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和效率在经济伦理中属于贯穿始终的分配法则。在经济学这个大家族中，以讲分配法则为特点的政治经济学其实处于心脏地带。但由于以往那种布道式的单一讲授，政治经济学这些年备受冷落。转轨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因之也就一直未被认真研究过，但改革中矛盾的集结点恰好就是权力之手介人资源分配，使中国从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状态中直接走向由机会不均等导致的严重不平等。
10多年前中国刚开始改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当时（甚至现在在某些决策者的头脑中）还错误地将经济上单纯的数量增长看作是“发展”。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增长和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一个单纯的数量增长的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品的增加，包括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社会过程。
翻一翻10多年以前的著作，随手可触的是这样一些从先哲著作中引来的警句：“在一定程度上，文明是由社会不公推进的。”（罗素）
“科学和艺术都是从我们的罪恶中诞生的。”（卢梭）
应该说，这些话还比较含蓄，只是表达了这些学者对社会动力的公允见解。但一些作者引用下面这段凯恩斯的话，无论怎样，都有点直接为腐败辩护的意思了——因为当时大家都以为中国只是像所有的后发达国家一样，面临着无可避免的“阶段性腐败”，而这是改革必须要付出的“社会成本”和“代价”，所以当时有人常用这一段先哲名言为这种“阶段性腐败”的不可避免作出解释：“要注意！……至少在一百年内，我们还必须对己对人扬言美就是恶，恶就是美；因为恶适用，美不适用。我们还会有稍长一段时间要把贪婪、高利剥削、防范戒备奉为信条。只有它们才能把我们从经济必然性的地道里引领出来见到天日。”
对不公的道义张扬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基础。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本是西方的传统战略，其他理支持是：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蛋糕”做大一点，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改善。这种战略理论在西方以罗马俱乐部的报告问世而告结束，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己进行战略调整，转向注重公平优先的发展模式。本来，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诞生，从经济尤其是从分配上看，那种“按人头分馒头”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西方国家先增长后分配战略的否定。
但中国还是在改革中选择了这种先增长、后分配的发展战略。现在分析起来，也许是因为当时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已习惯了那种“普鲁特克斯”之床造成的结果均等。为了唤起社会的活力，人们求助于利益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那种一潭死水般的局面。理论家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呼唤的“机会均等”没有到来，而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却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出现了。统计数据表明，1994年中国城乡按家庭户收入分组计算的基尼系数为0.445，已经超过了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的中等贫富差距程度。而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16，居当时世界最低水平。基尼系数的迅速变化，表明在短短10多年间，中国己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
而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在中国这10多年经济改革的关键环节卿资源配置中起作用的，恰好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是非经济法则，即在转型期严重变质的权力这只“看得见的手”。在权力作用下，社会成员依据其在政府和企业这两大社会科层组织中所占据的地位，来了一场起点极不平等的积累财富大竞赛，其结果就是出现了目前这种贫富差距过大的局面。
