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说，一些历史学家根据汉密尔顿事先写下的文件，和他事后自己的说法认为，虽然汉密尔顿先开了枪，却是有意地打偏的，他不想伤害对方。一些历史学家也根据当时决斗的一般规律，以及伯尔事后的表现认为，伯尔也并没有要在决斗中杀死汉密尔顿的打算。比较可能的情况是，伯尔在对方先开枪的刺激下，也只是想打中大腿之类的不致命部位，以造成对方轻伤结束这场决斗。可是，他也打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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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4年的信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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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历史学家们尽可能地依据事实做出的研究，由于推测的都是决斗双方在瞬间的念头，其实，那是永远也无法真正确定的了。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决斗？在当时，大量决斗挑战都可以通过沟通化解而避免动武。就汉密尔顿来说，他遇到过十一次决斗挑战，只有这次走到最后一步。为什么这次就不能避免？最重要的是：这场决斗究竟表达着什么？
事情的起因，看来似乎不是一件大事。1804年6月18日，伯尔要求汉密尔顿对一封信件的内容做出解释。信的作者是库派博士，上面有这样一句：“我还可以告诉你有关汉密尔顿将军对伯尔先生鄙视的看法细节。”
信件内容没有汉密尔顿的原话。因此，伯尔的指控显得空泛。按照历史学家们对此类荣誉纠纷的研究，汉密尔顿假如断然否认有这样的事情，很抱歉发生如此误会，那么，伯尔就很难不接受这样的解释，事情也就过去了。
在这个当口，谁也没有料定事情一定要走向严重的后果。伯尔的信只是要求解释而已。
也许，正因为如此，也因为伯尔手里没有什么把柄，汉密尔顿的回信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还含着一点轻蔑：你似乎认为，我有必要对一件没有被证明是不恰当的事情，认错或者不认错。你给我一大块捕风捉影的东西，里面真真假假的可能都有，我怎么判断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说过的事情，只是我们竞争15年来的那些政治对立。原则上说，我如果认同你的质问，先要看别人对我的讲话所作的推论是不是公正。
不提也罢，一提15年来的政治对立，伯尔显然被惹火了。争论也马上升级。言辞中更多地涉及了双方的荣誉。一个星期的来回交锋之后，事态的走势已经非常不妙。这个时候，也许双方都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都开始为自己找了交涉的助手。后来，这就是他们各自的决斗助手。汉密尔顿第一次请了自己的朋友潘德尔顿作为助手。在这样的情况下，潘德尔顿脑子非常清楚，他的任务就是要避免决斗。他依据古老的“决斗法则”，终于劝说汉密尔顿写下了如下声明：对库派的谈话，现在回忆起来，“凡我有关政治原则和对伯尔上校看法的相关言论，无一例涉及他过去的行为或私德”。针对规则，汉密尔顿再一次强调，他和库派的谈话，“完全是政治话题，没有一点涉及伯尔的不名誉行为或者私德”。
历史学家认为，“即便是以挑剔的眼光去看，这样的让步也足以结束这个事件了”。伯尔应该把它看做是一个间接的道歉。因为这是常识，也是规则：所谓的名誉问题，所谓的绅士名誉纠纷，只和对个人品行的攻击有关，无涉政治等其他大话题。这些公共话题哪怕分歧再大，争论、反对、攻击的言辞再激烈，也和绅士的个人名誉无涉。汉密尔顿完全是循着决斗规则，来划开个人和政治批评的界限的。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切已经太晚了。
他们曾经是老相识，相识大致都要超过30年了。之所以提起15年的这一段，是因为他们在15年前，在美国成立之后，都开始从政，而分歧由此而来。
1789年，汉密尔顿和纽约州的州长科林顿竞选，汉密尔顿失败了。事后，曾经帮助汉密尔顿竞选的伯尔，最终接受了科林顿委任的州司法部长的职位。这是他们之间第一次有了裂痕。汉密尔顿认为伯尔是缺少政治原则，去帮了他的对手的忙。两年之后，1791年，在纽约州的国会参议员的竞选中，伯尔击败了打算连任的汉密尔顿的岳父，取代了他的位置。而后者是国会中汉密尔顿最有力的支持者。伯尔进入国会参议院之后，又反对汉密尔顿提出的财政计划。后来，伯尔反对汉密尔顿成为纽约州的候选人，而到1792年，汉密尔顿反对伯尔成为副总统候选人。
