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密尔顿由于求“统一强国”心切，在处理州权问题上，可以说是走了“国家主义”的极端，从整体气氛上，非常不利于各州放下疑惑，寻求妥协，所以，照美国历史学家的说法，汉密尔顿一番宏论，把麦迪逊的“头发都要急白了”。
可是，要说汉密尔顿的思路全盘被忽略，也是不准确的。国家必需有一些集中的权力，政府权力的分权制衡必须设计成一种内在的制衡，行政分支必须稳定而有效。汉密尔顿把这些观点以特别强调、甚至极端的方式说了出来。尽管他的方案被会议放弃，但是汉密尔顿政治观的要点，仍然成为当时的主流政治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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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内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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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宪会议之后，代表们回到各州，全力投入各州通过宪法的说服工作。以汉密尔顿为主，约同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在当年和第二年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解释宪法的文章，其中2／3是汉密尔顿的作品。这些文章就是后来著名的《联邦党人文献》。持汉密尔顿政治观点的人，就被称为联邦党人。可以预料，宪法在纽约州通过得十分艰难，而纽约州对于美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詹姆斯·麦迪逊放下他在弗吉尼亚州的活动，常驻纽约，支持汉密尔顿。他们发表的这些文章，主要就是说服民众，只有一个统一的、稳定有效的政府，才是全民长远的福利。你已经知道，在费城制宪会议上，麦迪逊对宪法深感失望，因为与他的方案有很大距离。所谓“伟大的妥协”主要就是他的方案被腰斩；而汉密尔顿在制宪会议上的观点，离开通过的宪法距离就更远了。但是现在，他们全力以赴，说服民众认同宪法，他们原来的不同意见，已经被他们自己深埋得无影无踪了。
1788年7月23日，纽约州好不容易通过了新的联邦宪法。汉密尔顿功不可没，随后他就渐渐成为美国政治中联邦党人的思想领袖。他在纽约的声望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升，此刻达到了最高点。当年纽约市的庆祝独立大游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船型的花车，花车被命名为“汉密尔顿号”。
汉密尔顿和华盛顿总统的关系非同一般。华盛顿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而汉密尔顿是他在战争中亲手提拔、一起度过戎马岁月的人。他称赞汉密尔顿具有少见的广博知识，忠于自由事业，并曾经称赞汉密尔顿有一颗“银子般的心”等等。可见华盛顿当时对汉密尔顿非常信任。
华盛顿总统接受莫利斯对汉密尔顿的推荐，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华盛顿对汉密尔顿的财政改革构想的了解。早在1783年，华盛顿就收到过汉密尔顿的信，讨论如何摆脱财政危机。在信中，汉密尔顿提出了四点解决办法，形成一个明确的框架，成为他后来财政方案的基础。1789年9月11日，参议院通过了华盛顿总统的任命，汉密尔顿担任了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此时，他34岁。
事实上，那时的美国，几乎没有别人像汉密尔顿那样，对美国的经济前途有清晰的图景和信心。
要说，汉密尔顿还是科班出身，他在17岁的时候，就进入纽约的国王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财政。他深受18世纪苏格兰启蒙时期经济学家的影响，特别是大卫·休谟。休谟指出过相对落后的苏格兰农业经济融入英格兰经济的可能性。英格兰的经济，包括以庞大的国债集资，由国有银行发行纸币，控制纸币流通和利息。休谟认为，债券能够提供大笔资金，如果让工商业家能够有机会利用这种资金，就能促进投资和贸易，使得产品更便宜更丰富，还能促使新技术新工艺的推广，使全社会得益。
汉密尔顿认为，美国的状态很像落后的农业的苏格兰。休谟的思想给这样的农业国家指出了一条富强的道路，那就是发展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工业经济，而不是固守在土地上的农业经济。
说来叫人不相信，当时的美国政府没什么收入。汉密尔顿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让国家政府有收入。联邦的收入主要靠征收进口税。他上任以后，立即向全国各地的商家和钱庄发出调查，搜集数据。他要把进出口贸易搞清楚，由此计算出国家征税的数量，提出法案让国会批准，因为宪法规定，只有国会众议院有权立法征税。
