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是回到1800年的大选结果。1801年，杰佛逊总统上台，他自己说过，那是一场“第二次革命”。今天有不少历史学家延用和赞同了这样的说法。
其实，1800年的第一次政党轮换，在美国就出乎了一些人的意外。两党表现得如此对立，经历如此激烈的竞争，共和党才赢得总统选举。可是，杰佛逊总统上台后，并没有进行非常激进的大改革。尤其是汉密尔顿制定的财政改革，虽然杰佛逊曾经激烈反对，可是在他上任之后，财政改革的效果已经很明显，杰佛逊并没有在经济上逆转前任的政策。
那么，“第二次革命”指的是什么呢？一方面，当时的共和党报纸针对1800年亚当斯下台而提出，从1776年开始的美国“第一次革命”结束了。他们指的是，联邦党人强调政府的强大和稳定、强调法律和秩序，对美国民主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持谨慎的限制，是一种保守的倾向。而现在，以华盛顿和亚当斯为代表的这样一个时代结束了。
另一方面，“第二次革命”在另外一些人那里，是指这次非同以往的执政轮换本身。在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之后，这是第一次由一个明确的反对党派通过竞选，从连续执政１２年的对立党派手中，赢得政权，并且完成和平交接，从此开始推行某些完全不同于前任政府的政策。
杰佛逊总统一上台，《惩治叛乱法》已经到期，当然就没有再续，等于是废除了这个法律。杰佛逊还利用宪法赋予总统的赦免权，赦免了所有因《惩治叛乱法》坐了牢的人。共和党领先的国会也做出决议，由国会归还了所有因触犯该法而缴纳的罚款，并且由国会支付了利息。杰佛逊还废除了华盛顿总统时代造成农夫暴动的威士忌税。民众看到了在联邦政府的层面，由于执政党派的轮换，做到了政策上的平衡和纠偏。但也有一些政策的改变，是引发很大争议的，例如，杰佛逊大大削弱了由前任亚当斯总统兴建的海军。亚当斯认为，鉴于１２年来不断的战争威胁，美国必须开始建设常备军，而杰佛逊认为，这完全是浪费公款。
杰佛逊最大的政绩，是在拿破仑打算廉价出售法属北美洲殖民地的时候，非常及时、坚决地购置了这片土地。这就是著名的“路易斯安纳土地购置案”，使得美国的土地在他的手里扩大了一倍。虽然当时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可是，杰佛逊的这个决定得到了他的前任、已经退休的亚当斯总统的支持。事实上，亚当斯任上参与的对英和谈，签下的条约也曾经使得美国的土地比独立战争之前翻了两番。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而亚当斯总统的儿子、后来的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当时是国会的参议员，在国会以自己的赞成票给了杰佛逊实际的有力支持。
杰佛逊理想中的幸福生活，还是田园牧歌式的农庄生活。面对移民潮，他非常关心美国是否始终有足够的土地，来提供给民众一个“幸福生活”。因此，在差不多整两百年前的1804年，杰佛逊派出了他的私人秘书路易斯（Meriwether Lewis），以及克拉克上校（William Clark），带领了31名探险队员，对刚刚购置的土地进行勘查；希望能探测密苏里河上游，寻找一条经由哥伦比亚河到太平洋的陆上通道。他们在1804年5月14日出发，翻过洛基山脉，直抵太平洋。1806年9月23日，全队33人全部平安回来。这次历史著名的西部大探险，成为美国开发西部的一个最重要的推动。
而杰佛逊在美国历史上表现的“革命性”，更多的是指，他一生在呼吁的：把“追求幸福的权利”向底层平民扩展，把上层的注意力引向民众的利益。他坚定地相信并呼吁：民众有管理自己的能力，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权参与。他热情讴歌民众的自然权利，要消除精英们对民众管理自己的能力的疑惑。他是法国启蒙思想热情洋溢的直接继承者。他有优美的文字表达能力，也充满激情，因此，这些理论从杰佛逊那里出来，就会有极强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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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古典政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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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着当时美国这一批建国者们的资料，你会发现，在《独立宣言》之前，对于自然权利，对于自由政府的思考，杰佛逊绝不是偶然的孤例。一大批北美洲的知识精英们，他们分散在各个州，在用小册子、通信、宣言等等方式，阐述着几乎同样的声音。例如，被人们誉为“权利法案之父”的弗吉尼亚的乔治·梅森；再如宾夕法尼亚的詹姆斯·威尔逊，他在1774年就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不仅表述了“所有人生而平等自由”，还论述了“所有合法政府必须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方能成立”。又如我以前已经介绍过的约翰·亚当斯，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可是，在这样的共同目标之下，怎么就出来了这“第一次革命”、“第二次革命”的说法？在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之后，不仅在那个时代，甚至直至今日，美国的政治家们，还总是分为似乎是对立的两个阵营。读着这些历史，感到在美国建国初期的同时代人中间，特别容易引起注意的，就是亚当斯和杰佛逊——这两个所谓代表了两个不同的革命、代表了两个对立党派观点的美国总统。
