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的基本物理常数的发现，表明人类对大自然的结构又有了一层新认识，它的哲学意义和价值是不用我多加说明的。
普朗克把基本物理常数称之为普适（宇宙）常数，德、英文分别叫“Ｄｉ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ｌｅｎ 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ｅ”；“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ｓ”。（开头第一个字母都大写，显得神圣、壮丽和崇高，因为这些常数是上帝的使者）我想，这些常数即便在火星也照样有效。
１９６０年早春，我意识到，大自然像人。量一量她的脚趾，便等于量了她的全身。光速是她的一个脚趾量度，普朗克常数是另一个，当然还有万有引力常数和电子电荷……
一个星期天的黄昏落日，趁着周遭一缕缕薄暮，我在香山写下了这样几行：宇宙永恒法则的象征宛如庄严而静穆的顶峰我坐忘于山前在黄昏的暮色苍茫中同你的存在融为一统于是从灵魂的山谷升腾起一种敬畏一种天地有大美而绝言的朦胧这便是当年的我，一个文科五年级学生对一些基本物理常数的感受和领悟。
记得我写下这几行东西的时候，我的内心在恸哭。因为“至道绝言”，“得意忘言”，我只好以哭代言。
分享最激动、最幸福的时刻；感受一次世界体育锦标大赛的胜利……都会流出泪水。
流泪同说话一样，是人类表达情感的一种方法，而且往往还是一种最高的方式。在许多情况下，它甚至胜过语言。
第４，普朗克的生平引起了我的兴趣。
１９５９年年初，北大新物理大楼落成（四层），离南校门约１００多米。除了一些实验室外，便是图书馆。自那以后我在阅览室度过了许多幸福的时光。那里有比较齐全的国外期刊杂志。尽管我看不懂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刊物，但有不少综合性的杂志，我还是能走进去的。如：《Ｐｈｙｓｉｋａｌｉｓｈｅ Ｂｌｔｔｅｒ》（物理新闻，德文）；《Ｄｉｅ 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自然科学，德文）；《Ｐｈｙｓｉｃｓ Ｔｏｄａｙ》（当代物理学，英文）。
毕业后，我依旧是这些杂志（约１０来种）的忠实读者。阅读这些优秀刊物并做笔记的习惯便是在北大物理新楼图书馆养成的。许多著名物理学家对普朗克的评论和回忆文章都散见于这些期刊。我是一篇也不放过。我的读书方法常常是这样的：从物理大楼出来，习惯向右手那条小路走，经过成府，沿着一条小水沟，去圆明园，跑到蔓草离离路道旁，在悲风愁白杨的环境中去消化接受到的大量信息；或者晚上七点，从物理大楼出来，直接去朗润园，借助于巴赫和亨德尔的宗教音乐，去同普朗克的灵魂相交汇。
在普朗克的漫长一生中，有两件事深深触动了我：他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每一次都丧失了一个儿子，在他的内心造成了巨大创伤。所以他特别渴望灵魂的宁静和平衡。——这必然引起我的内心共鸣。
普朗克是一位合格的钢琴家。德国有不少大物理学家都能弹一手好钢琴。战前，普朗克经常举行家庭音乐会，爱因斯坦拉小提琴，普朗克钢琴伴奏，曲子多半是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作品。——这些回忆文章无疑拔高了我的层次、视野或眼界。从中我知道，生命应当像他们那样去度过。只有这样，生命才有意义。这也进一步决定了我的价值观以及生存方式或态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士志于道”；“君子学以致其道”。（基本物理定律和法则便是大道）老子提倡少私寡欲，“致虚极，守静笃”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我偏爱过恬淡虚静的精神生活。直到今天，我依然是如此，尽管我今天有较多的金钱来支撑过一种小康的物质生活，但我拒绝奢侈。因为这不利于默契大道。何况在北大６年，我依靠助学金，刚有温饱，只有选择恬淡虚静，对物质不敢有什么奢望。所以贫困对学生自身的成长不是件坏事。当然贫困的界限是刚有温饱。物质生活的贫困迫使人跑到精神领域（科学、艺术和哲学）去寻找弥补、补救和平衡。
许多年，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贝勒爷和格格，公子哥儿，八旗子弟的优越条件，往往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尤其不利于走向“世界哲学”康庄大道。
四、 玻恩和海森伯
“我崇拜，故我在”(9)
