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当选总统后，还没有宣誓就职，南方七个州就宣布分离了。林肯接手的是一个不完整的联邦，国家已经分裂。对于林肯来说，首要的问题不是奴隶制，而是要不要恢复国家的统一和完整，怎样来恢复。南北战争的故事我以前已经讲过，可是，我还是想从林肯总统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角度，再多聊几句。
民众的分裂，绝不是任何民选总统乐于见到的事情。在就职演说上，林肯还是想拢住南方人。他一再重复以前的话，保证联邦政府不会干预南方州的奴隶制。那时，国会刚通过了一个宪法修正案，规定联邦政府将永远不干预州对奴隶制的决策。这个修正案是在奴隶制问题上开倒车。这个修正案还没有正式成为宪法的一部分，因为按照程序，还必须在3/4的州里得以通过。如果它真的通过，就会相当有力地巩固奴隶制，将使未来废奴变得更困难。可是林肯在上台伊始，为了拢住南方，他表示不反对这个修正案在州一级被通过。
你已经知道，南方七州在分离以后，联合成立了南方邦联，选出了密西西比州的原来的战争部长杰佛逊·戴维斯为总统。这个南方总统甚至比林肯总统还早一点宣誓就职。对于南方邦联来说，已经是两个国家了，他们要的是保持这样的状态，把南北冲突变成两个国家之间的外交事务。所以，南方肯定不愿意再兴出什么风波来。
而林肯要恢复国家统一的话，就必须改变这种状态，必须在南北之间找一点事端。而无论是什么事端，他作为一个民选总统，又必须得到民众的支持。不管做什么，先要有民众支持方能动手。这是民主时代政治家的特点。
可是北方民众也不愿意开战。北方的大多数民众，不会愿意用一场战争来解决南方的黑奴问题。事实上，后来南北战争一开始，处于南北之间的四个边界州，包括老牌政治中心弗吉尼亚州，就分离出去加入了南方邦联。只有一种情况下才可能团结北方打一场战争，这就是南方打到家门口来，逼得你不能不打。
可事实上南方更不愿意打。一方面是它已经分离出去，只图保持独立状态；另外一方面是它无论从国土、人口还是经济上，相对北方，都是明显的弱势。而林肯要恢复国家统一，他是欲图发动战争的一方，却又必须让南方先打第一枪。
南方有一些原来属于联邦的军事要塞，在南方分离以后，有些撤了，有些还坚持着。最引人注目的是南方的心脏查尔斯顿港口，有一个孤岛要塞叫苏姆特要塞。这个要塞可以说是在查尔斯顿的咽喉上。当时，这个要塞远离北方，缺少给养，已经有点支持不下去了。而南方人看这个要塞，有如骨鲠在喉。
这个要塞此时对北方军事战略上的意义并不大。但对林肯来说，下令撤回这个要塞，等于宣布对南方让步，在政治上不妥。可要派出远征军去支援，在军事上却风险很大，而且还要冒首先挑起战争的危险。1861年3月29日，林肯下令海军部长从海上派出船只，为要塞补充给养。同时通知了查尔斯顿的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此行只是补充给养，如果没有受到干扰，不会对要塞增加人员、武器和弹药。
这一增援，在北方民众眼里可谓完全正当，而南方却必然会感受到威胁，他们只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麻烦，而战术上这又很简单，毕竟这只是一个百十来人的孤岛。果然，4月12日，南军开始炮轰苏姆特要塞，并且最终迫使要塞投降。
投降以后的要塞官兵，都被送上船，打发回北方去。在南北战争的这个第一仗中，南方的指挥官还曾经是要塞司令的学生。这师生之间的战斗，是南北战争中惟一的没有死亡的战斗。可是，这一仗却是林肯正在等待的。不管身边的废奴激进派多么激动，他只是好言许诺，却不采取公开政治行动。他在观察民众的反应，观察废奴主义者的反应，观察周围政治情绪的变化，就像观察温度仪。他对一位急躁的废奴主义参议员说，请给我一点时间，如果我一开始就激怒他们，我将永远得不到足够的选票把我送到这儿来。他还对下面的人说，我们需要在民众中积累反对奴隶制度的情绪，需要说服民众，来积累这种反奴隶制民意，为此，需要的时候你们可以不客气地公开批评我。
1863年1月，林肯终于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发布了解放奴隶宣言。虽然这一解放宣言在当时十分有限，只是宣布仍然在南方邦联控制下的地区的黑奴得到解放，成为自由人，所以普遍被看做是一种“军事需要”，而且对黑人来说，具体的效果微乎其微。但是，这实际上是依据林肯的愿望，悄悄更换了战争的诉求。
南北战争延续了四年，双方总共损失了618万青壮年。这一惨重结果，是林肯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没有预料到的。林肯的总统任期，就是领导战争的任期，他是一个战时总统。但是他生来不是一个军人，也不是一个好战好斗的人。1864年，在他被暗杀的前一年，他在回顾以往时说：我从不认为是我控制了时势，我得坦承，是时势控制着我。可是，林肯虽然在民意中游走，他却不是一个政客。分裂的局面推动了林肯，可是，他始终有自己固定的政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南北统一。他在不同的时期或是表面地迎合民众，或是在诱导民众，或是在利用民众。