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６年赵先生携带家属（一子一女）回国。先在天津北洋大学，后到北京。赵太太原在清华任教，后在北大西语系教德语。
赵太太的德国姓是林克（Ｌｉｎｋｅ），名克娣（Ｋｅｔｈｙ）。她把丈夫的姓放在前头，便成了赵林克娣。
她是贤妻良母型的德国女人。
大女儿叫玛蓉（Ｍａｒｉｏｎ），全名是赵蓉，比我小五六岁吧。小儿子叫米侠（Ｍｉｃｈａｅｌ），全名是赵侠，比姐小两岁。
１９５５年冬，我在他们的清华园家见过姐弟俩。当时她（他）们读初中。
赵太太是个人道主义者，从头到脚，充满了人情味。
班上耿义顺同学是个调干生，已婚。有一回，他儿子满月，赵太太特意送他一个洋娃娃和一袋糖，以示祝贺，由此可见她的爱心。
１９５５年冬，期终考试，外面下雪，赵太太给我们每个考生（共２０个）发一块牛奶糖，说：“给你们增加一点热量！”
反右后，人与人的关系紧张，政治、阶级斗争色彩很重，挤掉了人情味的地盘。赵太太的人道主义只好淡化些。
她天性开朗，能歌善舞。有几首德国民歌，我便是从她那里学来的。有几回我们抽空跑到钢琴房去，她自弹自唱，我也附和着几声。
１９５７年，她们家从清华园搬到北大朗润园，离温德先生家不到１００米，也是靠湖边，草色青青。
他们两家成了邻居，隔着一座小土山坡，约两三米高，长满了各种树木和灌木丛。站在温德先生家的大门口向南边望，你看不见赵太太家。
遇上雨季，湖水漫过湖边的小路，只好爬小土坡走到赵太太家。
许多年，温、赵两家成了朋友，时有交往。赵太太有时做些好吃的，亲自送给温德先生。赵先生路过温德先生家的花园，也在大门口站站，同老温德交谈几句。有一回我也在场。第一次听到赵先生说英语，我有点吃惊，因为他的英语说得太正宗、太流利了！
１９５７年赵先生被划为右派。罪名是攻击苏联专家，给教育制度提了些意见。处分是免了他的教授职称，贬他到图书当资料保管员。
右派都是些讲真话的人。我想起也住在朗润园的季羡林教授。他有幸躲过了这场劫难。１９９９年，先生在“记张岱年先生”这篇短文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１９５７年反右，张岱年先生受到牵连。这使我对他更增加一种特殊的敬意。我有一个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凡被划为“右派”者，都是好人，都是正直的人，敢讲真话的人，真正热爱党的人。但是，我决不是说，凡没有被划者都不是好人，好人没有被划者遍天下，只是没有得到被划的“幸福”而已。至于我自己，我蹲过牛棚，说明我还不是坏人，是我毕生的骄傲。独没有被划为右派，说明我还不够好，我认为这是一生憾事，永远再没有机会来补课了。
赵先生天性乐观、幽默。在逆境中，他总是一笑置之。但毕竟连累了家属。工资从三百多元减到一百多元自不必说。赵太太的精神受到压力也是显然的。更严峻的是子女的前途。
赵蓉、赵侠高中毕业都没有考上大学。当时特别强调家庭出身。父亲是大右派，母亲是德国人，能考取吗？
后来赵蓉进了一家工厂当车工，赵侠做了卡车司机。改革开放后，赵蓉去了德国，投奔姨妈。
赵太太家的宅子是明清风格的屋，虽小了些，但很精巧、别致，冬暖夏凉。赵先生常爱在屋前屋后种点什么，嘴巴边总是叼着一根雪茄或烟斗，颇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况味。
有时我路过他家，赵先生会同我神聊一个多小时，然后留我共进晚餐。不过今天我才懂得后悔，当时我没有从他那里详细了解纳粹德国时期普通老百姓状况。因为二战期间他一直生活在德国。比如，中国人在纳粹时代会受到歧视吗？
赵家请了一个保姆，叫吴妈，说满口的北京土话，烧得一手好菜，尤其是罗宋汤（牛肉、土豆和西红柿）。
好几回，我从温德先生家听完音乐走出来已是深夜。我特意从赵太太家门口经过。明月高照，湖面美极，静极。赵太太书房的灯还亮着。
四十多年一晃而过。今天我还记得那古色古香的花格子窗和里面的灯光，当然还有清风朗月中的、镜平波光的朗润园。我尤其忘不了秋雨鸣败荷，过客感秋多的情景。那里留下了我多少青春的脚印啊！
我的德国老师赵林克娣(2)
我去赵太太家做客的次数并不多。一个学期不过一两次。主要是怕打扰她。她的教学任务重，还有些家务。至于温德先生家，我每个星期要去一两次。他有的是时间陪我听音乐。遇上他忙，他便在隔壁小书房打字，我自己选唱片，开电唱机。