1800年，托马斯·杰佛逊和伯尔得以入选正副总统，又因两人票数相等，在决定谁是总统、副总统的问题上，形成僵局。按照宪法，这种情况下，将由众议院一州一票决定。汉密尔顿看不起杰佛逊，但是更讨厌伯尔。汉密尔顿表示，尽管杰佛逊在政治观点上和他相冲突，却“远不是一个危险的人”，而伯尔则“一无是处，就连最偏袒他的朋友，都不会认为他有好的私德。他已经身败名裂”。他宣称伯尔“不论于私于公，都不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因此，不能让伯尔当总统。他积极活动，利用他在众议院联邦党人中的影响，游说众议员投票给杰佛逊。众议院经过几十次投票，终于选出杰佛逊成为美国第三任总统。伯尔落为副总统。
也许你会问，那么伯尔这个人究竟如何呢？历史学家一般认为，在对待公众事务上，他和华盛顿将军的形象恰成反比。华盛顿将军没有私心，而伯尔是个私心很重的人。汉密尔顿在１５年中，当然是攻击过伯尔的私德。可是，要汉密尔顿就他们１５年的恩怨和对伯尔的攻击作广泛的道歉，又是不可能答应的要求。假如汉密尔顿这样做了，那就是他自己的绅士名誉被终结了。
避免决斗的“荣誉化解”是需要双方退步的。大多数情况，尤其是处在决斗时代的尾声，在成熟的政治家之间，大家都知道，以生命为赌注不是上策。所以，一旦由于一怒之下发生的危机出现，他们大多是双方在主观上寻求保留各自面子的“荣誉化解”。在过去汉密尔顿和门罗的决斗挑战事件中，显然可以看出，他们沟通的信件是在相互找台阶、也是相互给台阶的。而假如一方下定决心决斗，另一方就很难解脱，因为强行挣脱的行为，本身是损害自己名誉的。正如汉密尔顿在留下的声明中，坦承自己对伯尔的政治原则、品格和看法，都有过批评，也批评过他作为绅士的私人举止。可是，汉密尔顿也表示，伯尔要求他作一个“不限定范围的、广泛的道歉”，是“超出了他的可能”。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通信谈判，伯尔完全失去耐心，1804年6月27日，他对汉密尔顿发出了赴新泽西州某地“约会”的邀请。汉密尔顿要求推迟几天，处理了自己的私人事务。他们双方都各自立下了遗嘱。如他们的助手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他们双方都是遵守了古老的决斗法则，他们虽然是违反法律，可是他们遵循了维护绅士们荣誉的更高的律令”。
汉密尔顿和伯尔，他们不仅是政坛上的老相识，还是独立战争期间的老战友。1804年7月4日的美国独立日，独立战争义军的老兵组织，“辛辛那提退伍军人协会”聚餐，他们最后一次坐在同一席就餐。伯尔在那天显得沉默而情绪低落，而汉密尔顿却高亢地唱了一首英国军队的老歌：“战士啊，为什么你的事业就是赴死？”在此前一天，汉密尔顿还举行了家宴，来客中，汉密尔顿邀请了他的政治对手杰佛逊的前私人秘书，还有他已与之决裂的前亚当斯总统的女儿和女婿。
美国独立日的七天之后，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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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4年的信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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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个事件，可以看到许多偶然的因素导致了事件的走向。但人们也发现，事情是如此复杂，除了政治观点的“对和错”、政治人格的“优与劣”以外，无可否认，还掺杂着在声明中、在公开场合不会发表的个人私怨。可是，撇开这些之后，这个被称为是“美国早期政治史上最戏剧性的一刻”，这样一场历史性的决斗，究竟在告诉我们什么？
汉密尔顿对伯尔的戒心不是凭空而起的。伯尔出生于名门望族，他的父亲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他参加过独立战争，是一颗迅速上升的政治新星。但是，他被包括汉密尔顿的很多人认为有野心而无原则。
这场决斗事后被交付法庭调查，虽然决斗发生在可以合法决斗的新泽西州，虽然并没有发现伯尔有违反决斗规则的行为，因此他没有被法律起诉。可是，那已经是美国决斗文化的末期，一些地方如纽约州已经禁止决斗。也就是说，很多人对这样的“传统”已经感到完全无法接受。因此，作为副总统和参院议长的伯尔回到参院时，议员们看着他，就像在看着一个谋杀犯。他杀死汉密尔顿的名声使他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1805年，据说伯尔想在美国西部包括密西西比河谷、墨西哥等地建立一个王国。为此，1807年他被以叛国罪起诉，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主持审判。最后，由于他没有具体颠覆美国的行动，他的叛国罪指控没有成立，被宣布无罪开释。但是，从此伯尔再也没有回到政界。
这次决斗不仅仅是两个政治家的个人争执导致了悲剧的结果。在这一幕悲剧之下，潜藏着建国初期美国的政治文化。