他们曾经是那么相近。亚当斯比杰佛逊年长，因此，早在杰佛逊涉入政治十几年前，亚当斯在他起草的《布伦特里指示》里，就提出了殖民地在英国国会“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在《独立宣言》五年前，亚当斯就把自己称为“独立之子”。在和英国发生冲突的时候，一开始，“独立”并不是普遍的诉求，而杰佛逊和亚当斯两人，是最坚决主张独立的。后来他们的名字都出现在英国要惩处的叛逆名单上。当杰佛逊在《独立宣言》的草稿中抨击奴隶制的时候，最热情地为杰佛逊的文本辩护的，也是约翰·亚当斯。他们对于独立、自由、自由政府、政教分离、废奴的一系列观点，几乎看不出有任何差别。
杰佛逊和亚当斯的经历也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他们曾经同时代表新生的美国出使欧洲。亚当斯在欧洲的时间更长一点。思想上的一致，使他们在异乡成为最亲密的朋友。因此，了解他们在政治上的分歧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假如说杰佛逊是前瞻的自由派，那么，亚当斯可以说是美国当时的保守派形象。而这是美国至今为止仍然存在的两大政治派别。
从最本质上来说，杰佛逊热衷于改造人性，也对人性的向善存着很大期望。而亚当斯只是认为有必要了解人性，却不认为人性是有可能改造的。这样的差别甚至使得今天的历史学家感到有些困惑。其实，这和他们的思想出发点有关。
亚当斯的最终出发点和他的宗教信仰有关，对亚当斯来说，他的自由平等理论的出发点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这个基础上推导出人的平等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的自然权利的观念，也是以宗教为出发点的。亚当斯的宗教信仰使得他从对自己心灵深处的开掘去了解人性，理解所谓“灵魂被救赎”之必要和艰难。他也受了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可是，他从来没有改变自己思想的出发点。因此，他从宗教体验出发，从对自己的深度了解出发，对人性有着根深蒂固的怀疑。于是，在相信民众应当得到自由平等权利的同时，他又对民众本身抱有某种程度的疑虑和戒备。亚当斯是智慧的，却还留有“上帝之下”的最后一点愚钝。他眼中的世界不是百分之一百能够用理性解释的，他是有疑惑的。
杰佛逊的出发点更多是欧洲启蒙思想所坚持的科学和理性，他的浪漫性格也同时和法国的激情合拍。杰佛逊和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一样，从理性出发，凭着他的智慧，他毫无困难地就可以从逻辑推导出他的思想。他是自信的，由于没有亚当斯对人性的深刻怀疑，杰佛逊对人民大众的自治能力、对最广义的民主充满信心，并且尽一切努力去推动。
杰佛逊出使欧洲返回家乡的时候，给欢迎他的乡亲们写过这样的信：“让我们用实践来证明，老百姓完全有能力管理好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意志才是人权的惟一捍卫者，这是每个社会的自然法则。也许大多数人的意志有时也会出错，但它犯的错误是诚实、个别、暂时的。”
亚当斯在基本理念上和杰佛逊没有差别，他只是总在提醒大家人性的弱点，他在文章中不断强调不加约束和失去平衡的民主会产生危险。即便对代表民众的国会也是如此。他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就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他担心法国还要经受“好几次严峻的考验”，他认为，如果大多数的意志失去控制，可能会导致“恐怖的浩劫”。“我在政府问题上的一个信条是，永远不要将羊羔托付给狼。”在亚当斯看来，多数人如果没有约束，一样可能演变成“狼”。他对法国的担心不幸而成为事实。1800年大选，以及政治党派的相争，曾经一度严重地伤害了他们之间的友情，可是在此之前、和在他们晚年恢复友谊之后，他们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表达和交换过自己的看法。这些讨论是非常有意思的。
杰佛逊虽然没有参加1789年夏天的费城制宪会议，但是早在1789年9月，就在被召回国离开巴黎以前，杰佛逊在给麦迪逊的信中，说到想把他对美国宪法的批评和长久哲学思考写下来。他写了以后，就动身回美国了，已经没有必要邮寄，他可以在到了美国后当面交给麦迪逊。在海上漂泊的日子里，他还在思考。到了美国以后，当麦迪逊第一次来访问他的时候，他说自己给他写了一封信。可是在访问结束的时候，他没有拿出来交给麦迪逊。他还在想信里思考的问题。一直到1790年１月，他作为华盛顿总统内阁一员到纽约上任，见到在众议院的麦迪逊的时候，他才把这封思考了几个月的信交给麦迪逊，并且附了一个纸条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思考，我没有改变我的看法，现在提请你考虑。