可是，休谟也警告过，这种以信用为基础的经济，是有危险的：借债筹资的办法需要有税收来保证偿还利息的能力，贫富差距会扩大，外债会导致对外国的倚赖，会产生一群玩弄市场的股票持有人。但是汉密尔顿倾向于更多地看到这种新经济的正面效应。作为财政部长，他认为这种经济体系的前途是好的。“国债”是汉密尔顿所设想的新经济的主要支柱，他要鼓励投资，刺激人们冒险和发财的欲望。
为此，第一步，他必须恢复在战争中被毁坏了的美国的信用。
你已经知道，战争期间各地发行的债券非常复杂，内债外债都还没有偿还。债券贬值，被抵押买卖。如独立战争结束时，大陆议会发的债券，已跌到面值的２％。
欧洲大银行已经不肯再和落后的美国来往，因为美国已经没有信用。美国如果孤立在欧洲市场之外，一切经济构想都不能实现。因此，必须尽一切努力恢复信用。汉密尔顿提出，由联邦政府担下以前为独立战争筹款而发行的一切内外债务。各种债券的持有人，都可以向联邦政府换成联邦债券。联邦政府承诺按照原有面值偿还本息。同时，决定发行联邦政府纸币，就是逐渐统一货币，促进商贸，发行新的债券筹措资金，鼓励投资，以此恢复美国的信用。
1790年1月9日，汉密尔顿分别向国会提交了关于重建美国公共信用的报告。他的方案却遭到以麦迪逊为首的弗吉尼亚人的反对。
麦迪逊在制宪会议上曾坚决主张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府，他在家乡遭到另一个著名政治家派屈克·亨利的反对。麦迪逊被选为弗吉尼亚州在国会的众议员，却没有被选为地位更重要的参议员。可是凭着他的能力，他在众议院自然成为一个领袖人物。而根据宪法，联邦政府有关财政的法令必须通过众议院。也就是汉密尔顿的方案必须得到众议院批准，而麦迪逊却领头坚决反对。
麦迪逊的反对，是出于对“公正”的考虑。独立战争期间发行的债券，长期来州政府无力兑现，民众却急于脱手。这就出现了一些做金融投机的人，低价收购贬值的债券。尤其是参加独立战争的老兵们，他们打仗的时候，拿的军饷就是债券，现在却大部分到了投机者手里。现在由联邦政府出面，用进口税收入，来按照原始票面价值偿还本息，麦迪逊认为，这对那些被迫将债券脱手的原始持有者来说，是不公平的。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境遇很差，却因已经卖掉了债券，失去原本理应属于他们的可怜的财产。另一方面，反对派对发行新的债券，负债经营，也不能接受。
同时，麦迪逊的反对，也隐含着农业社会观念和对工业化社会的不适应。在农业经济下，作为农庄主的弗吉尼亚政治家们，看不到工业高潮的必将来到，这是不会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不理解以信用、负债经营为基础的城市工业经济；他们也不能理解，对于新的经济体系所产生的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投机和股市操纵等等，只是从道德的角度进行批判，并试图阻挡时代的变化，并不是一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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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内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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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即便是都出于公心，政治分歧也必然在第一分钟就形成了。政治家必然不断地分化。而大众参与的政治运作，完全不同于精英之间的商讨，自会显露它自己的规律，也会呈现它不理想的一面。
汉密尔顿一度到了绝望的地步。国会在激烈辩论，领头反对的却是他以前的盟友。在麦迪逊的带领下，反对声音占上风。同时，报纸媒体上的文章也在批评他的方案。民主伊始，民众还缺少自律的修养，批评必然会滑向对他的人身攻击，他的非婚生的出身，成为现成的目标，他被公开骂成是“东部的杂种投机家”。
他对报纸上的这种谩骂毫无办法。任何一个刚刚运行民主制度的地方，都会经历这样的阶段。民众先知道言论自由是人的最基本权利，而要经过很多很多年，民众和媒体，才会理解人身攻击和谩骂，不属于健康的民主生活。建国后，报纸上对华盛顿总统也一样谩骂，华盛顿是个老派的绅士，他显然并不适应这样的事情。可是，他只是不去看报纸，不去理睬。汉密尔顿面对恶意的人身攻击，心灰意懒，他对美国前途感到绝望。他站在这个职位上，深知只有照他的方案办，国家才能恢复信用，只有恢复了信用，才能融入欧洲市场，才能发展商贸。只有经济上去了，合众国的统一才有保障。可是，宪法规定了，有关财政的法案必须经过众议院，因为这是人民的钱，众议院代表人民。
汉密尔顿觉得，假如他的方案通不过众议院，那么，他就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在财政部长这个位置上也就没什么可做的了。如果是这样，他就打算辞职算了。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汉密尔顿偶然遇到从法国回来出任国务卿的托马斯·杰佛逊。华盛顿总统的第一届内阁只有四个部长，除了战争部长和司法部长以外，汉密尔顿管财政，杰佛逊管外交。他们两人后来的尖锐分歧和对立，在1790年初还没有显露。交谈之后，杰佛逊愿意帮汉密尔顿一把，由他做东，邀请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晚宴，商量一个妥协办法。
