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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卢苏伟 当前章节:15068 字 更新时间:2026-6-18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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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痴到天才的真实经历:看见自己的天才

Part1 捡回来的生命

一场因高烧而并发的脑膜炎,虽然使我有幸活了下来,却夺去了我包括识字和记忆在内的一切学习能力。8岁,我还不会看时钟、不会自己上学、连数字0到9都认得很吃力。当别人拿90分还被打的时候,我却能够因为好不容易考了10分而吃了一整只的鸡腿,虽然仍有爱我、关心我的家人,但我不再聪明,我成了同学、老师眼中的“特殊人物”!

雷公仔子(1)

“神啊!可怜我这个女人家!为了这个家,我把命都献上了,肚子里的孩子,要不就流掉它,要不就赐给我一个‘雷公仔子’,可以保护这个家,为我讨回公道的孩子……”

这是我出生前,妈妈每天都要跟神明说的话!

在妈妈未怀我之前,我们的家曾是家族里人人称羡的家庭。爸爸留日返国,才二十几岁就当上平溪乡农会总干事,由于年轻有才华,在整个乡里举足轻重,但也由于年轻气盛,无意中得罪了派系。在一次农会职员卷巨款潜逃事件中,爸爸不仅失去了一切,还被判了一年的徒刑,甚至连带着家族的产业也因此遭到查封,以弥补公款损失。为了生活,当时已经怀孕的妈妈不得已,也只好下矿坑工作,而且,为了能够有多一点点的收入,好让家中老老小小都能够有饭吃,她咬着牙做最吃重的推台车运煤工作,还一天做两班,常常累到手脚发软,推着车从斜坡上滚下,若遇到雨天更是跌跌撞撞,一身湿泥,好几次她都想干脆就这样死掉算了,但一想到患有气喘病的外祖母和三个幼子,只好咬着牙做那些连男人都不一定干得动的工作。

然而,即使是做了一天的工,回到家,通常已经是半夜了,还是有一堆事情等着妈妈来做--洗一家人的衣服,煮猪食、养猪、鸡、鸭,往往累到连上床的力气都没了,倒在灶前就睡着了。

这样的辛苦,却得不到继祖父的谅解,常把父亲连累家族的怨气发在妈妈身上,动不动就会当众指责妈妈:“带衰的女人,会死就赶快去死!”

长期的疲累和累积在心中敢怒不敢言的怨恨,当时的我虽然只是个无知的胎儿,根本没有任何记忆,但却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像自动播放系统般,不定时的从妈妈嘴里播放出来!

一心寄望能够“生个雷公仔子”是支持妈妈撑下去的希望,可是继祖父可不是这样想的,他看到妈妈干扁营养不良的样子,便揶揄妈妈只会生个女儿,甚至已经和邻居讲好,一旦妈妈生的是女儿,便要以一百元卖给他们收养!

就在我出生的前一天,天下着大雨,妈妈仍然冒着雨去工作,工头和与妈妈一起工作的矿工看到都十分不忍心,纷纷极力劝阻,希望妈妈休息,别再做了。可是妈妈却声泪俱下地恳求工头能够再让她做,工头拗不过妈妈的苦苦哀求,不得已只好让妈妈下矿坑,但一再交代妈妈,只要她肚子一疼就要赶紧喊人帮忙!

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挺着大肚子,推着百公斤的台车,在大雨里咬着牙苦撑,她一直不理解,为什么这样跌、这样摔,三餐当一餐吃,从没有一天真正睡入眠,孩子为什么不会流掉呢?

隔壁的瞎子算命师,一再地安慰妈妈,要生一个有用的人,父母注定要为孩子先吃苦,“阿菊!你的苦不会白吃!一定要忍耐!不要想不开!”妈妈告诉我:“若不是为了你这个雷公仔子,好几次都想放手,让倒退的台车压死算了!”

就是因为想要一个“雷公仔子”的坚强意念,支持着妈妈在生我前一天,苦撑推完最后一辆台车,在大雨的夜里连滚带爬,才爬回家的最后力量!

妈妈说生我时,好像都还没感觉到有什么阵痛,我就被生下来了!可能是太累了,人都虚脱了吧!

据说当时继祖父还三度来到妈妈房间掀开门帘不耐烦地催促:“不赶快生一生,我等着拿一百元喝烧酒!”

妈妈泪流满面焦急地抱着外祖母痛哭!外祖母一边安慰着妈妈,说会死,她要跟妈妈一起去死!若没死,就看天公伯仔!一边也一起祈求着上天,拜托,给妈妈生个男孩子,真正的男孩子!

出生那一天,天还没有亮,才五岁多的二姐就拿着扫把守着妈妈门口,目的是绝不让任何人把我抢走!一直到十点多,妈妈终于把我生了下来。一知道是男孩,二姐立刻手舞足蹈,满心欢喜地四处报喜:“我阿母生男孩,生男孩!不用分人家做新妇仔!”