在我眼里，理论物理学是最纯正、最正宗和最高形式的自然哲学。４０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这样看。这判断来自我在北大求学时期。
我的自修途径是跟踪追迹。
我不会在爱因期坦和普朗克身边止步。从这里出发，我结识了一大批物理哲学家。英文
叫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
单纯的、技巧上的物理学家对我的吸引力不大。我追随的是“物理哲学家”。这个术语对我很重要，直到今天。
伦琴发现了Ｘ射线，贡献不能说不大（抗击非典，Ｘ机也派上了用场），但按本质，伦琴不是一位“物理哲学家”。
索末菲（Ａ． Ｓｏｍｍｅｒｆｅｌｄ）在原子物理学方面也有许多贡献，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但他不是一位“物理哲学家”。他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不像爱因斯坦、普朗克、玻尔、狄拉克、薛定谔、玻恩和海森伯等人善于发现、提炼那些伟大的、普遍的自然原理或法则。
就是说，“物理哲学家”追求的是“绝对”。
在德意志民族深层精神构造里，追求“绝对”是她的一个特点。马克思、马赫、康德、黑格尔和贝多芬都有典型的表现，尽管他们各自使用的语言不尽相同。但“从相对到绝对”，追求世界的终极原理这一点是相同的。这个特点也影响了我，当我还在北大的时候。
在物理学王国，我像只蜜蜂，懂得在百花丛中忙碌。
“有奶就是娘。”这是我的自修原则。北大图书馆也为我提供了众多导师。
玻恩（Ｍ．Ｂｏｒｎ，１８８２—１９７０），德国“物理哲学家”，荣获诺贝尔物理奖。除了他的一些很专业性的名著外（如《原子力学讲义》和《光学：电磁光学理论教程》），他的许多著作我都精读过，且不止一遍，常常是找到德、英两个版本互相参照来看。其中一本给我印象最深：
《我这一代的物理学》
这本书就像贝多芬的《英雄》和《命运》塑造了我的世界观。不少句子和段落，我都能背得出来。我是把它当成《浮士德》来读。当年的读书笔记，今天还保存着。
在温饱大前提下，我把精神宴会看得高于一切。这种价值观起始于我在北大时期。
海森伯（Ｗ．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０１—１９７６），德国“物理哲学家”。１９２７年，年仅２６岁的海森伯为莱比锡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３１岁得诺贝尔奖。
他写下的许多句子和段落，至今我还能背诵下来。其中影响我一生走向的是这样一句：Ａｌｌ ｔｒｕ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一切真正的哲学家都必须是科学的）
这正是我削尖脑袋挤进自然科学王国的原因。
只有熟悉了自然科学成果，知道了“天高地厚”，我才能言哲学。
这也是北大毕业前夕我选择“中国农业科学院”作为第一志愿的充分理由。我知道，家畜生理学、家畜传染病学、植物生理学、植物病理学、土壤微生物、土壤学……有助于我知道“天高地厚”。
坐在物理大楼，俯而读，仰而思，我想到的是中国古代“士的使命”；想到人生易逝，天道永存。
最后我想说，玻恩和海森伯都能弹得一手好钢琴。
我确信：在理论物理学和古典音乐之间，一定有某种相通的东西。依我看，这就是宇宙高阶的和谐。
在众多影响我的杰出“物理哲学家”当中，我还要提一下美国高压实验物理学家布里奇曼（Ｐ．Ｗ．Ｂｒｉｄｇｍａｎ，１８８２—１９６１）。１９４６年他荣获诺贝尔奖。他手脑并用，巧妙地把每平方厘米２万公斤的压力提高到４０万公斤。其目的是为了了解在如此高压条件下物质的状况。（这一好奇心也感染了我）他写过一本书，叫《高压物理学》。
布里奇曼又是一位哲学家。我读过他三本书：
１． 《现代物理学的逻辑》，１９２７年。
这个中译名对我有所触动。但英文原文对我的触动则是中译名的１０倍：《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ｈｙｓｉｃｓ》。开头四个字母都大写，会有力地刺激我的大脑皮层，叫我顿起敬畏之心。
关于开头大写字母的重要性，我想从侧面举个例子：冷战时期，前苏联克格勃在中学毕业生中招生。有一人报名，参加了考试。在答卷中，该考生把美元开头字母大写，把祖国开头字母小写。考试委员会决定不录取他。理由是：在他的心目中美元比祖国重要。
２． 《物理理论的本质》（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１９３６年。
３． 《我们一些物理概念的本质》（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ｍｅ ｏｆ Ｏｕ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１９５２年。