美国是一个共和国，可在两百多年之前的建国之初，还是过渡中的精英政治的舞台。我们前面说起过，华盛顿的内阁一开始只有四个部长。联邦的政界人数并不多。最初的选举选出来的，自然主要还是原来各州的绅士们。华盛顿的第一任内阁，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是参加过独立战争的第一代国家的创建者。可是，建国以后，不仅政治格局不一样了，人们对待公职的态度也在变化。对从政有兴趣的人们都看到，联邦政府正在给大家提供一个越来越有前途的政治活动大舞台。
这个大舞台是开放式的，和美国的制宪会议的精英小圈子完全不同。制宪会议之后，一批人离开了政治，如莫利斯这样的经营者。一些人有着很强的责任心，如华盛顿总统等，在众望所归之下，被推上了这样的位置。他们还保留着西方古典政治时期的观念：公职就是奉献，是服务公众。还有一些人，热衷于政治活动，主要是出于他们对国家的责任。也有一些人，责任感和政治雄心兼而有之。在他们的周围，从联邦权力结构诞生的那天起，就立即聚集起大批形形色色的、对政治活动有浓厚兴趣的人们。联邦政治权力在展现着它的魅力，古典政治，不论从观念到形式，都无可避免地在向现代政治转化。
你一定还记得，美国的建国先贤们，曾经是如何真诚地讨厌结党。在联邦以前的、以州为单位的小国政治以及相对单纯的政治环境中，一个正直的政治家，完全可以避免结党这样的事情。可是，大国的政治活动是开放式的，自有它自己的规律。几乎在联邦政府成立的第一天，尖锐的政治分歧就出现了。既然民主政治是大家参与的事情，在对立的政治人物周围，自然聚集起民众。结党终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在费城会议之后，为了推动宪法的通过，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曾经一起写了大量文章，表达他们的主张，被称为是联邦党人。可是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党。之后，反对联邦党人观点的人，就被称为是反联邦党人，也不是一个明确的政党。一开始，对于“结党”，仍然是有顾虑的。可是，随着大规模的政治运作，以及由于观点相同人群的组合，开放式的现代政党，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自然形成起来。不论人们最初是多么憎恶结党，最后都如孤立的小舟，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个个政党的大潮，也卷入了与此相关的党派纠葛。
由于政党是自然形成的，规则规范一开始显然没有跟上。大范围的、无规则的政党活动鱼龙混杂，言论行为都开始失控。政治观点的对立，很快走向人身攻击，开始恶性循环。费城会议上，虽然观点对立，激烈争论，却能够光明正大、以诚相见。可是今天，在大批民众参与的政党活动中，这种古典的传统氛围必然受到污染。也使得很多昔日朋友一旦成为政治上的对手，立即就势不两立起来。假如说，人们还在试图把汉密尔顿和伯尔归作不同政治品格的冲突，那么，当我们看到汉密尔顿和杰佛逊的对立，看到汉密尔顿和亚当斯的对立，以及其他不胜枚举的例子，就会发现，在现代政治运作中，政治对立最后演化为个人之间相互的不信任甚至怨恨，是多么容易发生。
汉密尔顿和伯尔的决斗，是古典政治最后的遗风。这并不仅是指决斗这样一种习惯，而是在背后把他们送上这条道路的政治文化。在那个时候，美国的建国者们还站在时代的转化之间。政府官员的个人品格，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谓的绅士荣誉，就是个人品格的被认定。这样传统的政治文化，形成了人们对绅士荣誉极度重视的态度。
即便是主动挑战的伯尔，也是在拿自己生命争回自己的荣誉。汉密尔顿也一定要把自己的荣誉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令人惊奇的是，论及当时的状态，他们两人其实在政界都已经没有很大的前途。伯尔既失去了继任副总统的可能，也失去了共和党的信任，又无法被联邦党人真正接纳。汉密尔顿离开公职多年，由于他和联邦党人的分裂，即使在他的第二家乡纽约州，影响力也已经越来越小。可是，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对于自己仍然必须被看做是一个“绅士”，竟然看得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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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4年的信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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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建国者们的政治经验，一开始是基于一个个“小共和国”的古典政治模式的。在这样的政治文化之下，在制定宪法的时候，虽然设立了监督机制，可是在内心深处，美国的建国者们，还是会依据他们以往在古典政治中的从政经验，不由自主地预想着，通过选举是挑选出一批私德相对可靠的好人，作为这个国家的管理人员。因此，在宪法中才出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选举总统的条款，那就是，大选举团选举总统的时候，每人可以投两张总统票。得票最多的人，当选总统，而得票次多的人，当选为副总统。因为按照古典政治的推论，得票最多的人，应该是“最好”的人，而得票次多的人，自然就是“第二好的人”。这样的搭配，不就是最佳组合吗？