在这次晚宴上，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交流了意见，达成一定的相互理解，最后，还是一次政治妥协：麦迪逊答应在众议院协助通过汉密尔顿重建国家信用的方案，而汉密尔顿动员国会里的联邦党人做出让步，通过把联邦首都建在波托马克河边的法令，也就是说，把首都建立在南方弗吉尼亚附近。这是美国建国初期最重要的一次妥协。
1790年12月13日，汉密尔顿向国会提出报告，为重建国家信用，需要成立一个全国性银行。汉密尔顿设想的全国性银行由一个私人董事会领导，以避免由国家官员领导的银行导致腐败。他指出，这样一个银行可以为国家提供可靠的储蓄，协调各地银行业，提供统一的通货，为商贸和工业提供资金，以及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提供政府贷款。
这个主张又一次遭到麦迪逊的反对，他认为这种银行只有利于城市商人、投机家，而不会有利于农夫、工匠和小商人。这次的理由是，宪法没有明确授权联邦政府行政分支设立全国性银行，所以，方案是违宪的。
国会里，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反对，以城市工商业为主的北方赞同，两极分化。最后国会通过这个法案，提交到华盛顿总统面前时，来自南方的华盛顿总统打算按照宪法的授权，予以否决。好在华盛顿总统在关键时刻，是个沉着而谦虚的人，在否决以前，他正式征求司法部长兰道尔夫和国务卿杰佛逊的意见。他们都是弗吉尼亚人，都认为应该否决。华盛顿再把他们的意见都转告汉密尔顿，告诉他，除非你能说服我，否则我就要否决你的方案了。
几天以后，汉密尔顿交给华盛顿总统一份意见，那就是以后著名的《论银行之合宪性的意见》。在这份意见书里，汉密尔顿精彩地阐述了关于宪法中联邦政府之默认权利的思想。其实，不久前在联邦党人文献里，麦迪逊本人也同意了这个观点。汉密尔顿在意见书里斟字酌句，小心翼翼地表明：联邦政府可以运用一切必需而可行的手段，来实行宪法赋予它的政治权力。前提是，这些手段不是宪法所预先禁止的、不是不道德的、不是和这个社会的目标相冲突的。
这份论文是汉密尔顿依据自己的实践体会，对宪法实行方式的补充。汉密尔顿的出色的逻辑和论述能力，终于让华盛顿总统接受了他的看法。1791年2月，华盛顿总统签署法令，建立美国第一个全国性银行。这一银行是美国建国初期经济制度的最重要基石，也是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对美国早期制度建设的最重要贡献。
一个新的联邦政府，就开始如此运作起来。可是，由于政治观点的分野，第一代的美国建国者中，因被选入联邦和州政府而没有离开政治舞台的人们，开始严重分裂和对立。费城会议前和费城会议本身，是一个相对范围更狭小的上层精英政治。现在，是全美国开放的大舞台。民众越来越多地介入，媒体推波助澜，使得政治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在下封信，再把围绕汉密尔顿的故事给你讲下去吧。
祝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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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的功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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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的功绩
卢兄：
不等你回信，我先讲下去。上封信讲到，由于汉密尔顿的努力，美国终于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银行。可是，今天看来或许是很常识性的一个决定，在当时，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这是联邦政府第一项投入运作的举措，它的一举一动，都在预示着美国的走向，给出它能不能成功的征兆。尤其是美国的建国者们，正非常紧张地注视着它的运行。他们的忧虑，一点没有减轻。
联邦政府行政分支要有效地执政，就要有权做一些具体的决定。宪法不可能面面俱到地提供细致的指示。可是，权力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大家都知道，汉密尔顿一向持有“国王”、“强行政”的过激观点。现在，这个观点激进的人，真的就站在行政分支中的重要位置上了。他的实践，他所表达的观点，使得本来就对联邦政府权力不放心的弗吉尼亚政治家，大为震惊。虽然华盛顿将军可怜的内阁只有区区四个部长，他们仍然觉得，一个会让政府过于强大的趋势在悄悄形成，这必然会威胁到个人自由。他们反对扩张政府权力。以杰佛逊和麦迪逊为首，反联邦党人在形成，成为汉密尔顿的主要对手。
你一定记得麦迪逊原来也是持联邦党人的观点。可是，费城制宪会议以后，托马斯·杰佛逊结束了五年来出使巴黎的生活，回到美国。他和麦迪逊本来就友情很深，都是弗吉尼亚人，气质也相似。麦迪逊受较年长的杰佛逊影响，一点点疏离了联邦党人的观点，偏向于杰佛逊的看法，认为新生美国最重要的是保持美国革命的原始精神，强调民众的自然权利。