托马斯·杰佛逊提出了什么想法呢？
托马斯·杰佛逊在信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这一代人的政治观念和制度，下一代人是否受其约束？他的结论是否定的。他说：“大地总是属于活着的一代人。”
这一思考，这一结论，这种表达方式，是托马斯·杰佛逊特有的。正是这种特质使得杰佛逊不同于他同时代的建国先贤，也不同于有史以来的所有政治家。他是一个手里有权的政治家，是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国务活动家，但是他也是一个政治哲学家、一个文人学者、一个思考者。
杰佛逊在给麦迪逊的信中认为，“土地的用益权”属于活着的人，不属于死去的人，这个原则，就像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一样，也是“不证自明”的。人死了，就什么权力也没有了，也没有任何权利了，因为他们死了就消失了，和他们的生存状态一起的自然权利，也随着他们的死亡而消失了。所以，他们生前的权力和权利，不能用来约束后来活着的人。
根据这一原则，杰佛逊认为，具体个人的财产权不是神圣不变的。具体的财产权，是一种民事权利而不是自然权利。大地属于活着的人类，大地是让人类来居住、耕作和利用的，这是人的自然权利，人人都有权来利用大地，生活在大地上。可是具体的地块的所有权，却是一种由人为法律保障的财产权，是一种民事权利。随着土地财产权持有者的死去，土地就回归为活着的人的自然权利。上一代人死了以后，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能约束下一代活着的人。下一代活着的人，可以重新修正已有的法律，建立合乎他们需要的法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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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古典政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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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杰佛逊甚至推导出这样的想法，每一代人都应该修正宪法，让宪法符合新一代活着的人的需要。杰佛逊甚至对人的寿命进行一番计算以后，推算出修正宪法的时间是大约每隔20年。
杰佛逊因此在给亚当斯的信中说，“代代相传”不应该过多考虑“文件交接”。
区分人的自然权利和民事权利，是杰佛逊这一番思考的核心。杰佛逊这一思考的出发点，还是他十几年前在《独立宣言》中写下“人人生而平等”的时候，留在他内心的问题，什么是人人平等，怎样保障这种平等？现在，他的答案出来了，人人平等是自然权利的平等，其中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所需要的起码物质条件，原则性地包括在自然权利中。杰佛逊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应该包含这样的意思，人人在生下来的时候，就有权分享属于活着的一代人的大地，土地应该有他的一份。他在这土地上，可以辛勤耕作，满足生存的需求，用自己的工作“追求幸福”。
杰佛逊是属于农业时代的人，他是南方的庄园主，他理想中的国土是农业国。他没有积极预料到即将到来的工业时代，没有想像到未来城市里脱离土地的庞大工业人口，想像不出工业时代的大银行大公司所拥有的惊人财富。在他的脑子里，“追求幸福”的物质条件，还是一小块土地。“大地属于活着的一代人”的思想，为后世由政治制度保障的调整社会财富的做法，打开了思路。美国在一百多年之后完整地建立了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征收高额财产继承税，等等一整套抑制财富过度集中，扶助穷人的制度。追根溯源的话，都源于杰佛逊在两百多年前的思考，宣布富人死了就不再是富人，不应再占有大地和财产，宣布穷人的孩子不是生下来就注定要穷一辈子。杰佛逊的思考，预言了不断动态调整贫富的时代必将到来。杰佛逊的局限在于，在他看来，财富就是土地，可是他又无疑是反对“分田分地”，反对剥夺已有土地权，反对破坏财产秩序的。那么，怎样让未来将要出生的人，未来活着的一代，都能有“追求幸福”的自己的“一块地”呢？杰佛逊的想法是，这只有在美国才能实现，因为美国西部有广袤的未开发的土地。西进，这是杰佛逊长久的哲学思考，在现实中反映出来的一个理想。由此，萌生了杰佛逊作为第三任总统期间最伟大的成就：勘查西部和“路易斯安纳土地购置案”的实现。
亚当斯对杰佛逊“代代相传”不应该过多考虑“文件交接”的观点，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生活不是这样的。他说，假如杰佛逊真的如此认为，那么，他们之间对未来的看法，显然存在根本差别。亚当斯在给杰佛逊的信中写道，“一代人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取决于另一代人传下的文件。社会契约和法律最终必须归于书面材料。遵守这些文件应该成为这个国家的惯例，这些文件不应该因革命而变更。革命是代价高昂的东西，人类会很快吝惜自己的鲜血和财产，不再频繁地诉诸革命手段。”