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人强调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大，认为分配不公的说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分配观至今仍然影响我们对新时期收入差距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义眼光看问题”，对“把我国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当成当务之急”，“当作主要矛盾对待”的看法“不敢苟同”。且不说在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年代，撰文者用几年前的数据论证中国1994年的问题这一做法妥不妥当，至少撰文者犯了两个不应有的常识错误：一是对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视了公众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二是在谈论“公平”问题时却忽视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们不是根据现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点来衡量自己得利与否，而是根据一个人得到的利益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成正比，即所谓“既讲奉献也求收获”的原则。
也正由于中国近年来一直强调“生产先于分配”，认为只要把“蛋糕”做大了，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因此对如何形成一种合理的分配机制，一直缺乏有效的努力。在面对社会成员的功利追求这一问题上，政府没有考虑必须制定出严格的市场经济法则，强迫每一个经济主体遵守，从而导致在实际生活中，存在许多利用权力和职务便利而不正当致富的现象。
由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公布的一个调查报告说明，占中国居民家庭总数7％的富豪、富裕型家庭，其金融资产占城镇居民家庭全部金融资产的比重达到30.2％，是平均水平的10.5倍，是贫困型家庭的93.3倍。饶有趣味的是这些富裕、富豪型家庭，包含下列这样几类人：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领导人、部分股份制企业负责人、部分承包租赁者，以及少数以权谋私者。而中国的“企事业”单位和“股份制企业”，大多数都是“国字号”，这些领导人的身份是“党政干部”和“企业干部”，其公开收入亦即“工资”并不会比一般职工高出多少。也就是说，这份调查报告既然将这些人和以权谋私者划分开，就等于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这些干部存在的大量隐性收入并非“以权谋私”的行为。这些富裕者的身份就充分说明了在中国这一轮积累财富的竞赛中，起点的不平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种忽视了公平分配法则的传统发展战略在中国实施，事实上已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它引起的财富流向不是往下流入普通人民的口袋，而是往上流入权势者的私囊，人民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应有的好处，而是被排斥在创造财富这一激动人心的过程之外，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矛盾。毫无疑问，这一忽视了公平的“先增长后分配”的战略现在在中国正受到严重挑战，因为在中国打破小农社会平均主义分配格局的不是机会均等，而恰好就是机会不均等！
同样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分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应，一方面是决策者们也并没有试图通过立法来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理追问；另一方面则是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上述两点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理解所谓“平等”和“市场经济法则”，决不会按照西方观念去理解。因为在“平等”和“市场经济法则”这类伦理概念中，蕴含了一个社会全部的政治、经济、道德等社会因素在内。
中国在牺牲了“平等”以后，究竟得到了多少“效率”？
所谓“效率”，从经济学意义上理解，就是用尽可能少的投入，争取尽可能多的产出。
10多年以前，大家认为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的主要症结在于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只要打破平均主义，拉开收入差距，效率就会提高，资源就会得到合理使用。“公平和社会发展不相容”这类误导社会舆论的理论也就是在那种背景中形成的。
那么，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声中度过了10多年，中国到底有没有形成大家期盼的“效率机制”呢？
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局面依仍其旧，而国有资产的流失却与日俱增，在企业领导层和一般员工的分配问题上，“平均主义”分配原则早已打破，“效率”却并没有提高。在不少国有企业负责人的私产增大的同时，是为数不少的国有企业职工被失业问题所困扰。企业亏损、经理发财的事例在中国到处可见。在中国有关部门查办的经济犯罪案件中，企业“一把手”犯罪问题突出——这是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