与此同时，汉密尔顿在临时首都费城，忙于准备另一个报告。1791年底，他提出了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
这个时候，美国经济落后，只能为欧洲制造业提供原料和市场，自身几乎没有工业。汉密尔顿的这个报告，第一次预言了美国经济的前途，把美国放到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他敦促国会发展美国制造业，指出，有了强大的制造业，国家才能真正独立，在全球商贸中才能得到平等的地位和条件。他预言了未来美国将出现的大规模移民，指出移民的多样化劳动力是制造业的有利条件。他认为，这将使美国出现新的人口中心，形成国内市场，这也将有利于农庄，为农业产品找到新的销路。
汉密尔顿和其他政治家的不同在于，他不是从道德角度来判断经济措施的好坏，而是从事物互动的关系中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他要求国会通过法令鼓励制造业，包括保护性的进口关税，免除国内制成品的关税，鼓励新发明，特别是和机器有关的发明。为此，他和财政部的助手一起建立了称为“有用制造业学会”的民间组织，在新泽西州建立工业园作为制造业的示范。
华盛顿总统是弗吉尼亚人，他的内阁也以弗吉尼亚人为主。汉密尔顿工作得非常艰难，他的联邦党人观点遭到杰佛逊的反联邦党人派的反对，两派在内政外交上的政策几乎全都针锋相对。
美国处于初建阶段，相对而言，汉密尔顿负责的财政和经济是实的，而杰佛逊负责的外交是虚的；汉密尔顿鼓吹的工业制造业和商贸是动态的、有前瞻性的，而杰佛逊坚持的农业社会政治伦理观是静态的、保守的。但在外交上，倒是汉密尔顿推崇稳步推进的英国模式，主张和英国建立友好关系，对正处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持怀疑和否定态度；而杰佛逊恰恰相反，他的浪漫气质和激进的法国革命相投，又在法国生活了五年刚刚回来，因此，他同情法国而反对与英国结盟。
现在我们回头去看，美国当时是一个明显落后于先进欧洲的、经济落后的乡村。而汉密尔顿的高明，并不在于他对金融、经济发展和工业社会的创造性构想，因为西欧早期的工业化已经发生，在工业化之前，英国的金融和财政体制变革的一整套经验，已经活生生地摆在那里。汉密尔顿的智慧在于，他知道最开始需要的，并不是发明创造，而是在其他国家现有的经济模式样板中，选择一条路跟上去。
民主社会制度是多数决定的制度，所以，仍然存在由于多数人的错误选择，走上错误道路的可能。虽然，相比专制制度，它更有纠正错误的机会，不会在一两个人的执迷不悟之下一条道走到黑，可是，在国际经济形势面临质变的时刻，对一个国家来说，一个错误选择也可能就贻误了一个难以弥补的关键契机。更何况，美国一开始就面临经济崩溃，危机重重。这就是汉密尔顿的功绩所在：他的选择，使得新生的美国一点没耽误地抄着捷径，在经济上向先进的欧洲追去。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我说的汉密尔顿建立的美国第一银行，是第一个“全国性”银行，而不是属于政府的“国家银行”，因为这并不是全部国家资产和国营。汉密尔顿以英格兰银行为蓝本，私有公管。总共１０００万美元的股份，联邦政府的股份仅占1／5，其中3／4还是政府债券。财政部有监督权，私人有大部资产和独立经营权。汉密尔顿依据他对人性的理解，认为，“私人利益是银行最好的指导原则”。
站在汉密尔顿对面的反对派，以托马斯·杰佛逊为代表。他们认为，独立战争时期发行债券的行为，和今天发行股票建立国家银行，有道德上的本质差异，“前者有着神圣目的，它是为了一场神圣的战争，这场战争拯救了我们的自由，并且使我们独立。而后者，其目的只是为了让一伙骗子发财，使得那些诚实和勤劳的人蒙受损失”。
可是，在汉密尔顿眼里，经济就是经济，是一门独立的学问。他不把那些不属于经济的道德问题，合在经济问题中考虑。
美国的经济范本是欧洲，而欧洲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泡沫经济引发崩溃、金融从此一蹶不振的危机。而事实上，现代经济刚刚开始，它以迅猛的力度在冲击和改变社会，一副洪水猛兽的样子。可以明显看到，它远比农业经济的社会更难预料和控制。这两派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是信心的差别。汉密尔顿充满自信心，也具备迎接挑战的性格，他更理性化，也更相信强大集中权力对经济的掌控能力。而以杰佛逊为代表的、习惯和喜爱传统南方农业社会的人们，他们对迅速释放无法控制的能量的变革感到忧虑，变革后的局面是未知的，他们完全没有信心。
现代经济在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事实上是还没有完全了解它。它多次在人们喜出望外的时候，突然呈现可怕的面貌，出现类似大萧条这样无可驾驭的灾难。人们虽然有幸能够渡过这些难关，却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对它是否具有信心，在那个时候，两种态度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可是，美国显然还是要感谢汉密尔顿的这种信心，因为，现在看来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杰佛逊他们希望美国躲避在一个浪漫田园里，维持世外桃源式的农业社会，事实上最终是不可能做到的。