这就是我的二姐,从小就为我吃了许多的苦,也受了很多罪,她总是告诉我:“你未出世,阿姐就准备为你和别人拼命,还好你是男孩,如果是女孩,阿姐甘愿卖给别人,也要你留在家里!”

这份姐弟之情,对我而言是一辈子的恩情,对二姐而言,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替我背负数不清的辛苦!

我的出生,并没有为整个家族带来任何欢乐的气氛,当时家中所有的产业都已经被查封拍卖,却仍不够还清被卷走的巨款,以至于家族亲友们所有的金饰及贵重物品,都被借来换钱抵债。就在我出生后第十八天,我们便已无法再在家乡平溪立足,只好带着简单衣物跟着挖矿的工头,来到了桃园县复兴乡三民村山区矿场。那里只有简单的工寮,点煤油灯,不像因煤矿而繁荣的平溪。妈妈说半夜醒来常摸到冷冷的东西,灯一点亮,才知道是一条手臂粗的蛇,有时则是早上醒来才发现蛇蜷在身旁。当时爸爸不在,妈妈怕蛇钻进被窝,大多数的时间只好抱着孩子坐等天亮。

为了生活,妈妈生了我之后,不但没有钱可以好好地坐月子,而且在我还没满月前,她就又得跟着男人一起下矿坑工作。为了保住这份工作,所有男人做的事她都做,还要做得比别人好,她才会被允许下坑,因为通常女人只能在矿坑外接应台车,但坑外薪资只有坑内的一半,妈妈只好跟着其他男矿工扛坑木、钉坑木、挖煤、推台车,样样不能少,可惜不管妈妈多么努力,薪水都只能拿到男矿工的六至七成。

雷公仔子(2)

然而这还不打紧,最令她难过和担心的是,每回只要一到发薪日,继祖父还会抢先一步把工钱领走。妈妈为了外祖母及四个孩子,经常拿着相思木棒去找继祖父要钱,还被大骂是“疯女人”!但个性坚强的妈妈,只好忍着一期工资未领,拜托发钱的会计一定要把下期工钱让她亲自领,外祖母也因此和继祖父分居,不再一起生活。

在矿场的家庭,孩子姓不同的姓没什么奇怪的,因为男人在矿场工作,意外经常发生,留下的妻女,为了生活,只得改嫁他人,而再嫁的男人又遭逢意外,便再带着一群孩子改嫁。我们家的祖先牌位有姓廖、王、苏、卢的,我们无从去了解这复杂的关系,就像我的继祖父原本娶了我的祖母,祖母过世,又娶了外祖母,因此伯、叔、姑、婶、姨间的称谓,有时真是很难弄清楚。

继祖父和外祖母分居之后,便跟着他的亲生子(叔叔)同住,外祖母则跟爸妈同住。为了帮妈妈一点忙,患有气喘病,常会不定期发作的外祖母,也到矿场协助烧水给工人洗澡,因此,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都是二姐在照顾我的生活。至于大姐,由于她自幼聪慧,成绩优异,亲友老师都认为如果大姐随我们一起搬到三民那样的深山乡下,必会埋没她的才华,因此纷纷力劝爸妈,希望他们同意让大姐寄住在板桥的姨妈家。所以,在我小的时候大姐就仿佛是个贵客一样,只有寒暑假或重要节庆日才会回到家里。每逢到了她要回来的日子,我们在家里的孩子都是从好几天前就高兴地期待着,一直到她回来的那天,一早,我们便会翻过山岭,走几公里的路到公路局车站等她!

在小孩子当中,大姐和二姐的感情最好。平时因为大姐不在家里,妈妈和外祖母又天不亮就得出门工作,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是二姐在做,因此,妈妈每天都会放一个五角铜板在二姐枕头下,让二姐存在竹筒里。有一次大姐回山上来度假,当假期结束要回板桥时,二姐抱着她用一个个五角存满的存钱筒,硬是要大姐收下。大姐不肯要,两个人抱在一起哭成了一团,二姐说:“我们山上又没得买,要钱做什么?给你啦,给你啦!”

其实爸妈也舍不得大姐那么小就要寄人篱下,然而,为了大姐,那是唯一的选择。所幸,姨丈、姨妈家刚好没女儿,大姐又表现得好,很得人缘,一直被姨丈、姨妈当成自己的小孩爱护。

在家里,我排行老四,上面除了大姐、二姐外,我还有个哥哥,大哥正直老实,从小我就知道继祖父十分疼爱他这个长孙,但外祖母则完全相反,因此,我常会编些谎话来害他被外祖母责骂,但他似乎从未因此而记恨,只要在外面拿了什么好东西或好吃的,他一定会拿回来分给我。在这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他虽然和我一样是男孩子,而且还是长孙,但他的待遇却和我大不相同,外祖母和爸妈似乎把全部的爱和注意都给了我,他只能远远地站在一旁,装作没事似的偷看,和他比较起来,我得到的关心真是太多了!

