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要变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地方和部门分权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必然要重新进行资源配置，所以在掌握资源配置权力的部门和一些行政执法部门，腐败现象丛生。政府也一直为迅速在全社会蔓延的腐败现象深深困扰，采取了以下三方面办法，一是逐步建立和健全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监督机构，近两年还专门成立了反贪局；二是加速立法；三是不断地发动反腐败运动。这些都表明我国经济市场化和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党内腐败和政府腐败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严刑重罚之下，政府和庞大的国有资产还是成为各利益集团的寻租猎物。发展到今天，自上而下，社会各阶层都有腐败的倾向，“有肉的卖肉，有灵魂的卖灵魂”。腐败已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严重污染源，正在毒化社会环境和民族精神。
从执政党和政府的角度来说，必须反腐败，因为“一个政府的腐败意味着另一个政府的诞生”（詹姆斯。哈林顿语），历史证明，高度腐败的政府从没有不垮台的。从人民来说，也必须反腐败，因为如果生活在一个高度腐败的国度内，一切不能诉诸法律，而必须诉诸金钱，诉诸关系网，那诉求的结果绝不是社会正义和公正，而纯粹成了利益诉求；得胜者亦不代表道义优势，只代表他们对掌权者的贿赂手段到家。可想而知，对无钱无势的弱者来说，这种生存环境绝对不会轻松。本书所有的章节中，都真实地分析了中国人的生存意蕴已经堕落到何种可怕的程度。鼓吹腐败有利，实际上是对既得利益者无耻的献媚取宠。
现在40岁至50岁的知识分子，属于这个共和国的第三代人，其经历无非是文革和后文革两个时期，人生经验中只有反右、阶级斗争、文革等政治运动造成的灾难，由于这些苦难太过深重，以至于其中一些人认为不管用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只要能够永远和极左型专制告别就行。
这些主张“代价论”和“腐败有利”论的学者对于腐败的作用只是基于这种一厢情愿的设想：国有资产在这些“假老板”手中，最终结果只是不断的流失，直到消耗至无。奉送私有化既然在政治上得不到肯定、那还不如让“假老板”们趁早化公为私，成为私产以后，这部分资源就会得到合理使用。这种设想之幼稚，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国有资产流失的成本有多高，以及这些流失到私人口袋中的钱有多少能转化为生产资本。根据笔者多年来与不少局内人交谈而产生的调查体验，伺有资产流失到个人口袋的成本大约是7：3，即每流失1万元国有资产，其中有70％的资产要作为掩盖这种流失的“成本”，在无数中间环节流失、沉淀（其结果是刺激了黄色产业的畸型发展），那30％也还不一定能转化为国内的生产资本，相反倒是转化为国外的购买力，大量的事实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将来源不明的财产大规模地卷逃至国外。反过来说，如果一个腐败者贪污到手了3万元，国有资产的损失绝对不是这3万，而是要以10万来计算。以此观之，腐。败绝对不是成本最小的推动社会转轨的方式，相反是最消耗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
这些认为腐败有利于推动社会转轨、以腐败为手段获利的利益团体会进行努力建立法治社会秩序的人，全然不会想到，他们想要消解的“旧体制”，即极左型专制已不是转轨时期的主要社会问题，在新法规不断出台的今天，腐败所要消解的正是这些新的法律约束。而腐败泛滥的最终结果只会是目前已露初兆（在少部分地区已型构成现实秩序）的“黑权结合”，腐败推动的“社会转轨”，其路径指向一定不是知识分子天天在纸上型构的“公民法治社会”，只会是高度腐败的金权政治或政府和黑社会共同治理社会的“意大利模式”。这一路径指。向已不仅仅只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经验，而是已现雏形的中国现实。在本书的前六章 中，作者对尚处于初级阶段的“金权政治”做了分析，在第八、九、十章 中都剖析了“黑白合流”这一问题在中国的现实性。要知道，这并不是作者为作惊人之语而发的“新论”，而是建立于大量事实基础之上的实证分析。
“代价论”或日“腐败有利论”之缺乏道义和社会良知，还在于他们在设想中只将腐败面限制在经济领域，全然没有想到腐败渗透到司法部门之后，只会导致公义退位。而“作为公平的正义”本应是“不受存在的需要和利益支配，它为对社会制度的评判建立了一个阿基米德的支点”，没有了这一支点，司法部门只会变成“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所以说，这种“代价论”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简直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嘲弄。试想，如果现在中国的劳动监察部门和工会，也是按照腐败有利的原则来办事，只怕是劳动者根本没有权益可言，《劳动法》将成为聋子的耳朵！因为任何一个老板，包括国有企业的“假老板”，都在经济上比他的“打工仔”们更具经济优势，更能通过贿赂而使“正义”倾斜到自己这边。他们更没想到，腐败一旦蔓延到全社会，其结局绝对不会只限于通过贿赂越过条条框框办事以获取经济利益，而是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整个社会变成坏人和无良者为所欲为的天堂。人的生存意蕴也会堕落不堪，连最能张扬人性之美的两性情爱也会堕落成金钱和肉体的买卖。