经济就像是一驾独立的马车，它驶向一条新的道路，就带出一片新的风景，有鲜花原野，也有狂风暴雨。汉密尔顿显然为美国带来转机，让美国以惊人的速度，在欧洲恢复信用。国内经济开始繁荣，美国开始生气勃勃地转动起来了。可是，这条道路也必然带来另一片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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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的功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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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买卖的投机风潮很快出现。1791年独立日，美国第一银行股票上市，投机风潮达到顶点。一些独立战争的老兵们傻在一旁，看着疯狂抢购股票的人潮。股票价格猛涨。汉密尔顿试图通过他一贯的方式，匿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告诫大家股市可能崩盘的危险前景。可是在周围众多发财故事的刺激下，这种警告当然没人要听。结果，第二年2月，暴涨五个月的股市突然大跌。美国面临经济危机。此后，美国还有过几次类似的金融大风潮，幸而汉密尔顿并不只沉溺在成功的一面，也在同时研究欧洲的经验教训，有备而来，他动用国家储备干预，股市逐渐回稳。虽然没有导致崩溃，可是，仍然带来了很大的社会冲击。
从此，美国在经济结构上，完全现代化了，类似欧洲的证券市场、交易所和股份公司大量出现，并且以股份公司的形式集资，修建公路、运河、桥梁，兴办制造业。美国开始呈现与建国前完全不同的面貌，像今天说的，经济起飞了。许多人的生活，被新的社会风潮带动，向不同的方向改变，美国社会本身也被改变了。
假如回顾以汉密尔顿和杰佛逊分别为代表的两派观点，还可以看到其中一系列不同的观念。例如在对待战争债券的问题上。汉密尔顿把它看做是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契约，政府不如约偿债，契约权和财产权就得不到保障。同时，他把收购债券的所谓“投机者”和出售债券者之间的关系，也看做是合法的契约关系。债券在流通，只要是合法的交易，其中一些人的吃亏和得利是客观存在，只要是自愿、合法，就必须尊重契约为先，而必须忽略它的深究一层的道德探讨。股市也一样，只要是公平的，各人也必须承担风险，不能因赔本的个人陷于悲惨境地，就对制度作道德探讨，甚至否定制度。
现代经济制度显然在引出新的社会问题。在汉密尔顿看来，振兴国家经济，使它变得强大最为重要，而引出的问题只能再进一步寻求解决。他拒绝把目光投向那些被历史的列车甩出去的人们。
对于杰佛逊他们来说，新的经济制度引出的社会问题，直接牵涉到最基本的道德观念，从而引出他们对这样的经济改革本身的质疑和否定。再说，原来就有的忧虑，更因政府权力的扩大而加深。政府是否因此无可避免地腐败，民众的自由是否已经被严重侵犯？在他们看来，费城会议过去只有短短的四年，宪法批准只有短短两年，联邦政府已经呈现出了改天换地的权力。
其实，双方提出的问题，都不是没有意义的。美国从第一天开始，就是不断处于这矛盾两极的抗衡和平衡之中。
当然，是人在发展着经济，是人的欲望在推动着经济的发展，而欲望与生俱来。只要这样的动力存在，经济就会隆隆地向前冲。到了一定的地步，与其说是人在主导形势，还不如说，形势本身迟早会挑选出如汉密尔顿这样素质的人，在这块土地上，完成这样一个过程。
汉密尔顿的天才，在于他看到了这个趋势，顺应了这样的趋势。可是，对立的观点的存在，使得许多在快速发展中被忽略的问题，永远有人关注和提出来，这其中包括政府的权限、政府的腐败、弱势群体的权利和社会公平等等。因此在建国初期，相互反对着的两种观念，都有它存在的意义，这不是简单的对错关系。
建国初期，经济改革也在初创阶段，监督制度并不完善。支持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即使是国会议员，也不少拥有国债、股票，还有在私人银行或公司任职。是否有内线交易？是否以权谋私？加上汉密尔顿的助理也在积极参与投机买卖，于是导致更大的疑问。
反联邦党人在杰佛逊带领下，质疑汉密尔顿处理外国贷款和他的个人财务问题，在1793年春突然在国会提出弹劾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在一个月之内就准备好了有关个人财务的200页记录，以表明他的清白无辜。这一弹劾提议没有在众议院通过，投了赞成票的只有五个众议员，其中之一是他以前的合作伙伴詹姆斯·麦迪逊。
当年12月，弗吉尼亚的约翰·泰勒又指控财政部与美国银行相互勾结，造成政府腐败。经国会调查委员会严密调查，没有发现账目上有什么问题。一直到杰佛逊当总统，一直到此后的历史学家们的研究，都没有发现汉密尔顿有“经济问题”。这些指控和调查部分起于政治对立和斗争，可是，在美国政府的新生时期，在经济变革的时代，这样的调查还是锻炼了立法、行政两大分支的监督和互动关系，也确立了美国政府公开的对权力监督和制约的模式。