１９６１年６月，校游泳池开放（紧靠西北角，是同学义务劳动挖的，离朗润园很近）。我几乎每天去。我读二年级，赵太太因为我爱游泳，便替我取了一个雅号：金鱼（Ｇｏｌ
ｄｆｉｓｃｈ）。有一天，我从游泳池来到温德家。老温德想告诉我一个秘密，表情有点神秘兮兮：“赵太太的女儿在同威尔逊谈恋爱！我在游泳池看到他们坐在一起！”
这个信息对我是个不小的触动，也引起了我的嫉妒。
在我眼里，她一直是个小女孩，何况她又是我老师的千金。对她，我不敢有一丝一毫非分的想法。其实按年龄，我和赵蓉谈恋爱最配，比例最佳。男方比女方大五岁，符合上帝的“黄金分割”。第二天，我便迫不及待地去了赵太太家。这回是破天荒第一次专门冲着老师的女儿去的。
赵蓉没有觉察到我的真实意图。晚上，赵太太留我吃饭，之后吃西瓜。赵太太在湖边（离她家大门口仅四米远的距离）安放了两个小凳子，让她女儿和我边吃西瓜边聊。（今天我才懂得，这是赵太太的默许或暗示）
吃完西瓜，我特意掏出手帕，为赵蓉擦手。
“我又不是幼儿园的孩子！”赵蓉拒绝了！
她的性格直，是游泳队的，不习惯含情脉脉。她不是《茵梦湖》中的女主角。后来我邀请她游过几次泳，并引起阿尔巴尼亚留学生的口哨声。因为她长得像德国童话里的白雪公主。
毕竟当年我在男女关系上太嫩，还是一张白纸，不开窍，不敢使劲地追下去。放松了半年。有一天听说赵蓉同清华大学土木系一位教授的儿子好上了，也是游泳队的。消息传来，着实让我痛苦了一阵子。一切都成了定局。其实不然，是我的错误判断。
后来，我们各自成了家，两家时有交往。
１９８３年我由北京迁居上海。后来听人说，赵先生已去世，赵太太和女儿、儿子全家去了德国。她阔别自己的祖国已半个世纪，是叶落归根的时候了，我只有遥祝她们幸福。这些年，我常常会回想起她们，想起北大和朗润园，想起那里的一草一木，长夏清暑，西郊人静。尤其是湖边通往她家的那条小路。
如果赵太太今天还健全，她该是九十多岁高龄了。
唉，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写到这里，我的内心在呜呜咽咽地哭。没有泪水，听不到抽泣。这是有关人生的哲学叹息。
我爱赵太太全家！
本打算在这里放几张我和她们的合影，可惜在文革抄家时老照片给毁了。因为上面有外国人，有里通外国的嫌疑。
那是没有理性的、疯狂的岁月。今天的大学生很难想像当年国家、社会生活的错乱程度。
个人会精神错乱，时代、国家也会。
写到这里已是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号深夜。缓缓放下了笔。我想到在德国柏林的赵太太全家。
赵蓉的姓该是她妈妈的姓了。叫Ｍａｒｉｏｎ Ｌｉｎｋｅ（玛蓉·林克）
四十多年的往事远了，又是如此地清晰，好像发生在昨天一般。我记起唐朝孟郊的诗句：“心曲千万端，悲来却难说。别后唯所思，天涯共明月。”（《古怨别》）
回忆温德先生(1)
我最亲近的老师，除赵太太外，便是温德先生了。
在人的求学时期，有几样东西会影响一个人的道路：老师、学友、书本和学校环境。
在清华、北大，温德先生的家庭音乐会是很闻名的。当然不是演奏什么，而是开唱片音乐会。
不久前，我读杨绛先生的新书《我们仨》。在第１２５页，她回想起解放后不久的清华，她有时去温德家听音乐的情景：
有一晚她有几分低烧，我逼她早睡，她不敢违拗。可是她说：“妈妈，你要到温德家去听音乐呢。”温德先生常请学生听音乐，他总为我留着最好的座位，挑选出我喜爱的唱片，阿瑗照例陪我同去。
我说：“我自己会去。”
她迟疑了一下说：“妈妈，你不害怕吗？”她知道我害怕，却不说破。
我摆出大人架子说：“不怕，我一个人会去。”
她乖乖地上床躺下了。可是她没睡。
我一人出门，走到接连一片荒地的小桥附近，害怕得怎么也不敢过去。我退回又向前，两次、三次，前面可怕得过不去，我只好退回家。阿瑗还醒着。我只说“不去了”。她没说什么。她很乖。
说也可笑，阿瑗那么个小不点儿，我有她陪着，就像钟书陪着我一样，走过小桥，一点也不觉害怕。
全国院系调整后，温德先生从清华园搬到北大朗润园，他家的几千张珍贵唱片也一道搬了过来。他盛情邀请学生到他家欣赏唱片的习惯没有变。学生一代代，毕了业，走了，新生又走进了他家，成为座上客。温德没有成家，好客。据说，他是闻一多先生从芝加哥大学请到清华来任教的。当年的清华名流学者云集由此可见一斑。比如控制论创始人维纳便在清华做过访问教授。
记得１９５９年我在朗润园温德家见过钱钟书和杨绛两位先生。三十年代初，温德是钱钟书在清华的老师。听说杨绛写过记念温德先生的文章，可惜我没有读到过。