1996年8月26日，韩国那场引起世界注目的“世纪审判”以两位前总统受到严正制裁而告落幕。这场审判对亚洲来说，其意义非同小可。自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韩国经济虽获得了长足发展，但韩国人民却长期生活在社会性腐败制造的痛苦之中。由于高层政府首脑贪赃在法，导致中下级官员纷纷仿效，在日常生活中，装有手续费、加急费、礼金等的小包成了生活必需品，贿赂和回扣成为民众办事所必须的“敲门砖”，黑金政治当道，特权经济盛行，红包文化泛滥，贪污贿赂成风。最终造成经济资源严重错置，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悬殊，出现了“韩国病”这一流行腐败综合症，韩国也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得到“腐败、舞弊的罪恶王国”这一“美称”。高度腐败最终严重制约了牡会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在1992年年度报告中把韩国从“四小龙”队列中剔除出去。
这一次韩国的“世纪审判”，与其说是审判这两位前总统，勿宁说是审判韩国的黑暗历史。它对亚洲有非同小可的意义，这次审判提醒亚洲，现代化应有一定的政治标准。如果人民创造的财富都被权贵贪污挥霍，这样的经济发展又有什么意义？这次韩国通过“世纪审判”来清算黑暗历史，昭示着韩国已经意识到自己必须走出“黑金政治”状态，朝着建立公正社会的目标行进。这场以反贪污腐败为目标的“不流血的革命”，其意义早超出了国界，为纯洁亚洲的价值观做出了贡献，也为亚洲其它国家反腐败提供了榜样：只要下定决心，就有可能将腐败这种政治之癌根除。
在韩国忙于清算“黑暗历史”并不断在反腐败的同时，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认为腐败会推动社会前进，牺牲公正就能换来经济发展？韩国经验昭示给我们的是：为纯洁中国人价值观做出努力的时候到了。
应当承认，学者们主张腐败有利也好，反对腐败也好，都不能从实质上改变当前的腐败现状，因为决定社会现状的毕竟不是这些声音。但是学者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特殊高层次群体，他们的态度、他们的声音却代表了社会良知。部分学者在腐败已成为社会发展走向何方的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时，还在主张“腐败有利于消解旧体制力量，对推进改革有利”，只能说明社会公共价值观念已被扭曲到非常可怕的程度。倘若这些学者愿意将“腐败有利论”
化为纸面上的文章，我想那一定会成为后人论证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丧失良知的具体例证。
上述情况表明，为学术研究引回人类关怀精神，尤其是在中国的国情研究中，对现在所发生的一切进行道义评价，已刻不容缓。
人的品质取决于人文教育的品质人文科学的意义，绝不止于道德精神层面，转型期许多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就在于没有将人文科学的道义评价与社会科学的理性判断结合起来。我们必须摆脱古典经济学单一的人性观，通过人文意义教化启动人性中利他与自我超越的一面。
我曾不止一次听过一些在司法部门工作的人感叹，现在的问题早已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也曾不止一次地在调查中知晓，假冒伪劣商品得以大行其道的原因，是因为商业部门负责进货的人拿了回扣；更曾听不少国有企业的员工谈到，他们的老总是如何贪污，而大家明知他的腐败劣行却无法可施，因为他早已用钱将上级部门的领导“搞惦”，职工告他不但没用，反还会砸了自己的“饭碗”，等等。这些谈话者有的因格于形势而不得已做过一些事，如因为某种原因在某件事上曲法在法，放过了本不该放过的腐败分子；或是为领导造假账，为其领导贿赂有关部门人士尽过力等等，但他们在心底深处都没有认为腐败有利，相反还因腐败行为的泛滥而感到茫然无措，不知这样发展下去，国家前途如何。他们能够这样判断，是因为他们还有社会良知，还没有丧失起码的是非感。这种社会良知如再不加以重申，只怕到了下一代，连分辨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也会成为难题。
社会良知是靠人文教化长期培育并代际相传，而不是靠空唱利他主义的高调进行说教式教育。我们现在要恢复的不是文革中肆虐的血腥理想和虚假的崇高，而是趁社会成员还没有完全丧失是非感的时候重申民族的固有道德，恢复社会良知。而恢复社会良知就必须仰赖于人文教育，因为人的品质决定于人文教育的品质；尤其是在当今社会道德大滑坡、人心浮躁飘荡之际，我们更须如此。