在幼年的记忆里,爸爸是什么时候出的狱,我已经忘记了,反而是妈妈带着我去台北监狱(旧址在博爱特区,台北法院附近)探望爸爸的画面,至今仍然清晰。当铁窗里出现一位理着光头、面孔黝黑清瘦的人时,妈妈要我叫他“爸爸”,当时我还小,不仅吓哭了,还把尿尿在会客室的柜台上。也因为这个画面一直存在我脑海里,后来当我就读警官学校犯防系三年级时,至台北监狱实习,每回在接见室见到有太太带着孩子隔着玻璃用电话叫被关在里面的人“爸爸”时,我总是会忍不住热泪盈眶。我的爸爸也曾是被关的犯人,所以我更能体会,一旦家中有人在里面服刑,其余的家人在外所受的苦痛是没人能理解的。

因为这层体会,我曾暗自许下过心愿,如果有机会,我会让刑罚制度更符合人性及社会期待。像我的爸爸只因部属的过错,不但赔了所有家产,还要被关,然而那是法律的规定,谁也违反不得,但我的妈妈虽然不用被有形的铁窗限制,却受了更多有形与无形的苦。我常在想,或许集所有的苦,也无法和妈妈所受的苦、所经历过的事来相比拟,况且,真正的苦并不是那些不堪回首的经历,而是留在我妈妈心里深层的记忆,那些曾有过的痛苦不定时地重复播放,像是对我的妈妈处了一个终生的心灵监禁!

童年的我是个受宠而不懂事的小孩,好强又爱哭。过年时,大姐都会和我们一起玩捡红点,一分一角,外祖母知道我一输就会哭,所以,她都当我的钱库,我输多少,就给我多少。但一输我还是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钱每次玩都只会多,而不会少,可是只要拿到坏牌,要从自己钱堆里拿钱给别人,我就会忍不住眼泪流下来。当然,不止是玩牌,平常生活中只要遇到和我所想的不一样的事,我的眼泪就会忍不住流下来!通常只要我一哭,大哥就会挨骂,二姐就会让我、哄我,因我的无知而受罪最多的是二姐,也因此,我对我的家人和兄姐,一直有着很深的愧欠。至今,我仍常想,究竟我能做些什么才能弥补我曾有的无知及胡闹呢?

不过这些都是小事,我要惹的大麻烦还没开始呢!

看见自己

回头看生命曾有过的旅程,大部分的记忆都是来自父母的陈述,尤其是妈妈!父母曾有的悲或苦,它们早已悄悄地植在我们生命的深处,支配我们追求或逃避什么,而我们是否看见自己正受着这些重复出现,穿梭于我们眼前的声音及影像的左右呢?

雷公仔子(3)

来自父母的经历,来自父母的想法、情绪,我们若能有所分辨那是父母的,不是我们要的,我们就会容易看见自己!对于父母的一切,我们不需给予任何评价,只需要澄清、了解!

爱的经历(1)

那年过年大姐回来,家境也因爸爸出狱后加入矿场工作而得到改善。爸爸在日本留学就是学“矿冶”的,所以,很快就升为总工程师,妈妈也不用再去矿场工作,大妹也三岁了,这个年大家喜乐融融地庆祝,我依然是家人宠爱和头痛的对象,玩捡红点一定要玩到我赢才可以不玩!

“好!最后一局!已经12点了!”

“不管!不管!还要再玩!要玩到我当尾家!”

妈妈已经催了好几次!平常在这深山里,10点之前,人们就安静无声地进入了梦乡!12点还未睡是前所未有的,事实上,大家都累了,为了我,大家只好陪着熬夜了。

“每次都这样!以后不跟阿伟玩了,我赢的钱又输光光了!”

我洋洋得意地抱着钱筒,兴奋地跳来跳去,大姐则一副心有未甘的模样。

“我输最多!以后我不玩牌了!”二姐好像运气不好,玩牌几乎都是输!

“德文,你赢还是输?”大姐问不讲话的大哥。

“还用说,一定输的嘛!”

大姐很不服气地向妈妈抗议着:“大家输他一个不公平,我们还要再玩,阿伟最糟糕了!输了就哭!大家都要还钱给他,赢了都算他的!”

“好啦!好啦!阿妈在睡觉,别吵了,快去睡觉了!”妈妈下了最后通牒,我们只好赶紧收一收,不一会儿,一家人就挤在一张通铺上睡了!

隔天早上八九点,大家都陆续起床,只剩下我还在沉沉入睡。

“阿伟,起来!‘大富翁’再来玩牌了!”

二姐叫不醒我,就跑来摇我,但摇了一会儿,看我像醒又像没醒的样子,就是不起来,索性用她冰冷的手来搔我痒,当她的手一碰到我的身体,就发现我有些不对劲,于是大叫:“妈!快来呀!阿伟好像在发烧啊!”

“哪有可能!昨夜不是还生龙活虎,怎么会发烧?”

妈妈放下厨房工作走到我旁边,用额头碰碰我,发现我确实有点发烧,于是,她一边念着二姐:“都是你们!昨天晚上叫你们穿衣服都不穿,你们看阿伟感冒了!”一边把我硬生生地拉了起来,要我去吃点东西。

好不容易被叫醒的我,只觉得头好晕又好困,勉强爬起来,喝了点稀饭之后,又好想睡!