当时，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在治国方略上的分歧，在政治观念上的对抗，甚至发展到人身攻击。这一切，让双方感到疲倦。尽管有华盛顿总统居中调解，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在治国理念上的根本分歧却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公开。汉密尔顿和杰佛逊几乎是水火不相容，到了难以共处的地步。
1793年，托马斯·杰佛逊辞职。但是两种观点的对立却由于第二年的税收暴动事件，变得更为尖锐。
事情的起因是，既然联邦政府决定偿还债券，就需要增加税金来支付。国会随之通过一系列税法，其中的“威士忌酒税法案”，伤害了种粮食酿威士忌酒的农夫。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农夫，由于高山阻隔，交通不便，大规模运粮食出来卖，几乎不可能，只能酿酒，运酒则大大减少运输量。而这个法案一出来就像是断了他们的生路。1794年，他们组织起来暴动，反对该税法。结果，华盛顿总统招募了一万多名国民兵，由汉密尔顿亲自率领，驱散了暴动的民众。虽然无人伤亡，但是逮捕了一批人，包括农夫选出的代表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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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的功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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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税是国会强制征收的，所以很容易让刚刚独立不久的美国人，想起当初他们要求独立的原因之一，就是反抗英国宗主国不合理的税收。“威士忌事件”虽然没有酿成血腥的暴力镇压，第二年华盛顿总统也签了大赦令，所有在“威士忌事件”中被逮捕的人，都没有被定罪。可是，在杰佛逊的一派看来，武装的国民兵都被汉密尔顿领着出去了，没有流血仅仅是出于侥幸。这简直就是华盛顿可能变成国王、联邦政府可能变成人民敌人的信号。
这一事件确实非常危险。一方面，有了国会代表，并不表示每个地区、阶层的利益都能得到照顾，他们之间的利益还可能完全是冲突的。另一方面，也许根本没有万全之策。当一个经济措施出来，必然有得益和受伤害的两部分人。即使从长远来看，或者说从大局来看，可能政策是必要的。可是，站在那些被牺牲了利益的民众面前，华盛顿总统也不知所措。直到很多年后，也是在联邦政府有了能力之后，才开始对一些经济政策中的受害者，由政府出面做出补偿。
如何畅通民众的申诉渠道，如何不走向恶性事件，在美国这个大规模移民的国家，是比其他国家更为困难的事情。美国也是在实践中经历许多惨痛的教训，才逐渐取得尽量避免恶性事件发生的经验的。建国初期，杰佛逊站在民众立场上的呼吁，是对政府管理非常重要的提醒。
就在这个时候，1795年1月31日，汉密尔顿辞职了。在辞职前，他向国会提出了最后一份报告，再一次阐述了他的重建国家信用政策的重要性。他的政策在起作用，美国在欧洲经济体系中的信用正在恢复。他指出，对还是一个年轻国家的美国来说，信用尤其重要。只有建立了良好的信用，国家才能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平等的地位。同时，建立国内的私人信用也非常重要。只有在一个良好信用系统的基础上，经济才会平稳地发展。
当时的官员薪水不高，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汉密尔顿辞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当部长的薪水难以养家。他回到原来的律师旧业，有了将近四倍的收入。他经常工作到深夜，成功地打赢了几个大官司。
可是，汉密尔顿在政治上仍然是个雄心勃勃的人，他是联邦党人的领袖，也始终得到华盛顿总统的信任。1796年9月，华盛顿总统发表著名的“告别演说”，宣布不再竞选下一任总统。总统要求汉密尔顿帮助他起草这封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在这一文件里，华盛顿总统嘱咐后人，要维护美国的中立，尽量和欧洲所有国家都发展商贸，但是不要和任何国家搞政治结盟。
1795年4月，就在汉密尔顿辞职后不久，约翰·杰伊在伦敦和英国政府签订了和平协议，消息传来却遭到公开舆论的谴责，人们认为他出卖了国家的利益和尊严，是“卖国贼”。人们在街头焚烧杰伊的纸像。汉密尔顿为自己的这位老朋友辩护，他在公众集会上演讲的时候，却遭到人们的石块攻击。按照宪法，外交条约必须参议院通过。这次虽然参议院通过了条约，华盛顿总统却犹豫着，没有马上签署。他征求汉密尔顿对条约的意见。汉密尔顿一如既往，写了一篇文章，一条一条地为条约辩护。他指出，条约为年轻的美国争得了宝贵的和平，符合美国的利益，不会损害美国的荣誉。华盛顿总统考虑了几个星期才签署了《杰伊条约》，而这个条约的思想和最终实现，汉密尔顿起了很大作用。