法国留学生、冰岛学生和美国人（朝鲜战俘）威尔逊有时也去去。我是惟一的常客，风雨无阻，尤其是寒暑假，去的次数更多。
按理，我可以向先生学英文。但我没有这样的计划。我一门心思就是欣赏音乐。有时，整个晚上（从７点到１２点），我们不说一句话，只有美妙的旋律在小小的客厅内回荡。有关音乐，温德先生从来不向我讲解什么，说：这是命运在敲门，那是暴风雨过后的田园牧歌……一切由我的感觉去感受、体认和理解。
常常，他会拿出乐谱，边听边看乐谱。我坐在旁边努力学识谱，由此得到了一些锻炼。我问过他，怎么会收集到几千张唱片？同一首曲子便有三五套，不同的版本：指挥不同，独奏家不同。风格自然有别。他说，１９４６年他从昆明西南联大回北平清华。东安市场的日本商人急着要回国，只好把唱片贱卖。一斤猪肉的钱可以买到三套交响曲。当时温德先生最推崇的指挥是托斯卡尼尼和福尔特文格勒。小提琴家有海菲茨和克莱斯勃。后来有了苏联慢转唱片，便是小提琴家奥依斯特拉赫和柯岗的录音。
有几次听得太晚，过了１点，我睡在长沙发上。早上温德吩附仆人老张 为我也做一份早餐：香肠煎蛋、土豆泥、酸奶、面包。第三天碰到赵太太，她对我说：“听说你星期六晚上睡在温德先生家。这很好，他很寂寞，你常常去看他，他很会高兴！”
温德先生有个姐姐在英国。有一回他把老照片给我看。我看到他在印度、缅甸游历时的留影。他的主要兴趣在诗歌、哲学和音乐。业余爱好是养花、游泳和骑自行车。有一回，我们谈起圆明园。他从柜子里拿出世纪初英国出版的圆明园建筑图片，使我大开眼界。
１９６１年５月，他骑车摔伤，骨折，住在城里协和医院。我特意去探望他，给了他一份惊喜。那天，我足足陪了他一个下午，直到黄昏暮色苍茫，我才离去，回到北大。
８月，我便毕业离校。
文革中他同样受到冲击。红卫兵把他花园的花木全给拔了，毁了，说：“养花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不许养！”
温德跳起来，指着红卫兵的鼻子大骂：“你们这帮小土匪，擅自闯私宅！”
红卫兵不吃这套，扬言要揪斗老温德，除非他发表道歉声明。１９６６年夏天我在“自身难保”的困境中，还惦记赵太太和温德，特意去朗润园看了看。只看见大门前贴着两张大字报：一张是北大红卫兵勒令温德赔礼道歉的公开信。
另一张是温德向红卫兵道歉的信。（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年代）
文革后期，我被审查，问我和温德究竟是什么关系？１９７３年北京人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我从报上看到有温德的名字，我才放下心。当时我正在辽西海边放羊。
１９７８年，我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那天我特意去看了温德先生。系里为了照顾他年事已高（９０多岁），特意在他的花园南头造了一幢小屋，大玻璃窗，冬天很暖和。
他卧在床上，用他那只满是老年斑的手握着我的手，说：“赵，我再也不听音乐了，耳朵不行。你自己去选几张唱片和几本乐谱，送给你，留作纪念吧！”
告别他家，已是晚上９点。走到大门口，我回过头看了看温德先生的老屋和新屋，我的双眼已经潮湿了。突然，我想起唐诗：“今日送君须尽醉，明朝相忆路漫漫。”
回忆温德先生(2)
自那以后，我还回过两次北大，但我不敢去朗润园，我怕在那里同我的逝去的青年时代相遇；我怕那里的古屋和后面的圆明园荒野勾起我的伤感：“世路如秋风，相逢尽萧索。”（李白）
冯至先生(1)
冯先生早年写诗，也翻译德文诗（比如歌德和海涅的作品）。当然他的《杜甫传》也为他带来了声誉。
进入四年级，他为我们开了“德国文学史”。不过他的讲课是照本宣科式的，没有什么诗意，缺少闪光的东西。这使我很失望。因为原先我对冯先生的期望很大。
于是我偷偷地读一本英文版《物理学史》。我觉得这本书更吸引我。不料，冯先生发现我在开小差，望野眼，突然走到我的位子前，拿起我正在看的书（当时我还没有发觉他走来）说：“你可以转系去读物理嘛！”
他叫我站起来。我站起来。他继续讲课。我一直站到下课。最后冯先生用手示意我坐下，什么也没有说。我也不说。
四年级的大学生罚站，这在北大校史上恐怕不会有几个。我是其中一个。
后来，我们全班下放到小山村燕子口劳动锻炼半年。冯先生也下来体验生活１０天。恰好，冤家路窄，他和我同睡在一张大炕上（共６人）。我和他紧靠着。他的身体胖，体重估计是我的一倍。当年，人与人的关系相当紧张。