这似乎是我们家里发生任何事的结局,不是大哥挨骂,就是二姐挨骂,反正大家也习惯了。

“阿美,去拿药包来!”看着我吃完了稀饭,妈妈便叫二姐去拿药来给我吃。

“阿美”是我们家叫二姐的“名字”,其实,二姐的名字是“美英”,小时候不知为什么大家都不叫她“美英”或“阿英”;不是叫她“阿美”,就是叫她“苏美”,因为她姓外祖母的姓“苏”。

喂我吃了药后没多久,我的烧就退了,又可以生龙活虎地四处玩了。不过,只撑到吃完晚饭,当大家又邀玩牌时,我就又觉得很困,想去睡觉了。妈妈觉得不对,就又来摸我的额头,果然又烧起来了!

“阿美,去拿药包仔!”

就这样,每天都是吃退烧药、睡觉,白天除了觉得有点累以外,好像也没怎样,但一到晚上就又会烧起来,一直到了年初三,爸、妈看我昏沉的时间愈来愈长,情况愈来愈不对劲,便决定送我到卫生所看医生。

卫生所在三民街上,从矿场到三民街上,要走一段很远的路,还要翻过一座山,才能到公路上的杂货店,那里才有公路局的班车。因为偏远,通常一两个小时才有一班车,我只记得当时是细雨绵绵的寒冷天气,爸爸披着雨布背着我,可能是因为发烧,虽然脸和背部冷得发抖,但胸口却被爸爸的汗水,热得湿透了。

因为在下雨,爸爸不能把我放下来休息,累了,只能用双手扶着膝盖弯着腰,让自己稍微喘息一下。可是,爸爸只要一弯腰,留在雨布上的雨水,就会渗到我的衣领里,我就会被冰冷的雨水冻醒,一醒过来,就会挣扎着想下来,因为这么趴着实在不舒服。爸爸只好稍微停一下,等到我再昏沉沉地睡去,才又再挺直身体喘着气继续向前走。爸爸身上有股很特别的味道,是香烟留在衣服纤维里,加上发油、汗水的味道,夹杂着一阵寒战、一阵湿热及爸爸喘息的声音。就在这个时刻,父子间自幼存在着的距离突然消失,父子从未有过的亲密,是冷与热,以及各种不同气味,在寒雨里与父亲的喘息声交织而形成的生命中难得的乐章!

三民村卫生所的医师是位原住民,大家都叫他“蕃仔医生”,爸爸因为留日的原因,对医护人员一直恭敬有加,像士兵面对将军一般,并脚、鞠躬、弯腰,谦恭地候立一旁等待医生的诊治及指示。因为我的病,我结识了这位亲切用心的“蕃仔医生”,结下了几十年的医病缘。我尚有印象,他先用酒精棉擦拭全身帮助我退烧,又吊点滴、打针,处理完后爸爸再背我回家时,天已经黑了。外祖母、妈妈、大姐、大哥、二姐,都焦急地等在家门口,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病情。妈妈伸手接过我,爸爸伸直了腰,活动一下手脚,缓缓地说:“医生说可能是感冒,明天烧若未退,就要再带去卫生所,应该没什么事!”

果然,到了晚上我的烧退了,食欲也变得特别好,一连吃了两碗稀饭,饭后还吵着要玩捡红点。爸、妈看我好多了,也稍稍放心了一点,就要大姐、大哥、二姐陪我玩一会儿,全家人似乎都松了一口气。

爱的经历(2)

那天夜里,妈妈似乎一夜都没有睡,时时注意着我有没有再发烧,在大家小心翼翼的照顾下,我度过了平安的一夜。只不过好景不长,第二天一早,外祖母要去工作前,顺手摸了摸我的头,觉得好像又烧起来了,便立刻去叫还在睡觉的爸爸。爸爸一听赶紧爬了起来,用温度计一量,“三十八度半!”立刻拿医生开的退烧药给我吃。

一看到我又烧了起来,妈妈刚刚放松的神经又紧绷起来,急着问爸爸:“要再带他下山去看医生吗?”

爸爸也不知该怎么办,叹了口气,说:“先把药吃下去,再看看,不行再送下山看医生!”