当然，他的物理哲学贡献是提出了“操作主义”。要义是：如果在确定一个物理量时，我们不能给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测量方法，那么我们就不能用物理方法来检验这个量。这样，这个量便因为没有物理的真实性而只能被抛弃。（在西方，操作主义的影响很大，但也遭到一些科学家的反对）今天中国人挂在嘴边上的说法“可操作性”，估计正是来自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
“我崇拜，故我在”(10)
五、 申请转到物理系的失败
这是四年级上学期的一次“壮举”，大约在１９５９年春，也就是我自修物理哲学一年之后的事。我觉得我发现了自己，发现了自己的真正兴趣所在，特别热衷于自然界一些基本物理常数后面的那个“绝对”或“永恒”。
不断逼近“绝对”就是“朝圣”。普朗克把它叫做“朝上帝走去！”普朗克的上帝是自然科学寻求的“必须”加上人间宗教伦理道德上的“应该”。在理论物理学王国，我有所悟，觉得自己进入了角色，如果正式转系，日后可能会做出些名堂。考虑了一个月，我写了“转系”报告，记得是通过邮局寄出的。当我把信投进邮筒，我的心情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我也想到后果：必失败无疑，招来一顿训斥。
大约１０天后，系里一位行政领导找我谈话，把我臭骂了一顿：“你以为我们这里是资本主义的一所大学吗？随心所欲，想到哪个系就到哪个系？这里是社会主义大学，由不得你乱来胡来一气！回去好好读你的德国文学，你都四年级了！还有一年就毕业。不要浪费人民的粮食！”
从民主楼出来，我受到的打击不算太大，因为是预料中的事。这时候，我又习惯性地往未名湖边的钟亭走去。我自然想到我今后的归路。此时此刻，我特别需要一个“诚”字。在中国哲学中，“诚”这个汉字非常重要。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
“诚者，圣人之性也。”（真诚是圣人的本性）
“至诚者，天之道也。”（基本物理定律或法则便是至诚的，它从不擅自改变，始终如一。许多很不相同的分支，都由同一条法则来支配）
培根说过：“要认识真理，先要认识真理的条件。”
至诚便是真理的第一个大前提，第一个成立的条件。
想到这里，我的意志比以前更坚强。我一无所有，只有自己的意志了。我不孤独，我有我的意志、我的广大世界同我日夜作伴。
在钟亭坐久了，有晚景卧钟边的况味。我用双手摸着那口多年沉默不语的大钟，我在同自己倾心交谈，自己宽慰自己。我想，也许一切业余的才是最美的。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可以分为职业的和业余的。职业有压力，日久不免乏味，否则哪来“做一行怨一行”的老话？职业有异化的危险。若是真正出于个人爱好而业余从事某项纯正的精神活动，便会少很多压力和功利心，多一份超脱和审美的情趣。今天来看我当年这种“退一步”的解脱想法，也有几分道理。其实婚外恋便有种业余的味道，而婚姻家庭则是职业的性质。中国有句老话：“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妓、偷和偷不着的心理都是业余活动。“家花不如野花香”。这个“野”字也有业余成分和性质。
以后我同物理学的关系就保持“偷”和“野”的关系吧！
当时我也只有这样来宽慰自己。同别人商量有打成反革命集团或“裴多菲俱乐部”的危险。在那个年代，这种不正常的事情发生得太多，伤害得太多。我养成了“独来独往”、“单干户”的习惯。
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来看我当年的那次“壮举”，对吗？
没有错！因为我不是胡来一气。作为个别的特例，应当让我转系。刚进大学一两年，不应分系。读了两年再分系、分专业。要求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在高中毕业后作出一生道路的最后选择，而且今后不得改变，这是冒险，赌博，至少是轻率。
允许转系是给学生一次真正“发现自我”的机会。人的本质是在他所追求的对象上面显示出来的。——费尔巴哈的话不错。
“坚硬的岩石是时间的女儿”(1)
在人类精神苍穹底下，我开始习惯眼望闪电，耳听惊雷。这一回的雷鸣闪电来自生物学。我越来越感受到：
思想、观念就是力量。比起知识，思想、观念更为有力。因为它在本质上是智慧。
我爱思想、观念远远胜过爱知识。
一、 从门缝看地质学
有一天，从苏联学者写的一本《地质学教程》中我读到林耐一句格言：“坚硬的岩石是时间的女儿。”