但恰恰是我们的人文教育品质出了严重的问题。和世界上其它国家不一样，其它发达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恰好是人文科学辉煌、文化大师灿若群星之际。且不说文艺复兴、法国的启蒙时代、德国的古典哲学那些至今都令人类受益的伟大文化成就，就连沙俄时代那样一个黑暗统治时期，他们都出了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别林斯基……就是由于有了这些文化巨匠的存在，就是由于这些文化巨匠用自己的思想信念昭示了人类存在的价值，用他们的信仰、价值、道德、伦理观点燃了爱和智慧之火，维系人类精神干不坠，这才为近现代精神文明提供了原动力，才将世界近、现代史熔铸成人类历史上一部辉煌的史诗。
观诸人类文明史，不是阶段性物质成果的产出者，如发明蒸汽机的瓦特等杰出人物，而是阶段性精神成果的产出者，如荷马、亚里斯多德、苏格拉底、伏尔泰、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等文化巨擘，才使我们能准确判断他们所代表的那一时代的文明所具有的价值——强烈的尊严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正因为有了一大批被这种人文素质和历史良知熏陶出来的人民，才能在国家机器与历史要求之间构成一种弹性，使得西方现代文明具有蓬勃向上的精神。
我们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的问题？我们有反右、丈革这种世界历史上都罕见的浩劫，但对这两段历史，我们至今最多只有展示运动经过的著作，却没有一本著作昭告世人，中国为什么会发生反右、文革？更没有产生过代表这一时代阶段性文明成果的大思想家或文化巨匠。即使是五四时期或30年代曾辉煌过的一些文学大师，经此两役以后，也大都成了“不唱歌的夜鸳”，以至俞平伯先生临死，竟觉自己毕生心血所浇铸的“红学研究”没有价值。老一代的悲剧已尘埃落定，而我们这一代在思想领域内能否为自己建立纪念碑，却也慎得怀疑，虽然我案头有一篇某人写的“时报书评”，正在竭力让读者相信最近出版的一本经济学著作的“巨大包容性无论是以往我国经济学的教科书，还是西方的经济学教科书都难望其项背”，但我的感觉却是“数风流人物，难看今朝”，代表着爱和智慧之源的人文科学在中国正处于日益衰竭之中。尤其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几乎忘记了这门学科的本质：经济学是“文化”的而非“自然”的科学，归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的范畴。他们更忘了，具有强烈人文精神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哈耶克就曾告诫过世人，他起初满怀对自然科学方法普遍有效的信心开始详尽探讨自己的论题，“后来才发现，当自然科学家急于尝试将其专业思维习惯应用于考虑社会问题时，却常常不可避免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哈耶克的思想为什么能垂之久远，至今仍是西方思想界的重要精神资源，就在于他的学说充满了人类关怀精神。人文科学的意义，绝不止于道德精神层面，转型期许多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就在于没有将人文科学的道义评价与社会科学的理性判断结合起来。
教育的困境，尤其是人文教育的困境，已无须我在这里细说。文革之前的30年，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人文研究和人文教育。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科技当令，举国上下视经济增长为最高目标，因此教育也就理所当然成了经济发展的工具。而教育政策短视和偏差的后果，就是使教育实践沦人了实用的技术性和工具性教育，重视价值和意义创造的人文教育在大学里日渐萎缩，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这些名牌高校的历史系和哲学系多年来连招生都感困难。人文研究（实际上还只是处于一种介绍西方思想的初级阶段）除了在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中曾热闹过一阵之外，日渐处于一种萎缩的弱势状态。发展到今天，竟有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们向自己的老师们提出疑问：“作为一名文科学生，我们目前所耗精力所学的一切，对于校园外那个熙熙攘攘的世界，到底有什么用？”这些问话的悲剧性在于，问话者根本就不了解人文教育和科技教育的本质区别：技术性、工具性教育培养人的谋生技能，而人文德性作为本体价值从来就无法作为商品进入市场。
中国人文科学那种令人揪心的困境，于此可以感知一二。尤其是想到这一问题竟源出曾哺育了老子、孔子、屈原、司马迁、杜甫、顾炎武等一代又一代文化巨孽的古老中国，那种令人震颤的揪心感更是使人灵魂不得安宁。只有短短两百多年历史的美国，他们的学者已注意到人文精神对社会经济制度的内在结构性支撑，新制度经济学就体现了信仰体系的经济制度意义。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在他的理论中，摆脱了古典经济学“经济人”的单一人性观，而注意到人性利他与自我超越的一面，认为人文意义教化依然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人文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有不可或缺的职能功用，从社会总成本核算角度提到了“意识形态的知识型倡导者的报酬体制”。而我们这个国度，可以每年花200个亿的公款去洗桑拿浴，可以花近2000个亿的公款去吃喝玩乐，却只能拿出1000万来作为社会科学基金。人文科学这种外在的困境反过来又影响师资队伍水平和生源质量，从而导致中国现在出现了大批拥有博士、硕士头衔的知识贫乏者。社会价值观的转变更使当代学者的气度和功力受到影响，以至于1996年出了这么一本对中国及世界历史及现状缺乏常识理解、令中国的有识者为之汗颜的《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能引起轰动，除了说明我们的国民已肤浅到了何种程度之外，什么都不能证明。
