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现在我的孩子则认为这不算什么。从我们华盛顿的家开车20分钟，就有40家大卖场，那面积之大、商品之多在30年前根本不能想像。就拿北佛吉尼亚（Virginia）第一大道的波特马克（PotomacYards）为例，八月的一个周六上午，我和我太太还有三个孩子开车到那儿为重温学生时代的远足做准备。我们从开始的一家大商店开始逛，在女装区，我们挑了莫西莫（Mossimo）的帽子和毛衣、梅伦娜（Merona）的运动夹克、艾萨克米兹拉希（IsaacMizrahi）的短上衣、丽兹兰格（LizLange）的孕妇装。童装部也同样宽敞而时髦。于是我们又买了很多莫西莫牌的童装，包括给两个女儿买的天鹅绒的裤子和夹克衫套装。服装款式比我小时候更新颖，更漂亮也更丰富了。现在的童装比起我小时候那有限的时髦童装，时尚多了，但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现在的童装更便宜。因为我们不是在那些时尚精品屋里买东西，而是在塔吉特百货（Target）里购物。塔吉特百货是美国第四大零售商——高级折扣零售店——这家商店能让人拥有愉快、省时的购物体验，商品质量高于传统折扣商场，价格又比百货公司低很多。比如天鹅绒的裤子和夹克衫整套才14.99美元、帽子9.99美元、给我太太买的那件依萨克小山羊皮的短上衣才49美元。隔几个过道是卖家具的，托德奥尔德曼（ToddOldham）设计的系列家私比我父母当时从西尔斯买的便宜多了。整个商场里都是物美价廉的东西。
塔吉特百货仅仅是为中产阶层量身打造的商店之一。接下来，我们还将光顾美国三大办公用品零售商史泰博（Staple），这个办公用品超市，有2万平方英尺，销售7500多种办公用品，这个品牌在美国和欧洲拥有1500多家像这样规模的连锁超市。紧挨着史泰博的是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全球头号连锁宠物大卖场（PetsMart），在美国和加拿大有600家连锁店，每家连锁店平均每天的营业额高达15000美元。这家店甚至有自有品牌的宠物饲养节目的演播室。宠物大卖场的隔壁是北美家喻户晓的家电零售巨擎百思买（BestBuy），在北美拥有780家零售店，一整层电子产品零售商场比我住的街区还要大。其中有家庭影院设备的专卖区，陈列着各式各样的双臂宽的等离子高清晰平板彩电，型号款式也很丰富，有42寸、47寸、50寸、54寸、56寸、65寸等。在电话专卖区，我数了一下，光无绳电话一种就有39款。以上四个大卖场只是这整个购物天堂的三分之一。
令人惊奇的是，像波特马克这样的购物天堂非常多，在美国很容易就找到这样类似的大型卖场，欧洲和一部分亚洲国家也越来越多。这样的购物天堂仅仅是现代物质生活发生显著变化的一个例子。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人类的物质很匮乏。而今，当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则极为丰富。
我们的左脑使我们致富。在德鲁克所谓的“知识工作者”的引领下，信息经济产生了发达国家的生活标准，这是西方世界的祖辈们难以想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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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丰富、亚洲崛起和自动化盛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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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些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物质极端丰富的例子：
●在20世纪，大多数中产阶层美国人的梦想是有车有房。现在每三个美国人中就有二个拥有自己的房子（事实上有13%的住房是第二套住房）。至于车，现在美国的车比驾照还多，意味着平均算来每个有驾照的人都有自己的车。
●自用型仓储业务（self-storage）——专门提供人们存放多余物品的行业，在美国，这个行业年营业额高达170亿美元，比电影业还多。这个行业在其他国家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当我们家里的东西放不下时，基本上是扔掉。商务作家波莉拉巴尔（PollyLaBarre）写道：“美国这个国家使用的垃圾袋比世界上90%的国家使用的垃圾袋还多。换句话说，美国垃圾容器的花费比世界近半数的国家消费的商品还多。”
但物质的极大丰富产生了一个讽刺性的结果：左脑思维的优势已经减弱。它所释放出的物质繁荣给了右脑思维发挥的空间——美感、精神和情感上的需要凸现了。商业上，仅仅生产一个价廉的、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已经不够了，这个商品还必须美观、独特、有意思，符合作家弗吉尼娅波斯特尔（VirginiaPostrel）所说的“审美需要”。也许关于这种变化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像我们家去塔吉特购物所反映的那样，是新的中产阶级对设计观念的喜爱。世界著名的设计师，比如我上面提到过的，如卡林拉希德（KarimRashid）、菲利普斯塔克（PhilippeStarck）等现在也为中产阶级精英们设计各种各样的商品。塔吉特等一些零售百货店已经卖出了近三百万个拉希德设计的废纸篓。设计师设计的废纸篓呀！试着给你的左脑解释一下吧。再看看下面这个马桶刷，它是我逛塔吉特百货时的另一个战利品。