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
如果说，阿芳是王先生的女儿，这句话肯定不会触及我。
看来，我喜欢把大自然人格化。
为了跟踪追迹，我查了德、英等大百科全书，知道林耐（Ｃ．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０７—１７７８）是瑞典植物学家。其中他有两本书的题目引起了我的兴趣：《植物学的哲学》、《自然体系》。
光是“植物学”，对我的触动不会很大。一旦同哲学合在一起，便会引起我的深深共鸣——这是我当年的一大特点，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这就像一个既抽烟又贪杯的人一看到“万宝路”和“茅台”，大脑有关神经系统便会作出相应的强烈反应或条件反射。
那句格言便是出自林耐的《自然体系》，１７３７年。英文是：“Ｔｈｅ Ｓｔｏｎｙ Ｒｏｃｋ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Ｐｒｉｍｅｖａｌ， ｂｕｔ ｔｈｅ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ｉｍｅ．” （坚硬的岩石不是原封不动的，而是时间的女儿）
英文说得全面，是林耐的原意。所以从学生时代起，我对中译本就持怀疑态度。做学问不能靠译文。它只能作参考。有些经典著作，最好拿两个版本来参照着读，特别是一些重要概念和句子，否则会误人子弟。
这种习惯是我在北大养成的——这也是普朗克这个命题的体现：“从相对到绝对”。我想方设法尽量接近“绝对”。
林耐这句充满自然哲学智慧的格言引导我推开了地质学的大门。严格来说，仅仅是把大门推开了一条缝，透过缝，我瞥见到了一些叫我惊叹不已的东西。
我看了好几本地质学方面的书，是挑选着看，仅仅是为了接受些“地质哲理诗”的熏陶和洗礼，帮助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走向“世界哲学”，不能没有这“气”。其中有这样两本：《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ｙｅｌｌ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Ｇｅｏｌｏｇｙ》（莱伊尔和近代地质学）；《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地质科学的诞生和发展）。
我又一次强烈地感受到：北大的确是读书的好地方！我愿在这里待上１０年，读１０年书，每月只领取１４元５角的助学金，物质生活只要求维持在温饱水平！
从阅读中，我知道，不仅岩石圈，就是大气圈、水圈、生物圈……乃至于整个地球、太阳系、银河系和宇宙，统统都是时间的女儿。
悟出这一点，我的内心有种亮光，并嘲笑、鄙视当时的政治运动。我意识到：坏政治是暂时的，自然法则是永恒的。
我的内心是一片宁静，不再受外界愚蠢、荒诞和邪恶的干扰。显然，外界是非理性的、病态的，而我的内界是符合理性的、正常的。
从地质学的一线门缝里望去，我看到：河流和岩石，海洋和大陆，都经历过各种变化；但指导那些变化的规律以及它们所服从的法则，始终是相同的。（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ｃｋｓ， ｔｈｅ ｓｅ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ｉｎ ａｌｌ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ｔ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ｗｈｉ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 ｔｈｏ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ｈａｖｅ ｒｅｍａｉｎｃｄ ｉｎｖａｒ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按我的理解，这正是大自然的“至诚”。
这正是“至诚者，天之道也”。（唐朝，李翱）
苏轼有言：“天不容伪。”
“世界哲学”安放在地质学原理上是可靠的。这才是懂得“天高地厚”。
按这条思路跟踪追迹下去，我必然会对古生物学（古动物学、古植物学）发生浓厚兴趣。当然仅仅是把大门推开一条狭窄的缝，往里面的王国投以一瞥。心理动机只有一个：孩子般的好奇心。
二、 拉马克的《动物学哲学》和圣希兰的《解剖学哲学》
植物学还有哲学？！动物学还有哲学？！解剖学还有哲学？！
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富有童心（我一无所有，只有童心）的人来说，我的大脑神经系统作出三个特大惊叹号是符合逻辑的。