即使是今天社会逐渐发展成熟到一定程度，产生了调整贫富的制度，也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地实行，如何掌握这样的分寸，和提出这样的思想同样重要。就美国的遗产税来说，就是美国至今为止仍然在争执的议题。
人们认识到，这不是简单地帮富人还是帮穷人的问题。经济自有它自己的规律。假如贫富差距过大，要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需要调节。同样，在政策上过分伤及富人，伤及企业，也可能因此而更深地伤及穷人。今天美国遗产税的开征起点仍然非常高，可是，据美国独立商业联合会的统计，在这样的制度下，还是有1／3的小私人业主，必须出售全部或部分企业来缴纳遗产税，并且有很多家庭业主无力将企业传给后代。同时，也有人从法理提出，慈善捐赠是一回事，对合法收入，依法交纳高额所得税之后，再征遗产税，是另一回事，它牵涉是不是公平，是不是对合法致富的惩罚。这样的争执，使得社会思考变得不再简化，社会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得到关照。简单地偏侧一个阶层的利益，即使从功利的角度出发，都很可能适得其反。
正如杰佛逊所预言的：“从政府成立至今，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党派分歧，今后还会存在下去：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立场……”今天美国的争论，都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初期杰佛逊和亚当斯的争论之中。
杰佛逊的最后一篇为独立日５０周年准备的演说稿，是杰佛逊理念的经典。他已经垂垂老矣，仍然热情洋溢，“我相信（美国独立）这是一个信号，能唤起全世界民众的觉醒，禁欲式的无知和迷信曾令他们捆住了自己的手脚，今天他们要打破束缚自己的锁链，……所有的眼睛都睁开了，看到人的权利。科学的普及已经让每个人都触摸到了那看得见摸得着的真理”。下面，他引用了历史上一名英国士兵在临刑前的著名演说：“大众不是生来就在背上背着鞍子，让一小群穿靴子的人驱使的。”他说，“让每年的这一天都提醒我们记住这些权利吧！”
亚当斯对于民众的态度始终是谨慎的。他在法国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认为仅仅选出表达民众意愿的立法议会，而没有行政和司法这两个分支的制约，是危险的。如果没有制约和平衡的力量，那么民众权力独大的立法机构，只可能是“巨大而持久的灾难”。亚当斯说，自己从1776年开始，一生都在相信自由平等的原则，可是他不能接受“将理性作为一种信仰”的主张。在法国革命发生的时候，亚当斯说：“我无法理解如何建立一个由１３００万无神论者组成的国家。”对于亚当斯来说，人必须有最后的一点敬畏之心，人必须对自己的人性弱点有起码的认识和待救之心。一个完全撤去这条界限的国家，是可怕的。亚当斯是美国政府中第一个预言法国革命将带来暴乱和恐怖的人。他因此很少讴歌式地赞扬民众和自由，却常常发出另一面的警告。在最后岁月给杰佛逊的信中，亚当斯依然在表达他对法国大革命式的民众暴力的担心，认为民众如若失控，就会如酒醉者骑上烈马，“猛烈抽打他们的坐骑，拼命加速狂奔，直到马送了命，自己也摔断脖子为止”。亚当斯直到最后都认为，他的人生观和信仰，“就是接受上帝的审判”。
在美国，杰佛逊的思想变得越来越辉煌，随着美国民众水准的提高，民主的逐步扩展，人们看到了他所预言的民主在实现。使得他有一种名副其实的先知的形象。而亚当斯所代表的保守思维，使得美国始终有一个反向的思考和质疑。美国民主能够稳步向前，多半由此而来。
也许，必须向你说明的是，我无意在此对他们做出褒贬。我只是让你了解，就个人来说，人性都是有弱点的。这种弱点也可能导致政治倾向走向极端。不论是哪一种政治观点的实行，都必须在一定的时间、条件和地点，维持在一个适度的分寸中。可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反对派的存在，对立观点的存在，才是可贵的、必需的。对立的双方如同一对孪生儿，他们彼此在避免对方走极端，而任何一个方向的极端都是危险的。如果没有对立派，依靠自身来取得中庸几乎是不可能的。
杰佛逊和亚当斯曾经是最亲密的朋友，又因政治党派对个人感情的伤害，多年不相往来。最后在晚年，他们相互通信，为美国历史留下了建国初期最宝贵的资料。就在美国独立日50周年的那一天，在美国已经站稳脚跟，举国欢庆的那一刻，杰佛逊和亚当斯在同一天去世，成为美国一个真实的传奇。而他们最后的通信，似乎在预示着美国对立党派此后的关系，他们是一致的，他们又是分歧的。对立是最触目的，而在最根本的立场上，他们的共同之处，可以追溯到遥远的《独立宣言》。
如杰佛逊晚年给亚当斯的信中说的：“我们为了同一个理想而并肩战斗，为实现人类最宝贵的东西——自治权而奋斗。”这个共同的出发点是理解美国政治非常关键的一点。他们并不是一边是要君权独裁专政，而另一边要某种其他形式的专政。他们的共同理念和追求的目标，都是保障《独立宣言》的“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在建国的那一天，建国者明白，美国远非是完美的，他们只是提出了目标。这个国家还有历史遗留的奴隶制，还有无数不平等和不自由的状况。可是，给处于不同阶层的每一个人以自然权利，是建国者们的理想。随着民智开启，也成为多数民众越来越认同的立国目标，逐渐成为良性互动。强势对立党派的差异，往往只是路径和方式的不同。因为，要获得多数选票，必须不偏离这个立国之本。对立的观点共存和平衡之下，美国得到的收获是“中庸”。