这可是迈克尔格雷夫斯（MichaelGraves）设计的马桶刷！迈克尔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建筑教授、世界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和商品设计师。猜猜这样的马桶刷多少钱？5.99美元！因为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才可以创造漂亮的垃圾桶和马桶刷，把普通的日用品当做艺术品来设计。
在一个物质丰富的时代，仅满足逻辑理性和功能上的需要已经远远不够了。东西光有使用价值还不够，如果东西不引人注目惹人喜欢的话，没什么人会买的，因为有太多的其他选择。在设计、顾客感情和其他软智能上占优势，是商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脱颖而出的主要法宝。
物质的极大丰富提高了右脑思维的地位。将来我临终之时，不太可能想着：“唉，一生中我犯了好些错，至少在2004年我弄坏了迈克尔格雷夫斯设计的马桶刷！”物质丰富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美的东西，但那堆东西并不一定会使我们更快乐。繁荣的矛盾在于，尽管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可人们对生活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一边追求物质一边又不满足于它，人们企图寻找意义来解决这个矛盾。正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安德鲁德尔班科（AndrewDelbanco）教授说的那样，“当代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对卓越的不懈追求。”
看看发达国家兴旺的社区和方便的购物，你可以窥见这种对卓越的追求。从社会主流崇尚的异国之术，比如瑜珈和冥想，到工作环境的精神性和书籍电影中新教会的主题等，对目的和意义的追求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人们已将注意力从日常生活转向了更广更深的意义层面。当然，发达国家并不是人人都享受物质富裕，更别提不发达国家的人民。但是物质丰富确确实实使成万上亿的人不再为温饱挣扎，像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罗伯特威廉福格尔（RobertWilliamFogel）写的那样：“物质丰富使得人们对自我实现的追求越来越普遍。”
如果你现在还是不相信的话，我还有最后一个证据——统计数字。电灯在一个世纪前还是稀罕物，现在已经非常普遍了。电灯泡也很便宜。大家都用上了电，谁还会用蜡烛呢？表面上看，多数人会认为蜡烛没用了，但在美国，蜡烛业每年有24亿的营业额。原因就是人们使用蜡烛不是出于照明的逻辑需求，而出于一个富有国家对美和卓越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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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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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为写这本书做调研时结识的四个人：
他们都是我在这章开始时所描述的知识工作者的典型。像许多聪明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一样，他们听从了父母的教诲。高中时读书很好，进入好的大学读工程或计算机专业，现在大型软件公司工作，为北美银行和航空公司写计算机程序。他们从事高科技工作，然而年收入却不超过14000美元！
发达国家的知识工作者们现在面临新的竞争：以来自印度孟买的四个年轻人——斯里维迪亚、拉莉塔、卡维塔和卡梅尔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工作者正在抢走他们的饭碗。
近几年没什么话题比外包风潮更能引起焦虑、更有争议的了。那些来自印度、菲律宾和中国的程序员真正把欧美的软件工程师和其他左脑职业者吓坏了，他们纷纷抗议和进行抵制，引发了许多政治问题。那些外包出去的工作不久前还是由欧美的电脑工程师们来完成（跨国公司所需的最复杂的编程除外），他们每年收入达7万美元。现在25岁的印度年轻人就抢走了这个活，因为他们同样干得又快又好，即使不是更好，也同样快，就是没有同样快的话，那也便宜很多——他们的工资和连锁快餐店的收银员差不多。这种工资水平在西方标准看来是很低的，但在印度却是一般收入的25倍左右——因此能够提供给他们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能度假有房产。