还好,吃了药以后,烧又退了,下午我又有说有笑,但还不到傍晚,可能是退烧药的药效退了,我又开始发烧。这次爸爸觉得不能再拖,便要妈妈准备背巾,准备再背我下山去看医生。妈妈不忍心爸爸一个人辛苦地背我下山,要和爸爸一起轮流背我下山,本来爸爸不放心把外祖母和小孩单独留在家里,不要妈妈跟去,但妈妈坚持一定要跟,家里便交代给外祖母和二姐,不足三岁的大妹乖巧,不吵不闹,爸、妈便顶着寒风细雨背我下山去看病。

天黑了,气温也跟着下降,我伏在爸爸身上,虽然身上盖着小被子,仍直打寒战,而爸爸没走多远,就汗流浃背。妈妈提议换人背,爸爸坚持背到山岭要下坡时再换手。一路上爸、妈都没有说话,但当爸爸发现跟在身后的妈妈频频拭泪,便回头安慰她,要她放心,这时,妈妈再也忍不住地放声哭了出来,一边哭,一边喃喃地念着:“这个乞食子,怀孕时被我又摔又跌都没流产,坐月子也没坐、牛奶也没喝到,只吃稀饭……”

爸爸想安慰妈妈,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只能保持着沉默。

爸爸背着我正好走到分水岭,他停下来,妈妈就伸手来把我接过去,爸爸的背热烘烘的,趴在妈妈背上,我又一阵寒战,头和体内像是火在烧,身体像又泡在寒冰里。天黑的山路,细细的寒雨斜打着,每次在夜里走这段路,我都会恐惧颤抖,可是现在,我却有种幸福和安全的感觉。

爸爸、妈妈都在我身边,如此亲近,我深深地感受到爱的暖流,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我想,即使现在我死掉了,我也绝不会遗憾。

漫漫的山路,风雨飘洒的山林,我半眯着眼睛,看着被半透明雨布遮掩的世界,心突然亮了起来,世界突然宁静了!

爱是心灵激烈的颤动,也是宁静的一刻,只有心跳--怦、怦的撞击声,是爸爸的,妈妈的,我的……

看见自己

每个孩子都曾拥有过父母所有的爱,但不知为什么只有生病的时候,才容易有深刻的感动,相信每个人都曾经深深地被爱过,只是我们期待得太多,漠视了这一切!

在生命的找寻历程,我们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那么努力,真正渴望得到的又是什么?我们遇见过它,经历过它,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真正想要的,我们已经经历过、拥有过,那就是“爱”!

活着,真好!(1)

除了四处看医生,草药、偏方、拜神、收惊、安公妈神位、改大门、移床位,所有能做的、能试的,爸、妈都做了、试了,但我的病,却并没因爸、妈的努力而有任何好转的迹象,爸、妈都慌了!

这段期间我几乎都披着外祖母最珍贵的呢子大衣,大衣口袋里塞满了各式护符,但我的发烧病情仍然时好时坏,有时还会像中邪般地惊恐吼叫。在我的印象里,我只要一睁开眼睛,就会看见一位红着脸,长得很高壮的人,穿一身绿蟒袍,手持大刀,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门口,每次看到这种情景,我就会大声地哭叫:“红面仔!红面仔又来了!”

山间一个神坛师父,告诉爸、妈,要带我到三峡恩主公庙,求关圣帝君帮忙,然而我的病愈来愈严重,清醒的时候愈来愈少,手脚常抽搐,牙关紧咬不放,根本无法出门。心疼我的外祖母只好代我去三峡恩主公庙祈神,并许愿只要我好起来,一定会亲自来还愿,甚至还求了护身符及香灰回来,但我的病情却愈来愈恶化。

能拜的神都拜了,能求的符都求了,各种草药、偏方也都吃了,面对我毫无起色的病情,爸、妈真的慌了手脚,最后决定带我去大医院试试。我们从小村到镇,最后换了几趟车,到了中坜、桃园,当时桃园地区最大的一间医院是“圣保禄医院”,挂了急诊,等了许久才轮到。急诊室里都是焦急的父母带着发烧的孩子在求诊,医生也都忙翻了,好不容易轮到我看诊,医生见我四肢抽搐、眼睛翻白,便告诉爸、妈,我很可能得的是当时正在流行的“日本脑膜炎”!要爸、妈立刻带我转诊台大医院。

根据爸爸事后的描述,到了台大医院以后,医生先为我退烧并做了一些初步的诊断与处理,足足等了三天,才被送进病房。正如圣保禄医生的诊断,我得的是脑膜炎,台大的医生说,因为我的病情被延误得太久,即使有幸救活了,也很可能会成为植物人或是重度智障,要爸、妈的心理有所准备。

当时对国语不熟的妈妈,根本弄不清楚什么是“植物人”,就用台语大声地对医生说:“是人,不管什么人都不要紧,不要是鬼就好了!”

由于家里还有老人和小孩要照顾,爸爸便要妈妈先回家,自己则找来矿场的至交好友水源叔一起轮流看护我。每天,除了吃药就是打针,折腾了一星期以后,我终于醒来,不过,醒来的我不但不会讲话,连爸爸都不认识,而且醒来不久,眼睛就翻白着又沉沉地昏睡过去。爸爸看到这种状况,更是焦急,不过医生一再地告诉爸爸,我的情况已比预期乐观,神经知觉尚都完好,只是意识不清而已,爸爸才放下心来。

当时没有电话,当然也不可能寄信,因此我清醒了的消息是水源叔坐了三四个小时的车,回家告诉外祖母和妈妈的。水源叔后来告诉我,妈妈一听说我醒了,热泪盈眶地跪地拜神。后来我常想,我的命或许是我妈求神求来的吧!