在美国的第一、第二两届总统选举中，这样的古典政治的理想似乎在实现，全票当选的华盛顿总统和他的副总统约翰·亚当斯，都算是“德高望重”的老派绅士，是很能够自律的政治家，因此，似乎这样的设置能够达到目的。虽然现在来看，这只是一个历史过渡而已。华盛顿总统完全是一个古典政治中的楷模。他其实非常不适应在党派对立的政治生活中发生着的种种弊端。他虽然两次以全票当选为总统，可是，华盛顿在第一次任满时就不想连任。混乱的局面使他心灰意懒。也正是大家认为，除了华盛顿，没有其他人能够稳住和平衡最初的这阵混乱，才力劝他连任。任满两期，华盛顿说什么也不干了。
1796年，华盛顿的离任是美国古典政治结束的第一个信号。美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全票当选”这样的事情了。党派两分，选票也两分。华盛顿的副总统亚当斯，已经身不由己地成了联邦党人的重要领袖之一，并且当选了总统，可是，他已经不是那么胜券在握了。亚当斯比副总统托马斯·杰佛逊只多了三票，而且，他们两人分属对立的两党，观点对立。
在制度实行的过程中，美国人终于发现，在政党政治之下，最可能的情况，是得票最多和次多的两人，分别是对立两党的领袖。谁都可以一眼看出，这样对立的总统和副总统，无论如何算不上是什么合作的好搭配。就这样，到1800年大选，党派竞争更为明显了，现在成了分属两党的现任总统和副总统，在竞争下任总统。而年轻的共和国，不仅监督机制没有完善，党派兴起之后，运作的规则也还没有建立。在这个开放的政治大舞台上，许多人或许出于政治热情，或许出于权力的欲望，开始对他们的政党领袖推波助澜。1800年大选演成了一场相互攻击的轩然大波。
在联邦党人一方，汉密尔顿在大选前，突然写出一本五十几页的攻击亚当斯总统的小册子，在国会的一些议员中散发，并且很快被对手党拿去在纽约出版。这使得联邦党人产生分裂。
亚当斯可谓是代表古典政治理想的最后一人。在竞选中，他没有做任何私下的操纵，去煽动舆论反对自己的对手杰佛逊。他甚至遵循古典政治运作的原则，认为自己为自己宣传、评功摆好的竞选活动，不符合一个绅士的道德观。他告诫门罗，不要把他的名字和这些竞选活动联系在一起。在1800年的大选形势下，有些人甚至认为，亚当斯总统如此“过分天真”，正是他“落后于时代”的表现。
相反，亚当斯的竞选对手杰佛逊已经完全适应了新的时代。他参与了竞选中的种种活动，有的还算是光明正大，有的已经不是古典政治风格了。最终，这一切深深伤害了亚当斯和杰佛逊从争取独立时代就开始的私人感情。
新建的总统府开始启用。1800年11月1日，亚当斯总统在没有通知下属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仪式，自己搬进了后来被称为白宫的地方。刚巧在场的两名官员和几个工人迎接了他。第二天，他给妻子写信，第一行是：“华盛顿市，总统府，1800年11月2日”。然后，他写道：“我请求上帝赐福于这所房子，以及此后的入住者。但愿从此只有诚实和英明的人，才得以住在这个屋顶下，管理国家。”
这个时候，亚当斯已经读过汉密尔顿写的小册子，也看到了两党互相攻击中种种恶语相向的情状，他差不多知道自己马上就将永远地离开这个地方了。他写下的，是那个正在逝去的时代的一个古典政治家，为他们曾经有过的理想，在白宫留下的一个纪念。
此后的故事，我前面已经讲过，汉密尔顿在大选前夕造成联邦党人分裂，成为亚当斯在1800年大选中落选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向支持联邦党人的纽约州，倒向共和党候选人。结果，亚当斯落选，杰佛逊和伯尔因两人票数相等，谁当总统，相持不下。众议院在经过三十六次投票，才选出杰佛逊成为美国第三任总统。而汉密尔顿由于支持杰佛逊，也因此和副总统伯尔加深了怨恨。
1800年大选，给了美国政界很深的影响，现代政党政治已经事实上成为民意集中表达的一种渠道和主要方式，可是它还远远没有规范，还没有发展出大家认可的游戏规则。
1804年，美国通过了宪法第12修正案，将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在选票上分开。也就在这一年，汉密尔顿和伯尔进行了这场决斗。1804年的宪法第12修正案，为美国古典政治时代的远去，发出了第二个信号，而两个绅士政治家为荣誉而决斗的枪声，成为它的一个回声。
祝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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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古典政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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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古典政治
