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说明问题，马尔萨斯列出了一张表格。今天我还记得这张表格。我是坐在大图书馆读到的。阅览室的桌（长方形）、椅和台灯，古色古香，都是燕京大学留下来的财产。我最喜欢坐在那里自由自在地读书，因为那里有种古风，有种“场”：“三万六千日，夜夜当秉烛”。那表格如下：
年 １ ２５ ５０ ７５ １００ １２５ １５０ １７５ ２０ ２２５
人口 １ ２ ４ ８ １６ ３２ ６４ １２８ ２５６ ５１２
生存资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于是马尔萨斯得出结论：人口如果不受限制，在２２５年之后会增长５１２倍，而食物的供应只增长１０倍。（当时我强烈地感到：用数字说明问题最有说服力。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只有上升到了定量，上升到了数学，才是科学。这种观点影响了我一生，影响了我的科学哲学观）
这张表格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直到今天。因为它很直观、形象、生动。
马寅初校长是对的。他姓了“马尔萨斯”的“马”是种光荣。这个马家是真理的同义语、代名词！我忘不了这张表格对我的启蒙！
诚然，世界上的许多不幸的确来自社会制度，但归之于人口爆炸是更为基本、更潜在和更持久。今天，在大上海的我，对此有深切的感受。１９８３年，岳阳路还很清静的。早上上班时间在１００米的路段，行人只有１０人。到１９９３年已是５０人！２００３年是１５０人！这就是呈几何级数增长。这是我粗略点数点出来的，并作了记录。我感觉到里面潜伏着巨大危机。走在岳阳路上，我自然会想起马尔萨斯和马寅初。马寅初是马尔萨斯的“马”家又怎么样？至今我还在为那场批判忿忿不平。
在极左时期的中国，马尔萨斯就等于“历史反革命”。但在我的心目中，他却是一座灯塔。
叔本华有言：“大思想家真是凤毛麟角，千万人中未必能挑出一个大思想家来。他们是人类的灯塔。如果没有他们，人类就要流落在迷茫无际的大海里。”
看来，大学６年，我只做了一件事：
在众多领域，寻找这些灯塔。没有比在海上生风暴的黑夜中从远处瞥见到从灯塔射出的一线亮光让我更兴奋、更幸福的了！
这就是我的学生时代。
哲学不是我学的专业。恰如理论物理学不是我在课堂上的专业。西方古典音乐又何尝是我的专业？哲学、物理学、数学及其哲学基础、音乐、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统统都是业余的！业余的才最美，最有吸引力，最新鲜，也最勾魂！
统统都是业余的，但又都是我的专业，我份内的事。
情人最勾魂，于是才有婚外恋。哲学、物理、古生物、音乐……都是我的情人，我和它们在心理上的关系正是“婚外恋”，但又都是我的妻子！（当然这是我今天回过头去看我的学生时代。当年的我，并没有“婚外恋”的意识）
我记起我的童年。对面邻居李嫂有５个孩子，家境贫寒。孩子常以白薯（地瓜）当主食。这是穷人的早中晚三餐。我见了，特别心动，老是盯着他们的白薯。李嫂看出我的心思，常塞给我一块。母亲把门一关，说：
“你怎么啦，家里有大米饭，有肉有蛋，你反而没有胃口，专门盯着别人家的白薯！你有毛病啊？”
这里面有个心理学问题。
当年我对数学、物理、古生物学、地质学、音乐和哲学……有种狂热劲，便是我童年时代两眼盯着李嫂孩子手中白薯的继续和扩大。两者的心理结构有相似之处。
其实研究哲学的快感或快乐，归根到底是把握、理解世界结构的满足。这比做皇帝还过瘾。因为皇帝的威风不过是统治一个国家，而哲学是个“王”字：三横代表天、地、人，中间一笔，贯穿天、地、人，一一串起、收拾，便是哲学——这是我毕业离校时的认识水平。算是一篇毕业论文吧，仅仅是业余的。
三四十年后，我的所有写作（包括迄今为止出版的四十六本书），统统都是这个“王”字的深入、详尽展开。我是为这个“王”字才朝气蓬勃地活在世上。
都是情人，又都是妻子(3)
如果有来世，我还会为这个“王”字燃烧。
其实献身于哲学更需要热情、激情，更需要上下把自己的身心全部点着，让自己两头烧。
哲学不能吃，不能穿，又不能住，它的价值全在精神、灵魂的需要。我一再说，从事哲
学研究就是“朝圣”，向上帝走去。后来，好多次我看过藏民“朝圣”的纪录片，深为感动。好几百公里，一路跪拜，五体投地，用自己的身体丈量着土地，动作一丝不苟。心目中只有神。
这就是我一再说到的“至诚”。有了这份虔诚，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的？！
