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今天我一有空闲，便去泡咖啡屋，心理动机之一，是报复过去的限制和禁锢。
读者手中这本书的有些章节提纲便是我一人独自坐在衡山路一家叫“凯文”（Ｋｅｖｅｎ）的咖啡屋写下的。
我特别喜欢隔着大玻璃窗，看外面深秋季节的梧桐落叶。“风萧萧梧叶中，雨点点芭蕉上”，会帮助我“步步寻往迹，有处特依依”。至于是什么质量的咖啡——哥仑比亚或维也纳的风格——我并不在意。严格地说，我只是借用咖啡屋的氛围，去感旧回首，同逝去的岁月重逢。
我的忧郁症或抑郁状态(1)
这种极度忧伤、绝望、否定人生有意义的状态开始出现在１９５８年，也就是在我形成世界观的时期。这是很奇怪的。至今我也不完全明白其中的机理和深层原因。
它像一次重感冒。感冒是病毒引起的，属于生理现象。我的抑郁状态，不是什么病毒引起的，属于心理现象，但又不是精神病。
当然，外部原因常常是引起我的忧郁症急性突发的诱因。比如失恋（少年维特烦恼的性质），受到一次批判等不顺心的事。不过有时候忧郁症猛然袭来同外界事件又没有任何关系。它的层次很深，不属于政治和社会学层面，而是哲学层面。它是与人生俱来的，有着“普遍世界结构”的性质。
抑郁状态是一切都瘫痪了！
人生、生命变得毫无意义。昨天还是令我陶醉的音乐、诗歌、自然科学和哲学，今天对我便突然失去了吸引力。我对任何事件都不感兴趣！活着就是没有意思。——这是我的忧郁症的主要症状。（我自己不能控制它的来和去）
于是我装病，躺在集体宿舍，请假，不上课。好心的同屋陈宣圣（温州人）从食堂给我打一份饭菜。
外面的阳光灿烂，我的内心世界却是阴暗的，低沉的。
遇上这种情况，多半是去闲逛、漫游。地点是圆明园四周的村落。那里的村民大多是正宗的满人，说的都是北京很土很土的话。三个包子不说三，而念“ｓａ”。
当然，我游荡的范围还有颐和园四周和香山一带。越是荒野的地方我越是去。常常我会在一座孤坟面前停下来。这时候，李白的诗句又会在我耳边回荡：“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
有一回五月，下了一场小雨，我在香山荒村的地头又看到一座孤坟。微风吹动坟上几朵不知名的小小野花，我突然记起不久前读到的一首唐诗，其中有这样两句，真是写绝了：
“雨湿渡头草，风吹坟上花。”（孙佐辅）
十个简简单单的汉字经诗人加以排列组合在一起，营造出一种高超、悲壮的美学境界，令我折服！它和肖邦的小夜曲是等价的。
能欣赏唐诗的人，一定会吃透肖邦。两者是相通的。
我的忧郁状态从根本性质来说是“普遍世界的忧郁”或叫“世界普遍的抑郁”，具有哲学性质。后来，我也渐渐明白了这一点，并对我自己作了一点精神分析。作为练习，我试着把“普遍世界的忧郁”（或“世界普遍抑郁”）译成德、英文，并请教了赵太太和温德先生。我把英文的忧郁和抑郁分别译成Ｍｅｌａｎｃｈｏｌｉａ和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后来我才明白，李白的“万古愁”也是“普通世界的忧郁”或“世界普遍的抑郁”。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
我的忧郁症多少带有周期性。一个学期一两回，每次一至三天。突然袭来，又悄然而去，不是我主观能控制住的。有些神秘兮兮。孔子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我的抑郁状态则到了“伤”我的程度。它对我是摧毁性的。否定生命存在的价值，人处在瘫痪、崩溃状态，还不伤吗？幸好，时间较短，一会就过去了。然后内心的乌云渐渐散去，阳光重又四射。我后悔不已，再去拼命努力，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发誓再也不忧郁。
不管用，三五个月后又遭忧郁症袭击。４５岁以后便少见了。一年难得遇上一次。时间也短，不过一两个小时，最多半天。但根绝“万古愁”是办不到的。否则就不叫“万古愁”了。
其实“万古愁”的最深根源在这十个汉字：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青青陵上柏》）