卢兄：
谢谢你的来信。你问道，为什么说美国的宪法第12修正案，是又一个古典政治远去的信号。它不是一个技术性的措施吗？
说起美国的第12宪法修正案，还是要从费城制宪会议制定的选总统方式说起。
制宪会议规定的选总统办法，其实非常简单。每个州推选出的选举人投票选总统。宪法规定，每人可以投两张总统票，其中一名必须不是本州人。最终选出票数最高的人为总统，次高的为副总统。
这样的制度设置，源于一种思路，就是“选好人”。是设想每个投票人都会挑选自己心目中最符合总统标准的人。标准很自然，就是道德和能干。而大家对于“好”的理解，更偏重于道德。就像在制宪会议上，富兰克林对于政府的忧虑非常典型：“我们知道第一个总统会是个好人，可是，谁知道后面会选出什么家伙来呢。”大家都知道，他指的“好人”是华盛顿将军。
在费城会议上，所有的人都有同感，因为华盛顿将军的道德，是久经考验、有目共睹的。也就是说，假如他们能够确信，以后的候选人都是华盛顿这样十全十美的“好人”，也不用费神设置那么多监督机制了。所以，费城会议上有关“选举”的概念，是“尽可能”选出“好人”来。“不够好”的，让制度来制约他。
这是一个单线选择的思维方式，所有候选的政治家都是排在一条队伍里的。他们排队的先后次序，是依据他们“好”的程度，就是道德和能力水准的程度。排在队伍最前面的，就是最好的两个，让他们分任正副总统。而且既然是道德最高尚的两个人，他们也必定会合作、配合得最好。
宪法被批准之后，1789年，美国进行了第一次总统选举。这次选举完全是按照富兰克林的预料、其实也是大家预料的方向完成的。华盛顿全票当选，亚当斯以次多票当选。开始第一届的“好人政府”。
首次选举的特点是，没有竞选。因为在这样的概念下，不竞选才是正常的。一方面，经历了1776年独立战争之后，大家对于“老一代革命家”，对他们的品行心里都有一个谱。因此认为，根本不用竞选。“施政如何”是和“总统个人道德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好人，当然会尽力以最公正、最好、最廉洁的方式来管理这个国家。候选人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要竞选、要出来说明自己将来的施政纲领。因为不论是在选举人或者候选人的观念中，竞选就是道德和能力的高下之争。假如自己出去竞选，就是一个人到公众面前去宣扬自己是如何道德高尚，这样的行为本身，就不符合绅士们谦虚的美德，就已经“不那么道德”了。
再有，就是候选人没有党派。在绅士们看来，结党没有必要，甚至也是不道德的行为。
华盛顿和亚当斯就是这样古典政治中的“好人”，他们的一个特点是，宗教生活使得他们一生都在自省之中。以致他们离开青年时代，步入中年、晚年之后，都会不断在书信和日记中，认真地提醒自己的为人之本，如诚实、正直、尽职。似乎那是一个没有止境的、永远要追求的人生目标。
华盛顿的“好”恰体现在最初的监督机制不完善的时候，他表现出的中庸和克制，成为后世的典范。那个时代，反对党派和政府其他分支的平衡机制还没有成熟。所以需要行政分支尽可能自制，不恶性膨胀起来。如亚当斯对自己副总统职权的克制，如华盛顿总统竭力维持中立、小心听取两派意见，都是很重要的开端。他们的这种克制、谨慎，几乎表现在每一个细节中。
华盛顿总统刚刚上任不久的1790年4月17日，制宪会议上年龄最大、有着极高声望的富兰克林，在费城去世了。众议院通过决议，在议会搞了哀悼仪式，可是参院和行政分支却拒绝这样做。按说，这本来是向公众表现自己对战友和先辈“有情有义”的一个机会，可是华盛顿对提出要求的杰佛逊说，他觉得最好不要开这样的先例，因为一旦做了，他不知道以后怎样来制定标准，什么人才能够享有这样的殊荣。他们对于由官方出面的给个人的“崇拜”，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华盛顿总统的克制、不“作秀”，其实反映了他的道德自信。
对于华盛顿你已经很熟悉了，我再给你介绍约翰·亚当斯。
亚当斯是一个非常用功的学者，一个非常有原则的律师。他虽然没有参加制宪会议，可是，早在1776年，《独立宣言》刚刚发表、离制宪会议还有11年的时候，他写下了一本小册子《关于政府的思考》。在这本小册子里，他已经指出，“人民的幸福才是政府的目的”，共和制是“法治而非人治”的。他还指出“独立的司法体系”是司法公正的关键。他特地指出司法权必须和行政权、立法权分离，这是他对当时殖民地政府的反思。
1779年，在费城制宪会议的八年前，亚当斯在出使欧洲、短暂回国的间隙里，就为他所在的马萨诸塞州起草了宪法草案。现在我们去看，美国宪法几乎就是它的翻版：参、众两院的立法机构，一个有否决权的州长作为行政长官，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由最高法院任命的、表现良好即可终身制的法官。在前言里，还有一篇“人权宣言”。这部由亚当斯起草的《马萨诸塞联邦宪法》，现在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至今还在使用的宪法。