１９５９年，我开始注意到一个叫“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团体或小组。在精神或思想上，我好像也加入了这个小组。
它的领导人是石里克，早年学物理，是普朗克在柏林的学生。整个团体成员有十来个人，学的专业多半是数学、物理，也有经济学家。他们的兴趣是科学的哲学（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在我６年北大时期，“科学的哲学”是一个关键词。拿掉它，我的世界观便会轰隆一声坍塌，至少会严重残缺。“维也纳小组”有个特点：不定期在维也纳一家叫“中央咖啡馆”的地方聚会，海阔天空、无拘无束地讨论哲学问题，人数不等，五六人，或七八人。指导思想是马赫的哲学。
当年参加咖啡馆神聊的有哥德尔，后来去了美国。在当代逻辑学中的地位，人们常把他同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相提并论，说他是“２０世纪最有意义的数学真理的发现者”。
１９２４年“维也纳小组”开始以文会友。１９２６－１９２８年，哥德尔有时去参加有关数学、物理学基础的讨论。“维也纳小组”也在一家“拱廊咖啡馆”相聚。当时我多么羡慕这样一种自由讨论的环境和气氛！我希望北大附近也有这么一两家咖啡屋，即使是一杯清茶！
比如不同系和专业的学生、助教、讲师坐在一起，就共同感兴趣的课题自由发表言论。如果这是当年北大、清华、南大、复旦、浙大、交大和武大……的现实，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出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但这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反右后的北大和全国高校，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咖啡屋或茶馆！
主要原因当然不是物质条件。（并不要豪华的室内装潢和上等的咖啡。只要几把椅子和几张桌子，外加几杯茶水）全部原因是不允许有这样开放式的、自由思想的讨论和聚会！
北大６年，我觉得最遗憾的事情之一是学校附近（比如海淀镇）没有一家供学生和年轻助教自由讨论的咖啡屋或茶馆。写小说、拍电影可以反党，茶馆和咖啡屋也会隐藏着这种反革命团体的危险——笑话！
卡尔纳普（Ｃ．Ｒ．Ｃａｒｎａｐ， １８９１－１９７０）也是“维也纳小组”成员。他有本成名作特别吸引我：《Ｄｅｒ 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Ａｕｆｂａｕ ｄｅｒ Ｗｅｌｔ》（世界的逻辑结构），１９２８年。
光这个书名便让我热血沸腾，就像贝多芬的《命运》和《第五钢琴协奏曲》让我激昂慷慨，让我惊叹“天地人”：“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
什么？世界还有逻辑结构？！
我倒要看看！好奇心和对世界的惊讶永远是最最好的导师。一查目录卡，图书馆又有收藏，而且还有他的《科学的统一》（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３４年；《概率的逻辑基础》（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１９５０年。
读这些书，对于我，就像过狂欢节。这是精神上的、世界观的狂欢节。更妙不可言的是：白天读这类书（即便不完全懂，只能看懂一半或三分之一），晚上又去朗润园欣赏海顿、勃拉姆斯和肖邦。肖邦一些小夜曲是甜美的忧伤、淡淡的哀愁（比如作品第９、１５和２２号），掏心揪肺，属于尘世的白日梦幻。
当这梦同世界的逻辑结构相碰撞、相交汇在我内心的时候，我的满足感是难以言表的。还是陶渊明那一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大学６年，我经常有这种情况）
事实上，人生在世有些事物和意境是很难用语言文字说出的。语言文字有它的局限性。
４０多年后的今天，我才明白，当年德、英文的术语“基础”、“起源”、“结构”、“原理”最能引起我的共鸣——这正是内心的“世界哲学情结”。这才是叫开哲学王国大门的“芝麻芝麻，开开门”！
二、 中国哲学智慧
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这两年对我一生的成长是决定性的。从各个领域涌来许多信息，而且是属于世界一流，连二流都没有。我几乎要得“消化不良症”。
