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克教提倡平等、友爱，强调实干，该教的创始者纳那格曾公开宣称：“我的宗教既不是印度教，也不是伊斯兰教”。它是一种试图把印度教和伊斯兰教融为一体的新宗教，既反对印度教的多神说和不平等的种姓制度，也反对偶像崇拜和男尊女卑，还反对妇女戴面纱和幽居深闺以及印伊两教繁缛的祭祷仪式等。
锡克教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它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根源。印度教森严的种姓制度和繁缛的教规，引起贱民和一般教徒的不满。公元八世纪初，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强迫人们改信伊斯兰教，使矛盾进一步加剧和复杂化。面对这些尖锐而复杂的种姓问题和宗教矛盾，一些人提出了宗教改革的主张，遂出现。了改革热潮，开展了“虔诚运动”。斗争声势浩大，影响很广。纳那格师尊所处的时代，正值洛提王朝的统治时期（1451—1—6 年，当时印度教的种姓歧视非常严重，引起了低级种姓的强烈不满，洛提王国出现了混乱局面。这时，道莱特汉·洛提的儿子提拉华尔·汗怀有篡夺王位的目的，竟然给巴卑尔马上写信，鼓励他进攻印度。巴卑尔本来对印度就虎视眈眈，垂涎三尺，得信之后，喜出望外，遂率兵向印度进发，在帕尼帕特地区同当时的国王易卜拉欣·洛提激烈交战，结果易卜拉欣·洛提战败身亡。师尊纳那格对提拉华尔·汗的行径非常气愤，大为不满。他认为，这会使国家更加遭殃，人民更加受难。因此，他把巴卑尔的军队看成是引狼入室，喻为“罪恶的迎亲队”。当时虽有许多人大声疾呼，反对社会的黑暗和人民中间的伪善现象，但谁也没有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当时统治阶层，只有师尊纳那格首先公开强烈谴责和咒骂腐朽的统治者以及封建主，把他们说成是刽子手、恶狗和吸血鬼。他还把耳闻目睹的血淋淋的事实、哀鸿遍野的凄惨景象用自己诗人的笔头写了出来：
出兵呼罗珊，印度吓破胆，
敌人来进攻，不必怨苍天。
巴卑尔入侵以后，人民惨遭屠杀，这时，为人民的苦难而悲伤的诗人纳那格激愤地责问梵天：“啊，梵天，你眼看着大家受苦受难，可是你丝毫也不怜悯，你怎能忍见一只残暴的老虎向一头弱小的母牛扑去！”借此谴责侵略者，同情和支持受难的人民。
当时，各封建领主大量掠夺人民的财富，纳那格对此表示了强烈反对。他希望给每个人以平等权利，都能过上幸福生活。他蔑视富有，同情贫穷，爱憎分明。一天，有个地主请他去吃饭，出乎地主所料，遭到他断然拒绝，地主问他不去的原因，他明确地回答：“你家的饭里渗着穷人的血。”与此相反，他常到当地一户贫苦人家去吃饭，说那是奶糕。他对富人和穷人的态度就是如此泾渭分明。
他公开反对朝圣和宗教的伪善。一次，师尊纳那格云游到哈里杜瓦尔，他看见人们站在恒河里，面向东方，朝春太阳浇水。因为他不面朝东，而是面西浇水，人们误认他是疯子，有人还前来和他辩论，问他：
“你面朝西给谁浇水？”
“给太阳呀！”
“太阳有多远？”
“说不清。”
“说不清，可你为什么朝西面浇水？”
“在迦尔达尔普尔有我的地，都干了，我在给地浇水。”纳那格说。一个学者听了他的话后哈哈大笑起来，然后轻蔑地问道：“可是你浇的水连河岸都到不了，都洒在河里了，怎么能到达迦尔达尔普尔呢？”纳那格立刻反驳道：“如果我浇的水到不了迦尔达尔普尔，那么，你浇的水怎么能到太阳那里呢？”他们被纳那格驳得哑口无言。
当时，社会上妇女备受歧视，在一些信仰印度教的种姓中，流行着一种杀害女婴的陋俗，女孩一生下来，就被杀死。师尊纳那格坚决反对这种野蛮行为，并指出了妇女的应有地位。他认为，在生活中，男子离不开女子，否则没法过日子。他还说，妇女既然能生出帝王、仙人和英雄，她们在男人面前为什么就一钱不值呢？怎能说她们低贱，微不足道呢？
师尊纳那格讲究实际，不相信出家为僧和云游山林就可以见到梵天的说法。他认为，家居是最理想的。他说，人们只有尽好家庭义务，才能沿着正确道路到达梵天那里。他发现，几乎所有教派只强调外表形式，因而相互争吵，有许多天真的人就是在这种争吵的烟幕中受骗上当，因此，他鼓励和开导这些人挣脱骗人的罗网。