美国此后的政党渐多。国际上的种种思潮涌入，什么奇奇怪怪的激进政党和政治组织都有，有些激进组织可能在一时似乎有极壮大的趋势，左的右的都有。可是，只要是走得太远的、走极端的，最终只能是成为一个弱势党。不是政府在扼杀和限制他们，而是民众不认同。这种趋势，也随民众水平的提高而增强。
这也是美国在政党轮换上台之后，一般都不会发动“翻天覆地”社会变革的原因。
好了，下封信再聊。
祝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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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和内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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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和内战
卢兄：
谢谢你的来信。在我前面的故事里，你已经可以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制度运作，比一纸宪法，那个纸上的制度，要复杂得多。可是对宪法的认同，对游戏规则的认同，是非常重要的。
当一个政府一开始运作，它不仅蕴含着种种潜在的、与权力膨胀相关的危险，还会产生民众膨胀的危险。因此，民主的运作，有许许多多东西是在宪法上找不到的。民主制度远非是一个完美的制度，只能说是相对其他制度，被实践证明是可行的、较好的制度。而同样的宪法和制度，在不同的环境下，遇到的挑战也会不同。在同一个国家，都会在不同的情况下，出现不同的危机。这也是美国的建国者们当初忧心忡忡的原因。正在蓬蓬勃勃生长中的社会，会变化出无尽的难题，需要人类的智慧去应付。在通常的情况下，是没有万全之策的。只能多害取其轻。托马斯·杰佛逊对这个制度大概是最乐观的一个。美国建国初期，也就是建国者们自己参与的“精英执政”时期，他们对权力、对共和政府的忧虑，保守、谨慎的风格，成为美国一个重要的开端。即便是杰佛逊总统，他在总统任期内，执政的风格仍然是保守的。
也许，我必须说明的是，我指的美国“精英执政”时期，是特指在美国建国初期、非常特殊的、一批具古典共和主义精神的绅士执政的情况。而并不是泛指“精英执政”。
在美国，这个时期之所以特殊，因为他们本身的教育来源和文化，孕育了这个制度，而这些制度的最初实践者，就是制度的制定者。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这个制度是基本一致的，它相对也就更容易在实践中成功。美国宪法，是粗线条的原则和规则。它的成功，是纸上的制度和实践本身携手共进完成的。宪法实践的最初阶段，正是这些国父们自己在亲手操作、完善、修补它的漏洞，在完成宪法实践的那一半任务。而不是一群不认同这个理念的、满怀私欲的政客，在肆意寻找漏洞毁坏这个制度。没有一个纸上的制度设计是无漏洞可钻、是严密得你要百般破坏却不成的。
因此，美国民主化呈现保守谨慎的风格，是很幸运的事情。
我们已经聊起过，不论美国的建国者们有多大的分歧，他们对于民主化进程的速度和方式，看法有多么不同，可是美国的民主化始终在扩大。1828年，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就是约翰·亚当斯总统的大儿子，在竞选中输给了平民化的安德鲁·杰克逊将军，标志着美国建国初期“精英政治”时期的终结。安德鲁·杰克逊，以一个战争英雄的姿态，以完全不同于当年华盛顿将军的风格和豪气，持极高的民众威望，成为那年美国大选的胜选者。
到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时代，美国的政治生态起了明显的变化。在制宪会议上，把大选举团的产生方式留给了各州。各州就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逐步使得大选举团不再由州议会而是由民众产生。实际上已经是民众在间接地选举总统。总统候选人必须通过竞选来让民众了解自己。竞选亮相、拉选票，这成为民选官员的必备功课。到林肯总统上台的时候，民主化已经基本完成，美国从立国初期的精英政治彻底演变成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尽管共和国的体制框架并没有改变，半个世纪的进步却使得大众终于进入了政治决策过程。
1860年大选中当选为总统的亚伯拉罕·林肯，是真正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政治家。而他登上联邦政府舞台的时候，又刚好是美国南北分裂的风云时代。从林肯身上，最清楚不过地表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演变，也表现了这个过程的复杂艰难。