最终他运用了战争的方式，只是，把这种方式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把战争的代价估计得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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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和内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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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总统曾经坦承，常常是时势控制着他。尤其在南北战争开始之后，要说有时候是局势自己在走，大概都不为过。林肯总统最大的失误，是对战争的规模和艰难程度的估计，可以说是离题万里。不仅是他低估了这场战争，在当时对战争最为悲观的人，都做梦也没有想到，战争会打到这种地步。林肯的第一个征兵令是征集75万人，为期三个月。而到了年底，北军人数已经高达50万人。最终双方仅是阵亡士兵，就高达618万人。
战争打到1863年，越打越惨烈，阵亡人数剧增。北方严重缺乏兵员；南方也一样。可是，南北战争的战场是在南方，你可以说，是北方在入侵南方。南方人必须保卫家园，一方面别无选择，另一方面也更容易被激起怒火和仇恨，必须承认，这是士兵的勇气来源之一。而对北方的平民来说，“国家统一”，即便它是林肯总统的伟大理想和英明决策，也不是北方民众在大量牺牲之后仍然觉得必须坚持的事情。反对的声浪当然会起来。而战争一旦开始就骑虎难下。我们以最良善的出发点猜度，林肯总统也是别无选择。事至如今，他只能不管用什么方式，坚持把已经成为僵局的战争打赢。你说他还有什么别的路可走？
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是错综复杂的。可能出现意外的情况，可能一步棋下去之后，后面就只能穷于应付。
为了压制来自自己阵营的反对声浪，林肯总统因此将宪法所规定的终止“人身保护状”的权力，划入战时总统的权力范围。他两次宣布，在整个北方，只要某人被宣布为有“不忠实行为”，就可以被终止他所拥有的“人身保护状”权利。在纽约州，民主党的州长西摩提出抗议，认为“战争不能窒息自由”。可是，站在共和党立场的《纽约时报》却回应说，“国家安全就是最高法”。至今为止，几乎没有人认为，林肯总统的个性就是一个暴君，可是，在战争的逼迫下，他还是动用了扩大行政权力的方法，矛头直指公民权利。人们今天注意的，不是这对林肯总统个人带来多大的损毁，而是注意权力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民选官员仍然必须时时被监督和制约，否则民众的自由仍然是脆弱的。这正是建国者们当初担心的事情。
在南北战争期间，北方政府逮捕了超过千人，范围从反对派报纸的编辑到民主党的政治人物都有，甚至还有一些骂了一句总统“混账东西”的平民。而在南方，同样的民选官员，照样听任军事法庭把数千名拥护联邦的南方人关进监狱，甚至有被处死的。双方在战时发生的这种事情，异曲同工。
这场林肯总统的内战，因为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最要命的还是征兵。第一次征兵是在战争未打响的时候，北方人在动员号召下，热血沸腾、群情激昂，征兵很容易。第一次出阵，后面还跟着一大串看热闹的平民，似乎是志在必得的神气。流血死亡的战争残酷，要在战斗打响之后，才会显出它的狰狞面目。大批伤亡出现之后，这样一场内战的兵源肯定是困难的。
联邦政府招兵，理想的宣言和军饷的诱惑已经越来越难以奏效，必须借助战争对抗本身引出的仇恨和对抗心理。可是当招兵数量太大、牺牲太多的时候，还是出现募兵越来越难的困境。那个时代，每天有很多欧洲移民从纽约市的港口入境。当时的征兵官员，甚至在这些移民上岸的时候，就直接把他们征为北军士兵，送上南北战争的前线。即便如此，兵员仍然不足。自愿的募兵方式已经不足以应付战争。
1863年3月3日，林肯总统宣布了《征兵登记法》。南北战争，在北方一边，自愿的募兵制已经变成了强制征兵。这个《征兵法》有数项免征条款，其中一条是可以用缴纳一笔300美元的“替代款”（commutation fee），免服兵役。在1863年，300美元是一笔很大的钱，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才可能做到的。于是，在北方各大城市引起抗议，纽约市成为抗议的中心。而林肯总统这时又要求征兵30万人。
在美国这样一个新生的移民国家，在很长时期里民众来自五湖四海，社会也就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所谓的核心文化，只存在于中上层、至少是生活基本稳定的民众之中。而动荡的因素却很多很多。当时，潮水一般的新移民涌进这个还很贫穷、制度还在实践半途之中的国家。移民们带来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带来他们的帮派和械斗。年轻人不要说法治教育，连基本教育也没有，移民们互相甚至连语言都不通。寻求社会公平的渠道也无法完全畅通，不公平的政策非常容易引发恶性的暴动。
1863年7月11日，纽约市的征兵办公室，用转轮抽签的方式，确定了纽约市的第一批1236名被强征入伍的名单。这批名单第二天在《早报》刊出，也在大街小巷张贴了告示。非常不巧的是，就在同一天，刚刚结束的盖提斯堡战役的纽约市士兵伤亡名单，也在街头公布。盖提斯堡战役，是南北战争最惨烈的一场战役，也是伤亡人数最高的一次。战死和征兵两批名单同时公布，加上《征兵法》本身的不公正，如同在民众的怒火上浇了一桶柴油，顷刻之间，点燃了民众的暴动烈焰。