到了这种地步，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政府，难道还不应该关心一下中国人文科学的现实困境？
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事实证明，缺乏人文精神的经济发展，使人们在利益的角逐中将不再受到自制、理性、公正、博爱等精神的约束，只有对金钱赤棵裸的无耻追逐。这样的“发展”就算是暂时获得了效益，但克其量只是一种残缺的发展。从动态操作上来说，公平与效率理论虽然表现为时序问题，但哪一原则是解决另一原则的前提和基础，是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价值判断之一。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必须对新制度倾注社会公正与平等的思想。一个国家如不能为自己的国民寻求公平和正义，将永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发展。因此社会公平和正义，既是我们评判改革的阿基米德支点，也是评价我们现代化成就的全部出发点。
世俗社会从来就离不开对人文意义的依赖，有深厚宗教资源的国家更还通过宗教精神陶冶教化全社会。事实证明，缺乏人文精神的经济发展，在利益的角逐中人们将不再受到自制、理性、公正、博爱等精神的约束，只有对金钱赤裸裸的无耻追逐。这样的“发展”就算是暂时获得了效益，但充其量只是一种残缺的发展。广东、浙江农民的富裕已让人看到了残缺发展的活生生样板。生活在沿海已经数年，我常常在想，现代化的标志到底是什么？如果说是物资充裕，那么广东沿海及浙江温州一带的农民已经非常富庶，现代物质文明所能给予他们的一切他们都应有尽有，包括买台奔腾586回家玩游戏。但我从来就不觉得这些农民们已经“现代化”；现代化甚至也不是第三产业产值占GNP比重、非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受高等教育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以及人均住房等一切有关金钱、人才、技术的总和。因为这些指标在广东沿海几乎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我从来就不觉得这个地方已完成了“现代化”。至于那些早已拥有“别墅、轿车、美女、叭儿狗”这90年代的“四大件”的暴发户，在我眼中，也只不过是全身披挂着现代物质的野蛮人。在反复思考以后，我终于悟出，一个富有的社会，如果缺乏对人类充满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如果缺乏对社会批判力量的博大包容，缺乏对除物质之外更深远的精神追求，这个社会一定不知道自己应该走向何处，那些财富最终也只会被用在一些对社会有害元益的追求上，如吸毒、赌博、玩女人、花天酒地、造豪华阴宅……处于这种生活状态的社会，无论对其怎样宽容地进行评价，都不能认为这种状态算是完成了“现代化”。现代化应该有其特定的精神内容，没有精神追求的社会，财富最后都会花费到畸形消费上去。这是历史对素质低下的暴富者的惩罚，也是对片面强调物质现代化的社会的惩罚。因为这些个人、这个社会既缺乏人文精神的熏陶，又缺乏宗教信仰对人的制约，不少人已丧失了起码的道德感和羞耻感。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是因为人是唯一能够创造精神生活的高级动物，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人应该追求更美的生活，远过于生活本身”，这位先哲所说的更美的生活，应该是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富有与和谐。从这一意义来说，人的存在就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丧失了精神家园的人类，与动物又有什么区别？物质文明毕竟只解决物质生活的问题，一上升到精神世界，它就无能为力。精神世界的所有问题，只能仰赖于人文科学作出解释。人文科学的作用，就是为人们寻找精神家园。轻视、削弱人文科学的行为，不但使我们现在正在付出代价，将来注定还要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并不需要我们去创造，世界上已有现成经验可循。如前所述，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通过了《宣言》和《行动纲领》，特别在第四条中规定了“社会发展与其发生的文化、生态、经济、政治和精神环境不可分割”，从而使发展观进入了以人为中心的新阶段。结合中国国情，我们在进行非经济领域改革的同时，重视以意义为“导向”的人文教育，赋予社会以理想，赋于社会风扇以生活意义。因为金钱不能代替价值，科学技术不产生伦理道德，工具理性不能取代价值理性。正如作者在本书“导论”