和托马斯·杰佛逊一样，林肯是一个宣扬要为大众说话的政治家。但是对杰佛逊来说，民主多半还是一种停留在思想和口头上的理念。杰佛逊时代，国家制度中的民主因素刚刚萌芽，杰佛逊本人也更多地表现出上层绅士的行为准则。林肯则完全不同。
肯塔基州是美国建国后向西开发的过程中建立的新州，远离东海岸的传统政治中心。虽然肯塔基州是一个蓄奴州，地理上却位于南北之间，被看做是南北边界州，又可以和相邻的伊利诺伊州一样，被看成是中西部。肯塔基州的南边就是田纳西州，就是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崛起的地方。这样的边远地区，是底层出身贫贱的人从政的好地方。若不是美国民主化的逐步扩展，在建国初期，这个区域的人被选为总统，几乎是不能想像的。
林肯出生于肯塔基州的贫穷农家。记得我们参观一个古老的南方庄园，展示者为了向大家说明这家人家对待奴隶并不算太坏，就在奴隶的住房前面放了一张林肯家的照片。因为林肯的家看上去比这家庄园的奴隶住房要差得多了。后来才知道，那还是林肯家“小康”以后的住屋。在此之前，在寒冷的肯塔基，他们家只有三面墙，冻得要死。他的生母没有住上四面墙的屋子，就去世了。
农家出身的林肯，没有条件受到很好的正规教育，却干过各种各样乡下人必须干的活：伐木工、摆渡船工、土地丈量工、邮差、店员、农庄帮工等等。但是林肯其实天生不善于干农活，他更感兴趣的是地方政治。边远小地方的政治圈子比传统政治中心更贴近底层大众，使得林肯这样的穷人也能跻身其间。他小时候手头没有书，能够抓到的几本，就反复看得烂熟。其中当然有《圣经》，也偶然地有了一本亨利·克雷的传记。安德鲁·杰克逊当选总统的那一年，林肯19岁，第一次行使选举权，他投的是落选的亨利·克雷。从此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共和党人。他后来迁移到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小镇，七个月后就出马竞选州的众议员。第一次，他落选了。但是两年后再接再厉，他顺利选上了众议员，从此进入政治圈。这时候他才25岁。
年轻的林肯知道，从政也是一种专业，他从小得到的训练是不够从政的。他在当选州众议员以后刻苦自学，考出了律师执照，这也只有在边远小地方才比较有可能。
林肯的风格是朴素和谦卑。这种朴素和谦卑，既是他的出身本色，也是新时代的从政需要。把林肯的风格和杰佛逊的风格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杰佛逊的民主理念来自于思想，他从前辈学者那里汲取灵感。他善于想和写，而不善于说。他的风格是优雅的，是书面语言的风格。而林肯的民主理念来自于他所进入的美国政治现实，他不是一个善于思想的人，从来不喜欢读很深奥的书籍，但他却是一个善于演讲、善于领悟大众心思的人，他从面对面的大众那里汲取灵感。他的朴素是口头语言的风格。他从二十出头第一次参与竞选的时候就知道，这种风格对他是有利的，因为现在是大众选票起决定作用的时候了。他不仅不忌讳在竞选的时候提起他卑贱的底层出身，而且是故意地要显示这种出身，处处表现他是一个伐木工。
他在第一次公开竞选演说中说：“我生在社会最卑贱的阶层，也始终留在这个最卑贱的阶层里。我没有什么有势力的亲朋好友来推荐我”，“我想你们都知道我是谁。我是谦卑的亚伯拉罕·林肯”。“如果你们选上了我，我将万分感激你们。如果你们没选我，我也同样万分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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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和内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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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民主时代的政治家，林肯知道，他必须依靠大众的拥戴，才能够登上政治舞台。所以，民主深化时代的美国和以往不同的是，政治家面对大众说话，你永远无法判断，他是说的真正的心里话，还是在追随大众，讨好大众，或者引导大众。politician，既可以译成政治家，也可以译成政客。政治家和政客合为一体，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古典的政治家，stateman，渐渐地让位于两面一体的政治家和政客，politician，是民主时代的必然趋势。林肯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典型的politician。
有些人认为，林肯在历史上的最荣耀的功绩是领导南北战争，最终废除了奴隶制。还有这样一个传说，说林肯在二十来岁的时候，去了一次位于密西西比河口的新奥尔良，在那儿的奴隶市场上，看到有一个面目清秀的黑人少女正待出售。这个镜头深深地刺激了林肯，他发誓有朝一日要粉碎这不人道的奴隶制。史学界的研究说，这多半是一个传说的故事而已。因为林肯和奴隶制的关系，远比这样的传说要复杂。林肯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而不是像约翰·布朗那样的激进废奴主义者。