整个社会的办事“效率”也没有提高多少。在这里，无须去列举一份公文需盖几十个章这样的例子，也无须列举办一件事要经过多少环节这样随处可见的事实。只要列举一件事：每年在办事必不可少的吃喝招待上，中国浪费了多少人民币，便知道牺牲了“公正”，其实也没有换得多少“效率”——不过这里指的是整个社会的“效率”，而不是指某个单位或某个人的“效率”，因为在“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之后，肯定办事要容易得多。这倒不是企业或那些私营业主喜欢去花这样的冤枉钱，而是因为不少地方的政府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必须要进行这类“服务”，才能求得个别单位的“效率”，把事办成。所谓“腐败是消解旧体制力量的最佳方式，成本最小，效益最大”，也就是根据这种情况得出的结论。但实际上，这种寻租活动从总量来说，并不增加社会财富，而只改变财富流向，也就是说，从总体上来说，它并没有为社会提高效率。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元，1990年为？41.2亿元，1993年则猛升至1283.5亿元。这笔钱相当干1亿多农民一年的生活费。而与此同时，中国有关方面为贫困山区儿童的失学问题在向整个社会呼吁筹建“希望小学”。不少人在捐了钱以后愤愤他说：何不叫那些当官的少吃点！少贪污一点！而令人对中国当前道德状态真正感到寒心的，是还有良心泯灭的地方官贪污挪用人们节衣缩食捐出来的扶贫款！
1995年3月在中国第三次全国人大会议上，财政部长刘仲藜照例交“家底”：1994年国家出现财政赤字237.49亿元。这不能不令人拿它去和公款消费所消耗的财富相比：如果那些有资格去吃公款宴席的人少吃一点，这财政赤字原本可以不出现的！
社会资源如此浪费，又岂能谈得上“效率”？更何况，牺牲“平等”，除了没有换来“效率”之外，还产生了许多别的问题，其中对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就是公众对“平等一公平”期望的丧失，而和“平等一公平”期望一同丧失的，是对社会的信任感和责任感。由于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什么是非感。道德信念的全面丧失，对当代中国人的行为准则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导致经济伦理恶性畸变。
面临这种现实，有识之士应认识到，要想重新塑造社会的平等观念，并不是仅仅通过经济增长就可以做到的事。现在经常用的“社会转型期”这一概念究竟应包含什么，恐怕需要认真界定一下其内涵和外延。缺乏公平的社会转型，其恶劣后果已有南美、菲律宾等国为证。尤其是经济学家们，更应该考虑公平与效率两者之间何者为先。因为从动态操作上来说，公平与效率理论虽然具体表现为时序问题，但哪个目标是作为经济发展起始阶段上的优先考虑，哪一原则是解决另一原则的前提和基础，其实是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价值判断之一。
财富的追求——经济伦理畸变的实证考察与平等和效率共同构成经济伦理体系的还有人们对待财富的态度。人们对待财富的态度通常可以从其追求财富的手段、财富的使用以及国家对财富的管理这三个主要方面来加以测度。本节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说明了中国人的“公”“私”观念发生了严重畸变，“私欲”
如何以一种非常极端的形式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在中国，追逐金钱的活动，从未形成目前这种铺天盖地、全民参与、势头汹汹的金钱潮；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未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
与平等和效率共同构成经济伦理体系的还有人们对待财富的态度。人们对待财富的态度通常可以从财富的获取（即追求财富的手段）、财富的使用以及国家对财富的管理这三个主要方面来加以测度。从这三方面考察，就可以发现，近10多年以来，一些有终极意义的社会价值目标在中国已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公”“私”观念的畸变这10多年来，我们原来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先前被从形式上驱逐出去的“私欲”，现在却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外化成人们的行动。
笔者在《中国当代的资本原始积累》一章 中谈到，在近10多年中国积累财富的竞赛中，得利的主要是一部分在政府部门中掌握资源分配大权者、国有企业的一些管理者和那些攀附他们的形形色色的“中介人”。这些人早就没有所谓“公”“私”之分，如果说这些年来他们在“市场经济”中操练了一些“本事”的话，那这些“本事”就是如何将手伸进“公有财产”这只口袋里，用种种手段将“公有财产”化为己有。
最能说明中国人“公”“私”观念畸变的不是任何理论，而是大量事实。近年来化公为私，公开侵吞国有资产，导致企业亏损，而经理个人发财这种“富了住持穷了庙”的情况相当普遍，这一点在第三章 及其附文里面已谈得相当清楚。以深圳特区为例，截至1995年3月底，全市共清退挪门、借用和拖欠公款计人民币2.69亿元，港市637万元，美元548.8万元。各类公职人员利用职权和工作之便，长期挪用、借用和拖欠公款，将公款借给外单位或亲友使用，长期拖欠承包款或不交租金，擅自动用公款炒股票、炒房地产中饱私囊，挪用公款购买香港或外国护照，惜用、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或为个人经营牟取私利等问题，在深圳一些单位里非常严重。