尽管纳那格也叫人们叨念罗摩，以求解脱，但他从不叫人们逃避生活。他自己就结了婚，还生了两个儿子。师尊纳那格出生于平民之家，生活在平民之中，他一生从事耕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时常教导教徒：“生活在虚幻之中，而又不被虚幻所迷恋，才能得到真正的瑜伽（即精神和梵天融为一体）。靠外表的伪装，什么也不可能得到。”他认为，只是吹牛说大话和谈经论道的人，不会成为瑜伽者，只有平等待人的人才是真正的瑜伽者。师尊纳那格活了77 岁，他一生以普通人的身分传播着他的教义，影响很大。他死后，所创建的锡克教，迅速地传播到整个旁遮普和印度河流域。继师尊纳那格之后，恩戈代瓦当了锡克教的第二代尊师。纳那格在世时亲自把师尊的宝座交给了他（1539 年纳那格指定信徒恩戈代瓦作为自己的继承人）。恩戈代死后（1539—1552 年），阿尔马·达斯（1552—1574 年）继位，他为宣传锡克教的主张，扩大锡克教的影响而作了大量工作。后来，他任命女婿拉姆·达斯·索迪为师尊。从此，师尊一职一直由索迪家族世袭。后来，第五师尊由于被莫卧尔皇帝怀疑而惨遭杀害。至此，结束了锡克教和平发展的道路。阿周那临死前任命儿子哈尔·哥宾德（1606—1644 年）接任，为第六代师尊，由他开始，锡克教发展成了半武装的宗教组织，注重了武装组织和训练，经常与政府军和异教徒发生冲突。第七代师尊由哥宾德的孙子哈尔·拉伊继位（1644—1661 年）。他被莫卧尔皇帝囚禁于德里之后，任命次子哈尔·克里香为继承人（1661—1664 年），13 岁不幸夭折，死于天花。他的继承人是第六代师尊哈尔·哥宾德的次子代戈巴哈杜尔（1664—1675年）。当时正值奥朗则布统治印度，最后，师尊代戈巴哈杜尔被迫自杀。他死后，由高温德·辛格继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第十位师尊。他任职期间，对锡克教进行了重大改革，废除了师尊制度。自师尊纳那格死后，锡克教的处境越来越坏，因此锡克教师尊们意识到要改变处境，必须实行军事化。“从第六代师尊哈尔·高温德开始（17 世纪初），锡克教开始发展为武装组织，经常与政府军以及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进行武装冲突”。到高温德·辛哈时期完成了军事化。
“锡克”的真正含意是“进了学的人”或“受过教育的人”。锡克教徒们受的教育不是一般的教育，而是有关英雄精神和维护尊严而献身的教育。这种教育远在第一师尊纳那格就已开始，到第十师尊高温德·辛哈时又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完成了锡克教军事化的任务，组成了一支强大的锡克军，并率领这支锡克军同莫卧尔军队展开了长期斗争。高温德·辛哈给教徒举行献身仪式，要求教徒实行五K（即指五件事）：蓄长发，带梳子，戴钢镯，穿短裤，佩短敛。剑是为了自卫；长发以示区别其它教团；梳子为了梳发；短裤表明锻炼的重要；钢镯是圣洁穆斯林弄脏的食物。有种说法，认为这五件东西随时提醒教徒对本教坚信不移。
到1699 年师尊高温德·辛哈在旁遮普的阿南德普尔召开了8000 人大会，会上宣布成立了卡尔萨党，以便用武力对付各种灾难，保卫锡克教。同时还给锡克教徙取了一个共同称号叫“辛哈”（雄师）。锡克人给人们以勇敢无畏的印象，这同他们的教育有关。
1914 年9 月14 日，在阿姆利则400 多锡克人遭到英国当局的杀害，致使许多锡克教徒纷纷脱离英国人的控制参加到甘地所领导的自由运动中去，各种形式的斗争此起彼伏。可以说，在争取印度独立运动的斗争中，锡克人为印度独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综上所述，从锡克教的产生、发展中我们不难看出，锡克教基本教义可以归纳为下述两点：
（一）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锡克教继承了佛教和耆那教的众生平等思想，坚决反对印度教的种姓制度，认为“种姓毫无意义，神不问人的出身，只关心他作什么”。主张对神的爱是人类摆脱社会压迫的唯一途径。这种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比印度其他宗教的进步之处在于承认男女平等，反对歧视妇女或贬低妇女的恶习，同时也极力主张革除寡妇殉夫和溺杀女婴的不人道作法。
（二）提倡自我修行。这条教义是在吸收了印度教吠檀多哲学和伊斯兰教苏非派教义的某些成分后发展起来的。认为人的理性来自精神的泉源“神”，然后从“理性”流出“灵魂”，再由“灵魂”流出物质世界；宣称人通过直党的作用可与神合而为一。实际上，自我修行是在引导人们一心向往神秘的境界。与此相呼应的是，锡克教还主张现象世界以祖师或教长为本体，人们通过虔修默祷即可与祖师或教长接近。