我喜欢１８、 １９世纪的欧洲学者，他们偏爱把自己的学问同哲学挂钩，这样整个认识层次便上了一个台阶。（大学三年级下学期我开始注意到了这种现象）
估计这是牛顿深远影响的缘故。牛顿把自己的代表作称之为《自然哲学数学原理和他的世界体系》。我对这个书名有种敬畏和肃然起敬感。尤其是站在该书的英文名字面前（每个开头字母大写），我的敬畏心情便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境界：Ｔｈ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Ｈ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坚硬的岩石是时间的女儿”(2)
我这种大脑有关神经系统的反应既来自我的天性，也来自我在北大接受到的教育。这种反应和我对莫扎特钢琴协奏曲中“钢琴同整个乐队对话”的反应是属于一个性质。没有这种反应，我便不可能走向觉醒。没有这种反应，我的脑壳便不开壳。
牛顿还有一个习惯：他把物理实验称之为“实验哲学”，也给了我美好的、崇高印象。不要小看了这一个术语，它在当年对我洗礼、启蒙和正面的冲击足抵得上北大任何一位名教
授。
《动物学哲学》据我所知，这部经典我国至今没有中译本，而日本早在２０世纪初便有了日文译本。一百多年来，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主要是靠翻译起家的。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
日本是西方文明最好的学生，是高材生。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是中国文明的学生，后来是西方的学生。光这个书名给予我的就是一种神圣、高贵的冲击。
我不懂法文。当时我读的是英译本：《Ｚｏ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北大图书馆又有收藏！记得盖了“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书”的印章。在书中，拉马克在扉页中谈起他的研究动机，引起了我的共鸣（同书中伟人产生共鸣是我６年求学时期最主要的经历）：
“观察自然，研究她所生的万物；追求万物，探究其普遍的或特殊的关系；再去捕捉自然界中的秩序，把握她进行的方向，握住她运作的法则……这等工作……还能给我们找到许多最温暖、最纯洁的快乐，以补偿生命场中种种不能避免的苦恼。”
这后一句，尤其给了我安慰。逃向大自然是我当年倔傲抗世的方式。我只能走这条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有这个传统：“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我也不例外。
拉马克（１７４４—１８２９）是法国人，进化论先驱。他有句格言给了我深刻印象：“大自然就是时间。”
意思是：大自然创造万事万物都需要漫长的时间。
他说，大自然的动作很慢，她非得用悠缓的时间去完成她的大业不可。生物进化便经历了漫长时间。
毕业前夕，我还给上帝下了一个定义：
上帝—大自然＝时间＋空间
“上帝—大自然”是个德文术语：ＧｏｔｔＮａｔｕｒ。拿掉时间和空间，上帝便消失了。上帝用时空搭建大舞台。在台上，他一边创造一边毁灭。
圣希兰（Ｅ．Ｇ．ＳａｉｎｔＨｉｌａｉｒｅ，１７７２—１８４４）的《解剖学哲学》同样给了我智慧。他的专业是脊椎动物学。他和拉马克都是这类思想家：一方面注意观察，看重事实；另一方面又善于从大量事实中抽出普遍法则，追求哲理。从我的学生时代，直到４０多年后的今天，我偏爱１７、 １８和１９世纪的自然科学家追求自然界的普遍法则。记得１８０６年有位法国生物学家说过：真正的植物学家理应去追求普遍存在于自然界的永恒真理。
今天自然科学家的哲学倾向、气质和色彩比以前少了，淡了，我认为是退步。我建议把古生物学叫“古生物哲学”；把实验物理叫做“实验物理哲学”；把解剖学恢复到“解剖学哲学”，为的是在人心中激起一种神圣、崇高和庄严的感情。
圣希兰仔细解剖了各种脊椎动物，并作了比较。他发觉大自然是根据同一法则去创造一切生物的。主要、基本原理不变，只是在一些次要地方作了些改变。若是圣希兰活到今天，知道了ＤＮＡ结构，他会更加为自己的这一自然哲学信念而兴奋不已，并喊出：
“壮哉，造物主！伟哉，大自然！”
三、 为“进化论”卖掉裤子
“典衣买书”在我的６年北大时期是生活中一件不算小的事。开始萌念买批书是在１９５８年秋。我渴望自己能拥有一批心爱的名著经典。有下面几件事对我是个触动：