我只有充分利用一切时间。睡眠时间很少。洗衣服更顾不上，于是发生了几件衣服浸泡在脸盆长达一个月、水面上生出了一层绿色的微生物、发出一种臭味的事件。我只有对不起那几件衣服了。我牺牲了它们，缩短了它们的天然寿命，没有物尽其用，为了形成我的世界观，为了一搏，为世界观而搏。
有什么办法呢？每天２４小时是个常数。
星期六常有政治大报告，不得缺席。班级指定在一个地方，集体听，各自带自己的小方凳子。内容无非是“大跃进”和“三面红旗”一类的热昏胡话。我低着头，好像在专心听。其实在走神，想心事，琢磨、消化我这一个星期读到的“结构”、“原理”、“法则”和“基础”……
都是情人，又都是妻子(4)
班级常有学习批判会，争论教学改革，辩论什么是“又红又专”。我心里早有定论：全是他妈的扯蛋！
每个人都在演戏。至少我在演。大多是心口不一。都有一个假面具。有人扮演左派角色，有人居中，我只能偏右，但又不能太右，否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学会了把握分寸或尺度。有时也暴露几句对“三面红旗”不理解的“活思想”，然后遭到一阵批判，我只当他们
放屁，耳边风，从不往心里去。我知道什么东西该往心里去。在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些世界经典和名著（包括西方古典音乐）。这是一道长城，坚固的防御体系，凡是不符合真善美的东西休想入侵，休想进入我的内心。我知道，凡是值得往心里去的，我可以卖掉裤子和毛毯。一旦有了这个标准或价值观，便宣告我开始走向成熟了。
在学习批判会上，我照样可以想我的心事。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这是我多年炼就的一点功夫。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莫过于思想。思想能管得住吗？思想能约束得住吗？
“你不许往那里去想！”
能下这样的命令！这样的命令能生效？笑话！
一个人的思想是最自由的！
不错，强权、权势可以把某人关进大牢，但他的思想、观念照样可以推理，海阔天空！因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朱文公文集》）不过中国哲学这个气魄很大的命题如果得到“实验加上数学”的支撑便会很有力量。
知识＋智慧＝力量
１９５８年秋天之前，我从没有正式接触过中国哲学。那年秋天，开学不久，我读到１９４９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 写的一本论述物理学和哲学的书（英译本）。在书中，他引用了庄子一句格言。
当时我对这句格言有一种特别的敏感，或叫嗅觉，感到此中有真意。于是从《庄子》中查找原出处。
“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
共十个汉字，呈诗的结构，从此格吱一声，推开了中国哲学宝库的大门。
在《庄子》的“外篇”，我还读到：“天地有大美”，“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的命题。
比较一下，还是“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这十个汉字更为言简意赅。关于庄子这句格言大训，我想说出以下三点：
１． 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学者估计被这十个汉字照亮内心世界的不知有多少。我只是其中一个后学者。一开始，我就把它同现代西方数学、物理、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所揭示出来的规律（即“天地有大美”）结合在一起。
“圣人者”即大数学家、大自然科学家。
２． 十个汉字的醒世恒言是个伟大的空筐。要用现代科学成就去填它。永远不会有填满的时候。不填，空筐的意义和价值就不大。
３． 黑格尔说：最初的哲学是潜在的、内容贫乏的、抽象的、尚未高度发展或展开的。（《哲学史讲演录》）这话的实质，按我的说法，就是“空筐”的意思。
庄子那个时候对“天地有大美”不可能有很深层面的感受和把握。也不可能很具体，也不知道热力学两大定律、量子论和相对论。凭借他的哲学直观、猜测和对世界的敏感，他提出了十字大空筐，是他的天才。
庄子作为思想家的级别，和古希腊哲学家一样，均属于世界级，属于一流。
他这句醒世恒言影响了我一生。这不是知识，是哲学智慧。