3.特点各异的民间信仰
在印度，除了上面所介绍的几大宗教外，各地又有不少地方信仰，南北不同，东酉有异，加上民族不同，其信仰也带有地方特点。
阿萨姆是印度拜力教派的中心之一。这个教派认为妇女是力量的象征。传说古时候，雪山女神曾向湿婆神提出一个问题：是什么力量推动着人们的生活？人们应该敬奉什么？湿婆回答说，推动人们生活的力量是妇女，人们应该用符咒来敬奉这种力量。崇拜力量就是崇拜自然。这就是拜力教派的核心，也是叉罗，即符咒论的基本精神。这种拜力论从一开始就在阿萨姆普遍流行了。
拜力教派主张杀牲，甚至杀人祭神。被用来祭神的人，不能有生理缺陷。那些被认为可以用来祭神的人，称为“婆格”，意思是供神享用的人。这种人一旦被选定，允许他在被杀之前随心所欲地吃喝玩乐，为所欲为，到了每年一度庆祝节日时，举行宗教仪式，把他杀死祭奠女神。根据《往世书》记载，以人祭神，功德无量。所以有时候，甚至把怀胎刚满九个月的婴儿，从母腹中取出，杀死祭神，而且认为，这样的祭牲，意义更大。15 世纪后期，有几个拜力教派和佛教派在阿萨姆活动，后来由于商羯罗倡导的虔诚教派兴起（即后来的印度教），拜力教和佛教便黯然失色了。当然，拜力教派并未完全消亡，至今仍有相当势力。
孟加拉人笃信宗教，但由于历史原因，与其它地区的人有所不同，有着自己的特点。雅利安人来到孟加拉之前，孟加拉人崇拜大自然；之后，尽管孟加拉人也信奉雅利安人的神，但仍保留对自己原先的地神、村神、家神等神的虔诚，而且往往把他们同雅利安人的神混合在一起敬奉。他们所敬的神有地神、龙神、蒙萨神、迦利女神、湿婆神以及非雅利安人的女财神等，尤其是迦利女神，是他们原先的神与雅利安人的神糅合在一起的典型。可以说，孟加拉人在宗教上的一大特点即善于融合，不狭隘保守。符咒派的观点、婆罗门的观点和佛教的观点，都兼而有之。孟加拉人在这一点上，与中国民间将道教、佛教神放于一起敬奉，有着相同之处。孟加拉人的这种在宗教上善于融合的传统，使孟加拉避免了许多宗教或教派的纠纷。奥里萨邦被誉为印度教之乡，素有印度教圣地之称，古籍中说它是“神圣之国”。故这里印度教寺庙林立，庙内香火旺盛，至今仍是印度教的中心，尤其是扎格纳特庙在印度人民的心目中占有很重要地位。
扎格纳特即毗湿奴神，在扎格纳特布利城内有一座扎格纳特庙，所以此城又叫扎格纳特布利。布利的意思是城市，印度教徒认为扎格纳特庙是天门，因此每年有上万香客从全国各地来这里朝拜。奥里萨人的全部宗教活动都同这座庙联系在一起，受这座庙的绝对影响。扎格纳特不仅是天神，而且是奥里萨的民神。
在奥里萨邦，有许多民间传说，故事也都是与扎格纳特有关。有一个传说是这样的：古时候，马尔华的国王下令叫大家找扎格纳特，并且还亲自派婆罗门使者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去查找，往东方去的到了格岭伽国，同当地一个名叫瓦苏的夏瓦尔人的女儿结了婚，并在格岭伽定居下来。瓦苏是扎格纳特的信徒，他在女儿的劝说下同意带那位婆罗门去见扎格纳特神，但是去的时候必须用布把眼睛蒙住，不能让他知道去扎格纳特的道路，婆罗门接受了这个条件，于是被带到一个森林里见了扎格纳特。等瓦苏到别处去采花时，婆罗门便开始敬神，突然有一只乌鸦从树上掉下来，落在扎格纳特像前的地上，直接到扎格纳特居住的天堂去了。婆罗门看到这情景，也想学那只乌鸦。这时天空传来声音说：“你要先回去告诉国王，说你已经找到毗湿奴，你前面那块蓝色的石头就是毗湿奴。”过了一会儿，瓦苏采了一束鲜花回来，他要用鲜花敬毗湿奴，但遭到毗湿奴的拒绝。据那位婆罗门说，毗湿奴神已经享用了他刚才献的米饭和甜食。从此以后，敬毗湿奴人不仅应该献鲜花，还应该献米饭和甜食。毗湿奴原先叫尼尔马特瓦，这次事件以后改称扎格纳特了，因为原来只享用鲜花的当地神，现在已变成既享用鲜花又享用米饭和甜食的众人之神了，所以应叫扎格纳特，即世界之主。
这个传说，主要说明雅利安人来后，他们的文化如何与当地文化结合在一起的。另外毗湿奴还有一个名字叫婆苏提婆，意思是住在当地的神，这个当地的神既受当地人献的花，又接受外来族（雅利安人婆罗门）献的米饭和甜食。这样，两种不同的敬神供物合而为一了，因此有人说在扎格纳特庙里可以从敬神的仪式上看到雅利安宗教和达罗毗茶宗教文化的绝妙结合。在这还有一个传说，说国王因陀罗·突木那德得到黑天神像的一块残片，他想把它雕成毗湿奴像，命令雕刻神像的雕刻家维希瓦格尔马负责雕塑，维提出一个条件：如果在他工作期间国王不来看他，他可以一天雕成。国王同意了，但是维希瓦格尔马正在雕塑的时候，国王就急着进屋去看，维希瓦格尔马一生气不雕了，结果扎格纳特神只有头部和身躯，没有臂膀和腿脚。扎格纳特的这种形象一直延续至今。