１． 温德先生的小书房很温馨，古色古香，书桌很大，是明式家具风格，拥有大约四书架的书，约一千本。我也想将来有朝一日有这么一个做学问的环境。当年我没有想到，这要等到４２年后（即２０００年）才得以实现，地点在上海浦东， 三室一厅，带一个阁楼，斜屋顶，共１３０平米——这是我的终老之地了。
２． 有一回我在温德先生家翻到一本１９４８年的英国杂志，里面有张照片深深触动了我：１９４０年纳粹飞机轰炸伦敦，有的书店和图书馆被毁。可是爱书的英国人照样从容地在废墟中淘书看，暂时忘却了现实的苦难。
一个热爱阅读的民族是不会被征服的！
３． 想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达尔文日记》。我特别羡慕他搭乘军舰“贝格尔”号在世界各地（主要是南美）进行古生物学和地质学方面的探险和考察。１８３１年１２月１７日，２２岁的达尔文在《日记》中写道：“如果能够实现考察世界的愿望，那是一个多么稀有和了不起的机会呀！要作好到海洋去的思想准备……”
我自己不能去考察，从书本上同达尔文一块去游历、开眼界，也是一件好事。这叫“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靠助学金是没有指望的。我拿的已经是最高一级了。对此，我要终生心怀感激之情。１４元５角虽不多，却使我有了基本的温饱。若是像今天去打工，消耗掉我的相当多的精力，我还有时间去“俯而读，仰而思”吗？
“坚硬的岩石是时间的女儿”(3)
温饱之后还想买些书，这对我毕竟是个奢望。为了满足这个正当的奢望，我只有一个办法：卖掉母亲给我的衣服。
一共卖过５回，共计一只表、１个金戒指、３条毛料裤，一条羊毛毯。裤子是父亲的，有八九成新。
第一次采取行动便是为了买回进化论和达尔文的书，还有几本是古生物学教程和地质学。它激起了我的有关太古时期的梦。
典衣物的地点在前门大栅栏，要带学生证。价钱压得很低。
第二次是为了买回普朗克论文和讲演集，是为理论物理学及其哲学基础而狂热。归根到底是一次“朝圣”，向我心目中的“上帝”走去。
第三次是为了买英、德文原版的莎士比亚和海涅的全集。
第四、五次是为了买火车票回家探亲。６年，共回过３次家。北京—南昌路远，车票自然是个不小的负担。
昨天（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７日），我和南昌的大妹通了电话，共同回忆起往事和母亲在世的情景，为的是填补我在北大读书期间有关母亲的一些记忆空白。在电话里，妹妹告诉我，有一次母亲对邻居说：“我的儿子在北京读书怎么不花钱？不交学费吗？买书、买练习薄，不要钱吗？”
后来她才知道我每月领取助学金。但详细情况，她始终不清楚。我对母亲永远是“报喜不报忧”，免得她再为我牵肠挂肚。人的一生就是身处烦恼之海。我母亲摆脱不了生存的“烦”。
我父亲则很达观。所以在我的基因里既有忧虑又有达观。后来，我都把它们提升到了世界哲学的层面，成了“世界痛苦”和“世界解脱”。（提升要受教育）
所以我这个人有两个灵魂。或者说，我是两个灵魂的交织物或混血儿：“世界痛苦”和“世界解脱”。前者是母亲，后者是父亲。两个灵魂的起步和开始形成，都在北大。对时间、空间的感受和体认便涉及到“世界痛苦”和“世界解脱”。
许多年（从大学时代开始），我一直处在“对生的沉思和对死的默念”状态，包括追问时空的本质。
有位法国文豪说：“时间盲目，人类愚蠢。”
前半部他说错了。时间缓缓悠悠，不慌不忙，总是朝一个方向流驶，给人柔弱、无所作为的印象或错觉。
其实时间是最有作为的。它的目的性和方向性特别清楚，特别明确，而且是永不回头，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时间创造一切，也毁灭一切。它知道创造什么、毁灭什么。它有自己的选择和最高法则。它是法治。
在第一回“典衣买书”的壮举中，我买到一本《进化思想史》（英文）。其中提到两位１９世纪的法国人：
奇内（Ｅ．Ｑｕｉｎｅｔ），是位诗人哲学家，在１８７０年出版的《创造》一书中，他写下了一句箴言：“大自然是不回头的；她绝不去重新创造她所破坏的东西。”
比如恐龙就是一个例子。地球上再也不会诞生恐龙了。
古生物学家道罗（Ｌ．Ｄｏｌｌｏ）于１８９３年发扬了奇内的观念，把它提升为“不可逆的进化理论”。
宇宙进化、地球进化、生物进化……统统在时空这个大框架内、大舞台上进行。所有的事件（天上人间发生的一切），都是大大小小的戏。宇宙一舞台，万事万物都是戏。没有空间，哪来时间？没有时间，何来空间？时空是一枚金币的两个面。当然还有物质。
２０世纪德国大数学家魏尔（Ｈ．Ｗｅｙｌ，１８８５—１９５５）有本经典就叫《空间·时间·物质：广义相对论讲义》 （１９１８年），我知道它很艰深。时空结构和本质，说到底是上帝的结构和本质。时间、空间和物质的起源，归根到底是上帝的起源。
生物进化有方向、有目的、有自己的路线和节奏，因为时间是不盲目的。不懂得对时间深表敬畏的人，我劝他不要去研究生物的进化（包括生物的多样性）——这才是我当年卖掉裤子得到的教益。
