消灭。19 世纪以后虽又有所复兴，有一定恢复，但至今佛教徒的人数也不算多。
在佛教的历史上传说有过几次佛教大结集，这对佛教的发展和佛典的形成有重要作用。第一次是在佛陀去世几年后（地点在王舍城），就他的教义作了整理并编辑成经典，即所谓的三藏，第一部分为律藏，记载佛教僧侣的戒律及佛寺的一般清规；第二部分为经藏，是佛陀的说教集；第三部分为论藏，包含佛教哲学原理的解说。第二次佛教大结集是在佛陀逝世的一世纪左右，于吠舍里举行。这次结集，分成了几派，谴责了一些异教，佛教徒修订了佛经。第三次结集是由阿育王亲自主持的，在华氏城举行，分了十八派，会上为佛经的最后定型作了努力。自从阿育王时代后，佛教是印度的主要宗教，在迦腻色迎时期举行了第四次大结集，这次结集为经典作了权威性的注释。迦腻色迦是佛教史上仅次于阿育王的人物，有些人认为他登位的年代是公元78 年。印度独立后，佛教又有所发展，于1954 年在缅甸迦巴阿约举行了会议。会上讨论了用巴利文出版三藏经典和在宗教的各方面有关修改问题进行了讨论。1956 年10 月14 日，印度政府利用佛陀涅槃2500 年庆祝活动之机，组织了活动，吸收了500 万“贱民”加入佛教。自此以后，一直为宣传佛教而不断努力，据统计，1971 年佛徒人数又有大量增加，已有3000 万“贱民”改信了佛教。
从前，佛教强调独身，但是现在也讲结婚了。佛教界妇女的情形有了改善，对她们的教育也受到重视。今天印度的一些表列种姓的人们为了改善自己的境况大量皈依了佛教。实际上，这些人改信佛教以后，各方面的处境变化并不大，有些地方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
佛教自其产生后，便开始向外传播，约在公元1 世纪左右，已有印度和尚来到中国。如公元179 年有竺佛朔；公元197 年有竺大力；公元3 世纪有释迦跋澄、释迦提婆；5 世纪有求那跋陀罗；6 世纪有真蒂。到隋唐时，来我国的就更多了，可谓举不胜举。直到13 世纪印度的佛教虽然差不多衰亡了，但南印度有个敦巴桑结还五次来我国西藏传教。当然，其中最有名的是鸠摩罗什，他系统地将印度古代重要哲学思想介绍到我国，还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是一位在我国的宗教、哲学和文学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印度学者。印度学者来中国后，译经、传教、讲学，做了大量工作。不仅对我国文化发展起了帮助作用，而且同中国学者合作，把许多印文典籍译成汉文，使得这些迄今已在印度失传的典籍得以保存。
看过《西游记》的中国人都知道唐代有个唐僧曾历经千辛万苦到西天（即印度）去取经，其实在唐僧之前，便已有许多人到过印度。据史书记载，公元前2 世纪，中印两国之间就有了接触。在魏晋时就有些人去印度学习佛教，以后时断时续，不断有人前往，从公元3 世纪中叶起到8 世纪中叶，500 年间到印度去的佛教徒就有160 余人。在以后1000 年间，仍有许多佛教徒去过印度学习。这些人中最著名的算是法显、宋云、惠生、玄奘（即唐僧）、王玄策、义净等人了。他们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到了印度。在那里取经求学，交流文化，同印度人民缔结了深厚的友谊，至今在印度，玄奘等人的名字家喻户晓。提到中国人，必首先想到玄奘，见到中国人也自然会想到玄类，他们不只是把他看作学习印度的先师，还把玄奘视为中印友谊的象征。还有些人，当说是大多数人，他们在取经的过程中有去无回，有的在印度归天，有的葬于半路，连姓名都没留下，但他们的精神却永留于世，为中印人民所敬重。从中国去印的和尚虽时多时少，断断续续，但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却一直存在，直到19 世纪在西方思想未传入中国前，中国信佛教的人数依然很多，尤其在广大农村，有些人虽然不懂得什么是佛教，但或多或少都受着佛教的一些思想影响，例如相信因果报应、转业轮回等等。可以说，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便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上至皇帝，下至庶民，无不蒙受影响，对当时人们的思想、科学和文化起了刺激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说，也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有着悠久历史的佛教，随着时代的前进也需发展。现今许多佛教上层有识之士，已开展了各种旨在繁荣佛教的活动，仅1960 年以来印度各地成立的佛教组织就有上百个。世界各国对佛教的研究也在加强，近年来已在印度召开了多次有关佛教研究的国际性会议。
（三）锡克教
在印度西北部旁遮普邦的阿姆利则市，有一座几乎通体馏金的寺庙。它既有伊斯兰教建筑的肃穆庄重，又有印度教建筑的绚丽璀璨，但它既不是清真寺，也不是印度教庙，而是被锡克教徒誉为“锡克教圣冠上的宝石”的金庙，是锡克教最神圣的礼拜中心。
现在印度约有1500 万锡克教徒，主要生活在西北部的旁遮普邦，其余散居在德里地区、哈里亚纳邦和孟买等地。18 世纪以后，锡克人到海外谋生的日益增多，如在英国、加拿大、美国、泰国等等。居住在旁遮普邦的锡克人虽人数不多，只是全印人口的2％，但向全国提供的粮食占1/2 还强，有“印度粮仓”之称，是这个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锡克教是目前印度仅次于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第四大宗教。“锡克”一词，来源于梵文，意思是“学生”、“弟子”、“信徒”。锡克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 世纪下半叶。它原属印度教的一支，由于印度教虔诚派运动的开展，后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教。锡克教徒非常尊重本教的首领和祖师，尊称为“古鲁”。从第一师尊纳那格（1469—1539 年）算起，到高温德·辛哈（1666—1708 年）为止，先后共有十位师尊。之后，虽然还有其他人继任领导，但都不再称为师尊。按照规定，凡承认锡克教义、十位师尊和锡克教的著名经典《戈兰特·萨哈布》者，皆可成为锡克教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