林肯从教养来说，是一个肯塔基人。肯塔基州是一个蓄奴州。19世纪初期，轧棉籽机发明以后，南方棉花种植业需要大量黑奴劳动力，而法律已经禁止从海外进口黑奴，肯塔基成为国内黑奴买卖的输出中心。林肯的夫人出生于肯塔基州首府莱克辛顿的一户殷实人家，是一个有奴隶仆人的家庭。林肯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本性反感奴隶制，在私下里也一定表达过这种感情。但是，作为一个民主制度的政治家，他的公开的一举一动却必然服从政治的温度计。事实上是，传说中二十来岁的新奥尔良之行以后的二十年里，反奴隶制从来没有进入林肯的政治日程。相反，在讨论废除《逃奴法》，即蓄奴州的黑奴逃往自由州以后，自由州要协助奴隶主捕捉逃跑的奴隶时，林肯虽认为《逃奴法》很不公正，却拒绝投票赞成废除。他在私信里说：“我承认，我痛恨看到这些可怜的人被追捕，可是我却不得不闭嘴，保持沉默。”
在民主政治中，政治家是凭嗅觉来判断气候的变化，来决定自己的公开政治表态的。反奴的气候不到，时机还不成熟，明确的激进反奴立场和表态，对林肯就可能是一种政治自杀。政治家不仅要有自己的良知，有出自这种良知的政治理念，他还必须等待时机，等待民众能够听得进他的话，愿意跟着他走。所以，有时候他不得不保持沉默，甚至言不由衷。这时候政治家的表现就像一个政客。
由于宪法在制度上把废奴的时间表留给了各州，也就等于承认了原有奴隶制存在的事实。北方反对奴隶制度的政治主流无从在南方推进。轧棉籽机的使用刺激了南方棉花种植业，也刺激了南方庄园主保持蓄奴制度的欲望。“路易斯安纳购地案”使得美国的国土面积扩大了一倍多。西部新开发的地方就陆续地要求作为新的州加入联邦。这些新州是否容许蓄奴，会影响蓄奴和废奴的政治平衡。北方要求新州是自由州，而南方蓄奴州却以“主权在民”为理由，要求让新州自行决定。而就严重缺乏劳力的西部民众来说，很多是指望用奴隶劳动来发展种植业的。
1817年，当密苏里申请以州的名义加入联邦的时候，在国会展开了激烈争论，因为无论密苏里是以自由州还是以蓄奴州加入联邦，都会开一个先例，以后相邻地区进入联邦，也会照此办理，从而影响国会里蓄奴和废奴力量的消长。1820年，终于达成著名的密苏里妥协：密苏里州以蓄奴州加入联邦，而长期以来被南方参议员阻挡在联邦门外的北方缅因州，以自由州加入联邦，一对一保持双方在国会的平衡；同时，将密苏里的南边界，北纬36度30分往西延长，在“路易斯安纳购地案”范围内，将来加入联邦的州，在此线以北的，一律禁止蓄奴。史称“密苏里妥协”。
密苏里妥协给了蓄奴派和废奴派20年的平衡，奴隶制度在南方又太平无事地延续了20年。到19世纪40年代，大批移民来到密西西比西部大平原，美国进一步向西开发，进入了现在的新墨西哥州和犹他州，显然，将会有一些新的州加入联邦。同时，由于自由州和蓄奴州的法规不同，民众对奴隶制的看法不同，很多奴隶向自由州逃亡。1850年，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法规，强化了《逃奴法》。在这个过程中，伊利诺伊州出了一个年轻的政治明星，那就是林肯的政敌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道格拉斯的武器就是“主权在民”，是地方自治，是新的开发地的人民自己决定那儿是自由州还是蓄奴州。事实上，道格拉斯的武器就是“民主”。道格拉斯的党，就叫民主党。
1854年，道格拉斯发动在国会通过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这个法案打破35年前“密苏里妥协”，强调的是“民众自决”。实际上是新开发州的白人自由民的“自决”。这样的“民主”诉求，不禁使人想起20年前，在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后，在《美国的民主》里提出的“多数的暴政”的概念。也让人想起既赞同自由平等、又对民众始终怀有警惕的保守的美国建国者。这一法案在参议院以37∶14的大比数通过，在众议院却以113∶110接近比数通过。当时的皮尔斯总统，无奈地在法定的最后一天签署了这一法案，这说明行政的制约也没有起作用。
这一法案是政治家打着民众自决旗号取得的胜利。看起来是民主的胜利，其实是多数暴政的胜利。可是，美国传统的政治家良知在对抗这种胜利。这一法案萌发了民主党内部的分裂。同时，北方以及南北边境州民众对奴隶制扩张的担忧，创造了新的政治气氛。在道格拉斯的家乡伊利诺伊州，原来在奴隶制问题上态度并不鲜明的林肯，顺应自由州民众对奴隶制扩张的忧心，站出来大声疾呼，利用同道格拉斯对抗的机会，登上了联邦政治的舞台。
在奴隶制问题的尖锐冲突中，林肯以前一贯采取的是一种温和的中间立场。林肯出任第二任州议员的时候，还不到30岁，当时奴隶制问题在全国激发了大讨论，尤其在是不是允许首都华盛顿市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蓄奴的问题上。哥伦比亚特区位于南北之间，却是在蓄奴州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包围之中。林肯的态度是，依据宪法，联邦政府无权强令南方州废奴，但是联邦政府无疑有权在联邦管辖的首都地区禁止蓄奴，这无疑是符合宪法的。可是他话头一转，又说，联邦政府的这一权力，只有在“哥伦比亚特区人民的要求下”才能行使。林肯认为，自由州人民首要考虑的，应该是怎样维持联邦制度，为此，应该让蓄奴州自行其是，同时也不要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奴隶制，而是让奴隶制度“自然死亡”。