1863年7月13日，一开始，是暴动的民众焚烧了位于第三大道和第46街的征兵办公室。大城市一旦暴动，就会迅速蔓延，警力根本不足以控制局面。纽约完全陷于黑暗之中。铁路被切断。暴动最后卷入数万人，其中大多数为爱尔兰移民。他们本来就贫穷、谋生困难，再加上在生存竞争中，为争抢工作机会，平时就经常和黑人发生暴力冲突。也由于当时林肯总统已经切换了战争主题，从求“统一”变换为“解放黑奴”，结果，使得愤怒的暴动民众很快从攻击征兵官员和警察，转为迁怒于废奴主义者和纽约的黑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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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和内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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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暴的民众开始发泄，攻击和私刑处死黑人，甚至焚烧黑人的孤儿院。纽约到处发生纵火、抢劫和谋杀。局面完全失控。暴民杀死至少105人，财产损失至少价值当时的150万美元。
警察和调来的军人都无法重新控制局面。最后，联邦政府从宾夕法尼亚州调来步兵团弹压，暴乱才逐渐平息。这一事件被“吉尼斯纪录”评为历史上最血腥的暴乱。在军队弹压下的死亡人数在2000人左右。事后，将近6000军人在纽约扎营几个星期。我们最近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在那里至今还保存着一些素描作品，是当时的人用画笔记录的这段时期军队驻扎纽约的情况。这是纽约市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幕，也是美国历史上异常悲惨的一幕。
由于“纽约征兵暴乱事件”发生在盖提斯堡战役刚刚结束之后，和这个战役的大悲剧和巨大伤亡相比，纽约事件居然都“小”到很少再被人特别提起。当它成为历史，它又成为南北战争历史的一部分，和死亡618万人的一场自相残杀的内战相比，它似乎“只是”一个“小插曲”。战争本身压倒性的分量和战后收拾残局的艰难，形成巨大的身影，挡住了人们对这一悲惨事件的充分讨论。
“纽约征兵暴乱事件”之后，林肯的联邦政府征兵的方式之一，只得用300美元一个，“买”来雇佣军人。甚至招募者万里迢迢去欧洲招兵。所以，美国的南北战争，联邦的北军一方，有毫不相干的欧洲雇佣兵。其中有个因为和继父不和，一心想当兵逃离家庭的17岁年轻人，他又瘦又高，完全和一根竹竿一样晃来晃去。他试图加入法国军队和奥地利的军队，都因为体弱而没人要，最后竟然被招到北美，参加南北战争。他聪明之极，估计到招募者要中间抽成，就在船即将到达美国的时候，跳船游上岸，又坐火车赶到纽约，把300美元全数领进自己的腰包。好在那已经是1864年，战争很快结束，他在美国留了下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约瑟夫·普利策。现在我们常常听到的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的建立者。
查阅一份份描述“纽约征兵暴乱事件”的资料，令人很难平静。
今天，回顾、记录和研究这一事件最多的是黑人社区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暴乱的受害者。可是，事件本身的教训，远远超出了种族冲突。在这一时期发生的一系列问题，让我们看到，在民主体制之下，仍然有这样的问题：即便是直接的民选政府，还是可能建立不公平的法案，损害民众的利益。即便这个制度已经提供了司法申诉的渠道，还是有大量民众，如这一事件中暴乱的爱尔兰移民们，根本不熟悉这样的渠道。他们有自己习惯的解决方法，在一些非常条件下，情况可能突然恶化。
讲述这个故事，是让你看到，在美国这样一个拥有大量移民、民主起步非常早、由差异非常大的独立地区联合起来的特殊国家，纸上的制度必定会经受很严峻的考验。不仅美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纽约当时也是移民人口自然暴涨起来的大都市，任何一个处理不当，一个导火索，都可能引爆不同文化移民间的暴力冲突，更不要说还遭遇内战这样的非常状态。即使在和平时期，如何防止城市冲突酿成暴乱，都是美国这个特定社会长时期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美国200年的社会进步，也是逐渐寻找缓解社会矛盾，把社会矛盾引向合理的出口的过程。
战争这样一个非常状态，严重破坏了美国建国以来的制度设置。国会里一度只有北方人。所幸的是，由于南北双方对宪法的认同，使美国在战后尽可能避免走极端，不人为地加深战争带来的怨恨，而是以较快的速度，尝试回到原来的法治传统之中。