１０天，我好像没有同他说过一句话。说什么？双方都很尴尬。主要是政治上的尴尬。罚站事件也是造成双方不自然的原因。谁的错？双方都没有错。
克莱斯勒（F.Kreisler， 1875-1962），活了87岁。奥地利一代小提琴宗师和作曲家。后定居美国。我是从温德先生收藏的唱片中熟悉他的。二战时期，他去前线慰问盟军将士。
克莱斯勒和海菲茨是我青年时代崇拜的对象。
德国伟大指挥、钢琴家、作曲家和著作家瓦尔特（B.Walter， 1876-1962），活了86岁。
他和托斯卡尼尼、福尔特文格勒也是我从温德家的唱片中熟悉的。大约有70%的唱片都是由这三人分别录音灌制的。这些唱片成了我的“莱比锡音乐学院”。
温德先生送给我的贝多芬《第6交响曲》乐谱的扉页。（B.Water指挥，维也纳交响乐团）
扉页上有“温德藏书”（汉字）印章。
今天翻开它，我心里免不了伤感。我想起1959年冬夜温德先生和我一边听这首曲子一边识读乐谱的情景。
好几回，我再也没有勇气回到朗润园。
我怕“重到曾游处，多非旧主人”；
我怕“三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如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
其实归根到底我是惧怕时间老人。看着这本发黄的乐谱，我知道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温德先生已不在人世。今天，只要我在听古典音乐，我就一定在怀念他！
温德先生赠送给我的《莫扎特》一书，1946年。上面有“温德藏书”印章。
后来，这本书成了我撰写《莫扎特之魂》（上海音乐出版社）的参考书目之一。其实我写这本书也是为了纪念我在朗润园度过的美好日子。没有这些珍贵的唱片，我走不进西方古典音乐王国。
这时候，也只有这时候，我才真正懂得“睹物思人”这句成语。
温德先生在书的扉页上盖的英文姓名签字图章：Robert Winter。
田先生是我们系的教授，早年在意大利攻读但丁的《神曲》，后留学德国。
他为我们开过一个学期的文学翻译课。今天我才明白它的价值。开的课时太少了，应该开两个学期。
听田先生对德国文学作品的分析（他说得有板有眼，头头是道），是种享受。
在课堂上，他为我们分析了《乡村里的罗密欧和朱丽叶》。这是瑞士作家凯勒（Ｇ．Ｋｅｌｌｅｒ， １８１９－１８９０）的中篇小说，也是德国文学最优美的作品之一。
在田先生分析之前，我自己读过一遍。上了田先生的课，再去读，咀嚼出了先前被我疏忽的许多精华部分。因为我太粗，漏掉好些东西。
我发觉，我离精通、掌握德语还早着呢。学汉语是一辈子的事，学德语同样要倾注毕生的心血。
我想起秋天上海人吃大闸蟹。有人是专家，按解剖蟹的逻辑顺序，把蟹的身体部位一一肢解，然后依次咀嚼、品尝。他们有的是从容不迫的心态，把蟹之所以为蟹的美味全部、彻底、干净地品味出来，吃出了韵律——这是对蟹的分析，也是本事。
与此相仿佛，田先生把凯勒的小说放在书桌上就像上海人把秋天阳澄湖的蟹放在餐桌上。我不得不佩服田先生对德语的独到语感、体认和理解。听他的课，我没有开小差，自然就没有罚站。他的课不仅吸引我，简直叫我陶醉、拍案叫绝。
一堂课，能让学生陶醉，是老师的光荣。叫人开小差、望野眼的课，当老师的首先要反省自己：“我讲的东西，为什么吸引不了学生？”
我忘不了凯勒的小说《乡村里的罗密欧和朱丽叶》。小说能写到这个份上，是人类创造力的骄傲。
１９８８年秋，我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去东德的柏林。车上遇上一对５０岁上下的瑞士夫妇。瑞士人一般讲德语和法语。当我同这对夫妇谈起凯勒和《乡村里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时候，那位细高个的夫人惊讶地说：“你读过这篇小说？！”她的语调和眼神流露出一点刮目相看和敬佩的意思。因为读这种文学作品，是一个人有教养的表现。
冯至先生(2)
望着窗外西伯利亚的一场初雪，我自然想起田德望先生的句子分析，是那样细腻、精辟、言之有理。难怪中国古人有这样的推崇：“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
德国文学作品和哲学论著常常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北大校园(1)
