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全镇47位人大代表的选票中，原定候选人只获23张，而半路杀出来的岑潮作却以24张选票当选，彻底打破了原来设定的局面。据调查，这位岑潮作是一位包工头，趁前任镇长因贪污受贿下台，该镇要选新镇长之机，用每张选票1000元的代价，拉了24张选票，在他活动过的26位人大代表中。只有2人拒绝了他的要求。这里不讨论这件事情的是非，但可以肯定，这种现象的出现，将会打破中国权力一元化的格局。因为岑只是一个未成功者，可似肯定有大量成功者存在。另外，郑州市委常委杨振海，两次收受贿赂保荐别人当官的事被“曝光”。1995年底，杭州市纪委亦针对当地利用亲族、宗族、财富、权势以及不正当手段拉选票干扰各地乡镇干部换届选举的现象作出通报批评。1995年11月重庆市沙坪坝区选举区人大代表，该区郭家岚垭村村民林洪全以每张选票一元钱的代价和当选后帮村民解决吃水问题的许诺，付出55元钱，共获得107票，压倒官方提出的两位正式候选人（一位得69票，一位得66票）而当选。后林洪全因此事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
1996年2月26日的《法制日报》登载了这样一件事情，由这里可以看出在非法治社会里权钱交易泛滥会导致什么局面。安徽省蚌埠卷烟厂厂长李邦福是安徽省企业界一颗耀眼的明星，因其特大贪污问题暴露，被安徽省及合肥市检察院收审。在收审期间，安徽省诸多看守所乃至军队的看守所都有人为其串供提供方便，通风报信，以至办案的检察官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将其转移地方。在追捕有关人犯的过程中，不断有人组织人马围追堵截，企图用暴力将人犯抢走。此案涉及安徽、福建、广东、江苏等四省及军队、武警和银行系统，但在办案的过程中，就连执法部门都没有很好地配合，以致办案人员在无奈之下，只得两次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出面干预。
从本质上讲，国家的权力是政权的权力，而社会的权力是财富的权力。政权的权力体现为不平等，财富的权力体现为平等。只要今后政府不再控制全部社会资源，就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任意用政权的权力干预财富的权力（即使用超经济权力干预经济权力），社会只要除了政治权力之外还有经济权力的存在，两种权力之间就会存在互相制衡和互相监督的可能。但是在中国，由于政府权力井未从经济领域退位，现在特别要警惕的是陷入软政权化和分利集团这两大交互作用的陷饼。前面几章中都谈到，我国不少社会成员之间常利用各自掌握的资源，在违反和抵制法规的基础上，为一己私利进行权钱交换，亦即存在反法制互利性；在这种以权钱交易为主要特征的“软政权”模式下，很容易形成各种分利集团，而这种分利集团一旦形成，必然会利用自己垄断的各种资源，通过种种寻租活动获取非法利益，而这些寻租活动又必然导致国家进一步软政权化。这种恶性循环发展到一定程度，我国政府将面对软政权化和分利集团这两大陷阱的相互勾结而无能为力。也就是说，我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完成以后，并不一定会引领我们进入法治化的公民社会，因为腐败的路径指向只会是类乎于南美、伊朗那种黑金政治当道、特权经济横行、贪污贿赂蔚为风气的金权政治。
第二，中国政府官员队伍因利益的分化从而产生了思想上的分裂。少部分直接管理物资或掌管资源分配大权的官员因权力而获益，他们的行为使社会管理陷入无序化状态，其利益伸张也和这种无序化的混乱状态相联系；但另一部分远离社会资源管理部门的官员，其利益则与社会稳定有序相联系，他们为稳定社会所作的努力会促使一些整肃社会政治道德的改革措施出台，这些措施或多或少会成为促使社会发展和稳定的条件。中国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反贪污腐败的力度不够，没有威慑作用，今天这种“杀鸡猴不怕”、“前车不远，后车又覆”的局面就还会继续下去，社会创造的财富仍会被贪官污吏大肆侵吞掠夺。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不可能保持活力和持续的增长；而反贪污腐败要真正到位，最终的结果只会促使政治体制的变革。因为中国今天这种制度性腐败和阶段性腐败，已扩张至社会各个层面，不可能只依靠严刑重罚、群众运动等浅层面的内部政务整肃而获得成效，必须将反贪污腐败变为一场不流血的革命，进行制度创新，否则这种任由贪官污吏、不法分子肆意伸张个人利益的局面，必然使国家陷入万劫不复之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