中所强调的，我们不能在抛弃“计划偶像”的同时，又引进“市场偶像”。在引进市场经济模式时，不要只注意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经济法规，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对转轨期的经济发展进行人文调剂，否则照现在这样发展下去，终有一天会引起危机共振。
转轨期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人文精神。没有植根于人文精神这块沃土上的人类关怀，人只会沦为纯粹的经济动物，丧失人所应具有的一切生存意蕴。在进行制度设计时，那些能够对决策产生影响的理论家，尤其是经济学家们，不应该对民众的要求显得过于“冷静”，反对进行分配改革，而应该考虑公平与效率两者之间何者为先。因为从动态操作上来说，公平与效率理论虽然具体表现为时序问题，但哪个目标作为经济发展起始阶段上的优先考虑，哪一原则是解决另一原则的前提和基础，是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价值判断之一。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必须对新制度倾注社会公正与平等的思想。
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难都表明，平等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为自己的国民寻求公平和正义，将永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发展，井脐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社会公平和正义，既是我们评判改革的阿基米德支点，也是评价我们现代化成就的全部出发点。
后记
追寻学者生命的真谛这些年常有朋友问到同一问题：不少和我生活在同一地方的学者都感叹，这地方没法做学术研究，我为什么还能坚持做下去？每逢听到这问题的时候，我总是半开玩笑地回答说，可能因为我是女人，金钱和权力的吸引力有限。因为要说真实原因，恐怕有张扬之嫌。
记得尼采说过，有的人是将自己的伤痛化为哲学，有的人是将自己的富足化为哲学。我想，这句话的意思对学者来说，无非是说一个人的治学思想莫不与其生活经历有关。对于我个人来说，经历和秉性使然，即使是在这个视权势和金钱为生命一切意义的地方，我也设法将自己变成一架追逐权力和金钱的机器。
我出生在湖南省邵阳市，由于家乡近20多年来治迫不佳，有时候想到它时，几乎连自己都很难相信这里出过魏源、蔡愕这些在近代史上珍珠一时的名人。只有忆及那些在我生命成长过程中，曾在思想上深深地影响了我的那批朋友，才会感到一丝温暖。
60年代中期的邵阳市，曾生活着一批颇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之志的青少年，这批人后来成了该市“文革”中两大圈子的核心人物。一个圈子是以一批知青为核心的“小兵”圈子（因他们的组织名称为“小兵司令部”而得名），另一个是以该市的重点中学二中六六届高中学生为核心的“谁主沉浮”圈子（亦因为他们的组织名称为“谁主沉浮”而得名）。他们的才华在文革的特殊产物大字报上尽展风采，读到这些大字报的时候，我还只是个小女孩，也被他们文章的气势所震慑，更为那种被革命英雄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陶冶出来的精神气质所感动。我是直到十五六岁，那两个圈子因其核心人物星流云散而不复存在时，才和其中的部分人交上朋友。那时的他们已经不再有“文革”初期那种激情和浪漫主义，多了几分成熟和凝炼。从他们那里，我常借到一些19世纪俄罗斯古典文学与法国启蒙时代的文学作品，对别林斯基的作品更是情有独钟。也许正是受了这种影响，几乎在青少年时期起，我对生活的观察和思维就不大像一个小女孩。这段时期的思想营养以及影响我一生的那种道义责任感，几乎全得益于这个圈子的一些朋友。17岁以后我被迫到湘西山区修校柳铁路，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那点可怜的业余时间，还常被无穷无尽的政治学习所占用。由于在同龄人中几乎难以找到可与之深谈的人，我常常一个人穿过茫茫的芦苇滩，孤坐宁静的沅水河边，避开人群去读书——之所以要避开人群，完全是为了“安全”，当时曾因读一本《唐宋名家词选》而被同住一个工棚的女孩检举，说我读“封资修”的东西，书被没收，人也成为当时连队中“反资产阶级腐蚀”的反面典型，大字报贴到我所住的工棚门口——几本能找到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鲁迅作品，就成了当时的主要读物。我无法估计这些朋友对我的影响，但我知道自己的思想成长史上确实打上了这段友谊的深深烙印：在他们中间，我懂得了什么是人生的责任，萌生了人道主义思想的幼芽。这就是我在年龄上不属于“老三届”和“六八年人”，但思想特征却和他们惊人地相似之根源所在。由于时代原因，这些朋友只有少数几个人后来能进入大学深造，但这些人也几乎没有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上留下痕迹。近10多年来与这些旧友偶然见过几次，我常常为他们今日思想和生活的黯淡感到神伤。他们在青少年时代表现出来那种敏锐的思维，博大的志向，对社会深切的关怀，使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如果生长的环境正常，他们当中原本可以出不少杰出英才。