它像面旗帜，站在它下面，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自得其乐。中国科学家如果用这句格言来鼓舞自己，拓展自己的心胸和眼界，“善养吾浩然之气”，荣获诺贝尔奖的可能便会大些。其实在这面旗帜下做学问，仰观俯察，本身就是一种天大的幸福。自那以后，我便断断续续读了不少中国哲学。从那里得到的惊叹号几乎同从西方哲学得到的一样多。
我始终进行东、西方哲学比较，即对比较哲学研究感兴趣。在当时，我在这方面即有萌芽。其实把现代自然科学成就放进庄子的十个汉字“大空筐”便是这萌芽。
４０多年来，有两类书是我的床头读物：中国古代哲学（包括美学）；中国古诗。
在一个中国人的血管里，如果没有这两样东西在流淌（当然不必每个人都很多），那他还是中国人吗？
事后多年，我才意识到，我推开中国哲学的大门，有点怪：是日本一位物理学家引导我看的结果。这是“出口转内销”。
这些年有的中国人去美国，想买些美国货带回家。因为一般来说，美国货比中国货要高级。回到家一看，原来是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这时才恍然大悟，刮目相看，重新认识中国货。
一开始，我也是这样看中国哲学的。当时我刚好２０岁。
三、 “哲学”这个关键词
“哲学”改变、铸造了我一生。它把我分成前后两个“赵鑫珊”。当然这是一个成长过程，不是一天的功夫。这个过程的开头或开端正是在北大完成的。
“哲学”这个词对我有一种魅力（在中国哲学中，天道地道人道是哲学的同义语），德、英文的“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一词会使我眼睛一亮，仿佛太阳从厚重的乌云后面突然钻出来，光芒万道……
都是情人，又都是妻子(5)
在北大６年，正是天道地道人道，正是哲学这个关键词，像条红线，贯穿了我的整个求学时期。越是往后，快走出校门，这条红线便越清晰，越有力。
大学三年级下学期的一天，我从《吕氏春秋》读到：“知不知，上矣。”（能意识到自己有很多东西是不知道的，这很好啊）我觉得这话像是对我说的。它刻画了我当时的精神状况。
渐渐地，我开始懂得将人生世界结构予以哲学化。或者说把哲学予以人生世界化。直到今天，我仍旧走在这条路上。在我所处的那个年代，当然还有后来的十年文革，“哲学”是被误解、曲解、糟蹋得最厉害的一个词。不过从一开始，我的“哲学”定义便是原汁原味的。今天我仍然为这一点而自豪。
近几年来（１９９８－２００３）我对犯罪行为心理学发生了浓厚兴趣。说到底，我是对犯罪行为的脑科学根源或其哲学背景特别关注。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２日，我从《检察日报》读到两条消息，令我惊讶：
１． 河南平舆县玉皇庙乡人，黄勇（男），２９岁，平时酷爱看凶杀恐怖片，觉得“杀人很刺激”。从２００１年９以来，他采取欺骗手段将被害人从录像厅、网吧……骗至家中，先后杀死青少年１７人，杀伤１人，并将死者尸体掩埋在自己室内和院内。
日本学者有个术语叫“快乐杀人”。该术语源自德国犯罪学论著。其脑科学根源是什么？犯罪学的哲学背景是什么？
２． 美国每年估计发生７万件未成年人纵火案。１３－１８岁占总数的４１％。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无法抗拒纵火的欲望呢？
其脑科学根源是什么？它的哲学背景呢？
其实我这种追溯、探本溯源的冲动起始于北大。我今天探究哲学的热情是北大时期的继续和发扬光大。
２００５年，我计划写本专著《人为什么会犯罪——犯罪学的哲学》。我要追问：猫、狗、熊、眼镜蛇、狼、大象……会犯罪吗？有犯罪这一说吗？犯罪是人的专利。
当然，战争是人类最大犯罪。“９·１１”和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０日伊斯坦布尔的连环爆炸事件，以及２００４年３月马德里的恐怖袭击同样是最大犯罪。我不愿看到我们的世界是这个恐怖的样子：今天这里爆炸，明天那里火光冲天，血肉横飞。
世界应该这样：今天这里是世界杯足球赛，明天那里是狂欢节，后天又是世博会，肖邦钢琴大赛，世界小姐选拔……
面对人生世界的结构，追问一连串的“为什么”，是母校北大培育我的结果。母校用她丰富、养人的乳汁喂大了我。——这才是“母校”的真正涵义。
第三部
诗的觉醒(1)
在当年政治运动不断，到处是限制、批判和监视的大环境下，内心有诗的萌芽和冲动，真是谈何容易！那是扑灭诗的年代。
其实，我所理解的诗是广义的，不限于唐诗，不限于雪莱、歌德、海涅和普希金。在我看来，一个伟大的数学物理公式便是宇宙间第一等诗。当然还有“地质学诗”。
２０世纪初，德国人魏格纳提出的“大陆漂移说”不是“地质学诗”是什么？它若不能惊风雨、泣鬼神，还有哪首诗能？！