北大校园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
在我眼里，它既包括建筑，也包括校内外的大、中、小三圈环境。比如圆明园、海淀和香山一带。我甚至把圆明园废墟和荒野场也划进北大校园范围内。因为北大的西墙同圆明园仅一条小马路之隔。其实，北大、清华和圆明园是等边大三角形的三个角。每个角６０度。——这是我自己悟出来的。因为我逛的次数多。
可以说，在北大所有的一万多名学生中，我闲逛圆明园的次数恐怕要排名第一。因为我跑到那里去是为了同荒野对话，做功课；是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诚然，当年我的意识并没有这样清晰，但倾向是很明显的。不然我为什么隔五六天就往那里跑呢？比如遇到大事，要消化一个来自音乐、物理、哲学或古生物学的一特大惊叹号，我就要跑向那里去咀嚼。其实我当年主动留一级便是在圆明园下的最后决心。从那里的“场”——荒寒、高古和幽静——我仿佛能听到一种神圣的声音。
它才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命令，一种最高指示，我总是听从它，没错。
一、 北大建筑和校园环境
典雅、优美和有韵味的校园建筑对学生的熏陶和营养足足抵得上几位著名的教授。当然这种功能是潜移默化的。建筑场对学生的冲击是持久的，日日夜夜，春夏秋冬不分季节。——这不是我的理论或来自书本知识，是我６年的亲身体验。我的建筑艺术“第一课”（Ｌｅｓｓｏｎ Ｏｎｅ），又是在北大上的。
其实北大建筑分新老两部分：
Ａ． 解放前燕京大学的图书馆、教学楼和宿舍。属于明、清建筑风格，堪称为一首首建筑诗，包括西校门，甚至也包括未名湖边的路灯——古香古色，特别有情调。６年来在我眼里，这些路灯的造型正是一首无言的诗，尤其是在下雪天，结了冰的湖面朦胧一片的时候。我尤其忘不了一湖寒雾同昏昏路灯的协奏，交响。
四十多年了，我还记得路灯这个细节。
我们今天的校园，恰恰就在忽视这些细节的艺术魅力。
Ｂ． 解放后新造的屋，包括教学楼、阅览室、大小饭厅和学生宿舍。只有实用价值。审美价值几乎为零，给人的大脑神经系统一种杂乱或零乱的感觉。如果把这些建筑的造型和色彩的语言转换成听觉语言，那便是一团刺耳的噪音。
其实，原燕京大学是清代长春园和万春园园林艺术的一部分。包括未名湖、朗润园、蔚秀园和镜春园……（园真多！）
燕园里的许多古物（华表、石狮子和驮碑的大龟）都是来自圆明园。所以不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从古物遗存来看，五十年代的北大同圆明园原是一个整体。这是我把圆明园看成是北大校园一部分的理由。当然清华学生也可以把圆明园看成是清华园的一部分。允许双方这样的扩张主义。这也叫资源共享，充分利用。其实我把香山和颐和园后园一带也看成是北大校园环境大系统的组成部分。
北大校园由大、中、小三圈环境组成。香山一带是大环境；圆明园荒野和附近村落是中环境；未名湖一带是小环境。
大、中、小都好才是真正的好。当年的我便受到大、中、小合起来的营养和陶冶，才得到无风到底尘埃尽，界破冰消一片天的朗朗境界。——这才是北大校园无与伦比、得天独厚的地方。我作为北大校园一位扩张主义者自有我的发言权或道理。
我特别喜欢北大燕园水多。
“水体和建筑”（Ｗａｔｅｒ ＆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是一个重要课题。
最大的水体当然是未名湖。不过朗润园的水更有诗意。因为未名湖多人工痕迹，朗润园和其它水体更多的是野趣。
中国古代诗人从野趣中能见出更浓烈的诗的意境：
“荒树古岸谁家在，野水浮云处处愁。”（唐朝，朱放）
“野寺人来少，云峰水隔深。”（唐朝，刘长卿）
若有个有心人，从中国古诗词中作个统计，“野”这个汉字肯定是个关键词之一。６年来，北大校园营造出来的氛围大大帮助了我去体认、理解中国古诗的美学。
有水就有桥。北大桥多是很自然的。通向朗润园便有好几座古老的石板桥。桥下大片荷花，红白相间，清香远播。多座荷尽菊残秋欲老的古桥和朗润园富有诗的结构，应是体验肖邦音乐最理想的“场”。
未名湖畔、体育馆北侧的罗锅桥颇具特色，为燕园一景。罗锅者，驼背也。桥面中间隆起，两面的坡都很陡，自行车和汽车是无法通过的，所以桥旁边修了一条柏油路。６年来，我去朗润园十次就有八次经过这里。