我后来很少再去见这些！日友，这倒不是我不恋旧，而是因为我宁愿让他们当年那种奋发向上、充满了生命力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定格。也许是因为他们思想生命史上不应该的夭折，我常常觉得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并不仅仅只是代表自己。后来到了深圳这块人文学者几乎没有办怯生存的地方，我之所以还能坚守自己的信念并坚持这种于我个人并无现实物质利益的学术研究，大概就是因为有这种“代表”意识在冥冥中起着作用。我现在用这本《现代化的陷饼》来祭奠我青少年时期的友谊和那批“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那些已在我的生活中成为回忆的朋友，是我对他们一种最好的纪念，因为我永远记得他们当年以“知青”和中学生身份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
阐扬自己思想的学术研究因此也就成了我追寻并体现自己生命意义的唯一方式。
学者和政治之间，文运和国运之间，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其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和微妙，恩怨相缠，遗恨难消。行将进入世纪末，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才进入探讨学者生命真谤的境界。近年学界对陈寅格、俞平伯、顾准、吴晗等前两代学者的学术价值取向，人格、信仰、与政治的恩恩怨怨等身前身后事的凝眸回望，其实是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对自己生命意义的追寻。也许，我们这一代学者（被称之为“共和国的第三代人”）
今后学术上的建树将以各自对学者生命真正意义的感悟为基点。
对我本人而言，对学者生命意义的追寻不是开始于现在，而应追溯到10多年前刚进入大学时。当时我在湖南师范大学，学的是历史学，其时正值五六十年代的“五朵金花”之“新史学”重放光彩之时。但那些公式对历史的解释之单调与不可信，凡是爱思考的初学者都会感到有很大的问题。曾将这些疑问向数位教师提出过，但那些在五六十年代进入大学接受教育的教师并无能力解答这些疑问。促使我后来改学经济学的契机，是缘于理论界对我国“商品经济”为什么不能导出资本主义社会无法作出自圆其说的解释。而我到复旦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之时，正是“苏式经济学”遭到严重质疑，并被早我人经济学之门的青年学子们抛弃之日。当某位治《资本论》数十年，并在行内颇有名气的老学者去世后，他的几位研究生在参加追悼会后曾悄声议论：这时候离世还避免了难堪，否则再过两年看到自己穷毕生心血所研究的东西竟被后学者弃而不顾，那才比死还难受。
“学问”何以竟到了如此速朽的程度？更令人悲哀的则是我们这一代后起者除了少数师从当年旧学颇有功底的导师者之外，许多人只能靠自己去摸索和架构自己的思想体系。这种没有学术传统可秉持的状态，对我们这一代学者到底意味着什么？至今恐怕还难定论。
学术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能舒缓地展示每一个民族精神的文化源流，还在于它达到一定境界时，能够阐扬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并超越时代维系人类精神于不堕。如果学术成了附丽于政治的趋时之作，“学术”还能成其为学术，“学者”还能成其为学者吗？上述那些作为代表人物的学者，虽然各自的遭际不同，但其生前身后的悲剧根源却在于他们和政治的“不解缘”与“不了情”，陈寅俗命运的悲剧性之分外突出，就在于他本是纯粹意义上的学者，他研究的学科本来可以与现实政治无关。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里，他完全可以坐在书斋里神追太古、遨游八极，他本人亦无心政治，不求通显，但“政治”却偏偏不让他平静地做一个与世无争的学者，硬要将他强行拉人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直至灭亡”。其余几位秉持的治学精神、学术传统虽有不同，与政治的缘分也各各相异，但在这份与政治的“不解缘”牵引下，最后都殊途同归，大都死于“文革”劫难之中。即使劫后余生的俞平伯，在其晚年却又对自己的学术生涯进行深刻检讨井自我否定，这种否定的悲剧意味，只有能感知那一时代的学者那种深切的无奈和悲哀的人才可以体味。陈寅格先生在政治世俗化潮流浩浩荡荡之际，不曲阿附世，坚守自己的文化信念最终成为殉道者，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大智大定，以及一个跨越三朝的世纪老人对人生的大彻大悟：而俞平伯晚年的“渐悟”，其意虽可悯、其情虽可悲，倒也不失一个真学者的勇气和真性情。只有吴呛的悲剧留给后人追忆的才真正令人有种幻灭感：他忠心耿耿为之奋斗服务的伟人，却用一种非常残酷的方式将他抛弃，那种奉命所做的影射史学，其“学术研究”的“价值”，实在令人可悲；其个人命运因这“影射史学”而遭际之惨，则更令人可叹。在缅怀前辈学人的坎坷遭际之时，我常想起克雷洛夫的一句诗：在猫爪子下的夜莺，有谁能唱出好听的歌？在生和死、贵和贱、荣和辱、闻达与淡泊的生命交叉点上，这两代学者没有谁能把握自己的命运，都只能无可奈何地任由自己被政治的惊涛骇浪颠来簸去。即便是尊荣几十年且最后能正常辞世的郭沫若，又有谁知道他在作了那么多无聊的趋时之作后，心里究竟蕴含了几许无柰和悲苦？