目前中国人在公有财产私有化上所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拿“公家”的，不拿白不拿；我拿公家的，管你什么事，有本事你也拿，没本事站开点！老百姓虽然知道自己所在单位的权势者在做什么事，但大多数人都抱着一种“这是国家的，又不是我个人的”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鲜有检举者。即便有检举者，其中一些人也是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不是因为正义感的驱使。至于有些人因为检举了单位领导人的贪污腐化而受到打击，还会有人这样认为：这人真傻，领导拿的是“公家”的，管你什么事，反正他不拿，那些东西也没有归你。
当然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中国缺乏保护检举者的机制有关，因检举而被“炒鱿鱼”并受到各种打击迫害的事例在在皆是。
这一世态的变化和思想界重新研究“个人”根本无关。因为思想界充其量只是对从50年代延续下来的一些藐视人性的政治化伦理要求，如“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享再小也是大事”，人民群众应该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等思想进行了浅层次的清理，一是将个人（本位）主义和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区分开来，认为个人利益的存在，和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存在有着同样的合理性；二是将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秩序联系起来，认为良好的社会制度，应该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在这种制度下，社会的发展将会更好地保证个人的自由发展，而不是以牺牲个人的发展作为代价。所有这些理论，都是要求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社会规则。
那么在中国当代，目前这种私欲极度膨胀7寸社会正常秩序造成严重威胁的局面又是如何造成的呢？这和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伦理的变化有直接关系。
本世纪50年代初，是中国对传统经济伦理彻底扬弃的时候。在新建立起来的经济伦理中，除了“按人头分馒头”这一点思想确实深入人心之外（分配法则忽视人的能力差异，大大迎合了素质低下人群的弱者心理），所谓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这一类社会主义理想经济伦理，虽然一直见诸于报刊等宣传材料上，但有多少深入人心实在值得怀疑。不过当时对人们道德行为严加约束的意识形态作用相当强大，人们只能将私欲抑制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当时除了少部分生活资料之外，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由于这种现实，当时在理论上一直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持大力批判的态度，更不会对私有财产在法律上进行保护。各级企事业单位领导人以及公有财物的具体保管者在支配单位公有财物时，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物的权力，故此所谓“公”和“私”，在中国人的心里，实际上一直没有明确的界限，所谓“人民”财产人人有份，而“人民”这个集体名词在中国，恰好是被引用得最多又最容易被人将其涵义个人化的一个名词——“我是人民中的一员，所以我代表人民”这种说法，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在使用这个名词时思维上的混乱。
笔者必须着重加以指出的是，在分析这一问题的时候，不能忽视通过政治手段强制性地实行财产转移，以及为了论证“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而批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观念时，实际上已将“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这种隐性经济伦理合理化。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在中国一直存在，水滁英雄名之为“替天行道”的“劫富济贫”，就是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的具体表现和阐释。这种从现代观念看来，无论如何都是任意侵犯他人财产生命的行为，一直被中国民间视为英雄美德，并通过清代获得空前发展的流民组织——江湖会杜广泛传播，沉淀在民众心灵深处。鲁迅在《阿Ｑ传》里描写的阿Ｑ对“革命”的理解，以及大跃进时代一些乡干部对共产主义的荒谬解释，就是流氓无产者意识对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的一种粗鄙的直白式发挥。可以想象，这种对不属于自己的财产的觊觎心理，一旦失去了外在的强力约束，就会生发出强烈的占有冲动。
同样必须加以注意的问题是：奉献型经济伦理的另一个矛盾之处，就在于提倡“劳动光荣”“多劳多得”的同时，又用“按人头分馒头”的分配方式在实践中切断了劳动和财富分配之间的因果链。这一切都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人们在如何获得财富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可以说，这种片面强调奉献义务而藐视个人经济权利的经济伦理，使几代深受这种思想濡染教育的中国人，在履行职业责任和获得财富这二者的关系上，缺乏一种道德认识。