从今天的眼光去看，当年我涉及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绝不是不务正业，而是我份内的事。因为它为我的世界观提供、搭建了一个地球和生物进化的大框架。学社会科学的人，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人，也有必要读点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等进化论的书（即使是卖掉裤子）。原因很简单：它能有助于你“善养吾浩然之气”。对各行各业，这气是至关重要的。气，可营造一个人的大将风度。
退一步来看，当年我跑到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去望野眼，的确有“以山林为小隐”、“以朝市为大隐”的味道。这是时代所迫。今天的大学生也许很难理解五十年代大学生的心态。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另类。像我这样的学生估计有一些。但我的生存方式和表现是很独特、很典型的。故意留一级恐怕只有我一人。这是病态环境下的健康反应；是健康的被扭曲或扭曲性质的健康。里面有坚强的主观战斗精神。（当然这是我今天的回顾和判断）
四、 死不瞑目
我是地球人。在我死之前，我怎能不对地球和生物现象谈谈我的看法呢？过几年，我一定写本《生物学的哲学》，为的是总结我多年对生物现象（包括地球的进化、气候变动和生物多样性）的惊叹。
“坚硬的岩石是时间的女儿”(4)
如果不写，就死不瞑目。
各人有各人的“死不瞑目”。
我想起１９６３年被人暗杀而身亡的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１９６４年４月的一天，她去找牧师，问：“如果我自杀，你认为上帝还会将我和丈夫分开吗？”
牧师开导她，说她的两个孩子需要她照顾。这样，她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我也有需要照顾的人和事物。撰写《生物学的哲学》便是其中一件。我忘不了当年我在北大卖裤子和在中国农业科学院１７年的经历。每个人都要找到继续活下去的顽强理由。
写完这一章是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９日夜里１１点半。我缓缓放下了笔，看着窗外连夜的风和雨，想起唐朝韩愈的诗：“从今有雨君须记，来听萧萧打叶声。”
多亏当年我的初恋失败，促使爱的目标大位移，居然把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大门也推开了一条长长的缝！
汉朝焦赣说：“因祸受福，喜盈我室。”
又说：“初虽啼号，后必庆笑。”
此时此刻的我，书斋灯火通明，不正是这样吗？
都是情人，又都是妻子(1)
爱哲学就是爱智慧。这是古希腊人给哲学下的定义。
哲学家就是爱智慧的人。
从一开始，我就很满意这种说法。不久，我更赞成这样一个定义：
哲学是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世界终极原因”的学问——人们把它称之为“第一哲学”。走进哲学王国有多条路。最后是殊途同归。
一开始，我是从西方哲学着手、上路的。后来才推开了中国哲学的大门，其中包括印度哲学。这一推，便陷了进去，脱不了身，成了俘虏。
搞哲学，我是野路子。
那么，什么是正统路子呢？读哈佛大学、北大哲学系？或者是进复旦哲学系？我却不这样看。
依我看，最好的路子是先从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然后再去推开哲学的大门，这才是“入正门”。哲学必须是个钟摆，来回在科学、艺术两端摆动。科学使哲学可靠、可信，艺术使哲学可亲、可爱——这是我在北大领悟到的，是我的一大收获，是用我的心血和灵魂换来的。这摆动其实是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
一、 西方哲学智慧
大学６年，我在西方哲学上下的功夫仅次于物理学，同中国哲学相当。我有意识地做到东、西方哲学并重。当然都不深，也不系统。只是往犁沟里撒种。不为什么，只是为自己，为灵有所寄、魂有所托；为获得、达到“四禅心不动”。涉及主要人物除古希腊哲人外，还有笛卡儿、康德、黑格尔、叔本华、狄德罗、孔德、雅斯贝尔斯、马里坦、泰依亚、罗素、怀特海和“维也纳学派”成员等人。
不管是谁，他是属于哪个派别，只要能震撼我的，能给我惊叹的，我就同他一道，精神自由奔驰，从不问唯物、唯心。后来在我的笔下，从没有出现过唯心、唯物这两个词。我拒绝用，拒绝这样划分！