在制度上，南北战争之后的成就是：在1804年的第12修正案整整60年以后，美国又一次增加了宪法修正案。宪法第13修正案正式宣布废除奴隶制；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公民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宪法第15修正案规定公民的投票权不受种族肤色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南北战争后的三大宪法修正案，在制度上回应了我在前面的信里提到的民主的困惑。民主制度是多数的统治，可是多数也会侵犯他人的权利，也就是托克维尔所担心的“多数的暴政”；多数也会犯错误，多数也会被政治家蛊惑操纵。因此，仅仅是能够保证多数统治的民主制度是不够的。好的民主制度，必须保证少数人的自由，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如果说，公平的选举程序能够实现多数统治的话，那么，保障个人自由必须依靠宪法和法律，也依靠民众对法律的尊重和服从。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的回答就是：用宪法，用权利法案和宪法第13、14、15修正案，来保障一个少数人也有自由的民主制度。从此以后，“民主”在美国的含义，开始逐渐“现代化”。在经过几次民权运动之后，今天在人们提到“民主”这个词的时候，和美国建国初期时的概念已经不同，少数人的自由，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民主”的题中应有之意。
下次再聊。
祝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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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的使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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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的使命
卢兄：
上次给你聊林肯总统的故事，是想让你能够感受一下，什么是现代民主政治下的平民政治家。他们完全不同于建国初期政治家们的绅士风格。可是，民主化在美国是必然的趋势，也是美国国父们在制定宪法时所期待的走向。在我看来，林肯总统是一个非常倒霉的总统。他面临如此分裂局面，局势逼着他做抉择。他无路可走，只能就他自己的判断，两害取其轻。不论哪一种选择，他都必须背负沉重的后果，因为他是总统。至于他的判断是对是错，是今天在美国仍然有争议的事情。
在现代民主政治下，选票在民众手中，会出现许多试图利用民众的野心家。今天的美国人，从小在学校读《公民读本》，了解政府权力扩张的危险性，了解三权分立、政府三大分支制约和平衡的重要性，了解自己的权利。可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在一些情况下，民众是多么容易地被政治家说服和左右。我们经常可以读到那些刚开始民主化转型地区的人们的抱怨，说民主一套虽然热闹，却有很多丑陋现象，老百姓也没法弄清楚政治家是不是在弄虚作假，还不如早先不民主的时代，政治家高高在上，倒是显得秩序井然。这种抱怨，源于对民主的思想准备不足。民主制度并不承诺永远正确，只是给民众提供了更多机会和可以由自己做出的选择。
事实上，民选的议员仍然可能通过不符合民众利益的法案，行政分支的官员也可能背离民众。尤其是监督制度还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完善的时候。理论是可以单纯的，社会生活千变万化。人对社会发展的掌控能力是有限的。建国初期的美国是一个有大量移民，成分复杂、流动的贫穷国家。今天的秩序，其实经历了200年的坎坷道路和整理，才逐步取得经验。我只是不可能把所有曲曲折折的故事，全部都在这里讲给你听。
你已经看到，美国民主刚刚开始深化，就遇到分裂的危机、走向内战，把社会推到危险的边缘。南北战争其实是政治家们遵循他们的政治理念，遵循他们自己对国家、民众根本利益的理解，坚持要去打的一场战争。如果说得极端一点，那是林肯的战争。即便那是一场“正确”的战争，从民主的角度来说，也很难说是大多数民众的愿望。我们已经看到，权力阶层即便在民主社会，仍然不等同于单纯的民意集中和表达，它可能成为一种更智慧一些的管理，也可能成为一种调度民众的力量。
现代民主国家，不论它是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实际上都是代议制民主。也就是说，它都是间接的民主，都是由一些民选的、但基本是精英阶层的议员和行政官员在代民议事。即便是林肯总统这样出身贫苦农夫的儿子，在他入选总统的时候，你可以断定，他自己本人已经不再是一个贫苦农夫，而是一个政治精英了。反而是一些专权的国家，他们的议会可能充斥着大量底层民众，因为在这里并不需要议员们事实上的管理和判断能力，需要的只是能够控制他们。
因此，代议制民主，总是一个精英占绝大多数比例的管理阶层，这是现实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他们是把民意咀嚼消化之后，再根据自己对民众利益的理解来决策的。也就是说，一个政治家和他的选民之间，总是有差距的。好的政治家，必须比民众更有“前瞻眼光”，坏的政治家则偏离民众利益。