1799年底，华盛顿去世。这对汉密尔顿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在第一代的政治家中，华盛顿也许是惟一一个始终对他非常信任的人。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中虽然有很大的影响，可是后来逐渐变得孤立，他的声誉在下降。主要原因，是他运用影响力，在政治派性争权中非常活跃。他文笔犀利，下笔伤人。尤其是在竞选的关键时刻，对同为联邦党人的亚当斯总统，进行了长篇人身攻击，而亚当斯是个为人行事很有原则的老派绅士。这一事件造成了对汉密尔顿的声望和政治前程的最大伤害。
1804年7月11日，汉密尔顿在一场决斗中受了致命的重伤。
2003年秋天，我们去纽约市，特地去看了汉密尔顿在纽约的家。这栋小楼对于他们这个家庭来说，并不算大，现在逼仄地处在拥挤的街道上。当年，这栋小小的房子周围，是32英亩舒展的野地。我站在那里想，搬家到此的那天，一家人望着窗外树林和草坡，也一定有过许多憧憬。汉密尔顿特地给这栋小房子命名，叫它“格朗”，就是农庄的意思。据说，那是他遥远的祖先在苏格兰的老家的名字。可是，他只住了两年。就是在这栋房子里，1804年7月12日，汉密尔顿去世了，时年49岁。去世的时候，他的身边除了一个朋友，纽约市的一名主教，还有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和他的七个孩子，最小的孩子只有两岁。
在他临终前最后的时刻，他要求纽约的圣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为他举行圣餐礼。可是，一开始却被教堂拒绝了。原因是他虽然已经皈依上帝，可是他决斗的行为却有违基督的教义。汉密尔顿最终说服了教会。他说，他虽然答应了决斗，却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才将子弹故意打偏。他还说，他为自己所有的罪过忏悔，并愿意与所有的人和解，包括在决斗中给他致命一击的对手。汉密尔顿最终说服了教堂为他举行了仪式。
他渐渐被遗忘了。汉密尔顿死去之后，政治圈内派系运作留下的伤害，还久久留在那里。而人们还不到回顾和思考的时候。
如今，200年后，当美国人终于开始认真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重新审视当时有关国家经济发展的讨论时，他们发现，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制度建设来说，费城制宪会议以后的十年是最关键的十年。在这十年里，对美国的制度建设贡献最大的，除了华盛顿总统以外，他们国家的今天有赖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因为，在政治制度确立之后，经济的道路还始终面临种种困难选择。而在那个时候，假如走上的是托马斯·杰佛逊和麦迪逊选择的经济发展方向，美国完全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的。
美国终于看到了这个从西印度群岛来的人为美国所做出的贡献：他主张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级政府，他以出色的才华鼓吹通过合众国宪法，在美国建国后的短短的几年里，他使美国恢复了国际信用，建立了美国的经济制度，为美国搭起了经济发展的舞台，打下了100年后世界一流经济强国的制度基础。
在华尔街和百老汇的路口，我们找到了圣三一教堂。古朴的教堂，坐落在世界上最拥挤的金融摩天大楼之中，非常醒目。这儿离当年的联邦议会，后来的临时国会所在地，现在的联邦大楼，只隔着一个街区。当年，华盛顿将军和汉密尔顿星期天都常来这个教堂。旁边就是墓地。墓地的边缘，和车水马龙的大街只隔着矮矮的铁栏杆。马路上，行人匆匆来往，他们也许就在近旁的大楼里，操作着世界上最庞大的金融机器。大概不会有人注意，这个国家庞大的财政金融大厦的第一个奠基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长眠在这儿。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祝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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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4年的信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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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4年的信号
卢兄：
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你提到，以前听说过汉密尔顿死于决斗，很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我上次写汉密尔顿的时候，省略了他的决斗。看了各种相关的研究和资料之后，我想另外写封信，专门给你讲讲这个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决斗。因为它不仅是汉密尔顿的个人悲剧，事件本身也和我们在聊着的制度实践的主题有关。