谈到上面这些，或者有助于大家在某种程度上了解目前中国人在公有财产私有化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之所由来。也只有充分了解在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状态下的民众心理基础，才可能较好地理解这一事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权主体缺位的国有资产成为权力阶层大肆掠夺的对象，为什么基本上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不少人在自己没有能力加入瓜分国有资产行列的时候，可以痛骂腐败现象和腐败者，但一旦自己具有了参加瓜分的“资格”和佬力，便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国有资产”这一只口袋里。公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其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健全的公私观念。
全钱至上和商品拜物观念的形成这里有必要简单回溯中国历史。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其实只是一种人格理想，社会中只有少部分儒家知识分子奉行而已。在日常生活中起作用的，主要是“常识理性”。这种“常识理性”承认人们追逐利益的合理性，始终在中国人经济生活中起着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只是得不到道德上的张扬而已。所以中国儒家学说和老百姓在对待金钱的道德感情方面，亦即“利”的态度上始终有很大的区别。对于“财富”，直到洋务运动以前，中国历代思想家几乎都怀着一种深深的恐惧，《管子》一书的作者、商鞅、韩非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都在追求财富的终点提出了“富国不求足民”的思想，认为老百姓富足不仅不足以言治，反而对国家有害。于是中国在鼓励老百姓“安贫乐道”，方面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条，这种对财富的鄙视到了毛泽东时代被发挥到了极致，外化到政治上就是极端轻视经济活动，过分强调政治教化。这种思想到毛泽东的晚年，形成了他的两个重要思想：“穷则革命富则修”和“越穷越革命”，承认人们有追逐利益合理性的“常识理性”在道义上被彻底否定，应对“穷”而形成的一整套安贫乐道的哲学，这时被发挥到以穷为荣的荒谬程度。但尽管政治戏剧如此轰轰烈烈，以食为天的中国老百姓对财富仍一直持很实际的态度，为了改善生活而种自留地的所谓“资本主义尾巴”之类的行为就是明显例证。
物质贫乏的民族对财富的梦想也是贫乏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无论是对富裕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富裕的向往，其实都很原始。那时候的理想境界，在农村来说，无非就是一首风靡一时的歌曲中所唱的那样：“床上盖着花被窝，屯里粮满仓”。就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提出来以后的两三年中，大多数中国人都还不知道百年难得一见的致富机遇已经悄悄来到面前。在农村中有一些头脑比较灵活的人主动抓住了这一机会。而在城市中，则只有一些被当时社会的就业体制排斥在外的人，在万般无奈，亦即连街道工厂都进不了的情况下，被迫接受了这一机遇的“垂青”。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发了财，成了当时传媒热衷宣传的“万元户”。“万元户”们的存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唤醒了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由政治意识形态设定的“奉献型伦理”规范日渐处于一种弱势状态。
在充满体制漏洞，且没有设定任何追逐财富的游戏规则的国度，几亿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人，其物质欲望一旦释放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金钱饥渴感，那种在政治压力下被迫退缩回意识深处的“常识理性”，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最终导致了当前这种道德严重失范状态。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与、铺天盖地、势头汹汹的金钱潮；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在这10多年商品大潮的强力冲击下，商品拜物观念已渗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深处，以至教养、文化水准很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其行为方式之不道德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的差别。
这种状态用民谚来表示，比任何学术语言都来得直观和生动。
80年代初：“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80年代中：“抬头向钱看，低头向钱看，一切向钱看。”