反右后北大令人窒息、压抑的环境使我胸中有一团悲愤、勃然不可磨灭之气，可以接纳“世界诗”的高古、苍劲、荒寒；开始把人生世界的结构看成是诗意结构。
汉代和魏晋悲怨诗特别能在我心中激起共鸣。我尤其害怕又偏爱那些触及人生、世界本质的诗。
一旦当它们同西方古典音乐的旋律、数学物理公式相碰撞、交汇在一起，我就想哭。歌也有思，哭也有怀，颇有山风吹游子，缥缈乘险绝的况味。我说过，大学６年，我是在心泪中长大的。
眼泪不会催人成长；只有心泪才有这种作用和功能。司马迁说：“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中国古诗词最精华的部分都是诗人心泪的结晶。先要诗人自己哭，然后才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当我觉醒到这一层，我便宣告自己开始挣脱了平庸。
北大校园内外环境（包括圆明园废墟、西郊荒野、香山一带）特别有助于一个人的诗意觉醒或诗境的营构。上海就少有这种氛围。
有时候，我会在一个星期天独自一人步行去香山卧佛寺一带，去体验“清心听镝”的出世境界。
我承认，在我内心深处，当时已经有了出世的萌芽。这粒种子也是在北大撒下的。入世是种引力，出世是种斥力，这两种方向相反的力同时作用在我身上才决定了我生命运行的轨迹。在这方面，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和苏东坡给了我深刻影响。
我只有既入世又出世才能真实、合情合理地活在这个世上。这是一种生存方式。
白居易和王维好佛习禅作为“独善”之道既促进了我的诗意觉醒，也加强了我内心的“中国哲学情结”。——这情结来自活下去的迫切需要。
还是在学生时代，我就给中国古诗词下了一个定义：带浓烈感情的中国哲学。直到今天，我依然同白居易的这种想法完全共鸣：“身虽世界住，心与虚无游。”中国古诗词达到的艺术、哲学高度决不在西方诗歌之下，而在它们之上。这我有点发言权。我读过许多原汁原味的德文诗和英文诗。
自１９５８年开始，我自己也写点诗，但随写随毁，怕政治运动一来，无限上纲上线，一棍子打死。因为是“含沙射影”，“恶毒攻击”。这就是当年政治生活不正常的状况。我就是在这种极左环境中长大的。不容易。当然，其中打手和恶棍也大有人在。今天，夜深人静，明月当空，他们忏悔过吗？
当年的我，在日夜围剿资产阶级思想的一片火海中，居然有诗的觉醒，偷偷地带着海涅的一本诗集，在香山一带漫游，或是夹着李白的作品，去吟唱“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再就是琢磨“处世若大梦”这个人生哲学命题。
我说过，诗的极至是哲学，恰如音乐的极至是哲理诗。
对于我，当年诗意的觉醒其实是哲学的觉醒。只有哲理诗才能唤醒我。
海涅（1797-1856），是歌德之后享有世界声誉的德国诗人。这张画像是《海涅全集》中的插图。
在学校，我一边读他的诗，一边跑到林书闵老师家去听唱片。因为他家有不少根据海涅的诗谱成的艺术歌曲。
初夏之交，我常常夹着他的诗集到圆明园和香山一带去漫游。看到紫罗兰或是野玫瑰、“勿忘我”，便随手采摘一朵，夹在诗集里。至今这些枯萎了四十多年的植物标本还躺在我的藏书中。它们成了我当年浪漫情调和诗意觉醒的见证。很遗憾，当年我身边没有女人，没有恋爱的对象。手上有刚采集到的“勿忘我”或紫罗兰（我非常喜欢紫色，因为它有种淡淡哀愁、忧伤的情调，惹人疼爱），就是没有赠送的对象，完全辜负了北大这个恋爱最理想的地方。上海吗？今天的上海没有圆明园和香山，只有茶坊和咖啡屋。咖啡屋里的恋爱质量和级别怎能同圆明园和香山的“荒野场”相比呢？
德国著名诗人乌兰德（L.Uhland， 1787-1862）。他的许多诗被德国作曲家谱成了曲子，非常优美、动人。
这是我在1958年变卖戒指和手表买来的《乌兰德文集》四卷的扉页，莱比锡，1910年版。今天，它还放在我的书架上。
这是《乌兰德文集》四卷第一册的价钱。2元印有中国书店（东）的字样。（东）指“东安市场”。北大6年，我同这家旧书店经常打交道。只要卖掉了衣物必来此淘旧书。今天我把当年淘旧书的狂热转化成了写书的热情。
这是《海涅全集》（12卷）第10卷的扉页。
这是我典衣买下的第一批旧书。地点在东安市场。原书主人是上海的魏钟，估计也是从上海旧书店购来的，因为他准确写下了购书日期1945年12月22日。也许魏钟先生今天还健在。
不知为什么，这套古色古香的《海涅全集》（德文原版）转辗到了北京？最后到我手中。
诗的觉醒(2)
海涅是德国伟大的诗人。他的许多诗作都被谱成了曲子，广为流传，具有双重的美。很遗憾，中国读书界远没有品尝到海涅诗歌的美。因为严格来说，诗歌是不能翻译的。不是译者水平不高，是因为任何翻译都会把原诗的味道（原汁原味）丢掉70%，最后只剩下30%。