因此在民主社会，民众最起码需要一个知情的权利和公开讨论公共事物的平台。民众必须知道政府在试图推行怎样的政策和立法，必须使得立法分支和行政分支的官员在他们的监督之下，而且有权质询和他们有关的重大议题。民众必须有表达反对意见的机会。制度必须提供让民众表达反对的机制。今天，美国国会在提出一个议案之后，都公之于众。在表决之前，媒体已经有过充分的讨论，各个相关的利益集团，也会通过游说，向国会议员传达他们的意见，强烈反对的人们早就走上街头游行。这样国会强行通过“坏法案”的机会就有可能减少。假如法案不公平，一出来也会被民众告入法院。可是，在美国建国初期，这样的一套民主监督机制恰恰都还没有完善。
就从表达民意的媒体来说，在今天，美国人都知道，他们最重要的阵地就是媒体，最重要的权利是言论和新闻自由。可是从林肯年代倒回去半个世纪的建国初期，媒体在很长时间里，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一开始甚至可以说是不存在的。你是不是感到奇怪？其实好理解：在那个时候，美国论经济的话，还太穷；论印刷技术，还没有发展；论民众的文化水平，还普遍是文盲。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媒体，只有“古典的报纸”。
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前夕，13个殖民地加起来，只有二十几张报纸。在打赢这场战争的1783年，全美国只有43张报纸。而且，那时的报纸，是没有什么报社记者的。只是那些有着简陋印刷设备的人，在印着一些小册子、书的同时，顺便印一些刊登新闻的、信纸大小的小纸片。这些印刷厂老板自写、自编、自印的当地新闻，这就是美国的“古典报纸”了。富兰克林就干过这个，他们家楼下就曾经有一个简陋的印刷机。很多这样的出版社兼印刷厂的地方，必须卖点其他杂货，才能维持生存。
识字的人也少。还在殖民地时期，这里的人就意识到教育的至关紧要。在1715年，北美的大多数城镇，不论其规模大小，都已经为建立学校特地留出了土地。可是，很少有地方是付得起老师的工资、建得起学校的。直到1790年，美国的立法机构才立法，免费给儿童提供非常基本的一点教育。等到这些孩子长大，成为潜在的报纸读者，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同时还有大批移民的文盲或不通英语的人涌入美国。就在第二年，1791年，美国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权利法案得到通过。所以，一方面可以看出，美国的国父、各州的精英们，他们是非常有前瞻眼光的政治家；另一方面，当时美国的水平、民众的水平，确实还远远落在后头。
在1787年，杰佛逊说，“假如在政府和报纸之间只能二者存一，假如让我来决定，我毫不犹豫会选择要报纸。”在1788年，华盛顿将军说，他非常期望有朝一日，报纸刊物能够送遍美国的城乡，这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能够“维持自由”。说着这些话，他们就像是在面对一个非常遥远的未来的美国。
那个时候，美国的印刷技术远远落后于欧洲。直到1816年，大多数报纸还是手工印刷。古典报纸是手工品，因此是昂贵的东西。印数很低，质量也差。大多数的纸张都是从英国进口的。直到1790年的纽约，才刚刚有了印数达到1000份的报纸。一般都只印几百份，而且也不是天天出。报纸的发行太困难。一张报纸经常是私下传来传去地，要传给很多人看。直到1820年，也就是门罗总统的时代，大多数的美国报纸还是每周、每两周，甚至更长时间才出一次。美国的绅士们主要是看万里迢迢用船运来的英国报纸。英国报纸才是正经的现代报纸，可是，一般民众是看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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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的使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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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的两党政治开始的同时，民主就自然开始深化。政治家各自要宣扬自己的观点，要动员民众支持自己的主张，要“扩大影响”，就会想到报纸。虽然一开始，这样的“古典报纸”还无法抵达普罗大众，只是精英圈子及其外围的读物。
在那个时候，美国的报纸不仅很少，读者也非常有限。可是，美国报纸的产生和欧洲的传统是一样的，它是民众的耳目，是自由城镇的社会公器。在欧洲，最早的时候，是大家出钱，请一个新闻人，每天举着喇叭，走街串巷，把大家关心的事情，也就是新闻，喊出来。这里有当地的新生儿的消息、婚礼和葬礼的消息、杂货铺新到商品的消息，总之，它的诞生是因为大家的需要。