我在孟买遇到的这6个程序员，只是全球外包浪潮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外包工程师的例子。每年，印度的大学都有350万工程学士毕业。全球500强企业超过半数现在把软件服务外包到印度，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比如，通用公司（GE）约有48%的软件是在印度做的。该公司在印度的雇佣人员多达2万人，甚至其印度的各办公室张贴有“擅自进入者将被聘用”的告示。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在印度雇佣好几千名软件工程师。西门子（Siemens）在印度雇佣3000名计算机程序员，并且还将再雇佣15000名外包程序员。甲骨文（Oracle）公司有5千名印度员工。印度知名的软件服务公司维布络（Wipro）有17000名工程师，为全球最大的家庭装潢零售商——家居货栈（TheHomeDepot）、诺基亚（Nokia）、索尼（Sony）等世界知名大公司服务。越来越多的世界知名的大公司加入到外包行列中来。通用公司的印度首席执行官在伦敦的《财经时代》（FinancialTime）上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的任何工作都可以在印度做，不怕印度人做不到，就怕你想不到。”事实上，外包工种已不仅仅局限于计算机程序员了，还扩展到了其他专业人员。著名的金融服务商雷曼兄弟公司（LehmanBrothers）、贝尔斯登（BearStearns）、摩根斯坦利(MorganStanley)、摩根大通（JPMorganChase）等纷纷把计算和财务分析工作外包给了印度的工商管理硕士们（MBA）。著名财经新闻社——路透集团（Reuters）也将初级编辑的工作外包出去。在印度，你经常可以看到，注册会计师在计算美国的所得税，律师在为美国的官司做相关法律准备，放射线学者在研究美国医院的CT图片。
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印度，世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各行各业的左脑白领们也正纷纷涌入外包大军中。摩托罗拉（Motorola）公司、北电集团（Nortel）、英特尔(Intel)公司在俄罗斯纷纷建立了软件研发中心，波音（Boeing）公司也将大量的飞机制造工程转移到那儿。全球第二大电脑服务公司EDS（ElectronicDataSystem）在埃及、巴西和波兰都设有软件研发基地。匈牙利建筑设计师们正在为越来越多的美国加州设计公司设计规划图。菲律宾的会计师为管理资讯顾问公司凯捷安永（CapGeminiErnst&Young）担任审计工作。荷兰皇家飞利浦（Philips）电子公司在中国雇有700名工程师，中国现在每年的工科毕业生几乎和美国的一样多。
外包的主要原因是钱。在美国，一般的芯片设计人员月薪7000美元。而在印度每月只有1000美元。在美国一般的飞机工程师月薪6000美元，而在俄罗斯月薪不到650美元。在美国会计师月薪5000美元，而在菲律宾月薪只有300美元。然而，这点薪酬对于这些人均年收入为5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都不是小数目。
对于庞大的国际性知识工作者来说，这股新的世界外包定购风潮是件好事，而对于欧美的白领、左脑工作者来说就是噩梦了。例如：
●未来2年，美国IT行业每10个工作就有一个外包，到2010年就变成每4个就有一个。
●佛瑞斯特研究机构（ForresterResearch）预测，到2015年至少330万份白领工作和1360亿薪水将从美国流向低工资的国家，如印度、中国和俄罗斯。
●日本、德国和英国也将面临同样问题。在未来几年，仅英国就将流失25000份IT行业工作和高达30000份的金融业工作到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到2015年，欧洲将有120万份工作流向海外。
对外包局势的担忧和焦虑有些过头了，我们不会明天就全部失业。从短期来看，外包的影响被夸大了，而长期考虑的话，我们却有些不够重视。由于全球通信成本几乎为零，发展中国家持续不断地培养出高技能的知识工作者，欧美、日本的职业生活方式将发生显著变化。日常的左脑工作，如财务分析、放射线研究、计算机编程工作将大量外包，通过光纤即刻传输给客户。这种变化对多数人来说很难适应，但比起以前我们经历过的巨变来说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制造业也发生过类似的转移，在20世纪下半叶，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跨洋转移。就像当时那些发达国家工厂工人要掌握一系列新技能和知识一样，现在的知识工作者也要掌握一些新的能力。他们需要做那些海外的外包人员无法质优价廉地完成的工作，用右脑思维的优势去缔结关系而不是处理业务，去应对新的挑战而不是解决日常问题，掌握大局而不是着眼于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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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盛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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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认识两个人，一位是画面上的人物，但不知是否确有其人，另一位是真实的人，他的懊悔的一幕成为了经典画面。