在台大医院住了三个星期,不知做了多少检查,抽过多少次脊髓液化验,才得以出院。在我出院时,医生告诉爸爸:“这个孩子能活就好,不要期待他学什么,而且最多也只能活三年!”因为医师认为延误了救治的关键时间,脑部分因发炎化脓坏死,也许会一辈子不会讲话,或不会自理生活,甚至于大小便都要人照顾,读书、上学就不用急,看情况再说!

但我看起来很好,眼睛看得见、嘴巴会吃、手脚会灵活地动;大小便原会失禁,后来也会控制,回到家,家人也慢慢都认出来了,又过了没多久,也会说一些简单的话了,爸、妈根本不认为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一开始他们都能包容我喊错人或讲不出物品名称,像二姐,她根本不管我认不得她,只要我发出声音,不管是“煮”或“节”,她都认为我在喊她;外祖母也一样,不分我喊的“妈”是在叫她还是在叫妈妈,我只要说:“妈!”她就感动地抱着我哭,她哭,我也跟着嚎啕大哭,根本不知道是为什么而哭。

关于我生病前后的记忆,都是爸、妈、二姐转述的,那段时间的我没有记忆,也无法思考,更别说有什么情绪了,整个人就像是中空了一样,每天只会哭。我一哭,爸、妈、外祖母,甚至全家人就会紧张起来,不是哄我吃就是哄我睡,再不然就是带我去散步!

那时,我只要在睡觉,妈妈除了会帮我拉拉被子,还会用手指,放在我的鼻孔前,看看我是不是还在呼吸,这个习惯一直到现在还都改不过来,我的孩子因为不了解阿妈在干什么,有时也会有样学样,一看到我在睡觉,就会用手指来摸摸我的鼻子,有几次不小心把我吵醒了,我问他做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学阿妈的动作而已!”

其实,在我生病以前,我就已经备受宠爱了,我生病之后,大人们更是对我呵护备至。那段时间,只要我和兄弟姐妹吵架,妈妈都会把他们拉到一旁,说上好一阵子。记得有一次,妈妈又把大妹拉到一旁,不知妈说了什么,只听到大妹大声说:“妈,免惊啦!哥会死老早就死了,不会活到现在!”

后来才知道妈妈是对妹妹说:“不要和你哥吵架,你哥随时都会死!”

原来爸、妈把医生说我最多只能活三年的嘱咐一直放在心上,因此,当我出院满三年的那一天,我妈对我说:“从这天起算,你活的都是赚的!”

活着,真好!(2)

多活一天,就多赚一天!原来幸福也可以如此简单,这样算来,我转眼间也赚了几十年的生命体验,不管这经历是什么,反正是多的、是上天免费送的,就不必太过计较了!

还记得在我病好回家前,爸爸带我到民权东路的行天宫还愿。那天好像有法会,人很多,我拿着香站着听颂经,一会儿跪下,一会儿又站起来拜,没两下我就脚软了,水源叔只好抱着我坐在龙柱下。那时,觉得时间好漫长,浓浓的香烟熏得我几乎无法呼吸,我当时好希望那位红面、高大,穿绿色蟒袍的神能走出来让我再看一下,或许真是因为他的守护,我才没被鬼差拎去阴间。

对于神明,我从不敢说我不信,因为神明的存在,爸妈在我生病无助时,找到了依靠,我怎能病好了,就忘了他曾安过我父母的心,让他们能怀着希望陪我走过那漫漫长夜呢?

活着真好!还好,没在那时死掉,否则,我就没机会经历生命的许多苦痛、挫败,尝到甘美的果实;活着真好!不管未来的生命有何等遭遇,我会展开双臂,迎接它们,与它们欣然相遇!

活着,真好!

我赚了几十年!够了!但如果再多给我几十年,我会更丰盛。赞颂生命--活着!真好!

看见自己

在我们眼里或别人的眼里,不论我们是好是坏,只要我们活着,就没有比拥有生命更珍贵的了,已经有了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其他的拥有,都只不过是点缀罢了。

你或许也有差点死掉的经验,其实活着的每一片刻,都可能与死神擦身而过,当我们有机会庆祝历劫归来,或死而复生,我们才了解了生命的珍贵;了解了生命的珍贵,其他值得我们计较的事物就不多了!

每一片刻,都值得庆祝,不要因为它来得容易而轻视生命中的每一个片刻,庆祝它吧!活着,真好!