今天去看，那真是一件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1804年，汉密尔顿虽然已经离开公职，可是，他不仅是美国屈指可数的那些建国者们之一，还是联邦党人的一个重要政治领袖，可以说是当时美国已经离开公职的政界名人。而他的决斗对手艾伦·伯尔，更是当时的美国副总统。我们如何能够想像，今天的美国副总统，会提着一把手枪，去跟人家决一生死呢。
所以，你可以又一次看到距离——我们今天的时代和他们的时代之间的距离。虽然在同一个宪法之下，那时的美国还远远不是我们今天认识中的那个国家。
1804年7月11日清晨，汉密尔顿和伯尔，双方各自带着自己的助手，还有一名医生，分别乘着小船，来到相邻的新泽西州，在野外的一块小空地上，履行“约会”。当然，他们知道，这是在赴一场决斗。可是在他们交往的信件中，都把它称为是“约会”，并且不在自己所住的纽约州进行，那是因为，在他们所住的纽约州，决斗已经是非法的了，而在相邻的新泽西州，却还没有制定这样的法律。
美国的开端，随着规模的突然升级，古典政治无可避免地在向现代政治转变。这是一个转型期。而他们，也处于古典绅士向现代政治家的转变。这是绅士们最后的时代。我想，就像欧洲最后的骑士、日本最后的武士那样，美国最后的古典绅士也是非常困惑、也有着很深的悲剧性。
那时候，古典绅士的传统还在。我们在讲着的绅士，不仅是我们理解的温文尔雅、有教养的君子，还有骑士一样的规则。那个时代，绅士是一个分量很重的称号。绅士是重荣誉的，这不是一句空话。从欧洲的中世纪开始，就留下了荣誉重过生命的概念，也留下了决斗这样一种古老的、绅士之间为了荣誉而在决斗中押上生命的特殊传统。
这个传统一直传下来，被带到了北美洲，一直流传到美国诞生之后。在1804年，正在迈向一个现代国家的美国，已经意识到决斗这个传统不合时宜。一些州（如纽约州）已经开始立法禁止决斗。一些观念已经在转化的绅士，也摒弃了决斗的方式。可是，决斗在美国绅士们之间还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
那天发生的事情，是美国历史学家们不断研究的对象，可它至今还是一桩历史疑案。有一部分事实始终不清楚。
可以确定的是，汉密尔顿带着他的亲戚丘吉的一把手枪。这把手枪至少已经两次用于决斗。1799年，丘吉曾经用这把手枪崩掉了伯尔的一粒扣子。它的另一个故事，却是汉密尔顿一家最大的一个伤痛。
1801年冬天，汉密尔顿19岁的长子菲利普，为了维护父亲的声誉和别人发生争吵，争吵中对方使用了一句骂人话。那时候，是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的，某些被认为是羞辱人格的话，例如“懦夫”这样的词，是不能出口的，一经出口，对方必提出决斗的挑战，否则就没有尊严再活下去了。因此，年轻气盛的菲利普随即向对方提出决斗挑战。有一种说法是，汉密尔顿的儿子在决斗前，和父亲有一番谈话。他想问父亲，他应该不应该去决斗，他在决斗时能不能杀死对方？汉密尔顿说，一个绅士，必须维护自己的声誉；但是，他提醒儿子，他是一个基督徒。结果，汉密尔顿的长子在决斗中没有开枪，自己却身负重伤。
当时，这样的挑战虽然经常发生，可是，大多数决斗，又能够经过一套由助手协助的操作，有面子地和解而取消。汉密尔顿在那时自己已经遇到过七八次这样的挑战，其中一次的对手，就是后来的门罗总统。但是，一次次地，这些决斗挑战都“荣誉化解”了，没有走到动武的那一步。因此，还有一种说法是，汉密尔顿听说儿子的事情之后，凭经验认为会化解取消，没有认真干预。直到他听说双方沟通失败，决斗已经发生，他大吃一惊赶去，儿子已经身负重伤。
这两种说法并不完全冲突，可能都是不同侧面的事实。确切发生的，是决斗的第二天菲利普死去了。汉密尔顿17岁的女儿，经受不了如此打击，精神失常。
汉密尔顿和伯尔的决斗，一共发了两枪。伯尔没有受伤，而汉密尔顿受到致命的重伤。
可以想像，事情发生之后，在纽约甚至全国，成为爆炸性新闻。伯尔在刺激之下一路向南，直奔到佐治亚州才停下来。报纸上谣言四起。例如说伯尔穿的是特制的防弹衣，刀枪不入；也有说他事后弹冠相庆，只后悔没有射中汉密尔顿的心脏云云。
目击者是双方的助手，医生只是听到两声相隔数秒的枪声。可是，两名助手的描述又不尽相同。此后，各方面，包括法庭，展开了详细的调查。基本事实是，汉密尔顿在“赴约”之前，曾经写下：由于宗教信仰原因，他将不会开枪。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又似乎不是这样。在决斗开始前，他曾要求推迟一会儿，容他戴上眼镜。汉密尔顿率先开枪，事后也找到了他发出的枪弹，但是，子弹偏离伯尔所站的位置很多。另外，可以确定的是，伯尔对汉密尔顿事先写过不开枪的想法，完全不知情。他后开枪，但是击中了对方，汉密尔顿应声倒地。当时，伯尔表现得非常震惊，立即要到汉密尔顿身边去，却被助手阻止，把他带向小船。走在半路，他坚持要回去和汉密尔顿讲话，可是助手还是不同意他过去，让他立即离开了决斗现场。
我前面说的、成为疑案的历史迷雾，是涉及双方在面对自己和对方生死之时，在开枪的一瞬间的想法和决定。虽然，只要是遵循规则，从决斗本身来说，他们是在押上自己的生命，也有权击中对方的要害。可是，在那个时代的美国，已经是决斗的末期，真的决斗导致致命的很少。再说，那是两个如此特殊的人。所以，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以后，一代代历史学家都想要知道：汉密尔顿，还有伯尔，他们在这一个瞬间，是真想致对方于死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