不仅是海涅，其他西方诗人的作品一经翻译都是这种命运。
读了大量德、英文诗歌，是我6年大学的成绩之一。
平庸少年浑浑噩噩！
“文”这个汉字
今天我才明白，大学６年，我作为一个文科学生，努力涉猎数理学科，寻找人类知识的统一性，其实只是在做一件事：对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字作推广。
试图从点到线到面再到立体作推广，是我在北大养成的思路或思维方式。这对我一生是决定性的。
原来对“文”这个汉字的认识和理解几乎耗费了我四十多年的时间，这已是我一生。
今天我才明白，我对这个汉字的全部涵义的漫长把握过程，也是我一生成长的过程。只有当我把这个汉字的不同侧面和层面识读了，把握了，我才宣告我成熟了！
我一再说，我们自以为最熟悉的事物，其实是我们最不熟悉的。比如关于光的本质。光究竟是波还是粒子？量子力学思想家们为此绞尽了脑汁。当然还有时间和空间的本质。
“文”是什么，其实也是个谜。因为它涉及语言、文字符号的本质。这是一门很深很深的学问。当然，乍一看，谁都知道“文”这个汉字指什么：
文章，文科，语文，国文，重理轻文，文科和理科，文字，文人，诗文，文坛，文风，文法，文笔，文体，文思，文盲，文句，文采……
对“文”字作上述理解对吗？当然不错。中国古人还作了进一步阐述：“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文章者，不朽之盛事。”
不过，这些看法有一个弊病：把“文”字作了狭义的理解。这样一来，文科、理科便截然分家了，以至于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打算学理工科的中学生或已经是理工科大学的学生更产生了偏见或错觉，以为语文（语言文字）同自己无关或关系不大。写信时即便文字不通顺也无妨：“因为我不是学文的！”
这是一大错误！错在三处：
第一，“文”这个汉字应作广义理解，而不是狭义理解。
其实中国古代文论中还有这样的说法：天文地文人文。按我的理解，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比如进化论）也叫“文”。因为“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当我们对“文”或“诗文”作广义理解的时候，文理科便宣告统一了。中国古人言：“天地养才而万物生焉，圣人养才而文章生焉。”如果我们把此处狭隘意义上的“文章”作广义的理解，那么，我们便把文理科统一了起来，顿时一个广大的统一世界即霍然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样开普勒定律、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和哈勃宇宙膨胀定律都成了天文学的诗；数学定律也是一首数学诗，英文叫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ｐｏｅｍ。
杰出的文学大师，不仅指屈原、李白、杜甫和韩愈等人，也可以是欧几里得、牛顿、欧拉、高斯、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出自他们笔下的气势浩瀚、文采焕发的论著同样是“不朽之盛事”。也许它们更有资格被称之为“天地之圣文”。因为“文者，道之所寓也”；“文以载道”。
数学物理公式之所以有一种神性，就是因为有大道在里面。别的不说，初中几何课本上的圆周长公式便是一首千古绝唱。明代方孝孺说：“诗之道，大则明天地之理，辨性命之故。”
第二，语言文字符号系统有许多品种，汉语、英语、法文……是一种语言；音乐、绘画、建筑、雕塑、舞蹈……也是语言；数学同样是语言。
第三，对语言的类型、要素、结构和意义的思索是一门大学问。当今西方有门叫“语言哲学”的学问便是这一思索的结果。这门学问还研究“语言与真理”，“语言与意识”这些课题。
语言和思维存在着紧密关系，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人是借助于语言文字（语文）进行思维的。没有语言，思维、观念便无法清晰地呈现出来。（当年我在北大读书还没有达到这种认识水平）
如果一个人在讲话、书写的时候，总是前言不搭后语，词不达意，到处是文法错误，那么，你能相信他会写出一篇优秀的物理论文吗？你能相信他对该课题有很深刻和透彻的把握吗？
再比如物理学家是这样用简洁、清晰和符合逻辑（文法）的语言文字来表述伟大的能量守恒定律的：能量可以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但不能创造，也不能使它消失；其总能量是恒定的。