80年代未及90年代初：“犯大法挣大钱，犯小法挣小钱，不犯法不挣钱。”“捞它几十万，最多判它十几年。”前者是对社会现实的概括，后者是对挺而走险赚钱者心态的概括。“兔子不吃窝边草”这种以前的强盗都要奉行的准则，竟为“杀熟”（即专门以亲朋好友为行骗对象）所代替，不少杀人抢劫、拐卖人口、绑票这类刑事犯罪案件发生在熟人、朋友、老乡之间，人和人之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我国历朝历代都流传了许多意味隽永的民间谚语，许多民谚口口相传，颇能反映一个时代不见于“正史”记载的风貌。特别是那些针砭时弊、嘲讽世态风情的民谚，因为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某种不良现象的不满，常常无需通过传媒不腔而走。近年来这方面的民谚很多，有一些颇能反映经济伦理观念的变化，如：讲人际关系变化的有“50年代人帮人，60年代人整人，70年代人哄人，80年代各人顾各人，90年代见人就宰人。”讲致富不择手段的有“要想富，请上路，抢劫也有专业户；复员哥哥组队伍，抢了旱路抢水路，抢了公路抢铁路，一路抢迸城里去，刀子下面出金库。”对近年接二连三出现的经济犯罪大案，亦有谚语讥刺：“砍头不要紧，只要金钱真，杀了我上个，富了家中几代人。”讽刺官商结合的有“无钱有权，以权换钱；有钱无权，以钱换权：用我手中钱，买你手中权，靠权行方便，合伙赚大钱！”
这些谚语虽只寥寥数语，却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刻划当前的许多不良现象，其中蕴含的警世意味不言自明。中国从上古时代开始，就特别注意“采风”，周代还特设采诗官每年春天到民间搜集民谚，目的就是通过民谚了解民情，“以观风俗知得失”。由此可见民谚实是对世风人情的一种反映。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罗辑在1995年11月曾对传媒谈到，中国新闻机构考虑到宣传的负面效应，很少利用新闻的特点直接去调查、揭露领导干部中的贪污受贿问题，见诸报端的总是已成定局的案例。这等于承认了中国的新闻传媒在反映民众意见方面有相当局限。在这种情况下，用民谚这种非正式的资料陈述世态的变化，多少可以弥补文字资料之不足。
整个社会充斥着患了金钱迷幻症的人们，这个社会只能说是病态的。美国思想家詹姆斯（WillianmJames）在批评美国时曾说过：“我们的道德软弱，造成了只崇拜成功这个邪痞女神的现象。而只以金钱来解释成功，乃是我们的国家之病。”对金钱意义的张扬到了现在这种程度，重建民族道德确实是当务之急。
财富的困惑在人类世界，所有财富最后都要陷入思想与物质之间的空隙中，受人类思想的支配。本节主要考察了社会暴富阶层如何使用财富、国家如何管理财富以及中国人在财富面前的道德困窘。中国传统文化在教育国民应对贫穷方面有一整套哲学，但现在面对财富却产生了深深的困窘。这种困窘令研究者感到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经济伦理变化的全过程。国为经济发展必须要有一种人文精神作为支拄和动力，这种人文精神对经济的发展具有规范和推动的作用。如果丧失了人文精神的支撑，追求财富的欲望最后必然沦为纯利欲的冲动，导致人们动物性的膨胀、人性的泥灭、社会秩序的混乱和财富的浪费。
困惑之一：素质低下的富人如何使用财富
在人类世界，所有财富最后都要陷入思想与物质之间的空隙中，财富凝聚成物质形态，但最终却受思想支配。像许多看起来简单的经济概念一样，财富在它那金光闪闪的华丽外表下面。隐藏着一堆令人颇感困扰的问题。前面谈的只是人们对财富的追求，现在还有两个问题：富人对财富的使用与国家对财富的管理。
眼光短浅、素质低下是现阶段中国富人一个根深蒂固的缺陷，这些人对财富的使用方式常使人考虑一个问题：财富集中在素质低下者手中到底对社会有什么意义？
我国的西部和中部少数地区在受贫困困扰的同时，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不少地方却在受“富裕”的困扰。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区原农村，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富裕却无所事事的农民在游荡。用当地人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些人是“三不像”：没种田，不是农民；没有生活技能，也不用从事某一职业谋生，不是工人；生活上保持浓厚的农村生活色彩，也不是城市居民。以深圳市罗湖区的农民为例，该区16～40岁的原村民（在农村城市化以后成为农村集体股份公司的股民）的失业率高达42.6％，政府虽多方劝导他们工作，但他们根本就没有工作欲望，因为对他们来说，千来元钱工资只好当作“茶钱”。于是他们的生存方式构成了这些富裕地区的一大“景观”：富有而无所事事，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便寻衅闹事、打架斗殴、吸毒、嫖娼、养小老婆……等等，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不少女村民也依靠打麻将、赌博等打发漫漫时光。这种情况不独只在广东出现，一份对浙江义乌10个超亿元村的调查报告，也谈到当地农民虽然富裕，但精神文明建设却相当落后的事实。该报告说，当地青年农民和中小学生成天就泡在集镇的各种娱乐厅里，观看各种黄色录相和书刊，打架斗殴等刑事犯罪案件不断，建造坟墓圈地越来越多，阴宅越来越大——仅在1996年的一次清理“青山白化”的政府行动中，浙江就拆除了25万座豪华坟墓。更还有人不惜斥资数百万元，购置镀金家私，一圆其“富贵之梦”——这哪里像一个刚从贫困中解脱出来的国度里公民所应有的消费行为？
现实中的种种事实都说明财富集中在素质低下者手中对社会没有利，么促进意义。以最简单的事实来说，就在报纸等传媒报道贫困山区的孩子因没有钱念书面绝望痛苦之时，这些地区富裕农民的孩子却不愿意念书。笔者曾到几个修有豪华祠堂的村庄里去调查过，这些以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的村落为族人设有数颔可观的奖学金，如考上大学奖励5万元，考上中专奖励2万元。但这些奖学金虽已设立多年，却从未有人拿到过，因为从恢复高考以来，这些村庄就没有人上过中专或者大学。笔者曾问过一位农村集体股份公司董事长的孩子，为什么不念书？他回答得干脆利落：“念书有什么好？在我老豆（爸爸）公司里有三四个大学生和研究生，辛辛苦苦工作一年，挣的钱还不如我拿的红利一半多。我老豆说，我这一辈子就算什么都不干，钱还可以养两代人。再说我有钱、可以雇研究生、大学生帮我打工。”