据史书记载，公元前813 年希腊王拉格德·巴忽从北部入侵的时候，僧侣们曾携带扎格纳特神像逃遁，这是最早提到扎格纳特的一次。据说这次把扎格纳特神像放在森林里，藏了150 年之久，后来又有三次被放到吉尔迹湖水里保存。这说明扎格纳特在奥里萨人民生活中影响之深。
在扎格纳特庙里，会看到一种奇特的现象，即不分高低贵贱，什么族或种姓的人都可以到庙里敬扎格纳特。敬神的供物都可以互相分食，不存在圣洁不圣洁的问题。对此，过去还流传一个故事，说有个国王很骄傲，发誓不吃扎格纳特神前的供物，认为那些供物是别人接触过的，不干净。结果他来到扎格那特城的时候，胳臂腿都自动掉了，剩下的身躯一直在城门口躺了整整两个月。一天，一只狗从城门经过，嘴里叼了一块扎格纳特神前的供物，过城门时供物从狗嘴里掉在地上，饥饿的国王很快把它吃了，刚吃下，便立刻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这虽然是一个故事，但它却无情地鞭挞了那些想保持自己所谓高贵种姓的人。
现在的扎格纳特庙可能是12 世纪后半叶阿南特·伐尔曼·焦拉甘伽国王重建的。据说，这座庙是印度最富丽堂皇，资产财富雄厚的寺庙之一，存款有千万卢比之多，每年的收入近百万卢比。扎格纳特全城的人平时不干什么工作，既不务农，也不经商，他们完全依靠全国各地的朝圣者的施舍维持生活。扎格纳特神像每12 年更换一次。快到换像之时，庙里有僧侣先行斋戒，在梦里若发现雕新像用的树木在何处，然后顺梦的方向去寻找此树，如果发现是棵楝树，它长在火葬场边，双杈，生有海螺纹，缠着黑白蟒蛇，没有鸟巢，就把它砍倒，并且小心翼翼地把它运到扎格纳特布利，雕成新的扎格纳特神像，然后举行隆重的仪式，把旧像换下，竖起新像。换下来的旧像，由一个叫德伊巴蒂的信徒负责烧掉。
在喀拉邦自古就有拜蛇的风俗。当地许多人认为，蛇有意识，懂得人性，只要你无伤它意，它则没有害你之心，因此不少人家养蛇。凡是印度教徒的家门前，都有一片小树林和一个小池塘。树林里有石砌的小蛇庙，叫基德尔古德庙，庙里有石雕蛇像。每天傍晚，家里的姑娘们或青年人沐浴后就到这个庙内举行祈祷。年轻的夫妇则坐在庙前，弹着维拉琴，敲着陶罐，演唱赞颂神的歌曲。
在人们看来，谁要想发财致富，就必须敬奉蛇神。在基德尔古德庙里敬神时，如果心里不诚，或者砍伐庙旁的树木，蛇就会震怒，冒犯者家中的成年人就会大难临头。有皮肤病的人，没有后的人，忏悔和祈祷就要更勤些。在喀拉拉邦有两座著名的蛇神庙。这两座庙都在阿勒布沙县。一座是在摩纳尔夏拉地区；另一座在外底高德地区。两庙周围都是茂密的树林，树林里有很多蛇像。每逢星期日早晨，信徒们就成群结队地到这里来祈祷。无儿无女的夫妇更是如此，他们为了生孩子，向蛇神献上青铜器，并在器上刻上自己的姓名，底朝下倒放在庙里。待日后果真生育了儿女，夫妇俩便会满心欢喜地再次到庙里来，用他们献的青铜器熬牛奶粥招待别人。摩纳尔夏拉的蛇庙里，每年还要举行一次朝拜大会，上百万的信徒从各地云集到这里进行祈祷。
梅加拉亚邦的居民有同大自然进行斗争的漫长历史。这里的气候和山地环境使这儿的人民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思想信仰。他们对于周围环境的好坏尚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所以尽量使自己适应这种环境。例如，他们相信野兽不伤害好人。如果谁被老虎吃掉，就认为这个人一定是做了坏事，得到了报应。他们砍下老虎牙来发誓：如果谁有罪，就被老虎吃掉。他们不归罪于老虎而归罪于人。有谁被淹死了，他们就说这是被水晶宫的仙女看中。他们认为，水晶宫的仙女如果喜欢谁，就会把谁的灵魂捉到水里去，然后将他的躯体抛到水面上来。
梅加拉亚邦的各民族信仰，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点。其中迦洛人的信仰有一定代表性。