在华盛顿和亚当斯任正副总统的时期，他们的绅士之风，使他们完全置身于党派的媒体大战之外。而当时的内阁成员，作为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以及作为国务卿的杰佛逊，都强烈感觉到，自己需要有一个喉舌，把自己的声音喊出来。这是任何党派诞生之后，都自然会想到的事情。汉密尔顿资助和支持了宣扬联邦党人观点的《美国新闻报》，而杰佛逊暗中支持了一份《国家新闻报》。杰佛逊也曾经从绅士的理想出发，反对党派活动。他说过一句名言：“假如要加入一个党派我才能进天堂的话，那么，我宁可不进天堂。”可是，和联邦党人截然相反的政见，使他最终事实上改变了看法，成为共和党人的精神领袖，而且非常积极地投入了党派活动。因为政见的分野，产生两极差异。新的政治环境，使得绅士们相互交换意见，已经不能解决所有的分歧、取得一致。最终，你必须去诉诸最大可能的民众支持，通过政权轮换，才可能让国家有机会来试试你自己的政策。
可见，美国报纸是一个自由社会的自然产物。政党虽然有发行一张喉舌报纸、宣传自己主张的需要，但是，他们没有掐住别人嗓子不让发声的可能。因为政党之间是平等的。惟一的可能，是政府出面，假借一个正当的特殊理由，扼杀不同的声音。可以说，绝大多数当政者都是不喜欢听到尖锐批评的，这几乎是人之常情。人是有弱点的，这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要保证新闻自由的原因。因此，你看到，尽管规定了国会“不得立法”禁止新闻自由，在亚当斯时代和林肯时代，都还是借着备战和战争，试图消除反对的声音。
建国初期，不仅报纸是稀少的奢侈品，报纸本身也没有对自身的规范作成熟的思考，它只是一个不大的圈子里的读物。它可以刊出《联邦党人文献》这样的高水平的文章。也随着党派对立，绅士圈外越来越多的人的参与变得粗野，有些报纸一度就是纸上的大众语言，并且大有一发不可收拾的趋势。用今天的标准去看，这些报纸大量在肆意诽谤。一个整体文明水平不高的社会，媒体滥用自由是一件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政党运作对民众的动员，很容易变成媒体大战。
可是，你还记得麦迪逊对党派活动的思考吗？他认为人在扎堆的时候，会失去荣誉或人格对自己行为的制约，结成群的人很容易互相为不良行为提供虚假的理由。党派活动一开始，它负面的一面马上就暴露无遗。那些作为政党喉舌的报纸，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极端。它们过分地吹捧自己党派的领导人物而猛烈抨击对方，甚至搞人身攻击。
签订了对英的和平条约《杰伊条约》之后，华盛顿受到了共和党报纸前所未有的猛烈抨击。骂得最凶的是富兰克林的孙子。他是《费城黎明报》的编辑。假如说，在华盛顿任总统的八年中，报纸上对他的批评，还有“批评政府”的意味，那么，在1876年第一次有党派竞选的大选中，两派的媒体就开始有了激烈的“战争”。
我们一次次提到的那个1800年大选，出现大肆个人中伤，即所谓的负面竞选。糟糕到如此地步，在当时的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杰佛逊被报纸称为是一个“法国人”，而亚当斯则被称为是一个“英国人”。亚当斯的局面更是腹背受敌。共和党人称他为“战争贩子”，极端的联邦党人却骂他对法国太“怯懦”。双方媒体对他们可能当选的前景，针对民众的弱点，做出种种耸人听闻的预测。例如，站在共和党一边的激进的《黎明报》说：亚当斯要上台了，“如果你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力挽狂澜，就准备当奴隶吧”。而联邦党人的报纸则给杰佛逊贴了“无神论”的标签，警告民众，假如杰佛逊上台，大家都要把《圣经》藏起来，否则将会不安全。杰佛逊事后说，他们从来也没有来问过我对宗教的看法。
两个候选人的人格也备受攻击，亚当斯被形容为“伪君子”、“骗子”、“疯子”。而杰佛逊被攻击为“怯弱”、“阴谋家”、“挥金如土”、“放荡不羁”。他们各自的私生活也在私下出现种种谣传。作风严谨的亚当斯甚至被造谣说，当年他在伦敦出使，曾经命令平克尼去物色四个漂亮情妇，然后两人平分。亚当斯听了之后，在给朋友的信中幽默地说，“我以我的名誉起誓，假如确有其事，平克尼将军就把我给蒙了。他把四个都留下了，连我的那两个都给独吞了”。
在民众整体水平不高的时候，民主化甚至会加剧这样的竞选和报纸的粗俗化。报纸反过来又给社会风气带来负面的作用。华盛顿将军曾经从他的绅士理想出发，想像过报纸的普及，会“改良自由、文明的民众的道德性”。他根本没有想到，报纸的粗俗化远远走在民众的文明化之前。
直到美国的工业革命之后，报纸才逐渐变成了新闻业。19世纪30年代，报纸能够大量印刷，成本骤降，成为“一分钱的出版业”，一张报纸只卖一分钱。识字的人增多，交通和发行变得更便利，在美国报纸终于不再是上层精英们的奢侈品。美国报纸的“平民化”正好和政治民主深化同步。1832年杰克逊总统的当选，在美国历史上是精英政治向平民政治演化的一个标志，他赢了这场大选，却也是第一次公开把底层粗俗的习气带入大选运作。他嫌本党报纸的宣传还不过瘾，散发了大量传单，以粗俗的语言，对在任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进行人身攻击。他可以这样做，是因为那时的美国大众就是粗俗的。民主是深化了，可是，平民政治为大选带来的负面作用，久久难以消除。底层的民意更直接地进入了政治，底层的陋习也被带入媒体，绅士政治的彬彬有礼被扫荡而去。
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已经出现了强大的新闻业，有了一小时印出一万张报纸的能力。随之，南北战争爆发，战争新闻要求及时准确的报道，成就了美国新闻业的现代化。从那个时候开始，记者变成一个专业人员的形象。南北战争之后，1880年左右，美国的报纸迅速发展到一万多种。