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北大燕园的曲折幽径。它常常隐藏在小山的后面，特别是在野草闲花覆盖的季节，更有一种诗意。日子一久，这种景色必然为我的体内多增添了几个诗的细胞。这种细胞也构成了我日后忧祸乱、悲时日、吊古人、怀远道和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的背景。——这正是我要感激北大校园环境的最大理由。
北大树多，这又是一大特色。尤其多枫树、槐树、杨柳和银杏。
俄文楼前便有一株古老的枫树。有个学期，我们的专业课便经常安排在这里的底层教室。我特别欣赏深秋的枫树，尤其是丹枫万叶碧云天的景色。杜牧的诗句我是记得的：
北大校园(2)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毕业离校前一天，我还特意跑来用张开的双臂抱了抱这株大枫树，算是一种话别。我相信，大树、老树是通人性的。人和树之间可以沟通感情。还是在北大的日子，我便开始学会站在一株大树底下聆听万叶吟风的飒飒声。这种声音能悄悄告诉我什么是人生世界的真谛。它比十本哲学书教给我的或许还要多，还要可靠，还要刻骨铭心。
二、 未名湖畔没有晚钟回荡……
今天我才醒悟过来，原来这是五十年代未名湖畔的一大遗憾或严重欠缺。
我交待过，八九十年代北大校友有“一塔湖图”的说法，为的是说明燕园环境的特点。
湖，指的是未名湖。该湖估计是由一个小池塘扩建而成的。挖出来的泥堆积在湖畔四周，形成了土丘或小坡，最高处不会超过三米，给人丘陵起伏的错觉，这是当年园林设计师的美的构思，很妙。
刚进北大不久，我便注意到在西校门大图书馆和未名湖之间，在小土丘上有一座中国建筑风格的凉亭，亭内悬挂着一口铸造于１８９６年的大钟，只是没有敲响或撞响配件。好像大钟仅仅是个摆设。燕京大学时期，它也是个摆设吗？
后来，我就经常到钟亭里来坐坐。随着我的渐渐成熟，我对钟亭建筑这个符号的识读也有所深入，由浅入深，读出了许多意义。建筑符号是会说话的。
只是离校多年后，我才完全懂得钟亭建筑场的全部意义。我忘不了站在亭子的台阶，可以看到下面未名湖平静如镜的湖面。到了冬季，湖面则是一个溜冰场。
在我眼里，凉亭和亭内的大钟无疑是北大校园建筑大系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它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６年求学时期，它的重要性仅次于圆明园。
一年四季，我最喜欢深秋初冬之交或雪后放晴的西山落日，我独自一人坐在钟亭内静静地呆上一个小时。这时，我会记起李白的诗：“疾风吹片帆，日暮千里隔。别时酒犹在，已为异乡客。思君不可得，愁见江水碧。”（《江行寄远》）这类悲壮的诗句最能打动我心魄，引起我的共鸣。
钟亭建筑场内成了我反刍、消化我从书本中吸收到的各类知识和哲学智慧的好地方。对于我，那仿佛是一个磨坊。读了书，如果不反刍，不消化，不磨碎，就不会流进自己的血管，营养自己。在钟亭坐久了，有时会有这种神秘的体验：“廓然混茫际，望见天地根。”
这是唐朝诗人独孤及《观海》中的两句，非常深刻，非常有哲学味。历来人们容易忽视这位诗人和他的《观海》。比如其中有这样两句：“谁施造物功，凿此天池源。”
诗人看到大海的浩瀚、壮观，不由惊叹大海的形成，创世纪工程的无比宏伟。
当我开始体验到世界、宇宙时空结构的“廓然混茫际，望见天地根”的境界，已是１９５９年的事。——在北大６年，这是一个重要驿站。正是这一境界把我从平庸、浑浑噩噩的状态中划分了出来。今天的我，还在这种境界内作进一步深入或提升。
其实，数学、自然科学（尤其是理论物理学）的极至或极玄之域，正是独孤及用十个汉字营造出来的混茫境界。
今天，若有人问我：“赵鑫珊，你在北大６年，你的最大成绩是什么？”
我便会回答：“开始进入独孤及用十个汉字营造出来的那种境界。到老到死我还在这境界内，而不能超出它。因为上帝或造物主便伫立在这十个汉字的后面。”
这是我给上帝下的又一个定义。天地根即宇宙本体。普朗克常数、光速和圆周率π……便触及了天地根。
北大６年，我经常从不同侧面，试图用自己的语言去给上帝下定义。每一个新的定义，新的说法，都标志了我的一点进步或脱胎换骨。脱胎换骨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多次性的，不断反复的。