最令人折服的是，他在早期的律师生涯中，就能够不为民众和大的政治局势所左右，坚持在办案中不偏不倚、让证据说话。1769年，在英军强行上民船抓壮丁当兵的事件中，他为四名在被抓时抗命、杀死了一名英海军军官的美洲水手作正当防卫的辩护，并得以胜诉。可是，一年后的1770年，坚决主张美国独立的亚当斯，在被人们称为“波士顿惨案”的事件中，为开枪打死了民众的英军士兵辩护。当时，已经没有一个律师肯为这些士兵辩护。亚当斯却逆着民众的怒潮，接受了辩护的邀请。他诚实地分析案情、提供证据，做出了逆民众愤怒而行的判断和辩护，使得几名英军士兵得到了公正的裁决。他自己的律师业务因此大大减少，还被愤怒的民众攻击，可是他依然坚持了法律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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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古典政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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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讨“对英合约”的时候，他和汉密尔顿的观点不谋而合，就是不能任意没收“亲英保皇党”的财产；欠下的外债、包括对英方政府和个人的欠债，都要偿还。要知道，在当时的对英谈判中，他的这种看法是孤立的少数。可是他始终坚持美国不论经济状况多差，在可能的时候，一定要还债。他认为，否则的话，那是美国的耻辱。
他是最早提出美国独立主张的，在战争的大多数时间，他兢兢业业地奔波在欧洲，为独立战争筹款。直到制宪会议结束，他还是在任驻英国和荷兰大使。照理，他不是像华盛顿将军这样的领导战争的实战英雄，又一直在海外，到大选前夕才回到美国，选举好像应该没有他的什么事儿。可是，他的资历，他千辛万苦的外交努力，赢得了大家的敬重，当时几乎是可以预料的，他会当选为副总统。
不过，美国的总统和副总统的功能，差别简直太大了。这种差别，可以说一半是由宪法规定的，另一半也是在运作的过程中确立下来的。
从亚当斯的个性来说，他习惯了高声雄辩，在欧洲见过大世面，又在外交生涯中练就了口才。一开始，他也是凭着对副总统名称的期望，认为副总统就是作用仅次于总统的政治家，大有作为。直到上了任，才发现自己的位置最好是“尽量克制自己”。
美国宪法规定，副总统是参议院的议长，也就是参院开会时的会议主席。从费城制宪会议上华盛顿的主席角色中，你一定已经看到，美国会议的主席，承袭的是英国的议会传统，他不是一个开口洋洋万言、指导方向的领袖，他只是一个维持会议公平的人，他自己的意见很可能根本没有机会表达。按照宪法规定，这个议长又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投票权，只有在选票持平的情况下，才得以投出定乾坤的一票。事实上，这样的机会很少。在亚当斯的整个八年副总统生涯中，他只有三十多次的投票机会，已经是迄今为止的副总统中，投票机会最多的一个了。
可是，宪法并没有规定执政过程中，副总统不能参与总统的决策。他们两个人应该如何协调、合作，光看宪法，就完全不清楚了。因此在实践中，副总统完全可能耐不住寂寞，冲到前台，“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可能就起了干扰的作用。因此，“第一个行政当局”的样板非常重要。在这个过程中，亚当斯逐渐理解总统单独决策的重要性。他认为，是这个国家“以其智慧为我设计了一个最不重要的位置”。亚当斯为此后美国的副总统们建立了不成文的规范，就是“克制自己的雄心”。他仅有的投票机会，都用于对总统的支持。
八年下来，他基本上固定了美国副总统的实际位置，就是参院的一个尽职的会议主持者，一个总统的预备候补人。只要总统没有什么不测，他就基本让总统全权做主。他的克制，使得此后的美国副总统的定位，基本都按照这样的模式形成传统。一个有能力的政治家，竭力去施展政治才华不难，而为了公众利益，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自觉地抑制自己的能力，却大概只有绅士政治家才能做到。所以最初的总统任期由“好人”担任，对美国来说是很幸运的。
华盛顿挑选的内阁，也是他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挑选的。四名部长都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参与者。托马斯·杰佛逊被任命为国务卿，主要就是处理外交事务。可是，在政治倾向上，他的侧重明显和总统是不一致的。华盛顿最初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因此，他只有四名部长的小小内阁，就因汉密尔顿和杰佛逊的看法不同，率先开始了对立政治观点的激烈冲突。