迦洛人认为，世界是由塔塔尔·拉布迦这个强大的神所创造，另外有两名叫瑙斯突·那般和马奇的小神帮忙。塔塔尔·拉布迦不仅被认为是神中之王，而且在医治慢性病方面是他的拿手好戏。人们认为，他创造世界的方法是这样的：当他想到创造世界时，他派瑙斯突，那般打扮成女人的模样去执行任务。但他发现没有一块干地可供他存放食物时，他则把自己的住处安在水上面的一个蜘蛛网上，塔塔尔·拉面迦给了他一些沙上去创造世界，但沙粒粘不到一起。因此，瑙斯突发现沙土没用，就派一个大螃蟹去水底搞些泥土，但仍未获成功。后来他又派一个小蟹去水底，小蟹同被吓住。最后，他派出了一个甲鱼，拿到了泥土，于是他就用泥土来加固地球。但是，因地球太湿，不能在上面行走，瑞斯突只得祈求他的母神塔塔尔·拉布迎帮他把地球弄干。为此，塔塔尔把太阳和月亮放在天空，还有风。他们把地球弄干后，蔬菜也没法种出来。第一批动物创造出来，它们当中胡鲁先猿是头一个，这是因为它能大喊大叫，不让地球睡觉的原因。水中生物青蛙第一个被造出来，青蛙用呱呱叫声宣布雨季来临。之后，鱼也被创造出来。以上这些创造之后，塔塔尔派了一名叫苏西姆的女神来到地球，为给人准备住的地方。苏西姆清除了森林，由创世主那求来稻子，从此人类就以大米做为主食了。迦洛人认为：地球是一个扁而平的躯体，塔塔尔·拉布迦命令太阳和月亮轮流照射地球的上部和下部。在另一个故事里，把太阳、月亮描写成兄妹二人。妹妹月亮比哥哥太阳漂亮可爱，于是太阳哥哥生了妒心，一怒之下，把一些泥土扔到自己妹妹的脸上，妹妹不洗脸就到母亲那儿告状。母亲看到她脸也不洗，非常恼人，决定把泥土永远糊在她的脸上以示惩罚。从此以后，月亮就没有太阳光亮。星星被认为是管季节和年份的神。晨星警告公鸡，白天就要来临，它们应该开始啼叫，这样人们可以醒来。晚星出来意味着可以把鸡关起来过夜。对陨落的星星有一个有趣的解释：一次，一个叫达斯迪斯·明提尔的星星同地上的一团泥结婚了。以后，他警告其它的星星，再不要和地上的泥土结婚，否则难以归天，但是直到今天他还没忘记他旧时的爱人，所以不时到地球上来看望她。
迎洛人还相信，像打雷、闪电、下雨、刮风、地震、潮水、日、月食等自然现象都是由一些神掌管的，因此，人们须经常向这些神供奉祭品，用来消灾避难。
比如，闪电是高邪拉神晃动自己宝剑的结果，当他发怒时，发出的响声就是雷。对于地震的解释也很奇妙：认为地球是一个平四方块，由四根从天上垂下来的绳子吊着，每根绳上住着一只松鼠，它在啃咬绳子。四个瞎子拿着竹竿站在每个角的外面追赶松鼠，但是有时由于松鼠跑得太快，他们无法打着，这样就引起了地震。另一种说法是：平方的地球像一张桌子，由四条腿支着，当一只老鼠随便从哪一条腿上爬下时，就会引起地震。
迦洛人认为纳旺格神吞下太阳和月亮，就会引起日食和月食，因此必须敲鼓把他赶走。每当刮起一阵意外的大风时，人们就拿起一把剑，在门外乱舞，嘴中不住地说：“去，去到山涧深谷里。”
为了求雨，或因天气太冷而祈求太阳，就在一块专门设置的土地上举行仪式。求雨时，林里的人们每人手提一葫芦水来到一块大岩石旁，祭司念诵咒语，供奉一头羊，把羊血洒在岩石上。然后，所有的人都把葫芦里的水倒在可怜的祭司身上。为了求太阳，在岩石前点起火，供奉一头羊或一只鸡，这样太阳就会出来。
4.“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印度宗教的双重作用
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是人们的一种思想信仰，从广义上说，当然它也是一种风俗习惯。它的产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从最初的原始图腾崇拜、万物有灵等原始宗教的形式，到后来演变成今天的宗教无时不浸润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一点在印度尤为明显。历史悠久、内容庞杂的印度宗教早已深深地渗透到了印度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民俗等各个领域之中，因此，我们在研究、了解近现代印度的各种问题时，随时都可能遇到与宗教有关的内容。尽管宗教是粗俗的、赤棵裸的说教，它颂扬自卑怯懦、自甘屈辱和顺从驯服，“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但是我们不能用简单的办法加以否定，而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在揭露和批判其反动本质的同时，似乎也应该将宗教对印度社会的具体影响和作用昭示于众。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实践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印度这样一个特定的国家里，宗教也成了推动印度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