记得也是１９５９的冬天，晚上９点大图书馆闭馆后，我特意步上钟亭，为的是在寒冷或冷峻的星空下反刍、琢磨书里的论述。
１９５９年这一年也是我努力自修攻读中国哲学的一年。我对陆九渊、朱熹和王阳明特别感兴趣。这便是所谓的“陆王心学”。
陆九渊长于识病，王阳明精于处方。陆九渊自称：“老夫无所能，只是识病。”他指出：“人心有病”，“正人心是平天下第一要目”。又说：“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为了仔细琢磨、体认陆九渊提出的“此心若正，无不是福；此心若邪，无不是祸”这个命题，我又一次来到未名湖畔的钟亭。
如果当年黄昏薄暮中响起悠缓的疏钟声，一下一下，大半个北大都沐浴在钟声的音响场中，那会是多么妙绝的一种诗意或诗境啊！但在当年极左政治大环境下，这样的钟声符号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尤其不允许在北大校园内露头。因为钟声带着佛教哲学的色彩，富有浓烈的禅思。古代中国知识分子好禅，热衷于禅宗：“禅智为出世之妙术。”
如果在北大６年，我时时能聆听到晚钟清振林木，并同王维的诗句相汇合、交融，我的成熟肯定会更快些，更好些：
“悠然远山暮，独向白云归。”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北大校园(3)
如果西山落日时分，未名湖畔允许有余钟磬音回荡，那才是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当然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冤假错案，包括反右，包括批判马寅初校长……
对于我，悠缓的疏钟声，隔山钟声，还是我与宇宙精神相沟通交往的一个中介或阶梯。通过钟声，我才能意识到佛教哲学这个伟大命题：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
一旦有了这种意识，我便可以宣布我开始走向成熟，不再平庸，不再昏睡，不再浑浑噩噩。
幸好，当我１９６１年８月走出南校门，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报到，我已经有了这种意识。这是我毕业最过硬的一个证明。
时至今天２００３年冬日，我不知道未名湖畔的凉亭内那口大钟是否还在？安然无恙？我盼望有朝一日，那里会有秋深临水月，别时暮钟残的风光。中华大地何时能有接纳“古寺寒山上，远钟扬好风”的汉唐盛世胸怀，还世界本来面目，还中国农耕文明精髓？
拿掉了钟声，唐诗便是伤残的。
如果唐诗伤残，中国人的基因系统还能算是健全的吗？
魂兮归来！
三、 圆明园废墟养育了我
我在这里不想作“圆明园残毁考”。我没有资格。尽管我在圆明园留下的脚印既多也深。
我说过，温德先生在这方面是半个专家。他给我展示过一些文献。比如曾任天津海关监督的奥麦（Ｅ．Ｏｈｌｍｅｒ）曾用相机拍摄园景１４幅，取名为《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奥麦是位德国人。
法国人亚乐园（Ｍａｒｉｃｅ Ａｄａｍ， １８８９－１９３２），在中国海关供职，出了一本《１８世纪耶稣会士所做的圆明园工程考》。
耶稣会传教士模仿凡尔赛宫完成了长春园的欧式宫宛。（属洛可可风格，时间大约是１８世纪中叶，莫扎特出生前后）
听了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我常跑到圆明园欧式宫殿遗存中去反刍，咀嚼，这对我是重要的一环。尤其在雪后放晴的日子闲游，面对西洋建筑或仅剩的地基，或仍留了残壁，荒烟蔓草，鸦噪暮云，我的思绪便渐渐提升到了天道人道的哲学境界。
对于我，专心听了几年的莫扎特和贝多芬，努力逛了几年的圆明园残破都是“学”，都是“化”（消化的“化”）。宋朝杨万里有言：“学而不化，非学也。”
在北大校园大、中、小的三圈同心圆的环境，我只尽心尽力尽性做了三个汉字的功课：触、思、获。
杨万里说：“学有思而获，亦有触而获。”
打开自己的脑壳即尽量去触，去思。
触，主要指视觉。闲游圆明园，视觉第一，听觉次之。但一切的感觉印象，最后都要上升到思。我走向成熟，一步也离不开思。“我思，故我在。”
也许，圆明园于我还是体认西方泛神论的最佳场所。我的泛神论既来自书本、音乐，也来自圆明园和香山一带自然景色，包括春天最初发芽的柳树和杨树，仿佛有种回音：“神圣，神圣！”