天道循环，以前“富不过三代”的周期对于我国现在这批暴富者来说是太长了。由于对这些人来说，他们致富或是机缘——因为坐在某个位置上；或是地理位置——就像深圳的农民们在睡梦里发了财。正由于财富来得就像阿拉丁神灯这个故事一样太容易了，他们还来不及从财富带来的狂喜和骄矜里清醒过来，更没有来得及训练子孙守财的本事，有一部分人的财富就又随风飘逝而去。于是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事实：一个个富裕的农民村庄里重复演绎着今天的败家子故事，数百万家财和房产，最后都化作海洛固等毒品，以及一个一个形同废物的“白粉仔”、“白粉妹”。这是历史对暴富者的惩罚。
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对挥霍成性从而毁灭自己及家庭生活安全的人，社会有义务和权利把他们置于监护之下，因为既然每个人有权伸手向社会要生活资料，社会也就必须保护他们以免其活在这种自暴自弃的状态中，最终增加社会负担。
困惑之二：国家如何管理财富
对一个国家来说，创造财富和管理财富一样重要，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如同前几章所述，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已经完成，从财富总量和资本积聚的程度来说，中国经济起飞的条件已经具备。据1996年上半年央行公布的材料，1996年第一季度，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已超过35000亿，这说明我国国民十分善于储蓄。但是人们千万不要忽视一条，即储蓄是否能兑现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能不能善于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取决于到消费被推迟到那个未来日期时，这个国家所具有的生产消费品的能力。也就是说，储蓄能否兑现，取决于在提取存款的那个日子里，这个社会有无足够的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
那么我们是如何管理这个国家的财富的呢？且看下列几类事实：首先是要看这些存款中有多少会转化为投资。那些零星散户的存款，都是存户们根据自己的生命周期，为子女读书、自己养老及各种不时之需而存款备用，这些钱只可能由国家“借”去给企业用；而大额存户的钱，有一部分的最终流向不会是生产领域。据一份时闻资料报道计算，在1995年审结的三宗百万元以上的经济犯罪案件中，犯罪金额与储蓄形成额之比分别为80／500，410／1600，90／700，平均为20.7％，虽说不能就据此断定个同居民储蓄中有这么高的犯罪所得，但估计这些来源不透明的储蓄至少不可能投向生产领域或流通领域，成为社会再生产资本。这些存款中的不少部分最终会成功地转移至国外，它们的具体数目谁也说不清，它们只是中国原始积累对期的财富幻影。中国没有办法管理和运用这部分财富，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这部分财富化为国外的购买力。
可以断言的还有一点，对于暴富者们来说，还有一个如何善用财富生财的问题，因为财富是由那些可以保证将来有源源不断收入的资产构成的。上述那位农民董事长“教子经”的错误，就在于他将财富斤作静止的金钱，而不是以财生财的资本。他的更大错误在于，他没有将孩子的索质看作财富。事实上，有形资本和自然资源并不能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思想和精神也是财富，经济中思想和精神的质量，可以胜过资本的数量。最好的、最能使人信服的、最具有创造性的和灵活的智力构成是一个社会拥有的最持久的财富。更何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仅有储蓄还不能形成资本，因为资本还包括人的工作积极性与国民受教育程度，只有这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形成源源不断的商品生产。否则，以金钱为主要形态的财富最终只是虚幻的光环。
即便是对国有资产，我们也缺乏管理能力。没有比现在这种情况更让人困惑的了：一方面是大量国有企业发不出工资，新生城市贫困人口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在酒楼歌厅里，每天都有大批红男绿女们享尽人间艳福。而这日掷万金的“豪气”，基本上是靠挥霍公款来支撑的。据辽宁省锦州市1994年对该市15家夜总会和歌舞厅的调查，发现公款消费在夜总会收入中占80％以上，每天消耗公款达22万元，相当于该市团难企业3500名待业职工每月从该市基本生活保障周转基金借取的基本生活费之和。一名夜总会的老板毫不隐讳他说：“我们挣的就是公家钱，个人掏腰包来玩的有几个？”
于是中国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奇观：一方面是贫富差距日大，畸形消费能力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却没有相应扩展，第一产业农业处于萎缩状态，第二产业也极不景气，只有第三产业，尤其是某些为少数人服务的第三产业畸形发展。许多本应在本国市场有巨大需求的产品在舶来品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工业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处于一种令人很不乐观的状态。对于我们这个善于储蓄的民族来说，创造财富竟成了一件相当艰苦的工作，许多市场竟拱手让给了外国人。外商不但抢占了我国的微电子、通讯器材等市场，即便在服装、食品等中国传统长项产业上也大举进攻，迅速挤占了原有国产牌号的市场占有率，还形成强大的进入壁垒。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没有自身生产的商品支撑的储蓄，最终只是一堆纸币而已。
