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的黑社会组织，就诞生于这些群聚的流民当中。以深圳龙岗在1996年6月抓获的一个特大贩卖人口犯罪集团为例，这个集团就是一个以四川籍流民为主、以亲戚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黑社会组织。由于这一团伙颇具规模，其运转之“高效”颇令人吃惊：从1996年1月至4月这一段时期内，经手贩卖的妇女竟达300多名。这些黑社会组织控制成员的手段主要是暴力和经济手段。
如果正视现实，就会承认，中国的人口过剩，既不是结构性过剩——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全都人满为患，也不是地区性过剩——无论是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还是贫困的大西北地区，到处都充斥着无法就业的人群。在这种情况下，指望这类流民将来在数量上减少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不断增生的过剩人口只会使流民像滚雪球一样，规模越来越大。值得警惕的女性犯罪比率上升现象一份名为《值得重视的犯罪群体——女性犯罪调查》的文章指出，近年来女性犯罪人数急剧增多，比80年代中期平均增长了30Ok以上。在贩毒、拐卖人口以及财产型经济犯罪当中，都有不少女性。这点绝非虚言，以广东省为例就可知一二。1996年11月14日至15日，广东省妇联、省女政法工作者在肇庆开会研讨女性犯罪问题时曾指出，当前广东女性犯罪呈现5大特点：一是女性犯罪的数量和比重在增加，犯罪类型呈多元化发展。1995年广东抓获的女性犯罪分子占抓获案犯总数的L9％，而到了1996年1～9月，抓获的女性犯罪分子已占抓获案犯总数的4％。过去，男女违法犯罪多为“男盗女娼”，而现在的女性罪犯中，则有杀人、贩毒、拐卖人口等多种类型。1996年5月间破获的以四川梁平县犯罪分子为主的特大拐卖妇女团伙，同样有不少女性参与其中。因为在拐卖人口这类犯罪行为中，由女性尤其是表面上看来清纯可信的少女出面，行骗成功率相当大，不少受骗者根本不会想到和自己年龄一般大甚至还小的女孩子竟有如此蛇蝎心肠。二是犯罪人员呈多元化，案犯的文化程度普遍是初中以下，但高学历、高层次以及中年妇女犯罪也占相当比例。如原省民政厅副厅长苏凤娟巨额贪污、受贿案即其一例。民航系统的刘伊平则贪污人民币50多万元，曾利华索贿受贿700多万元。三是财产型、暴力型犯罪突出。1996年1～9月，广东省女性参与盗窃、诈骗等侵犯财产罪人数约占女性罪犯人数的近八成。而暴力型犯罪近8年来，每年以较快速度递增。四是犯罪情节严重，手段凶残。如在杀人伤害大案中，杜润琼一连三个多月投毒致163人中毒，18人丧生。1996年7月6日在从广州开往深圳的列车上发现一具被切威7块的女尸，其中头颅还被油煎过，经查死者是一位风尘女子，杀害她的竟是与其关系密切的另外两位“三陪女”，目的是劫财。五是犯罪形式团伙化。这类犯罪女性多混同男性一起作案，女性以色相引诱被害人，并起望凤、接应、销赃等作用。深圳市1995年破获的张小建杀人集团，均是外来流窜人员，其中就有5名年纪不大的女青年，专门以色相引人人圈套，帮助其团伙杀人劫车、劫财。这类事情可经常见诸传媒的公开报道。
女性犯罪留给社会的影响较之男性犯罪要深远得多。这“深远”说得一点儿也不夸张，因为绝大多数女性最终都要成为母亲，而母亲则是儿女们的第一位教师，在人格培养上甚至可以说是终身教师，她们的行为和思想方式必将从各方面影响下一代，从母亲对子女的影响力之大这点出发，可以推想，这些犯罪女性结婚生子以后，她们那种被严重扭曲的道德观和行为方式必然会通过言传身教，从各方面影响下一代。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有大量调查材料加以证实的事实。国外一项权威调查表明，犯罪者有70％出身于父母有犯罪纪录的家庭，凡是母亲有犯罪纪录的家庭，其子女有86％以上行为不良。那些从事妓女这一“职业”者，其母亲绝大多数从事过这一行业或在性问题上持相当开放的态度。
女性犯罪率上升，应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高度重视。这重视不是猎奇式的报道，而是要想到我们的下一代将会拥有什么样的母亲群体，因为正如拿破仑所说的那样，国家的未来在母亲们身上。
“杜润琼事件”敲响的警钟在中国，自古以来，珍视自己的生命和生活与珍视别人的生命和生活之间，就没有建立起一种固果关系。从“杜润琼事件”中，我们至少应该懂得一点，那就是对社会来说，“流氓无产者意识”或曰“暴民意识”才是改革真正的大敌。
人口问题带给中国的负面影响已不容忽视，这方面己有发生于1996年初的“杜润琼事件”给中国人敲响了警钟。