在华盛顿和亚当斯任正副总统期间，美国经历着最初的动荡和危险，在华盛顿的支持下，汉密尔顿财政改革使得美国渡过了经济危机，可是，一场政治风暴又随着法国的巨变而袭来。法国革命就发生在他们上任的那一年，整个事态就在他们的任期内发展。远隔大洋，可是消息不断传来。这对于美国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冲击。
一方面，美国自己刚刚“革命完毕”，而且是在法国的帮助下，从英国手中独立的。在民间，听到“革命”就容易热血沸腾，亲法仇英的情绪很容易被煽动起来。因此，尽管华盛顿和亚当斯都避免介入党派活动，可是，对法国革命的态度，明显使得所有的人，至少在政治观点上站队分开。而华盛顿和亚当斯，显然和当时以杰佛逊为首的一派观点相悖。建国之初，美国真是自己的麻烦已经够多，还偏偏刮来如此强劲的一阵法国风。
在他们这一届政府走马上任，随即爆发法国革命之后，杰佛逊认为，华盛顿、亚当斯以及汉密尔顿，他们对法国大革命持有保留，必定是因为他们倾向君权；并且认为，美国的共和国处在君权复辟的危险之中。正是为了反对这样的“君权主义”，他才和麦迪逊等人一起，组成反联邦主义者的政党，叫做“民主共和党”（简称共和党），以表示和“君权主义”的对抗。他也认为法国的雅各宾党人“和（美国的）共和党爱国者是一样的”。
这些原来的好朋友，独立战争期间的战友，此时的看法是如此不同。在杰佛逊对路易十六被砍头表示支持的时候，亚当斯对一名英国记者说，人类最终会发现，假如大多数人失去控制，他们和不受约束的暴君一样，会变得专制残暴。
这些观点上的分歧牵涉到外交政策，就变得严重起来。英国已经对法宣战。1793年，由法国雅各宾党人掌控的政府，向美国派来使节。顶着当时法国最时髦的头衔“公民”的法国使节热内，在美国的南卡罗来纳登陆，一路演讲，而且高唱填写着“自由”新词的马赛曲。他受到美国共和党和民众的热烈支持，美国的雅各宾俱乐部大量组织起来。热内除了传播革命精神，还要出资武装美国的私人船只，让他们攻击英国商船，破坏英国的海上运输线，以实际行动支持法国革命。
在华盛顿接见这位法国使节的时候，华盛顿总统冷静、正式地表示，美国严守中立。这使得这位法国使节认为，华盛顿的美国政府一定也快要被“革命”了。形势确实有危险，在美国各地，亲法的政治俱乐部们在壮大。杰佛逊因此认为，这正反映了人民反对政府“冷漠的谨慎”，而且高兴地看到“1776年的老革命精神又在燃烧”。但那已经是1793年，法国革命的恐怖时期随即马上到来。同时一场吞噬了5000人生命的热病袭击了费城。法国革命的三巨头也很快被“革命”吞噬。消息传来，激情涌动的美国民众回到常态，转而支持华盛顿对欧洲战争的中立立场，杰佛逊也终于表示，他支持华盛顿的中立政策。
杰佛逊几乎是不相信革命、自由、人民，这样美好的理想也会有问题。虽然和汉密尔顿在财政改革上的矛盾成为他1793年辞职的导火索，可是作为华盛顿任命的内阁成员，一个国务卿，也就是外交部长，和总统的外交观念及判断差距如此之大，恐怕也是他辞职的一个原因。杰佛逊就是在1793年的最后一天辞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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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古典政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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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佛逊的辞职，其实已经反映出“好人政治”在行政分支组成思路上的重大问题。华盛顿在组阁的时候，他的选择标准是好人内阁，而不是和他的执政理念最一致的内阁。他考虑了道德和能力的标准，却没有考虑顾及到对政策看法的一致性。
还在危机之中的时候，1792年，美国迎来了第二次大选。这次选举还是按照宪法原来的规则和思路在走。还是每个选举人两张选票，选出最高票、次高票的两位候选人来担任正、副总统。看上去，似乎和第一次选举的情况一样。连结果也一样，华盛顿以全票当选为总统，亚当斯以次高票当选为副总统。
可是，这种表面上的一致，并不能掩住整个社会氛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从华盛顿和亚当斯，美国这一对最早的正副总统来说，虽然在竭力避免属于人事的结党和党派之争，可是，他们仍然是有自己的观点倾向的。他们的政策就在反映出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倾向，其实，这就是“一个政治派别”的基础。就美国社会来说，虽然在第一次大选之前，就有了“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的说法，可是那时还不是清楚的政治党派，而在美国第二次大选的时候，它们已经是明确的两党了。对第一届政府行政分支的政策，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美国社会已经清楚地划分出了民众不同的政治倾向。反对党派有了自己的报纸，大声疾呼自己的观点，批评攻击总统和他的内阁。在第一次选举之前，那个对华盛顿几乎是众口一词颂扬和崇敬的美国，已经消失了。