就在这个时候，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开始经济起飞，终于从一个农业穷国向现代化的富国转型。整个社会出现无数暴发的机会和利益分配的机会。在令人目眩的财富积累面前，实践的制度仍然落在发展的后面，相应于一个强大工业国的制度规范并没有跟上。权钱勾结和腐败也开始盛行。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是，媒体已经成熟，承担了重要的、社会监督和制约的功能。而美国多年在普及基本教育上的努力，使得民众的水平也在随之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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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的使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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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媒体的进一步成熟，就是脱离它的党派性。从一个个不同政党的喉舌，回到社会的公器的位置。
我们前面聊过，在美国，以揭短甚至不择手段攻击的负面竞选，曾经一度随着民主向深度和广度的演进越演越烈。因为民主的扩大，意味着动员民众更成为当务之急。而当总统候选人也来自民间之后，一些候选人不再顾及绅士之风。这不仅在联邦政府的选举中，在地方选举中也是这样。
1870年，著名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写了《竞选州长》，抨击了这样的“选风”。他以第一人称虚构了自己竞选纽约州长的经历，描写一个正人君子如何被对手在媒体上步步抹黑。结尾时，马克·吐温发挥想像力，描绘“自己”在公开场合，被一群不仅穿得破破烂烂，而且肤色各异的孩子围上来，抱住腿叫“爸爸”，结果精神崩溃，退出竞选。可是直到1884年大选时，共和党攻击竞选对手克里弗兰时，还是活像《竞选州长》小说的现实翻版。这样的选风，一直要等到民众和媒体的素养大面积提高之后，才逐渐改变。
在美国，报纸脱离党派是从两条路走出来的。一方面，由于竞争，开始形成大的报业集团、媒体集团。它的资金之巨，是没有一个党派有能力随意操纵它的。可是，由于报业本身不受任何人的钳制和约束，这种自然的商业竞争也曾经走向大规模制造假新闻、耸动新闻的道路。最终，也是依靠商业竞争，依靠民众对真情实况的需求，才把新闻界拖回了正路。
同样，这样的大的媒体集团，它可能有自己的党派倾向，可是为了商业竞争，它必须在最大程度上满足读者的需求，也就是客观上行使社会公器的职能。有影响力的大报必然会刊登最高质量的、反映不同观点的专栏作家的文章。而党派们虽然也有一些自己的刊物，但是都不可能是大的媒体。他们宁可向这些大报投稿，表达自己的意见，也比自己养一份报纸合适、影响更大。美国的政党组织松散，没有强大的党产，全靠从民众中募捐。政党无法从政府，也就是从纳税人的腰包里掏钱，而媒体规模今非昔比，党派已经根本养不起这样的媒体巨无霸了。
另一方面，就像当年在美国的建国时期，出现一批有思想的绅士一样，媒体、新闻业，也出现了一批有思想、有事业心的精英。他们开始承担起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责任来。
其中的典型，就是那个被从欧洲招到美国来打南北战争的约瑟夫·普利策。他的一生，几乎就是美国新闻业的发展史。他那个时代的报人，都抵挡不了炮制轰动新闻，甚至不惜制造假新闻的同业恶性竞争。可是，在经历一切之后，普利策开始相信，“每一期报纸的刊发，都提供了一个机会，又是一种责任，要说一些给人勇气的真话，要超越平庸与传统；……要有勇气摆脱党派的偏见，还要有勇气摆脱大众的偏见”。“要永远绝对的独立，永远不惧怕抨击邪恶，不论作恶的是巧取豪夺的富人，还是故意作乱的穷人。”
1911年，他在死后留下200万美元，建立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和每年一次的普利策奖，支持他追求的新闻精神。这样的新闻精神逐渐在美国成为主流，后继者中，就有在1933年买下《华盛顿邮报》的尤金·迈尔。
尤金·迈尔是个犹太人，他事业成功、富有。在他的理念中，他应该以某种方式回馈社会。他加入了一些慈善机构，最后，他决定以办媒体的方式实现他的理念。尤金·迈尔是个共和党人，也曾投入过帮助总统竞选的运作。作为一个首都大报的主人，他认为，一个伟大国家的首都应该有一份好的报纸。他相信美国人，他们一旦了解了事实，就一定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他不认为应该以自己的党派性来向民众做宣传和说教，而是认为，“我要把无偏见的事实告诉他们”。
当时很多人都怀疑，一个有强烈党派倾向的共和党人，怎么可能办出一份独立的报纸来。可是尤金·迈尔坚持要走独立、客观的道路。他认为报纸要反映社会真实，要为民主社会服务。1935年3月5日，他在报社发表了他的办报原则：
1报纸的第一使命，是报道尽可能接近被确认为事实的真相；