第一位是下面这个美国邮票上的不朽人物：约翰亨利。
约翰亨利的故事大部分美国学童都耳熟能详，他是一个钢钻工人，天生正直，力大无穷（上帝，没人能肯定是不是真有这么个人。历史学家认为他原先是个奴隶，美国内战后，当了一名铁路修建工人）。亨利所在的工作队的任务是用长长的钢铁钻头在岩石上开凿隧道，铺设铁轨。亨利可不一般，他比所有人的力气都大，用钢钻开凿的速度也飞快，不久他的非凡气力成了传奇故事。有一天推销商带来了一台自动气钻机，宣称能胜过最强的钢钻好手。亨利对此嗤之以鼻，认为齿轮和机油比不过肌肉。于是他提出人对机器来比赛，看谁能先把山凿透。第二天下午比赛开始了，自动气钻机从右边开始钻，亨利从左边钻。起先机器快，但亨利很快就奋起直追，两边的隧道口的大块的石头越堆越多。不久亨利就逼近了自动气钻机的进度，在最后一刻，他超过了机器，抢先凿完了。亨利的同伴欢呼雀跃，可亨利却耗尽体力，累死了。这个故事传开了，在民谣和书本中亨利的死亡成了工业时代的代名词。机器确实在某些事情上比人做得更好，因此一定程度上人的尊严有所损伤。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位人物：
世界棋王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Kasparov）是驰骋棋坛二十余年的国际象棋大师，也是这个时代约翰亨利式的人物——人类被机器打败了的例证。
1985年卡斯帕罗夫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国际象棋冠军，此时好几个研究机构开始研制会下象棋的电脑。在此后的十几年间卡斯帕罗夫从未输过一场比赛，而且1996年他击败了当时最厉害的象棋电脑。
但在1997年，卡斯帕罗夫迎来了一个更厉害的对手，IBM研制的1.4吨重的超级电脑“深蓝”（DeepBlue），六局的比赛被戏称为“人脑的最后一搏”。令人吃惊的是，“深蓝”击败了卡斯帕罗夫。一本象棋杂志在封面上用一个词来描述这场比赛的重要意义：哈米吉多顿（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战场，出自圣经）。为了给他自己和所有血肉之躯的左脑思维的人复仇，卡斯帕罗夫后来又安排了一场和“小深蓝”（DeepJunior）的重赛，这台以色列的电脑曾在国际象棋电脑比赛中三次荣获世界冠军称号。
国际象棋是典型的左脑思维活动，它不需要感性，而需要记忆、推理和精准的计算，这可是计算机所擅长的事情。卡斯帕罗夫说，当他看着棋盘，脑子每秒钟可以计算一到三步棋。那么“小深蓝”呢？哈哈，令人震惊的是，它每秒可以计算200到300万步棋。然而，卡斯帕罗夫依然相信人类可以在64格棋盘的战场上获胜。
2003年超级杯（SuperBowl）举行的星期天，卡斯帕罗夫昂首阔步走进了豪华的纽约市“运动俱乐部”，开始一场划时代的人机大战，六局比赛的奖金高达一百万美金。600位棋迷到场观战。场外更有数百万的观众。卡斯帕罗夫赢了第一局，但第二局和棋。在第三局，卡斯帕罗夫开局走势凶猛，但关键时候中了“小深蓝”的陷阱输了棋。第四局卡斯帕罗夫走得跌跌撞撞，又是和棋。卡斯帕罗夫因第三局的失利而心烦意乱，他一再告诫自己“不能睡着丧失信心。”第五局再次和棋，进入第六局也是决胜局。
虽然卡斯帕罗夫在开局领先，但正如《新闻周刊》后来报道那样，“对于人类的棋手，卡斯帕罗夫可以凶狠地进攻并取胜，但这次他不是和人在下棋。”在他尝试的后几步棋中，他犯了个小错误而丧失了优势。
卡斯帕罗夫被搅昏了头，没感觉的机器可不会被搅晕。更糟的是，卡斯帕罗夫原先指望机器对手像他的人类对手一样犯点错误好让他扳回这一局，可愣是没机会，即使伟大的卡斯帕罗夫也无能为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比赛结束。
最后第六局还是和棋，比赛最终以3∶3战平。
人类有很多优点，但在下棋等其他相关的倚重于有规则地逻辑思考、计算和次序推理时，电脑就要更好、更快、更强些。还有电脑不会疲劳，不会头疼脑热，不会因压力而失常，不会因失败而生气。它们不担心观众会怎么想，也不关心媒体会说什么，它们不会发晕也不会疏忽大意。就是这些挫败了象棋大师。1987年，当卡斯帕罗夫刚在象棋界崭露头角时，他就放言：“没有电脑能打败我！”如今，卡斯帕罗夫，这位当代的约翰亨利说：“要不了几年时间，电脑就会打败人脑赢得每一场比赛，甚至我们获取一局的胜利都十分费力。”
二十世纪机器被证明可以代替人的体力，二十一世纪，很多新技术被证明可以替代人的左脑。关于这点，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TomPeters）说得很妙，他说，对于白领而言，“软件是思维的铲车。”所有左脑负责的工作即使不会全部被取代，大部分也会被取代从而影响剩下为数不多的工作。任何工作只要是日常流程性的就能被简化为一套程序或分解为一系列可重复的步骤，那么就有被取代的可能。就算月薪500美元的印度注册会计师不会砸了你的饭碗，特波税务软件（TurboTax）也会。