这两代学人的命运，向人昭示了两种类型的文化品格：陈寅烙悲剧性的个人命运和他所代表的文化命运纠缠在一起，为中国传统学术划上了一个有浓郁悲剧色彩的句号，传统史学在达到近现代的最高境界时戛然而断，使后人不能不为他个人及他所代表的文化黯然神伤。
而那些跟风意识强烈的学者，姑且勿谈身后事是否寂寞，生前已是毁誉接踵而来。他们的才华几乎都消蚀在服从政治需要的“学术研究”和一些“只领风骚三五日”的文章中，学术良心对强权的屡屡屈从，学术观点服从政治需要的常常改变，都没有为他们换得一生平安。这一事实昭示了，文化本是寂寞的，所谓“热点”“焦点”与文化无缘，曲阿附世的文章必定不能长留于世；学者本是寂寞的，一旦成为政治人物，就已不成其为学者。
这个问题关乎到学者的学术良心。中国古代先贤喜欢将“道德文章”二者并称，强调“丈以气为先”，其实就是指学术的生命力往往取决于其中蕴含的道德力量。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曾说过一段著名的话：“第一流人物对于历史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然而吴暗这些学者的命运，又不仅仅只是他们个人的命运。其命运的血脉可从历史文化的长河中找到源头。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从来就有“达则兼济天下”的抱负，即使是那些“隐者”，也大多是“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为知识而知识的学者少而又少。这一代知识分子命运之特殊，是在于他们碰上了一位精通文史、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独特情结的领袖。领袖的历史文化情结最终要外化为意识形态并一统思想，其后果之惨酷，有大量历史文献为证。自50年代以来，本与政治不一定要结缘的哲学、史学、文学、“红学”等，竟都成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兵家必争之地，在多次政治运动的暴虐摧残下，中国学者们的最后一丝自尊与独立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在文史哲这几大领域内经过历代学人智慧道德凝成的学术传统被无情腰斩，绵延两千年之久的中国传统文化至此彻底凋零，所谓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其实已堕落成一个纯粹的“饭碗集团”。
中国传统的“养士”说道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内核：人文知识分子的本体价值从来就没有作为一种独立的价值被中国社会进行评价。到市场经济发育了10余年的今天，人们已深切意识到，人文学科和科技知识二者存在着本质区别：技术性、工具性教育才培养人的谋生技能，而入文德性作为本体价值从来就无法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人文知识分子在前几十年的中国曾经有少数人红极一时，那是因为他们已完成了从人文知识分子到意识形态专家导师的角色转换，这一角色转换使这些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格受到极大扭曲。准确一点说，从他们完成这一转换并成为政治人物后，他们其实已不再是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这也就是那些早年曾屡有佳作问世的一代知识分子，从50年代起就再也没有佳作间世的根源所在，作为意识形态导航而发的“作品”自然缺乏感人的人格力量。
四8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中国学者，注定是空前绝后的一代。说他们“空前”，是因为这代人的经历使他们对社会的感悟和任何一代都不一样；说“绝后”，只是笔者希望造就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环境将不会在中国再现——如果那种苦难要再现一次，只能说这个民族对苦难几乎没有反思能力——较之前面提到的那些学者，这些人对中国底层社会具有的经验要丰富得多，对世事的洞察力（绝不是陈寅烙那种对历史的洞察力）比之他们的前辈要强得多。他们秉承的不是陈寅恪那种学术传统，倒更多的是秉承了毛泽东时代那种学术政治化的传统和英雄主义教育下那种道义责任感（在经过上山下乡等多种磨难后还剩多少姑且存疑），更兼政治意识形态化时代那种将学术问题变作政治问题的惯性还起作用，所以中国的学术研究从80年代至今还带有很强的“炒作”色彩，热点频出，有过不少文化明星和趋时之作。然而这一代面临的另一种痛苦马上接踵而来，商品化大潮将使许多没有被政治摧垮信心的人文学者面临自生自灭的境地。除了经济学和社会学之外，历史学和哲学都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道”之不传已是现实。