1854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在北方引起了对奴隶制扩张的忧虑。可是，北方多数民众当时也绝非要冲到南方去废除奴隶制，而是担心奴隶制在新州扩张之后，会逐渐扩张到北方来。北方民众中，很多人并不喜欢黑人，甚至恐惧黑人。他们反对奴隶制扩张，是担心自己住的地方因此会出现很多黑人。而南方蓄奴州的许多白人民众，担心和害怕的是黑奴一朝即被解放。
林肯看到了这一点，深知能够被南北民众共同接受的观点是什么。因此他公开提出的，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废奴，而是禁止奴隶制度的扩张。1854年10月4日，“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一经通过，林肯一生中第一次公开谴责奴隶制。他在伊利诺伊州议会发表演讲：“我痛恨奴隶制，因为奴隶制本身骇人听闻的不公正。”但是他又解释说，他对南方民众并无偏见，他理解南方人说的，找不到令人满意的办法来结束奴隶制度。“我当然不会指责他们没有做到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事情。如果我握有一切大权，我也不知道拿现有的奴隶制怎么办。我的第一个冲动是让所有奴隶自由，然后送他们去利比里亚，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可是他又说，立即把黑人都移民非洲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让他们自由后，必然要让他们在此生活。“那么以后怎么办呢？让他们自由并让他们在政治上和我们平等？我自己的感情令我不会这样做，即使我会，我们知道白人大众也不会。”他说，白人大众这种广泛的感情，是不能被漠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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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和内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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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典型地表现出了现代民主政治下，政治家的两面性：他们既要以自己的正义的理念来引导民众，又不得不追随民众。林肯和杰佛逊不同，他不可能像杰佛逊那样超脱，只需洋洋洒洒地表达他的理想主义。林肯必须是务实的。一方面，他坚信奴隶制在道德上是错误的，纠正这种错误是他作为民众向导，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责任和使命；另一方面，他也得像他的政敌道格拉斯一样，承认主权在民，民众自治，他不能违背广大民众的感情和意愿。他比道格拉斯高明的地方在于，道格拉斯只向一方面发出诉求，而他在两方面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一种中间立场，他向两方面发出诉求。道格拉斯提出和促进“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利用“民主”诉求要求让新州自决是否蓄奴，只能取得南方蓄奴主义者的支持；而林肯提出让老的蓄奴州不受干预地“自然死亡”，同时限制奴隶制度扩张，既得到了北方州的支持，也能被废奴主义者接受，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同南方蓄奴州的尖锐对立。
从1854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到1860年大选，林肯在六年中发表演讲，把诉求对象锁定在北方白人劳动大众。为“讨好”北方废奴主义者，他一再宣布奴隶制道德上是错误的，宣布他痛恨奴隶制；为了不激怒南方民众，他又一再宣称，他并不主张立即废奴。他主张的是，禁止奴隶制度扩散。他说，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早晚奴隶制会成为一种全国性制度，全国会到处都是黑奴，这对于白人劳动者是不利的。为了拢住大众，林肯的演讲有时候表现出自己的道德感和追随民众的现实压力之间明显的尴尬。
1858年7月10日，在北方废奴主义的大本营芝加哥，林肯演讲说：“让我们抛弃这种人那种人，这个种族那个种族，某种族更低级故而必须置于一种低级地位，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让我们抛弃所有这一类的东西，在这块土地上，团结如一人，直到我们能够再一次站起来宣布，所有的人生来平等。”
两个月后的9月18日，在南方查尔斯顿，在这个蓄奴主义者的大本营，林肯发表演说：
我必须说，我不是，也从来没有，主张用任何方式实行白人和黑人种族的社会和政治平等；我不是，也从来没有，主张让黑人也有选举权，也能当陪审员，也能担任公职，也能和白人通婚。
著名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指出，很难说，在北方和南方发表演讲的林肯，哪个是真正的林肯，这是寻求民众选票支持的职业政治家的典型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