从我的学生时代起，就表现了我独立思考和精神自由的个性——这是研究哲学的第一要义和前提。一开始，我就拥有这个起点。在校６年，我和西方哲学的交往是一个长长的故事。若是把它都写出来，估计是本单独的书。但在这里，我还是坚持长话短说。我只想提示：２千５百多年历史的西方哲学究竟是什么东西最触动我的灵魂？
我注意到康德在早年大量研究了自然科学。这不奇怪，因为他在大学里学的是数学、哲学和神学。所以康德的哲学是可信的。
爱因斯坦一直在精读他的书，并为他的深邃思想发出惊叹或叹服。能打动爱因斯坦的人不多。康德、休谟和叔本华是其中三位。爱因斯坦对尼采的评价并不高，说他的书只有语言的价值，缺少深度。
毕业前夕，我注意到：德国大自然科学在他们论著的扉页上常引用三个人的格言，作为照亮自己道路的灯塔：柏拉图、康德和歌德。他们几乎闭口不提黑格尔——这一现象给了我难忘印象。也是在毕业前夕，在聆听贝多芬《Ｄ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时候，我突然悟出：康德哲学体系是教堂尖顶的十字架。它由自然律（必须）和人间道德律（应该）交叉而成。
这样的领悟于我，就叫幸福。
雅斯贝尔斯原是学医的。毕业后，开过精神科诊所，在２０世纪初精神病领域有过不少发现，后来才转向哲学。他的精神发展轨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医学（精神病学）→哲学
我主张如下的路线：
物理学→哲学
生物学→哲学
土壤学→哲学
地质学→哲学
经济学→哲学
考古学→哲学
……
我不赞成这条路线：
哲学系→哲学（这是空对空“导弹”）
于是我很看重法国的泰依亚（Ｔｅｉｌｈａｒｄ， １８８１－１９５５）。他是古生物学家，又是神学家和哲学家。曾任法国地质学会主席，在我国天津生活过多年，发表过大量有关哺乳动物化石研究的论著。１９５６年出版《动物学分类：结构和进化方向》，然后转向哲学，但他始终在古生物学研究的第一线进行探索。
１９５５年出版《人的现象》，１９５６年《人的出现》问世。光这类题目对我便有很大的煽动性。的确，在我偷偷形成世界观的最初三四年，一个意味深长的题目于我就是天空一下闪电、雷鸣，催我猛醒。
泰依亚的少数作品译成了英文。我只有通过英文去走近他。大概是１９６１年５月，我从一本英文杂志上读到他的思想，内心受到了一次不小震撼，就如同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一开始的那段如钟声般的引子——缓慢、均匀而庄严，其音响从倍弱发展到倍强——对我的冲击。
都是天风海涛，都是天地间绝妙的语言符号系统！
泰依亚说（大意）：世界是一个过程。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它拥有无限的容量。它必然会朝着上帝宏伟、壮丽的目标和场所前进。世界进程是有意义的。
他说出这个哲学命题和其他人说出的不同。他在世界各地（包括非洲）发掘过多少哺乳动物的化石啊！这些化石必然会引导他作生的沉思和死的默念。其主角只能是时间。事实上，１９７２年后他出版了《在时间·空间中的反省和祈祷》。
人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人的生命进程是有意义的——这是我的引伸和发挥。其时未名湖畔土坡上钟亭的周遭已是夜色沉沉的情景。但我的内心却是月光如水水如天，此夜一轮满的澄明境界——这就是哲学的价值和用途。如果我不研究哲学，我这一生便是白过。
都是情人，又都是妻子(2)
最后我想提一下马尔萨斯。走近他的“人口哲学”是我走近西方哲学智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由批判马寅初校长才把我推了一下，才去读有关他的生平传记和论著。
从书本上结识一位新的杰出人物是人生一大乐事。因为这意味着多了一个火把。火把是照亮人生之旅的智慧之光。
天上有“日月无私照”，地上有哲人的智慧烛照。
马尔萨斯（１７６６－１８３４）在本质上是一位进行哲学思考的经济学家。今天，他在世界思想史上的名声主要来自他的《人口原理》（１７９８年出版）。他是个悲观主义者。不过乐观不一定是进步，悲观不见得就是堕落。他确信：世界上的罪恶来自人自身。这是既定的，无法改变。让我说，这就是“人与人自身相遭遇”。或者说是：人与人性相遭遇。人的最大敌人是自己——这也是２１世纪人类文明的最大课题。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０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连续几次发生恐怖主义爆炸事件便是人与人性相遭遇的罪恶表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