2报纸要报道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有关美国和国际重要事务的全部真相；
3作为新闻的传播者，报纸要如绅士一样正派；
4报纸的内容应老少咸宜；
5报纸要对读者和普通民众负责，而不是对报社老板的私利负责；
6只要对公众有益，报社要准备为坚持真实报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7报纸将不与任何特殊利益结盟，但是在报道公共事务和公众人物的时候，要公平、自由和健全。
这样专业的新闻精神在美国终于建立起来。美国国父们曾经指望新闻自由能够作为对政府制约的一个巨大社会平衡砝码。现在，具有这样职能的媒体，终于一步步形成了。我们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观众打电话询问一位著名主持本人对某个重大事件的看法，这位主持的问答是：我的工作是尽可能迅速、准确、完整地把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你，结论是要你自己来做出的。尤金·迈尔的庞大报业传给了他的女儿女婿。多年以后，这张报纸终于以独立的社会立场，和美国政府进行了一场抗衡。
你看，美国建国初期，得到的是怎样一个超前的共和制度，而国家却还处在古典社会。200年来，美国社会经历工业化、现代化，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它从无序到有序，是在经历了教育的普及、制度细节的完善、经济的不断发展、技术的进步，以及包括媒体在内的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甚至，是从内战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经验和反省，这是一个漫漫历程。他们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全靠自己磕磕碰碰的摸索。可是，他们没有放弃对制度的信心，其原因是，他们来此寻求自己的幸福，他们已经根深蒂固地习惯了自由，而他们相信，这正是这个制度可能提供给他们的东西。
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祝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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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纳马拉和艾尔斯伯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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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纳马拉和艾尔斯伯格
卢兄：
来信收到。你说，“以前我真没有想过，美国有新闻自由的宪法修正案的时候，竟然还没有真正的新闻业。你提到的《华盛顿邮报》和美国政府的抗衡，是不是那个有关越战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你以前在给我讲尼克松的‘水门案件’中提起，却一笔带过了，没有展开。现在能不能详细讲讲这个事？”我就试试吧。
美国曾经是一个纸上的制度远远超前于社会现实状况的国家。你要知道，美国直到第19个总统海耶总统时，才刚刚在白宫用上电话。我有时候也想，一个现代的制度在一个后古典的国家，是怎么运作下来的。一方面，他们非常幸运，越过一个个难关没有翻船，虽然支付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它是世界上第一个这样的大国，没有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而他们走过的路，却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后来者应该设法避免他们发生过的悲剧；不能因为美国打过一场内战，因此认为自家要打一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另一方面，他们幸运的是，在上层，他们有一个依据《独立宣言》和宪法理想的文化和精英核心在那里；在民间，哪怕再后古典，那是一个自然发展中的社会，经济制度、民间社会，都没有被政治强行扭曲。
美国新闻业也是处于自然发展的状态。凡是自然发展的新闻业的特点，就天然站在权力的批评者的角度。我们现在都已经习惯了公仆的说法，按理说，公仆为大家服务，做得好是应该的。出现问题，公众有权知道、有权批评。这个监督、批评的角色是天然地由媒体担当起来的。因此，政府和媒体之间的冲突也是很容易发生的。我曾经告诉过你，200年发展下来，美国政府已经习惯了媒体的社会角色，很少去“惹”媒体。可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越战期间发生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美国政府却和两个大报打了一场官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