印度的阶级社会首先出现在以婆罗门教为中心的印度河流域。主张神权至上的婆罗门教和以“人间之神”面孔出现的婆罗门僧侣，控制着上至国王下至奴隶的思想和行动，主宰着当时的印度社会，站在“金字塔”的最顶端。这不免引起国王及上层奴隶主们的不满，于是才有否定婆罗门特权，倡导思想解放，实行社会和宗教改革的佛教等新兴派的出现。从推翻婆罗门教腐败的特权阶级和打破婆罗门集团的思想垄断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兴教派的产生和传播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意义表现在，它使人们从婆罗门教的桎梏下解脱出来，也使政治领袖和奴隶主阶级摆脱了婆罗门集团的长期压制，为婆罗门集团之外的社会各阶层在平等基础上的自我创造和自我发挥提供了新的精神支柱和活跃的政治气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印度奴隶制的发展。也正是在此形式下，作为早期佛教中心的北印度摩揭陀国在国王腐陀罗·笈多领导下，以佛教反对婆罗门教的精神力量收揽民心，整军经武，最后在公元前4 世纪缔造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帝国，即孔雀王朝。孔雀王朝基本结束了印度半岛的割剧状态，为印度次大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这种历史进步无疑同佛教的传播有着某种“因果”关系。
对佛教推崇备至的孔雀王朝，在阿育王执政期间逐渐抛弃了宗教宽容政策，导致教派斗争激化；佛教的大众化、偶像膜拜和圣地、圣迹巡礼等形式主义，一直未能满足某些人对高深的宗教义理的需求，阿育王在大力弘扬佛法的同时，依靠武功维持统治的作法使得民怨沸腾。所有的这些因素导致宗教界和思想界在阿育王死后的中央政权瓦解过程中，进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新时代，并逐渐产生了新兴的印度教。4 世纪，另一位旃陀罗·笈多一世以印度教为思想武器，再次统一并领有印度大部分版图，创建了印度历史上第二个强大帝国即复多王朝。新兴的印度教融合了原有各种宗教的主要内涵，从而使各种宗教派别的利益在相当程度上得到调和，同时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安定的环境。印度的奴隶制在笈多王朝时逐渐解体，为次大陆迎来了崭新的封建社会。印度历史的再一次进步无疑也同宗教有着某种“因果”的关系。
宗教是推动印度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宗教同印度文化的发展也同样密不可分。它曾为印魔文学、艺术、数学、医学、哲学和天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例如佛教，恩格斯曾称誉说佛教徒处在人类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佛教哲学蕴藏了极深的智慧。佛教文化不仅对印度而且对其他国家，如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中枢和末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当然，漫长的宗教传播给予印度根深蒂固的影响，绝不止于历史和文化一端，而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宗教在印度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占有着重要的支配地位。绝大多数印度人的情感和思维模式被宗教观念紧紧束缚着，因此，即使是近现代印度资产阶级在发动民族民主革命时，也得借重宗教的力量。