1996年1月，广东高要市金利镇要西村村妇杜润琼连续投毒杀人的特大刑事犯罪案件披露以后，大多数人都觉得杜以一个普通村妇的身份，竟想整肃社会十分荒谬可笑，而笔者却从杜润琼杀人所持的理由——社会问题丛生的根源是人口大多——看到了这一事件所蕴含的社会意义：人口问题必将成为社会危机的潜伏点。多年以前在写《人口：中国的悬剑》一书时，笔者己预感到会有这种局面的出现，只是它比笔者预想的来得更快，且万万想不到的是，竟然由一个农妇用投毒杀人这种匪夷所思的非人道方式，来执行这种荒谬的“人口自然抑制”。
《岭南文化时报》登载了一篇题为《杜润琼临刑前的妄语》的采访录，详细记载了这位普通农妇那逻辑清晰、“理论”充分，显得很有“道义感”的临终自白。由于这实在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社会学研究资料，笔者将其中主要部分录之于下：记者：你为什么对社会现状不满？
杜：生活不由自己去想。现在社会上许多不正当的东西，都是因为人大多造成。社会治安不好，偷枪杀，民工没活干。毛泽东时代到哪个城市铺头都是食店，现在到处都是“鸡店”。毛泽东时代城市很少偷抢杀，现在经常看到。把毛泽东时代与社会现状对比，觉得现在时代不正确。……社会不正当的，我们需要搞一搞，对吧。
记者：一个人可以通过许多正当的途径去关心社会，不需要投毒杀人啊！
杜：嗨，将别人放毒杀害是不对的，这样做不对的，但用放毒方法一路去杀，人口就平衡了，自己认为怎样公道就怎样为自己做。
记者：你是否认为现在社会不公平而造成你的生活比别人差？
杜：为国家着想。样样自己有份才去想，那怎么行？……我自己属于穷的生活，我为大家着想。……我看大局顾大局。
记者：你认为文革时期农民比今天富裕吗？
杜：富就不富裕，但能长久平衡。
记者：你平时总笑着摸小孩的头，到时又让他们吃毒药，这样很残忍呀。
杜：为搞国事，唯有用这样的治疗方法，这不叫残忍。
记者：你懂宗教吗？道教、佛教是怎么回事你懂吗？
杜：这些我都不懂，我想又不用刀又不用枪，杀人应是这种方式。为办好国家，要用这方法。
记者：你在村里被人称“律师”？
杜：平时在村里我和个个人都谈得来，所以人人都说我好，为国家做事一定要和群众搞好关系，“启民”很重要的。我一向做人善，做善后要变成恶，才搞得成事，样样都随人，怎么搞得成？
记者：你的这些思想是不是别人灌输给你的？
杜：我读过三年级，是自己想的，不为名不为利去投毒，为国办事自己应该的。
记者：你怎么评价自己的行为？
杜：社会人多乱，我用投毒治疗方法做，为国家大部分，不是为别人说自己“叻”（厉害之意）。
——杜润琼并非没有自己思想的普通农妇，她对社会有自己的看法。这段话表明她有几个“情结”：一是毛泽东时代情结；二是她意识到现在的社会有诸多问题；三是她感到人口压力太大。她是广东人，这个地方每年的“民工潮”带来的诸多问题使她有这种看法是自然而然的事，她自己的儿子高中毕业没能就业，更使她对人口压力感到可怕。她有思想但又不深刻，且兼认识有误，于是便陷入了一种危险的信念之中。在她做着这些灭绝人性的事情所持的那种自以为正当的信念当中，可以看到社会公共价值观念已被扭曲到了何种可怕的程度。
杜涧琼事件所发出的危险信号应引起全社会的高度警惕。
笔者认为，通过这一事件，社会应该充分注意到这一问题，即对改革究竟应该怎样看？
这方面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有清醒认识的，没有人会怀念反右、文革那种被剥夺精神生活、10亿人民一个大脑、赤裸裸地鼓励虚伪和无耻的时代。更何况所谓“腐败问题”“人口问题”等许多弊端并非改革所带来的，它有着深刻的体制根源和历史根源。这一点当然不是杜润琼这类农妇所能认识到的。她是一个40来岁的中国农妇，所经历的无非是“文革”和“改革”两个时代，在其成长阶段所吸取的精神营养都来自于“文革”，这从她在法庭上说的“杀得尸骨成堆，继续前进”那种文革式政治语言，以及她认为为了自己认可的“崇高”
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去“办好国家”的信念中得到证实——因为这正是文革那种血腥的政治理想所培养出来的信念。杜的生存能力在平均主义盛行的年代里没有受到挑战，而在社会转轨期却因其生活状态受到怀疑。她个人自视甚高，却没能“发”起来，她对改革后的局势判断与其生存状态有关。个人愿望受挫后的失落，一旦与对时代的错误判断结合起来，就演化成对社会的惨厉报复。这种心态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土壤，从水浒英雄自以为“替天行道”
就可以任意剥夺他人的生命，到杜润琼自以为“为办好国家”就可以用毒死别人的方法来控制人口，这两种思想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似乎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在珍视自己的生命和生活与珍视别人的生命和生活这两者之间，始终没有建立一种因果链。