重新审视一下典型左脑思维的三种职业：电脑工程师、医生和律师。电脑科学家弗纳文吉（VernorVinge）说：“过去，谁只要有一些基本编程知识就很容易找到一份程序员的工作，现在不行了。这样的工作正越来越多地由程序设计器来做。”现在，英国一家叫应用基因（Appligenics）的小公司研发出了编程软件。一般的程序员（不管是印度的还是美国的）一天能写400行的电脑程序码，这套软件只用不到一秒种就能办到。因此，工程师和程序员们就要掌握新的技能，更多地依靠创造性而不是熟能生巧，战术战略而不是技术指南，制作大局规划而不是在琐屑事情上费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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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盛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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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也正改变着医生的工作。很多诊断工作要遵循一系列的决策树，是干咳还是有病菌？T细胞在标准上还是下？然后得出结论。电脑能够用人类比不上的速度和准确性来处理决策树的二元逻辑。于是各式软件和在线程序就应运而生了，病人只要在电脑上回答一系列问题，就可以得出初步的诊断，而不需要医生。《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消费者已经开始使用这样的方式来诊断自己是否患重症，比如心力衰竭、冠心病和一些常见癌症，并且在确诊后决定生死攸关的治疗。”
与此同时，医疗健康的电子信息也越来越多。每年约有一亿人上网浏览医疗健康的资讯，点击访问23000多个医疗网站。患者自我诊断，然后把信息告诉医生，这些方式正在改变医生的角色，医生从无所不知的治病者成了备选的感情顾问。当然，在医生每日的工作中也会遇到些疑难杂症——单靠软件解决不了的，我们依然还需要经验丰富的医生。但我接下来还将阐述，科技的发展正在改变医疗的重点，从日常的、分析的和以信息为基础的工作转向着重患者感受、叙事医疗和总体医护。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律师界。大量廉价的信息和咨询服务正在改变法律服务的方式。比如，“完全案例”这个网站（CompleteCase.com），它自诩为首席的、在线的、无人能望其项背的离婚服务中心，处理你的离婚案件的费用仅249美元。与此同时，互联网正在打破为律师带来高收入和职业神秘的信息垄断局面。律师平均每小时收费180美元，而很多网站——比如“法律优势”（Lawvantage.com）和“我的顾问”（MyCounsel.com）网站，他们提供标准法律文本只需14.95美元。《纽约时代周刊》说：“不需要花几千美元请律师写合同了”，客户在网上找到合适的文本，“只需花几百美元请律师根据其具体情况进行修改。”结果会使律师行业“处在即将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边缘，对传统服务的需求将减少，律师将降低收费。”经过变化仍留存的律师会是那些能够处理复杂问题，能够提供数据和软件提供不了的服务——顾问、调解、辩护等那些右脑思维的服务。
回顾一下，三个原因使右脑思维逐渐走红。物质丰富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要，增强了美和感情的需要，促进了个人对意义的追寻。亚洲的外包人员正以低廉的价格从事着大量的日常白领的左脑思维的工作，因此迫使发达国家的知识工作者去掌握那些不能被外包的技能。最后，自动化开始影响这一代的白领，就像影响上一代的蓝领一样，使得靠左脑吃饭的人要开发新的能力，做那些电脑无法更快、更便宜、更好完成的事。
那么接着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的生活受到自动化、亚洲外包风潮的巨大冲击和物质丰富的影响，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将在下一章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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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概念 高感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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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过去的150年想像成一个三幕剧。
第一幕是工业时代，大量的工厂和生产流水线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这一幕中的主要角色是庞大的生产工人队伍，特征是强劳动力，意志坚韧。
第二幕是信息时代，美国和其他各国正在经历这个时代。第一幕的大量生产的场景渐褪成背景，信息和知识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动力。这一幕中的主要角色是知识工作者，特征是擅长左脑思维。
如今，随着物质丰富、亚洲外包风潮和自动化的影响日益加深，第三幕正缓缓拉开帷幕，即将上演。第三幕是概念时代。主要角色是创作者和共情能力者，特征是擅长右脑思维。