不会看时钟的小孩(1)

回到家之后的我仿佛是个风吹就会破的玻璃娃娃,尤其是外祖母和妈妈对我可说是小心极了,她们几乎不准我出门,大部分的时间只能待在家里,好不容易偶尔被允许去矿场的福利社买点糖果,也得有人陪着,甚至以前的邻居、玩伴来看我,妈妈、二姐都要求我说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以及和我玩过什么,就像我还是个小婴儿,要开始重新学说话。

这样当了一两个月的病人,我的体力渐渐恢复,慢慢会讲一些简单的对话,处理自己的生活。我白天都一个人和妹妹玩,直到我看到别人去上学,好像很快乐,我开始想去上学。二姐发现我似乎很想上学,便拿以前我读过的书给我看,但是不论二姐怎么教,我怎么看,就是什么都记不起来,连简单的数字都没有印象。二姐似乎发现了我的问题,便跑去和爸爸说,爸爸倒是乐观得很,不但一点都不担心,还要二姐慢慢来,不要急。

可是二姐却有些急,“阿爸!阿伟连姓名好像都不会写,我教他数字,6和9他都要想很久,我教他6是溜滑梯,溜下来,所以圈圈在下面,阿芬(大妹)都会了,遇到6他就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

“不要紧啦!因为脑部发炎损坏,医生当初就说过,有些能力会退化或失去,现在阿伟不但可以开始讲话,脚也会走,手也能正常活动,我已经很高兴了,你没看见在医院里那些别的孩子。阿伟在医生眼里已经是‘奇迹’了呢,拖了几个星期才就医,脑子竟然没烧坏!”

说着说着,爸爸微笑着摸着我的头,然后摸摸二姐的头,眼睛里泛着泪水。对他来说,近两个月来,他的内心已经备受煎熬,能从鬼门关拉回这个孩子,已经够了!但爸爸并没有把医生说我只能活三年的事告诉二姐,二姐毕竟还只是个孩子。

又休息了一个星期,爸、妈决定周一让我回学校,我知道了以后,高兴得不得了,但爸爸可没有被我的高兴所感染,他们看着替我准备好的制服及书包,脸色沉了下来,要上学,什么都不会怎么办?怎么跟得上?而外祖母及妈妈的烦恼也不比爸爸少,“阿伟现在这样,不知同学会不会欺负他?学校离家又那么远,若晕倒谁来救他?”

“爸!我已经读初中,伟仔若要再去学校读书,谁照顾他?”二姐也有她的忧虑,当初为了让二姐能带我上学,爸妈花了很大的力气才让学校破例同意准我提早入学,而我现在这样,怎么能叫二姐不担心?已经升初中的她现在要转两次车到大溪去读书,因此清晨五点不到就要出门,即使走一个多小时山路到三民,也才六点多,我这么早去学校做什么呢?

爸爸把所有的问题,逐一地思考并做了安排。

星期一,爸爸亲自带我去学校,进校门前先到校门口前的卫生所拜访“蕃仔医生”,谢谢他此前的医治及照顾,并将台大医生的嘱咐详细地告诉他,希望他在我有紧急情况时,能先给我治疗。医生亲切地答应,并要爸爸安心,之后,爸爸又带我去找他在附近开面店的朋友--阿坤伯,拜托他每天中午为我准备午餐,并做学校的紧急联络人。一切交代好了,才带我进学校。

我一进教室,同学就给了我热烈的掌声,为了就近照顾,老师把我安排在第一排的第一个位置。当时班里人数很多,原本一张只能坐两个人的桌子,挤了三个人,我坐在中间,有点挤,不过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

爸爸和老师谈了很久,才进教室向全班同学鞠躬拜托,告诉同学我生病的情形,希望同学能帮忙照顾我,不要让我做剧烈的活动。爸爸还特别准备了糖果分给同学,大家喜气洋洋,好像在开同乐会!

此外,爸爸还拜托了校长和主任,希望能够让我少参加一些户外运动。当天老师还特别向同学进行教育,讲解日本脑炎的传染途径。我还记得我的导师是位复兴乡的原住民,她脸上长了青春痘,个性十分活泼热情,从新竹师专毕业,自愿回乡任教,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的名字--高阿金老师。

因为我生病的原因,在学校里我享有许多特别的待遇,作业比别人少,照顾却比别人多。印象比较深的是二年级下学期时的算术课,每次上课老师都要搬出教学用的木板大时钟,她把时钟上的指针拨来拨去,同学就齐声回答几点几分,然后老师开始教时间的加减,一连几个星期下来,课堂上都在教大家看时钟,老师也没发现我有什么异样。直到有一天,老师要大家收起课本,做笔记测验,老师特别走到我身边,我假装很认真地写,老师看了我的测验纸吓了一跳:“卢苏伟,你不会写你的名字?”

因为我只写了个开头,中间歪歪斜斜地凑不齐,下面就没了!

老师又问:“时钟你会不会看?”

我有点害怕地点点头!

“真的会吗?”

我又吓得摇摇头!

老师走到时钟教具旁,随便一拨问我:“这是几点几分?”

“1、2、3、4……”

“卢苏伟!这些数字你会吗?”

老师有点急了,声音也提高了。

“会,我会!”我怕老师生气,很快地回答老师。

老师用手里的藤条指着3,我心里就默默数:1、2、3!

“3!”

老师又指了个9,我迟疑了很久,不确定地说:“8?9!”老师似乎明白了怎么回事!

不会看时钟的小孩(2)

“卢苏伟!你坐下!”