经过这样一件事情，至少可以便大家更明白一点：社会改革选择从上到下有序进行的方式，是中国社会唯一可以避免大的社会震荡进行社会转型的机会。对于社会来说，“流氓无产者意识”或曰“暴民意识”才是改革真正的大敌。这几年思想界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总结得已经很有水平，可惜这只是思想界一部分人的认识。据笔者所知，有部分人居然还在设想通过“红卫兵运动”来达到“均贫富”的目的，我不敢设想有那样的事情出现，但我肯定，那样做的结果，只会使中国陷入无边的苦难之中。
古老的祭坛大多数农民如不改变多生多育的落后生育习惯，我国社会的岑展与安定，以及文明与进步的积累，总是作为祭品摆在人口问题这个古老的祭坛上。因为与任何其它的危机相比，人口问题才是人类社会一种内生的危机。在人口和环境这个方程式中，不能期望单靠技术上的进步就能摆脱这种危机。对中国来说，当前和今后的全部问题，不仅仅只是民族的生存，而是要避免在毫无价值的状态中生存。
将眼光放长远一点，就会认识到人口问题确实是中国社会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在杜涧琼的法庭辩护词中，她一再声称自己杀人是“为国家，为人民”，是因为这个国家“不正当”，到处充斥着腐败与犯罪，而罪恶的总根源则是人口大多，常规方式无法控制，她需以杀人方式控制人口，以便活着的人能够过好生活。这种辩护的危险性在于其似是而非，很容易诱使素质低下的人相信并跟随。说这种信念错误，是因为在人类社会，任何人都不拥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力；说它“似是”，是因为中国人口确实大多，很多问题都是由此而产生。
在《人口：中国的悬剑》一书中，笔者谈的主要是历史，但其针对的却是现实，是成书时的中国现实和历史的对话。思想界的朋友也知道，自写完那部书以后，我很少再谈中国人口问题。这倒也不完全是因为我个人兴趣转换到“国情研究”所致，而是因为我觉得人口问题对中国社会现在及未来的恶劣影响已无须讨论，除了那些浑浑噩噩、毫无社会责任感的人们之外，控制人口增长的紧迫性应已达成朝野共识。
但是，不谈论并不等于不再关注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一直在观察中国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消化天文数字般的过剩劳动力，以及作为生育主体的农村人口的总体生育行为。因为我总有种预感：只要我们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不改变落后陈腐的生育习惯，我们最后必将受到大自然非常惨厉的报复。在人口问题这个古老的祭坛上面，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安定，以及文明和进步的积累，总是作为祭品摆在那里。
人口压力造成的环境污染已不容忽视。从1996年6月5日国家部境保护局发布的全国环境公报可以看出，由于我国人口对环境的压力过大，经济增长较快，加之技术与管理水平较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现象特别严重。与1994年相比，城市的环境污染呈加重趋势，绝大多数河流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相当多的城市地下水超采严重。随着乡镇工业的迅猛发展，农村的环境污染呈急剧蔓延之势，据初步调查，全国2/3的河流和1000多万公顷农田被污染。仅1995年一年，全国发生工业污染事故1963起，其中废水污染事故1022起，废气污染事故732起，固体废物污染事故70起，噪声污染事故40起。在上述污染事故中，特大事故56起，重大事故84起。在保护环境的长远利益和快速脱贫二者之间，不少农村选择了后者，对环境开始了掠夺性的使用。以淮河流域为例，该河流全长1000公里，流域面积27 平方公里，流经河南、安徽、山东、江苏四省。两岸农村为了发展经济，开办了不少用石灰法、碱法和亚铵法制浆等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小型造纸厂。就是这条河流，每年要接纳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23亿吨，按国家地面水环境标准，干支流总长约3000公里的河段，已丧失使用功能。环保专家警告，如再不采取果断措施，5年以后，这条河将不再有任何用处。淮河儿女们终于受到了自己短视所造成的惩罚：从1995年9月份以来，由于降水稀少，大量工业废水滞留于淮河，饱受污染的淮河水质迅速恶化，居住在淮河流域两岸的人饮用水发生严重困难。在一些乡镇造纸厂的周围，农田颗粒无收。数百公里的颖河，早已变成黑水河，两岸的农村耕牛大量死亡，不少人被硫化氢臭气熏瞎了眼睛，还有不少人患胃溃疡致死。