我用下面3.1图来说明这个进步，图上包括了工业时代的前身，农业时代。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富裕、科技进步、全球化的程度（简写为ATG）。当人们越来越富裕、技术越进步、世界联系愈发紧密，这三要素密切联系成一股推进力，推动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这解释了我们如何从农业时代前进到工业时代，再进入信息时代。现在，这个模式揭示的是我们如何受三因素合力推进，正进入概念时代（富裕是西方生活的显著特征、技术进步体现为自动化设备已经解放了许多种白领工作、亚洲外包风潮兴起是全球化经济的结果）。
简而言之，我们从农业社会进步到工业社会，再进步到信息社会。现在我们又将进步到一个创新型社会——创造者和共情能力者的社会，模式识别者和创造意义者的社会。
图3.1从农业时代到概念时代
18世纪19世纪20世纪 21世纪
图3.2同样揭示的是社会进步和演化，但也许对你的右脑来说更容易理解。
图3.2
如果一张图能说明千字的含义，那么一个比喻可能抵得上几幅图片。我们从以体力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到了以人类左脑为基础，如今正朝着以人类右脑为基础的经济。
当经济和社会依赖于工厂大量的生产时，右脑思维几乎与此没有什么关系。随后当我们进入信息社会时，右脑思维开始受到认可，但是处于二等公民地位，从属于左脑思维。现在，随着北美，西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的发展，右脑思维逐步开始获得经济和社会的平等地位，在很多方面甚至是主导地位。在21世纪的今天，右脑思维成为职业生涯成功和个人满意度提升的关键。
但我要说明一点，未来不会是两个极端的世界：人们要么左脑型的、快要灭绝了，要么右脑型的、欣喜若狂了；也不会是一方乐土，身价百万的陶工开着宝马，电脑程序员在快餐连锁店里擦玻璃。左脑思维依然很重要，只是不够用了。在概念时代，我们需要的是完整的全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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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概念 高感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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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概念 高感性
在当今时代想要生存，个人和组织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营生的行当，问自己三个问题：
１.是否有海外的外包人员能廉价完成我的工作？
２.是否电脑可以比我干得更快？
３.在这个供给过剩的时代，我做的产品是否还有需求？
如果头两个问题你回答“是”，或者第三个问题是“否”，那么你就有麻烦了。如今的生存之道就在于你能做那些外包不了的、电脑无法做得更快的、能满足富裕时代不同凡响的和非物质需求的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高科技已经不够的原因。我们要给高科技能力辅以高概念和高感性。我在前言中介绍过，高概念涉及创造艺术和情感美的能力，发现格调和机遇的能力，构思令人满意的故事的能力，把没什么关联的东西组合出新奇发明的能力。高感性涉及到共情感知的能力，洞悉人际交往的精妙之处的能力，探寻内心愉悦并帮别人找到这种愉悦的能力，跳出日常琐事追寻目的和意义的能力。
高概念和高感性正在世界经济和社会中风靡。最有力的证据是，人们认为最不可能发生这种变化的领域却纷纷在变化。比如医学院，那可是那些读书好、考分高、分析逻辑能力强的人的地盘。现在，美国医学院的课程就正在发生时代性的伟大的转变。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和全国其他的医学院学生们正在接受“口述诊疗医学”的训练，因为研究表明，除了电脑诊断外，医学诊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病人的口述。而在耶鲁医学院，学生们会去耶鲁英国艺术中心学习艺术，来锻炼提高他们的观察能力。因为那些学过绘画的学生更善于洞察病人的细节情况。同时，全美五十多家医学院在课程中加入了精神学方面的内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医学院设立了“医院夜间项目”课，让二年级的学生想像自己得了一种病，然后在医院过夜。学校方面说，设立这个课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理解病人感受的能力。”费城杰夫森医学院甚至研发了一种新的医生效能测量法——情感理解指数。
撇开美国医学院，让我们来看看世界经济第二强国日本。日本从二战的废墟中迅速崛起得益于它对左脑教育的大投入，但现在它也开始重新考虑了。尽管日本学生数理科成绩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日本国内很多人开始怀疑一贯坚持的学术教育重心是不是过时了。日本现在正在调整教育体制，着力培养创造力，艺术才能和剧作。实际上，现在日本最挣钱的出口商品不是汽车和电器而是通俗文化产品（流行歌曲和偶像电视剧等）。同时，为了应对学习压力，日本教育部正致力于让学生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使命，提倡所谓的“心灵教育”。