就华盛顿总统来说，他还是坚守原来的古典政治的概念。他认为自己当选，是大家认为他的品行适合于担任这个公职，现在看到有些漫无节制的报纸已经把他骂得体无完肤，他就觉得，自己几乎失去再留任的意义了。就是说，大家认为我好，那么我应该为公众服务，既然你们认为我不好了，我自然就应该下去。同时，在华盛顿总统的观念中，党派纷争仍然是完全负面的事情。而当时党派活动的不规范，出现大量个人攻击，更促使他坚信自己的想法。而他也看到，假如他继任，几乎无法避免要顶着一个党派的称号。因此，华盛顿在第二次大选之前，已经根本无意连任了。
亚当斯也是如此。大选前的整整几个月，国会休会，他就回了老家。直到联邦党人的汉密尔顿给他写急件催他回首都，说是“我知道你本人对选举没什么兴趣，不过我不希望你对建立一个好政府也如此冷漠”。
所以，虽然有了党派竞争，可是总统候选人还是没有要竞选的意思。在当时的混乱局面下，华盛顿最终接受大家的劝告，相信自己必须再服务四年。从选举结果来看，大家权衡下来，也都认为，这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华盛顿再次全票当选。
选举方式和最后的选举结果没有变化，可是选举的本质已经在变化中。虽然由于华盛顿的声望，反对党还根本无法与之匹敌，虽然第二届的总统、副总统还是被选举连任，可是他们的当选，其实已经不仅仅是再次代表他们个人，即两个好人当选，而是“联邦党人”当选了。
由于华盛顿和亚当斯连任了第二届的正副总统，因此这个为“选好人”设置的选举制度，在一个已经形成政党的社会里可能出现的问题，就被掩盖了。
1796年，在华盛顿、亚当斯的第一、第二届政府运行将近八年之后，美国面临第三次大选。
华盛顿虽然两次以满票当选，却坚决不再竞选连任了。1796年的美国的大选，由于华盛顿的主动离去，失去了具有压倒优势的总统候选人。共和党摩拳擦掌，两党完全可以争一争了。因此，这一年的大选，就有了更明确的党派之争。
可是，选举制度还是原来的。1796年的总统选举方式，还是每个选举人两张选票，选出两个获最高、次高票的人，来担任正、副总统。可以说，当时美国社会的党派政治发展，走到了选举制度的前头。
虽然时至今日，总统的道德，仍然是美国人在大选年关注的事情。可是，自从有了党派，民众再也不会仅仅是以个人道德的高下来选择总统。而是哪个党派的执政纲领更符合自己理念和利益，成为民众选择的一个重要标准。
这第三次选举的结果是两党势均力敌，票数最高、次高的人，就自然成了两个对立政党的候选人。这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美国第三届政府的正、副总统，亚当斯总统和杰佛逊副总统，分别代表了党派观点的两极。原来在制度设置的时候，料定票数最高的两人，他们必定是两个“最接近的好人”，因此能够合作得好、带来最高效的行政分支，这样的希望，完全落空了。
1796年的大选，给美国的行政分支带来的是一场危机。总统和副总统南辕北辙。在古典政治的概念中，他们既然得票最多，他们就应该是最相近的两个人。可是，他们却是现实施政中差异最大的两个人。这种差异，不是说他们一个是“好人”，另一个就是“坏人”。他们可以都是道德上的好人，可是，在治国理念上，却完全可能是对立的两端。他们不但不能密切配合，还带来许多问题。例如，副总统不赞同、甚至反对总统的政策，给总统的工作当然带来困扰。可是，从副总统的角度来说，他原来是一个单纯的在野党领袖，可以公开地、旗帜鲜明地反对政府的政策，那是正常的监督。如今他却兼有“在野党领袖”和“体制内”副手的身份，地位变得不伦不类、不朝不野。
在他们意见相左的时候，杰佛逊只能在背后领导他的党人们反对亚当斯的政策，变得像地下活动。而亚当斯也想不通，为什么副总统没有恪尽职守地支持他，如同他当年对华盛顿的支持那样。他很自然地把一切归咎于杰佛逊的党派性太强。显然他们双方都觉得整个状态是不舒服的，可是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是制度的错失，造成了杰佛逊政治地位不应当出现的双重性。
在亚当斯就任总统之后，面临的是另一场战争威胁。1795年美国和英国签订了《杰伊条约》，那是一个和平条约。可是，英法在开战，法国就把这个条约理解为英美的结盟，并且拒绝美国派去作解释的平克尼将军。也许你还记得，这位将军也是当时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之一。现在，对英和平了，却轮到法国开始在公海上大肆骚扰攻击美国的商船。虽然从来没有宣战，可是，法国在海上对美国航运的事实战争却一直没有间断。
在亚当斯的执政期间，他最焦虑、最疲于应付的，就是如何不断地调节对法关系。曾经一度，所有的人都认为，和法国的全面战争已经无法避免。副总统杰佛逊和他并不合作，亚当斯独力支撑这样的局面，几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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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古典政治(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