贵州西部地区为了脱贫，用最原始的土法炼矿，从赫章到威宁的76公里的路上，就有6000多个炼铅锌的炉子，直接威胁到不远的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土法炼焦、炼硫的结果是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炼炉四周一片赤黄，基岩裸露，土都随着雨水流走，只剩下惨白的石头和腐烂的树根，像原子弹爆炸后的遗迹。另一个结果是产生了大量的有毒气体，周围的农民大都患上了呼吸道疾病。这种以污染环境、毁弃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为代价“脱贫”的事，不独在贵州发生，全国各地都有。据统计，由于大气污染，农村地区居民死亡的首位原因是呼吸道疾病，1995年的死亡率为169.38／10万人，占死亡总数的26.38％：农村恶性肿瘤的死亡率逐年上升，由1991年的101.00／10万人上升到1995年的111.43／10万人，占死亡总数的比例上升到17.25％，成为农村居民第二位的死因。农民生育过多使自己陷入了这样一个经济“怪圈”：越生越穷，越穷越生，为了快速“脱贫”
又对环境掠夺性使用，最后使自己丧失基本生存条件。可以预知，照这样发展下去，到21世纪，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将是巨大的环境压力，而不是别的任何问题。
在消弥人口压力方面，现任政府以及一些能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的专家不可谓不努力。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针对中国庞大的剩余劳动力的主体：农村人口，政府和理论界方面提出的对策——也是中国在当前这种二元经济结构中唯一可以采取的积极决策——主要是依靠城市的现代经济部门和乡镇企业来消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这就是绵延了将近10年、席卷全国、有惊涛拍岸之势的“民工潮”。
但是在中国目前这种二元经济结构下，城市现代经济部门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非常有限，乡镇企业在这方面已尽了最大努力。从下列数字可以窥测到这方面工作的艰巨性：我国现有农村劳动力4.2亿，预计90年代中后期农村劳动力年平均增长2.07％，每年新增劳动力达920万；如果按1993年的基数计算，到本世纪末，农村劳动力将达到51081.6万，到2010年预计会达到62696.7万——这还不包括那些漏统部分，即生活在城市边缘、数量庞大的“超生游击队”每年生育出来的人口。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其人数并不因经济的扩张而有所减少。有数字为证：从80年代改革之初到现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从1.3亿增至现在的1.6亿，生产能力的扩张远远赶不上人口规模的扩张。据预测，本世纪末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达到2亿，几乎呈无限供给趋势。天文数字般的庞大人口不管怎样，都必将成为社会危机的潜伏点。
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障碍点是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布。因为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对绝大多数城市人口有相当大的约束力，而且己有不少城市人已意识到生育问题和生活质量的密切关系。但在广大农村，多生多育的古老生育文化还支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尤其是近年来各地农村宗法组织的复兴，更是使中国那种“多生多育”的传统生育文化得到了“实践”意义上的支持：家庭在家族中的地位依赖于家中男人多，家族在农村中的社会地位更是首先由人口数量（主要是男人数量）来决定。在这种社会背景涵盖下，即便是家中一贫如洗的农民，其生育积极性也决不比富裕家庭逊色。中国人口的总规模就在这种毫无理智的生育惯性下继续扩大。那些体现人类关怀弱者精神的“希望工程”，其救助对象绝大多数都生长于贫穷而多育的农村家庭。这些家庭陷在“越穷越生，越生越穷”那种自封闭生育怪圈里，压根儿不用考虑生育行为的社会后果和后代的教育费用——他们计算的“生育成本”非常简单：有口饭吃就行。但社会出于人道主义，又必须救助这些家庭，使他们的后代享有人的基本权利，接受起码限度的教育。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直到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人类一切有关人口和资源的忧虑，以及有关人口危机的种种讨论，离他们都显得非常遥远。控制人口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政府的口号和知识分子的大惊小怪罢了。这个群体中不少人对政府的评价更是令人啼笑皆非：政府什么都好，给我们补助，救济困难都挺好，就是不让我们生孩子不好。