国大党成立后，民族运动中的温和派醉心于议会参政斗争，民族派的提拉克为恢复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引导他们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开始诉诸于印度的历史宗教传统。他们认为宗教是民族历史的依托，“是使人民相互接近和同情的重要手段”。提拉克用《薄伽梵歌》论证民主派政治纲领的合理性，用对印度教经典的新的积极释义来号召群众，用庆祝宗教节日对群众进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使民主派得以广泛接触群众，初步发动起了民族运动中的人民大军。在1905—1908 年的革命高潮中，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奥罗宾多·高士又提出了“精神民族主义”，其核心内容是用宗教精神和热情造成印度政治复兴的条件。他用宗教论证说，自由是人的本质和神赋的人权，民族运动是由“不可战胜的、全能全智的、不朽的、不可抗拒的”神指导的，因而终将获得胜利。杰出的爱国政治家，印度最孚众望的民族领袖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在民族运动中更是全身心地运用宗教的武器。他说，上帝是支配所有生灵的法则，以手纺手织为标志的“罗摩时代”是印度人民理想中的以仁爱、苦行和自制为准则的道德社会。他从印度教的坚持“真理”，戒杀和自制的信条中衍生出了他那脍炙人口的非暴力思想，从基督教的“普爱”和其它宗教的“仁爱”说中吸取了宗教道德观念。甘地相信，非暴力的宗教道德力量最终将使本质上热爱正义的英国殖民者改正自己的错误。甘地从“政治一旦失去宗教也就失去了灵魂”的观念出发，运用他的独特的宗教学说和反帝思想、策略在民族运动中培养了工农大众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爱国热情、基于宗教道德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不畏强暴的自我牺牲精神。他的战斗口号一经发出就像符咒一样，举国上下一致响应，即使面对殖民者的疯狂镇压也毫无退缩之意。
勿庸置疑，宗教在推动印度历史向前发展、繁荣文化和开展近现代民族解放运动中，确实发挥了不容低估的积极作用。但是，宗教毕竟属唯心主义哲学范畴，它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把人们的认识“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因而又给印度社会的进步带来巨大的保守势力和积重难返的情性。
宗教与村社制度相结合，形成了印度独特的封闭型社会。数千年来，村社一直是印度社会的基本单位。它有自己的行政人员、民事机构的五人长老会和萨波议会。每个村社基本就是一个实行政治和经济自治的小王国，而整个印度则是这些小王国的大集合。只要村落保持完整，村民们对整个次大陆的政治形势，国家的动荡、分裂，外族的入侵，乃至民族的危亡是毫不关心的。无论国家政权落入谁手中，村长仍然是税吏、法官和百姓的首领。农民和手工业匠人仍然要按照《摩奴法典》、《雅吉尼亚瓦尔克亚法典》、《那烂陀法典》、《政事论》和其它一些宗教典籍所维护并鼓吹的种姓制度、社会分工制度去种田、纳税。尽管他们备受奴役，但宗教道德却令他们与世无争、安于现状乃至麻木不仁，与世隔绝。宗教与村社制度结合导致印度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封建割据，大小王国互相争雄的分裂状态。即使是在莫卧儿帝国和英国人统治时期，印度仍然存在着600 余个大大小小的土邦，真到印巴分治后，印度境内尚有小土邦300 余个，这种状况的长期存在一方面导致了印度语言的复杂和极其不一，另一方面，它也使印度社会难以凝聚起抵抗异族入侵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正因为如此，印度才在历史上累遭外族入侵、占领和殖民统治，其后果之一是导致印度社会血统混杂、人种繁多、干姿百态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
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在用反动的国家机器镇压人民反抗斗争的同时，宗教说教也自然成为作为麻痹人民的思想武器。他们用“轮回”和“造业”之类的呓语向劳动者兜售进入天国的廉价门票，使他们顺从、忍耐，劝他们将希望寄托于天国的恩赐上，致使他们放弃在现实社会中做人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无疑是印度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