在我看来，该定律的表述才是“明天地之理”的诗文，也是天地的至文。物理学家如果对物理现象没有妙悟，他能写下这条定律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如果他的语文水平很差，他能用如此简洁、清晰和符合逻辑（文法）的语言文字表述该定律吗？
所以语文和思维是相互依存的。
对于我们人类，没有语文，世界也就消失了，至少是混乱了。
当时我把“文”这个汉字作一推广是较模糊的，也是无意识的。到了今天我才知道，“文”这个汉字应当且必须涵盖文科和理科。只有这样才是天地的至文。
原来，我一辈子都在同广义的语文打交道。学好它，成了我的人生使命。语言文字是我的归宿，我的家。没有语言文字，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我的语文范围，也是我拥有的世界的范围。我的语文的广度和深度，也是我拥有的世界的广度和深度。而我的语文的“第一课”不在别处，又在北大。我的所有“第一课”都是母校给我的。这才是“母”这个汉字的确切涵义。
一块纯金子和点金术
在北大求学６年，我只做了一件事：选择了上帝的右手：要点金术。
隐隐约约在瞑瞑中，我看到上帝同时举起两只手，说：“赵鑫珊，你听着，我的左手握有一块现存的纯金子，右手握有点金术，你选择我的哪只手？”
幸好，我选择了点金术。今天我才懂得，这是我在校６年的最大收获。
自己会“点石成金”比拥有一大块现成的纯金子要珍贵千倍，万倍。事实上我毕业后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在那里泡了十七年，就在学着用上帝的右手（点金术）把广大的农业科学——应用生物学放进我的“哲学世界观”大磨盘中去碾碎。
这要有两个先决条件：
灵魂的觉醒（Ｔｈｅ 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ｌ）；
追求真理的激情（Ａ Ｐａ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ｒｕｔｈ）。
在北大，我的最大收获原来是拥有了这两个条件。后来我渐渐明白，我的“人生使命感” 是决心在贝多芬《命运》主题的感召下成为“永恒的回声”（Ａｎ Ｅｃｈｏ ｏｆ Ｅｔｅｒｎｉｔｙ）。——我今天还走在这条路上。
当我时时听到这回声的时候，我是幸福的。
是幸福，不是快活。幸福的层次比快活要高，且高得多。
金矿，银矿，待日后开采
在北大，我只做了一件事：
在大约十几处初步探明了大型金矿、银矿，但没有大规模开采。当然要一个学生去大规模开采是不现实的。
在有的地方（比如西方古典音乐和量子物理学的哲学问题）我挖掘的层面稍微深一点。
或者说，北大６年，我的最大成绩是知道了叫开深藏金银财宝山洞的暗语：芝麻芝麻，开开门！
我永远忙碌在庄子指出的路上：“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道大自然的作用，也知道人的作用，这是最高的认识）
这正是我一再说到的“世界哲学”（Ｗｏｒｌ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的最高使命。我撰写这本书是为了怀念、纪念我的最初一步。
那是我搭建或构筑“天地人神”四重框架的岁月。当时我并没有很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后来的四十多年是我不断充实、深化该框架的过程。
这个过程不会有最后一个句号。它是一首《未完成交响曲》。
我的一次失误：回忆中的陈镇南先生
一件在青少年时忽视或疏忽的东西，到了日后（比如二三十年后）往往是他追悔莫及的珍宝。
大学三年级我疏忽了陈镇南先生的德语语法课便是我的一次失误。这性质同我忽视高名凯先生的普通语言学相近似。只怪我自己“有眼无珠”。
陈先生，上海人，早年在清华读数学（？），精通逻辑。后专攻德语语法，也是一绝。他写了一套讲义，发到我手中，被我轻视了，我没有好好读，漏掉了一条大鱼！后来我在回忆中才懂得那套讲义的价值。陈先生是用数理逻辑的眼光去处理、分析德语语法，分析得很透彻，有如剥洋葱，一层层地剥，很严谨。
德意志民族出了那么多的大思想家，德语语法能不是很哲学味的吗？我又想起英国伟大小提琴家梅纽因的名言：德语非常适合用来表述哲学。而词汇和语法是语言的两大部件。
德语语法肯定是很哲学味的，即具有哲学——囊括天地人神——的结构。就是说，德语语法比较接近数理逻辑。
这正是陈先生写讲义的着眼点。但是我忽视了，漏掉了。因为我手中的大网有不少大洞！