一个每年在公款吃喝上要挥霍将近2000亿元，在洗桑拿浴上要花掉100亿元，在吸毒上要消耗上百亿元的国家，绝对不是一个善用财富的国家。观诸世界历史，那些发达国家没有一个是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大肆挥霍财富的。
困惑之三：在财富面前的道德困窘
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一种人文精神作为支柱和动力，这种人文精神对经济的发展具有规范和推动的作用。如果丧失了人文精神的支撑，财富的追求欲望就必定会沦丧为纯利欲的冲动，就会导致人们动物性的膨胀、人性的混灭、社会秩序的混乱和财富的浪费。
将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做一历史的纵观，就会发现，自鸦片战争后至1949年这一段时期内，和政治及社会制度的变化相比，中国人的经济伦理变化得最为缓慢。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动乱中，传统道德的基本价值观始终没有陷入崩溃状态。而自1978年以来所发生的变化，比过去L百多年来所发生的变化还要深刻，还要大。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在这两个时期之间的那一段经济伦理巨变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本章前面对此曾作了分析，这里不再重复。
追根溯源，经济伦理的剧变虽发生于现在，但促其变化的因子却绝不是这些年才种下的。以藐视人性为特点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必定给在这种教义下成长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这样的后果：信仰破灭以后，每个人都感到空前的虚无和幻灭。正因为这种幻灭感，才使得现在的中国人不再相信任何道德。这里还要看到自50年代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鼓励人们虚伪无耻地告密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巨大破坏——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累。可以说，这种破坏人性尊严并使人丧失道德羞耻感的告密，早就在我国公众意识深处种下了道德畸变的因子，否则不会有今天这种道德大滑坡的局面出现。
在一种文化的经济伦理中，人们对待财富的态度，是具有根本意义的价值观，它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这个民族的经济行为模式。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中国近年来道德失范现象是非常惊人的。如前所述，中国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物质匾乏的贫困状态中，在教导人们“安贫乐道”“知足常乐”这方面有一整套道德信条。80年代对安于贫穷的思想进行批判时，大多数人也没有想到那时的中国公众心里，沉淀的已不再只是儒家的传统经济伦理观念。更没有人会想到，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中国公众，事实上已经发生了道德劣变，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会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走到另一个极端。
剩下的一个问题是，富裕者和贫困者相比，谁在道德上更有优势？自80年代初以来，富裕阶层在绝迹了几十年以后，又重新出现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由于大多数富裕阶层中人素质低下，其行为方式、生活态度以及心态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大都是消极的。如追求财富过程中种种寡廉鲜耻、不择手段的行径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犯罪行为：“富易妻”、嫖娼养“小蜜”的婚姻家庭模式；奢侈性的消费方式；富裕家庭中第二代的不健康成长，等等。
这些问题都可以称之为中国现代富裕阶层的特殊“社会病”。这些“社会病”使人有充足的理由发问：财富集中在素质低下的人手中，对社会到底有什么好处？不少人看到这些富裕阶层的道德缺陷后，惊呼“富人除了钱之外什么也没有”，“救救富人！”
但是问题在于：这种困窘并不是哪一个特定阶层的。上述现象并非只存在于富人中，这些富人和大多数穷人在道德操守上并无本质的不同，只不过大多数没有富起来的人，还没有办法像富人那样表现而已。他们的不道德，多是以另外一些更坏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年社会上“三无人员”，即附生在城市边缘的流氓无产者和大量次生社会集团成员，为获得财物而抢动杀人、偷盗扒窃，对他人生命财产或家庭构成破坏的事例随处都是，大中城市的刑事犯罪案件多是这类人所为。就连在“保姆”这类看起来似乎对他人最没威胁的妇女当中，也经常发生拐卖雇主家小孩、偷盗雇主财产，甚至伙同他人杀害雇主以抢劫财物，或绑架雇主家小孩以勒索金钱的案件。由此足见贫穷阶层在道德上并不见得有什么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