这天起,我的国语作业,不再和同学一样,老师要我写自己的名字十遍,下午下了课,她要住在我家附近的同学去通知我爸爸来接我,她把我留了下来,拿了数字的字卡,从0至9逐一地教。还好,在回学校前二姐已经预先教我了,除了6和9偶尔会弄错,十个数字,差不多都会了,11、12就比较容易,就是1和2嘛!

高老师接下来教分针,她5、10、15、20、25、30、35……逐一地教,这真的有点复杂!

“1是5分、2是10分、3是15分……”

老师还是很有耐心地教,我也很认真地想学会,但不知为什么就是不能专心。

“卢苏伟,你要认真,什么都不会不打紧,但至少要会自己的姓名,要会看时钟,认真地学,知道吗?”

老师收敛起笑容,我头皮麻起来,头脑不知为什么就一阵、一阵地空白,我很想哭,但我不敢。

老师接下来就教我看时间。一开始,她拨的都是整点,没多久就学会了,半点(30分钟),也还算容易,但接下来老师拨的时间,不是整点,也不是半点,我开始紧张了,我只勉强看短针。

“7点……7点……”

“卢苏伟,如果一时记不起来就从头开始算,5、10、15、20……这是多少?”

“二十……五!

“很好,就这样!”

老师又用手拨时钟,我眼睛偷偷地望着外面,真希望爸爸赶快来!

“几点?几分?”

“8点……”

“来,跟老师念,5、10、15、20……45。所以是?”

“45分!”

“这样会了吗?老师现在不讲,你试试看!”

老师又用手拨时钟的指针:“几点?几分?”

“6点……”

老师用手比画着5。

“5分!”

“5你个头啦!5、10、15、20、25……!6点25分啦!”

老师开始没什么耐心了!天渐渐暗了,晚霞的红光映照进了教室,我瞄了一下老师的脸,大大的眼睛,轮廓分明的五官,再也不敢看她!

天暗了下来,老师打开了电灯,米黄色的灯光应该会是温暖的,不知为什么,我从脚底板一直冷颤起来,愈来愈没办法专心,老师似乎忘记了我是个生病的小孩,像平常对其他小朋友那样严格,她用藤条狠狠地抽打课桌!

“专心!我现在开始考你,不会我就打你!”

老师拨了时钟的指针:“几点?几分?”

“8……”

“还是8,这是9点!手伸出来!”

“咻!”打在我手心,痛得我两手交互搓揉着,痛还未消褪,老师又拨动钟面的指针:“说!几点?几分?”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好从头默数,迟疑了许久,才心虚地回答:“7点!”

“7点?看清楚!”

“8点!”

“8点?时针是短的那支!”

“1、2、3,3点!”

“几分?”

“7--7--!”

“手伸出来!”

又是“咻”地一下!我痛得也管不得老师在讲什么,眼泪再也忍不住地涌了出来!

老师似乎没有要歇手的意思,只是大声斥责:“学不会,还敢哭!”

我泪眼模糊地看着老师重拨的钟面。

“几点?几分?”

我眼泪不争气地涌了出来,搓一搓手,伸了出来,哽咽地说:“我不会--我不会--”

老师气得把藤条重重地摔在地上,因为力气太大,藤条弹起来打在讲台上,我吓得不敢大气呼吸,低着头偷偷看老师。

老师气得跺着脚:“不会!不会!我教了你4个小时,你知不知道?你连时钟都不会看,以后你怎么办?”

老师边说边向后退,一不小心撞到椅子,就跌坐在椅子上,竟然哭了起来!

我刚开始被吓着了,不敢出声,看到老师趴在课桌上哭,我不但手疼,还有一肚子的委屈,也开始嚎啕大哭,把紧绷了几个小时的压力,用力地哭了出来,边哭边说:“我又不是故意的!”

也不知哭了多久,沉静的教室,突然听见了另一处哭泣的声音,那是阻塞鼻管的抽泣声,我和老师同时停住了哭泣,向声音传来的门口看去--

只见我爸爸站在门口,不好意思地拿着手帕拭泪、擤鼻涕。老师有些不好意思,马上展现出和蔼可亲的笑容,走到教室门口迎接爸爸,老师边走还一边擦拭自己的眼泪。

爸爸向老师一再鞠九十度的躬,“老师!谢谢你为苏伟的付出!”说着说着,眼泪又涌了出来。

我的心突然轻松起来,我知道我得救了!

爸爸和老师在说话,我也没什么兴趣,眼睛盯着时钟的板面,看着长、短的两个指针:“几点几分?说!”

“几点几分?”

“几点?”

我自问自答,但头脑却完全没有回应!

在生命的旅程里,我常常看着时钟发呆!我真不懂,是谁没事发明了时钟,让这世界如此紧张呢?

看见自己

在生命的旅途中,我一直在乎自己不会拼音、不会四则运算、不会英文、不会乐谱、不会唱歌、不 会……

直到好大了,才知道自己不会什么根本就不是什么要紧的事,要紧的是,知道自己会什么!只要会一样全世界没有人会的,或很少有人掌握的技能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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