好，现在我们再把目光转到第三个不可能发生却发生了的领域——跨国大企业通用汽车公司。几年前，通用汽车雇佣了罗伯特卢茨（RobertLutz）做主管生产研发的副总裁。他不是一个暴躁敏感、装腔作势的人，而只是一个满脸皱纹，白发苍苍的70多岁的白人。他在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当过执行官，还曾经当过水手，至今行为举止仍有水手的痕迹。他抽雪茄，驾驶自己的飞机。他认为全球气候变暖是环保运动引起的扯谈。当卢茨任职通用汽车公司后，《纽约时代周刊》采访他，问他的管理方法将会和前人有什么不同时，他回答道：“更多地使用右脑……我认为我们做的是一种艺术商业（artbusiness），汽车是具有艺术性、娱乐性，如同流动雕塑般，只是刚好同时提供了运输的功能。”
通用汽车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都是很好的榜样，如今，它也声称自己从事艺术商业。带领通用汽车进入右脑世界的，不是头戴贝雷帽的艺术家，而是70多岁老顽童式的水手出身的人。变化正在发生，而且越来越明显。高概念和高感性智慧正在从我们生活的外围来到中心。
MBAs和MFAs
进入哈佛商学院是件容易的事情，至少每年那几百名没考进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艺术系的人会这么想。哈佛商学院录取比例是10％，而UCLA艺术学院录取比例是3%。为什么呢？因为艺术硕士（MFA，MasterofFineArts）现在是世界最热门的文凭了，你想啊，就连通用汽车也进入了艺术商业领域。企业招聘官开始拜访顶级的艺术院校寻找人才，比如罗德岛设计学院、芝加哥艺术学院、密歇根克兰布鲁克艺术学院等。这减少了传统商学院学生的就业机会。比如，1993年麦肯锡公司的员工61％都是MBA，十年过去了，MBA的比例下降为43%。麦肯锡公司认为其他专业学科新成员同样表现出色。随着应聘人数的增加，越来越多的艺术毕业生占领了关键岗位，规则改变了：MFA变成了新的MBA。
我在上一章中讲过的两个原因导致了MFA变成MBA。因为亚洲外包风潮，很多MBA变成了这个世纪的蓝领工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工作流向海外。像我们知道的那样，投资银行等正雇佣印度MBA处理金融分析。美国科尔尼管理顾问公司（ATK）预测，未来五年美国金融业将转移五十万份工作到印度等低工资的国家。就像《经济学家》杂志说：“读MBA当时是年轻人的梦想，他们没有经验但充满雄心壮志，努力工作企图在华尔街或伦敦金融城飞黄腾达。但现在，由于科技的发展与普及，劳动力低廉的印度的青年人也有了同样的梦想。”同时，由于物质丰富，商人意识到在现实过渡饱和的市场中要使自己的商品和服务与众不同的办法，唯有使商品和服务漂亮而有吸引力，能唤起消费者的情感共鸣。所以，艺术家的高概念能力就比学商科的学生所有的简单左脑技能都值钱。
上世纪中期，前通用汽车执行官查理威尔森（后来成了美国国防部长），曾经说过很经典的一句话，“凡适用于通用的东西，也适用于美国。”是时候该把他的话与时俱进一下了：凡是通用汽车正在经历的变化，美国也在经历，美国正在经历的，其他国家也在经历。如今，我们都处在艺术商业中。
在美国，美术设计师数量十年增长了十倍，与化学工程师的增长比例是4比1。从1970年开始，美国靠写作为生的人增加了30%，靠作词谱曲和演奏为生的人增加了50%。现在，比起律师、会计师和审计师职业，更多的美国人从事艺术、文娱和设计工作。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市一家年轻的公司，当传统的法律研究工作外包，基础的法律信息网上可以获得时，我们还剩下什么工作给律师呢？是高概念的工作，在这个动画制作公司里，法律毕业生们准备证据展示、录像资料、视听设备等，以帮助律师说服陪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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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概念 高感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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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卡内基梅隆大学城市规划师理查德佛罗里达总结，有3800万美国人是创造阶层，并声明这个阶层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尽管佛罗里达定义的“创造”外延有些大，它包括了会计师、保险设计师、税务师等，但这个阶层的成长不容忽视。1980年以来它占美国劳动大军的比重翻了一倍，比一个世纪前翻了十倍。世界正处在高概念的潮流中。这个“创造性的”定义涵盖了十五种行业，从设计到艺术表演，从研发到电子游戏。英国分析家约翰霍金斯估计英国创意产业每年产值约2千亿美元。霍金斯预计在今后十五年里，这个行业的全球产值将达6.1万亿美元，高概念国家将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同时，英国的组织机构比如伦敦商学院和约克郡水务公司建立了艺术家居留项目的计划。英国联合利华雇佣画家、诗人和漫画书作家等员工来激励其他人。一支伦敦北部的足球俱乐部甚至雇有自己的专职诗人。
