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地运动”在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史上的地位本节总结了“圈地运动”在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史中的神话般的地位：个体经营热、开办公司热以及股份制改造热中，最多只出现了百万富翁，只有在“圈地热”中，中国才产生了一些“以无博有”、“以小博大”的千万、亿万富翁。资本原始积累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才得以加速度地完成。
在“圈地热”后面，隐藏的是巨额利润。这一时期，涉足房地产的人士经历了“以无博有”、“以小博大”这两个阶段。在“房地产热”初起阶段，港澳和国内一些人手里只要有几十万资金就可以搞房地产开发，一方面他们找到掌实权的政府官员，采取赂赂等手段批出红线图；另一方面用同样的手段笼络金融界人士，批出贷款，在短短时间内靠玩“空手道”
成为巨富，这是在“圈地热”初起时的普遍现象，被行内人士称为“以无博有”。经历了一段时间后，一些人用几百万、上千万的资金搞开发，经历了90年代初两次小小的高潮后，成了中国地产业的大亨，这在房地产业内被称为“以小博大”。据建设部部长侯捷在报上公开介绍，在中国投资房地产业利润率大大高过国际水平，也高于发达国家。国际上房地产的平均利润率基本上是6～8％，但中国国内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不低于30％，即使近年市场很不景气，也在20～25％左右，连利润率最低的安居工程，还有15％左右的利润，大大高于一般产业的利润水平。
在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史上，中国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个体经营热（承包农田热）——开办公司热（价格双轨制的产物）——股份制改造热（股票热）——圈地热（房地产热）。但是在积累财富的神话中，最“灿烂辉煌”、最金光闪闪、最迷人的“神话”却是“圈地运动”，因为在前几次“热”中，中国最多产生了一些百万或几百万富翁，而只有在“圈地”的“神话”中，才轻而易举地产生了一些千万、亿万富翁。
必须指出的是，如果说“个体经营热”和“承包农田热”体现的是以生产率为分配法则，那么在“公司热”中权力开始市场化，手握权力者介入经济活动并利用价格双轨制大发横财，从这时起，分配法则就已经严重变形，被扭曲成了以机会为本位，凭人情关系和投机进行分配。这一被严重扭曲的分配法则此后在前几年的“股份制改造热”和“圈地热”中，更是公开化地起着作用。所以后来的这几大“热”中虽然以世界罕见的速度造就了一批大富翁，但却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生产率上升，滋长了人们的投机心理，劣化了社会道德，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为害极大。
“圈地运动”中的寻租活动对经济改革的影响在社会纪律非常松弛和随意的情况下，我国在所有权边缘的每一项改革，都为各利益集团和少部分掌权者开展“寻租”活动提供了更大的刺激和更多的机会，从而导致每一“放权让利”举措的政策目标和实践后果之间产生了相当大的距离。因此必须将腐败的重要事实包括在对我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析之中，才能对我国现状作出较接近实际的分析。
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所进行的土地改革，其动机都不外乎两点：首先是对经济和社会平等的渴望（社会意义）；根本上则是对土地效益的迫切需要（经济意义）。从最终目标来看，每项土地改革都应该创造一种人和土地的关系，如果将本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
和90年代的“圈地运动”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在控制土地资源的问题上，两次土地改革的深层动机其实都是出于上述两点。只不过前一种控制和使用土地的方式在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以后，并未达到原来所设想的目标。形象一点说，这两次改革正好走完了一次“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只是这一过程蕴含的历史语言实在太过丰富，全面探讨它的意义并非本书的目的。但剖析这场以不平等权力分配为特点的“圈地运动”，就足以了解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些本质特征。
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在“所有权”问题上一直没有找致突破点，直到1997年十五大提出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才将这一问题从理论上加以解决。而在此之前则只能围绕着所有权边缘进行改革。但是在社会纪律非常松弛和随意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在“所有权”边缘所作的改革，都被一些掌握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的“内部人”利用来开展寻租活动，以牟取私利。事实很清楚：在新旧体制转轨的缝隙中，大量可资利用的机会都供一些权力的不法使用者们任意享用，他们和一些非权势者相互为用，瓜分社会资源。更让人无法乐观的是，近年来意在清除腐败的“整顿金融秩序”等宏观调控措施，却为腐败提供了更大的刺激和更多的机会。这方面的例证已成为中国人的“生活常识”：加紧缩银根、减少贷款就为银行信贷部门人员索要更高回扣提供了机会；对证券商设定的行业进人行政壁垒，为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提供了大量收受“好处费”的机会；严格执行上市公司审批制度为各审批机关的工作人员提供了不少发财良机。人人都知道，要想改变政府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方法只有一个：进行行贿等“二线工作”。
最值得深思的是一些经济学家在这次“圈地运动”中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就在北海狂炒土地之时，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南方一省城发表讲话：“‘投机’……表明一种盈利机会，谁能发现盈利机会并抓紧利用这个盈利机会，谁就能上去。……目前，中国的投机不是太多，而是不够。”此论一出，许多腐败行为立刻获得了“理论依据”，“圈地热”更是失去理性。要求为正在泛滥的土地投机火上加油这类“深化改革”的呼声，从南方沿海响彻到北方内陆，人为地构造了土地投机环境，导致房地产业畸型发展。这一事例表明，我目现阶段，和经济结盟的不文只是权力，还有一些理论家和学者。前者结盟的恶劣后果因比较公开，公众都比较明白；而后者却比较隐蔽，往往打着“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的旗号，因此更能混淆视听，其影响面更大，其后果也更恶劣。因此中国在反腐败斗争中，不但要警惕权力和金钱结盟的现象，更要警惕“理论”和金钱结盟的现象出舰。
因研究不发达国家经济问题而声名卓著的瑞典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冈纳。缨尔达尔在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以后，认为所有不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属于“软政权”。这种社会缺乏立法和具体法律的遵守与实施，各级公务人员普遍不遵从政府交给他们的规章与指令，并且常常和那些他们本应管束其行为的有权势的人们与集团串通一气。腐败只不过是“软政权”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他强调，研究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问题而“不将腐败作为严重问题来对待的理由是不恰当的、显然浅薄的或干脆是错误的”，必须把腐败的重要事实包括在对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分析之中。
在中国18年的改革历程中，每一“放权让利”举措的政策目标和实践后果之间的距离，已不容人们再忽视权力市场化的作用。经济学者和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任务倒不在于研究一个一个的具体案例，而在于确定当代中国腐败的性质和程度，以及腐败现象对政府部门、企业界与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的侵蚀程度和发展趋势。
“圈地运动”留下的种种后遗症使我们不得不想起E.S.萨瓦斯的一句名言：“‘政府’这个词的词根来自希腊文，意思是‘操舵’。政府的职责是掌舵而不是划桨。直接提供服务就是划桨，可政府并不擅长划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