大约二十年后，我读了英国哲学家艾耶尔（Ａ．Ｊ．Ａｙｅｒ， １９１０－）的成名作《语言、真理和逻辑》（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ｃ）才恍然大悟陈先生那套讲义的哲学和逻辑价值！
后来，艾耶尔还写了一本《哲学和语言》（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其实陈先生的讲义也是这条路子，只不过他还没有达到语言哲学的境界。过两三年，我一定写本专著《哲学和语言》，为的是弥补我在北大的失误；为的是以实际行动改正自己的错误。知错不改，才是真正的错。
近年来日本有门叫“失败学”的学问。很好。
日本各大企业非常注重分析失败案例。失误、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人生经历。让人在失败后变得聪明起来是“失败学”的使命。
我和陈镇南先生的私下交往仅两三回。他衣冠楚楚，发型挺括，油光可鉴，给人绅士派头印象。这在当年并不多见。或许他也是在用严谨的法则和秩序去安排日常生活。生活也应该符合语法。我知道北大有些怪才。陈先生恐怕是一个。他热爱昆曲。有一回元旦晚会，他还清唱了一段，声音尖而细。他自己很得意。在座的几位德国专家用莫扎特的歌剧去衡量，觉得十分茫然。但为了礼貌，只好鼓掌。
陈先生是一位极有个性的人。但在当年的政治大环境中，他的日子不会好过。文革中如何呢？他的命运我不得而和。
如果一个社会连陈先生这样一位与世无争的人都不能容忍，我就要说：这种社会一定是病态，且病得不轻。
有一回（大概是１９６０年春）胡其鼎约我一块去看望他。他住在德斋（紧靠未名湖）。一个人一间，好像是单身。约莫４０岁。职称是讲师。可惜那次见面他的讲话居然没有一句触及我的灵魂，拨动我的心弦！否则我会同他接近起来。也许那一次他根本就没有把心扉打开。如果他能讲一讲德语语法同德国思辩哲学的内在关系，那对我又是珍贵的“第一课”。其实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名言便表达了这种关系：
“Ｄａｓ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Ｗｅｌｔｄｅｎｋｅｎ Ｄｅｎｋｔ ｉｎ Ｍｉｒ．”（那普遍的世界思维在我里面思维着）
我说过，这种表达方式，这种语法，是很怪异的。汉语没有这种说法。中国人乍一读，不习惯。但静下心来，细细咀嚼，浓浓的哲学味便品尝出来了。确实是“此中有真意”。
如果中学生作文造句，写出上面的句子，老师肯定会说：语法不通！
但有些杰出思想和观念的表述往往是不规范的。只有在不规范、打破常规的外壳中，杰出的内核才能存在。
中国古诗常常有这种不合语法现象，但非常有意境。如果语法很规范，诗意即告吹。比如李白有首写听僧人弹琴的诗。其中有这样几句：
“……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余响怎么会入霜钟呢？不太合语法，但这样去表述，便非常有味道，诗意浓。中国古诗词的妙绝常常在此。
唐诗不合语法规范的句子恰恰营造了惊风雨、泣鬼神的效果。这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秘诀。如果把“余响入霜钟”交待得清清楚楚，符合语法，那么诗的意象便会告吹。
不是故意出语惊人，实在是诗意的需要。最哲学、最诗意的境界也许都在语法规则之外。
陈镇南先生如果今年还健全，估计有八九十岁的高寿，祝他健康，长寿！谨向他致歉，当年我不成熟，没有认识他的讲义的价值。
我的德国老师赵林克娣(1)
她是我最亲近的一位老师。
在她和我的师生关系中，还有点母与子的成分。她比我母亲的岁数估计大三五岁。记得有一次，我的纽扣掉了，她替我缝上。这个细节，这个镜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每当我怀念母校，我自然就想起赵林克娣老师。
古人说：学贵得师，亦贵得友。
细细算起来，她整整教了我四年德文。她是看着我长大的。二年级上学期九月开学，她一见到我就说我长高了一点。那回恐怕是我最后长个子。因为暑假在学校锻炼，伙食比家里要好些，最后长了点个头。
大家都叫她“赵太太”。因为她的丈夫姓赵，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名教授，冶金专家。早年留德，在柏林工业大学攻读。
据说，赵锡麟先生在特种钢方面是权威。纳粹德国投降，美军代表团去接收德国的科研设备和资料。双方代表团各有一位中国人：钱学森是美方成员，赵锡麟是德方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