但艺术并不是唯一的最重要的全脑思维的智能之一。让我们回头看看信息时代的摇滚歌星和电脑编程师。传统软件工作的外包促使软件工程师们培养高概念的智能。在那些知名外包公司纷纷将传统的电脑编程、维修、检测和升级等工作外包转移走的时候，概念时代的软件工作的重点将是使软件具有新颖性和独特性。毕竟，要让印度的电脑工程师有东西去编，进行维护、检测和升级，就得先有构思和产品雏形。然后根据顾客的需要进行修改，才能推向市场。这要求从业者具有独创性、有亲和力、善用感情的本能，而不只具备能简化为说明书的一系列规则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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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商和情商（IQand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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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美国办二十世纪教育展，博物馆馆长肯定会收集很多的物品，比如厚重的课本，积满灰尘的黑板、连体课桌等。有件东西值得特别关注。我推荐一定要在展览中心用一个闪闪发亮的玻璃盒子把它装好——一支削好的2B铅笔。
如果2B铅笔出现供应不足，美国教育体系就有可能崩溃。因为从孩子们会抓笔开始，就在不停地用2B铅笔进行测验，去做各种测验他们水平和潜质的考试。小学时，我们测量孩子们的智商。后来我们又测量他们读写和算术的能力，进行全州的、全美的和全世界范围的水平比较。进入高中，孩子们要准备SAT考试，这个考试是他们必须穿越的沙漠，为了将来能找个好工作过上好生活。我提过，这类SAT的考试自有它们的优点，但这种唯考为上制度的一些缺点，直到最近才被人们认识到。
比如，丹尼尔戈尔曼（DanielGoleman），《情商》一书的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旨在测量对于事业获得成功，智商因素大概能起到多大的作用。研究结果如何？拿支2B铅笔吧，来记一下备选答案，猜猜看哪个是正确答案。根据最新的研究，智商因素在事业成功中的比重为：
□a.50%～60%
□b.35%～45%
□c.23%～29%
□d.15%～20%
答案是：4%～10%（若是你只局限于在给出的备选中寻找正确答案，那就是典型的左脑思维的反映）。戈尔曼认为，智商能影响人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比如我的智商，要从事天体物理学研究，就偏低。但真正左脑思维的技能不是很关键，更重要的那些很难量化的素质，那些高概念高感性的能力——想像力、愉悦感和高社交能力。比如，戈尔曼和海氏咨询集团调查发现，组织或团体中最有效能的领导者通常很幽默（是有趣的熟人，不是有趣的陌生人）。据称，这些领导者笑得比他们的同行要多三倍（我会在第八章中讲到幽默感，这一点取决于人的右脑）。但是你看过哪个标准考试是测量幽默才能的吗？
现在，你可以在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新港市（NewHaven）找到这样的考试，耶鲁大学的一位心理学教授正在研发一种SAT的替补考试。罗伯特斯腾伯格（RobertSternberg）教授把这个考试叫做彩虹测试（theRainbowProject），这听起来就比我们年少时经历的那些充满了压力、折磨人的考试有趣。在斯腾伯格的测验里，会给学生们5个《纽约客》（NewYorker）杂志上的漫画，要求学生们给每幅画设计幽默的配图文字。他们还必须根据给出的题目编故事（比如给一个题目：“章鱼的鞋子”去编写故事）。学生们还会被问到很多真实生活中的问题，比如参加一个谁也不认识的聚会，该如何应对；或者要如何说服朋友来帮你搬家具等。尽管彩虹测试还在试验阶段，在预测学生大学表现方面，它已经有了两次成功的案例。更妙的是，白种和其他种族的学生在SAT考试中所表现的种族差距，在这个测验中也缩小了。
斯腾伯格的测验并不是要取代SAT考试，而是为了加强SAT的影响力（事实上彩虹测试的设立者之一是大学委员会，而大学委员会负责SAT考试）。最近SAT考试进行修改，增加了写作部分。但是彩虹测试的存在具有启发作用。斯腾伯格说：“如果你没考好SAT，所有想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通向成功的道路都会被堵死。”很多教育家认为，SAT测验结果不理想的人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会遇到很多障碍。
尤其对于高感性智能来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也就是说，共情、关心和振奋情绪的能力现在正成为概念时代许多职业所要求的关键因素。从事“爱心职业”（caringprofessions）的人数正在增加——咨询、护理、健康救助。例如，发达国家一方面在外包高科技的电脑软件服务工作，另一方面从菲律宾等亚洲国家引进护士。护理人员的缺乏，导致护理人员工资上涨，男护士的人数比80年代中期翻了一倍。关于这点我们会在第七章详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