印度独立后，宗教同样在政治生活中起着消极影响，成为很多政党和社会团体开展政治斗争的工具。印度独立之初的二十四个主要政党中，半数以上是宗教团体或教族主义政党。近年来，各种宗教团体和政党更是层出不穷，目前已达百个，其中仅佛教组织便有200 余个。它们控制着一大批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市民、工人和农民。这些团体和政党常常在反对种姓制度、争取民族权利与平等、调停教派纠纷、实施民主政治，以及内政外交和经济建设等问题上，或彼此发生重大冲突，或干涉并影响政府的施政方针。长期的宗教信仰，产生了许多与宗教相关的、形形色色的民俗。在某些方面，宗教习俗具有社会意义，例如对于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印度教诸神每位都有一种座骑，如牛、鸟、兽等，恒河女神的座骑则是一只硕大的鳄鱼。印度教、佛教及基督教等“不杀生”习俗和人们对神灵的尊崇，导致教徒们对鸟类和动物的爱护。印度“爱鸟之邦”的雅号由此而来，很多人即便是穷困潦倒，无以为生之时，也绝不从鸟类和动物身上打主意，印度市场上极少有野味出售。这大概便是笃信宗教的结果。当然，此举也会导致偏激情况出现。
在印度西北部有一个叫德斯诺克的地方，这儿有一座巍峨壮丽的“卡尔尼·马达庙”，其气派几乎可以同意大利的圣保罗教堂媲美。庙中祭奉的是鼠类女神卡尔尼·马达。几百年来，她像基督耶稣、佛祖释迦一样受人膜拜。因为古代德斯诺克上层人相信自己死后将变成老鼠，而当一只老鼠死去时，就会有一个婴儿降临人间。为了膜拜祖宗后代，德斯诺克人便建起鼠庙来容纳成千上万只传播死亡与恐怖的老鼠。另外，宗教仁爱说的盛行则助长了印度行乞之风盛行。仁爱说特别认为施舍是一种重要的宗教仪式，富人可从中得到荣耀，常人则认为这是在“修善果，积阴功”，将因施得富。如今，500万人的行乞大军已经给印度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然而，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莫过于印度教圣牛崇拜所带来的政治和宗教冲突。
在印度，牛既是印度教中代表繁殖的象征，又是维持人们生存的基本来源之一。牛可提供各种奶制品，牛粪还被充作燃料、肥料。某些虔诚的教派还认为牛粪神圣到足以清除一切污秽与罪恶，饮用牛尿可净化人的肉体与灵魂。印度教徒要求政府加强和扩大保护牛的法律，而以牛肉为生的伊斯兰教徒和喀喀拉邦、西孟加拉邦受印度共产党影响较大的非印度教徒，则拒绝执行不准屠宰健壮牛的联邦禁令。1980 年4 月，84 岁的印度教圣人诺维巴·巴维为拯救印度圣牛进行绝食，很多非印度教徒则公开举行牛肉野餐会以抗议诺维巴绝食。印共警告说，诺维巴绝食是“印度教复兴运动”的开端。当时的总理德赛是位虔诚的印度教徒，敦促议会通过了全面保护牛的法案。穆斯林议员抱怨说，“牛把联邦结构的均势打乱了”。很多邦表示不接受这样的立法。此外，关于牛的冲突，也造成印度学者就牛在印度经济中的作用展开了长期的争论。
列宁曾说过：“宗教偏见的最深根源是贫穷和愚昧”。印度在历史上历尽沧桑，屡遭异族入侵，印度人民遭受了极大牺牲和苦痛，使经济文化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因此，今天印度宗教气氛浓厚，无不与此有关系。印度人民要想从宗教思想中“解脱”出来，恐怕首先要考虑如何进一步解决“贫穷和愚昧”
问题。印度独立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科学与文化有了长足进步。但是，反映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宗教思想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消除的。因此，在印度进步的社会势力同宗教观念的斗争必将是一个相当长期、颇为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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