是的，上帝就是大自然，大自然即上帝。
中国人很容易接受泛神论。在圆明园荒野，与一草一木交往，其实是与神交往。久久自静，万道俱出。
所以圆明园于我是一本无字的哲学书。里面既有中国哲学，也有西方哲学，而且是诗化哲学。这样的哲学最养人。
最后，作为本章的结语，我还想提一下钟亭的钟声。１９２９年９月，燕园才有了那个圆顶六柱钟亭。燕大曾提出《撞钟法》：
“每半小时撞钟一次，自十二时半起撞一下，一时撞两下，一时半撞三下，……四时撞八下，到四时复撞一下。如是每四小时循环一次，每日早六时至晚十一时为撞钟时间。”
我不知道，我今天的北大校园是否有钟声回荡？若有钟声，会有助于北大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足够抵得上投资２亿元的教育经费！
第四部
北大附近的小吃
不写这一篇，整本书会缺一角。
人的嘴巴有两大用途：吃，说话。除去这两项，人生还剩什么？人生还能存立吗？
凡是有学校的地方，附近必有小吃。这是人性或人欲决定了的。世界各地的大中小学没有例外。小吃会给人留下终生的记忆。
１９４５年３月，我在江西宁都乡村师范附小读书。课间操，我总是跑到附近的零食小摊位去买“麻次”（用糯米做的甜食）。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１９５５年３月，我在南昌二中读高三。课间操，我总要和两三个同窗跑到对面小吃摊位去吃猪血汤。三分钱一碗。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北大呢？北大附近的小吃并没有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只有遗憾。原因是我“生不逢时”。
政治运动不断，阶级斗争的火药味浓烈，不利于饮食文化的繁荣。加之我当年穷，连小吃店也不敢进去。平均一个学期只能吃一两回馄饨。不过北京的馄饨馅太粗，远不如我老家的小吃鲜美可口。即便是面食，也比不上我家乡的米粉或汤面。
有位三四十年代住城里沙滩的老北大学生在回忆录中写到北大的小吃说：“北大的小吃是绝对的自由，爱怎么吃就怎么吃。”
可惜我出生也晚，没有赶上“绝对自由吃”的盛世。
北大西门（正大门）附近没有小吃店，只有一家小卖部。成府校门也没有。东校门有一家小饭馆，一坐下来，少则一元，多则几元，我进不去，吃的欲望并不强烈，空间都给求知欲占了。
北大的小吃都集中在南面海淀镇，大小约摸有十五六家。我住的学生宿舍４０斋（四层楼房）便正对着海淀镇，中间仅隔一条大马路（从城里西直门到颐和园必经过这里）。
那里有家“海顺居”我还记得，但有什么特色菜，我忘了。也许我压根就没有在那里美食过，一次也没有！
当年，我是把所有的人欲（食欲和情欲）统统转化成了一种欲望：求知欲。
如果说，五十年代北大校园有什么欠缺，用我的价值观去判断，便是附近少了几家茶馆和咖啡屋，这道人文风景。主要原因不在物质或硬件，而在软件：政治气氛不允许它存在。
因为师生在茶馆、咖啡屋相聚，高谈阔论，免不了会有自由化的倾向。这在当年是绝对禁止的！
有关这个欠缺，我有强烈感受，因为我的内心渴望北大附近能有这样一个供不同专业的师生、学友自由交流思想的建筑空间。如果有，我变卖裤子也要每个星期去泡一次。逛圆明园和泡咖啡屋都是必需，各有各的妙处，都养人，互相不能替代。
从国外书刊，我知道有关咖啡屋的许多故事。
有关母校苏黎世工业大学，１９５５年３月爱因斯坦在回忆录写道（一个月后他逝世）：“在这些求学年代，我同一个叫格罗斯曼的同学建立了真正的友谊。每个星期我总是同他去一次利马特河口的‘都会’咖啡屋。在那里，我同他不仅谈论学业，也神聊好奇心的年轻人所感兴趣的一切。”
我梦想北大附近也有一家类似“都会”咖啡屋的去处。在那里，我可以和不同专业的同学自由交流，改变我“独学无友”的不利状况。
如果政治氛围更宽松些，留学生也可以加入进来。当时北大有十几个国家的留学生，共一百多名。自反右后，中外学生的交往受到限制，这又是一个遗憾。当年的敌情观念太强，夸大了。到处是特务，间谍，里通外国。在精神病学上有个专门术语：被害妄想。发展下去便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于是才有文化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