应对过剩人口的所有对策都不是根本性的治本之策，只能说是聊胜于无的补救措施。如全面发展农业经济的综合开发和深层次开发；把农村城镇化和工业化作为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注重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开拓国际劳务输出的渠道，等等。说这些措施聊胜于无，是因为这些措施展拓余地都已不大。我国的农业本来就是高度集约化耕作，再作深层次开发，其“深度”也是有限；第三产业的发展必须依赖干消费力的增长；国际劳务输出更有待我国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大大提高。至于城镇化和工业化，在高潮时期都还赶不上新增人口的需要，更遑论今后平缓发展时期。
枯燥的数字所显示出来的问题，远远不如实际情况那般触目惊心。谁都知道，目前我国劳动者地位低下，其根源就在于劳动力市场的极度倾斜。在劳动者绝对供过于求的今天，即便是。《劳动法》的颁布，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劳动者的处境。在非国有企业供职的劳动者人身权益受到侵犯的事例经常见诸报端。更可怕的是如前文所述，不少盲目流入大城市而又无法在这些城市里找到栖身之地的盲流，常常挺而走险，结成一个个以愉盗、抢劫、卖淫、拐卖人口、逼良为娼、贩运毒品的次生社会集团。这些集团无所不为，无恶不作，成为威胁城市安全的毒瘤。1995年深圳市判决的张小建犯罪集团特大系列杀人案，就是一伙找不到职业的外地盲流所作的恶性大案。各大中城市的外来人口聚集地，往往是各种犯罪行为的集中发生地。这些人群和他们的后代附生在城市边缘，他们和现代文明虽然只有一步之隔，但可能永远也无法跨越这一步，进入现代文明。他们不能为现代文明创造多少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但他们的堕落，却还要社会为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必须再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和其它任何危机相比，人口危机才是人类社会一种深刻的内生危机，即令我们没有通胀、腐败。收入分配不均等所有令人头痛的问题，仅仅是解决天文数字般人口的生存，社会也得殚精竭虑，穷于应付。我甚至不敢想象，这样一个充满流民的社会，一旦失去强有力的社会管理，会陷入一种怎样可怕的暴戾之中？那个充满了流氓无产者意识的杜润琼，由于能量还不够大，其“理论体系”构筑也不完备，故此死在她毒药下的冤魂还只有18个，倘若她能提高自己的“档次”，再利用“巫术”之类去“启民”，向一班流氓无产者灌输“为办好国家”的人拥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力的“文革式”信念，这个社会将会怎样？其情景之可怖，已有被杜涧琼毒杀的18条生命和中毒的160多人，及数千被毒死的牲畜摆在面前。
借用当年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所说的那句著名的话：“虽然人类制度似乎是人类许多不幸的明显的突出的原因，其实，这些制度与自然法则（即人口增殖）所引起的根深蒂固的罪恶原因相比，只是轻微而且浮飘的东西。”如今中国虽已到了人满为患的地步，却也不能因此就贱视人的生命。在人口和环境这个方程中，我们更不能期望单靠技术上的解决方法使我们摆脱这种恶性循环，我们还必须依赖教育来提高人的素质。杜润琼事件告诉我们，所谓道德教育再也不能依靠单纯高唱“利他主义”高调或者简单的遵纪守法，应当唤醒每一个人的良知。社会良知已经是我国社会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除此之外，我们已没有别的防线可守。
不过必须强调的是，这道防线还必须与强有力的正义制度相结合。
对中国来说，当前和今后全部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只是民族的生存，而是要避免在毫无价值的状态中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