在广东沿海地区这种危机表现得最充分。这些地方物质充裕，但就是没有人文学者一席立足之地。不少人文学者来到这些地方，不是像一缕烟尘一样消失在这个城市，就是对自己原来从事的冷门学术绝袂而去，现炒现卖地做起了“经济学者”，不断在报上发表各种关于经济问题的热门话题，如深港衔接、国有企业改制、企业文化等等，无所不包。以此观之，仿佛中国一夜之间开出了若干个“经济学家”速成班，产出“经济学家”的速度远非英美诸国能够相比。但只要对北京经济学界的话题不陌生的人，就会发现他们做的只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功夫。不过现实对他们最大的嘲讽就是他们只被这里的传媒和有关方面尊为“学者”，他们甚至无法被国内同行视为“学者”。
在面临商品大潮的挑战表现得张皇失措的“学者”们，用自己的无聊和追求功利表明：没有自己独立思想的趋时之作，连短暂的生命之花都不能开放。
五历史转了一个圈后，又回到了一个老话题：人文科学到底有价还是元价？知识有用还是无用？和“文革”中知识无用论不同的是，市场经济接纳了那些知识能外化为商品的科技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纯文化意义的学说竟成了这个物质富庶的时代负担不起的“无用之物”，虽然不再像“文革”中那样被政治粗暴地强奸，却成了商品时代的弃儿。
我们这个“商品社会”拒绝人文精神，但市场游戏缺乏规则的状态和当代经济伦理的恶性畸变却又昭告我们，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一种人文精神作为支柱和动力，这种人文精神对经济的发展具有规范和推动的作用。如果丧失了人文精神的支撑，财富的追求欲望就必定会沦丧为纯利欲的冲动，导致人们动物性的膨胀、人性的泯灭、社会秩序的混乱和财富的浪费。于此我们可以看到，人文科学的意义，绝不止于道德精神层面，转型期许多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就在于没有将人文科学的道义评价与社会科学的理性判断结合起来。
上述这种情况说明，中国现在不但需要人文科学，更需要一些具有人格力量的人文知识分子承担中国文化建设的大任。这种责任历史地落在40岁以上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上，完全是因为这一代学者的经历所决定的。
40岁以上这一代学者遭际艰难，饱受磨砺，但却看到了前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从前辈学者的身前身后事中，大家至少可以悟出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政治和学术之间恩怨相缠的局面注定还将无休无止地继续下去，人文学者生活上的困境在短期内也不可能根本改观。留给纯粹学人的立足之地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后，都不会让人觉得舒展。
前路坎坷，荆棘丛生，在一页页翻卷的历史风云中，每一个关心民族前途的学者，其文章确实都应“合时而著”。但如何“合时”，却与每个人的道德修养及情操有关。那种以从海外引进新概念、新名词为能事，并曲阿附世的“学术研究”，其生命将有如朝露，充其量与似前那些意识形态专家一样，领三五天风骚而已。
学者生命的真义，其实并不需要我们去创造，陈寅格先生早已在他为王国维立的碑文中说得很明白：“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把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我们重新明白这一点，是以几代学人的生命和才华为代价。在前辈学者留下的斑斑血迹和泪痕中，我们这一代学者应该明白什么才是自己治学的“阿基米德支点”。
但愿我们这一代人在探求前辈学者的晚年心境时，多多少少能悟出学者生命的真谤。唯有将自己对生命的体验熔铸到学术研究中去，我们这一代人的学术生命才不会有如朝露。
这本书的问世，则要归功于思想界一些朋友的鼓励。因为我现在的生存环境及时间等一切外部条件，都不容我考虑写这样一本耗时巨大，需要在资料上下许多功夫，并且还要在“说法”上反复琢磨的书。是这些朋友近年来对我所进行的实证研究之意义的充分肯定，给了我很大的精神支持，使我能够在业余状态中坚持做这项比较艰昔的研究。全书初稿完成于1996年8月底。看过书稿的全国共有数十人，大多是学者和北京的政府官员，因为这本书，我结交了不少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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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石小敏先生在看过这本书的初稿以后，认为这本书的问世有两个意义：一是书中所谈到的许多问题都是中国现在应该研究而没有研究的问题，此书的问世将为中国的经济学、社会学开拓广阔的研究空间；二是为理论界人士及政府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而国家体制改革研究院的副院长邹东涛先生告诉作者，他是怀着相当激动的心情读这部书稿的。他写了如下一段话：“读了这部书稿后，深感在这30万余字的字里行间，反映了作者富有深厚的社会良知、社会正义感、社会责任感和呼吁社会健康发展的强烈愿望。作者对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社会弊端，特别是腐败问题，透视深刻，分析精辟，无疑是一部有价值、有分量的著作，将产生大的社会影响。”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很大的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