这是人生存在我们这个小小星球上的普遍处境——存在主义哲学处境。这是个有关人生意义和目的，或有关生老病死的佛教哲学课题。它只能一次次地被提出来，而没有最后的、一了百了的解决。它高于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哲学。若是人生意义被彻底否定了，物理学的哲学背景也就没有了意义。
李白也许受上述十个汉字的影响，又提出“处世若大梦”这个命题。据说这是他大醉后一挥而就，信手写下的。妙！
四年级上学期，德国文学史专家马纳特夫人介绍我们读卢卡奇（Ｇ．Ｌｕｋａｃｓ， １８８５年生）的东西。他是匈牙利哲学家，对德国古典哲学和文学有深入研究。我仔细读了他的《青年黑格尔》（１９４８年）。
卢卡奇分析了黑格尔２７－３０岁一段“不幸的疑病状态和自我崩溃状态”（即１７９７－１８００年法兰克福时期的危机）。
后来黑格尔说，他遭受了好几年的疑病状态，弄得他万念俱灰，精神几乎陷于瘫痪。一般来说，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逃过这种疑病阶段的。这是他本质上的一个收缩点，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一个昏暗的收缩点（或转折点）。他要通过这一关，之后才能到达安全的境地，从而确信自己，确信一个更内在、更高贵的生命。
黑格尔说，生命的力量，尤其是心灵的威力，就在于它为自身设置矛盾，忍受矛盾，克服矛盾……建立矛盾又解决矛盾，这就形成了继续不断的生命过程，而生命只是过程。（今天回头去看我的大学６年，便是一个“生成过程”。人的生命之旅无非就是一个“生成过程”，也是“一个前后相续的序列”）
我的忧郁症或抑郁状态(2)
当我在抑郁状态，有时会因为读了一首诗，而突然猛醒，又回复到了发病前的生机勃勃，斗志昂扬。比如歌德的《上帝和世界》：辽阔的世界，宏伟的人生，长年累月，真诚勤奋，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周而复始，从不停顿：忠于守旧，又乐于迎新，心情舒畅，目标纯正，啊，这样又会前进一程！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德文诗。它对我一直是个高贵鼓舞，宛如贝多芬的《英雄》和《命运》。
“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
这是《战国策》中的一句话，是我在１９５９年年初读到的。这成了我决定故意留一级，在北大多呆一年的理由或理论根据。具体的想法是：我舍不得离开北大图书馆。
我想看的书，这里的收藏几乎９８％都能满足我的要求。寒假有一天下大雪，我在文史楼左侧书库翻阅卡片目录。看到《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的出版年代是１８５２年。我吃惊不小，但不相信有这么古老的版本。
书库管理员是位５０来岁的老人。他对我说：
“你不信，我搬出来，开开你的眼界！反正今天下大雪，只有你一个读者。”
管理员来回搬了好几趟，才把２０多卷搬齐，放在我跟前，给了我一个特大的惊喜，尽管我只读过《全集》中的十分之一。
《费尔巴哈全集》也是１９世纪末的版本，古香古色的德文花体字，给我庄重感。他的文字不像黑格尔那样艰涩，我读了三分之一。
反右运动我受过处分，毕业分配肯定是塞到远离北京的边远省份（比如云南、贵州等地）。我的基础不厚实，需要在北大再磨炼一年，等羽毛丰满些，即使流放到西伯利亚，我也能“惨淡天昏与地荒，西风残月冷沙场”，拼搏一回。
主意已定，我把两门主课考砸了。不及格！
赵太太和蔡司贝克也为之吃惊。事后我去朗润园赵太太家，特意向她作了解释。她听了我的想法也点头称是。
系里一位主管人事的副主任找我谈话：“听反映，这些年你不务正业，老爱看物理、哲学书，哪有不留级的？！政治上失去大方向，不红，也专不了。这道理不是很简单吗？回去好好跟下一班再读一年，不许再胡闹，否则要开除！”（大意）
在中、小学，留级生也是很不光彩的。记得读小学时，有人留级，同学会在后面叫，起哄：“留级生，留级生！”
这压力不小。
大学留级，虽然背后听不到叫声，但无形的压力更大。因为同学并不知道我的真实意图。别的不说，同学看我的眼神便起了变化，有些异样。好在我早就有思想准备，要顶住。
据我所知，当年没有听说北大有第二个留级生！
休学、退学的，有；因偷窃、流氓行为，留校察看一年或开除的，也时有发生。至于留级，而且是读到四年级的留级，毕竟是罕见的现象。在北大校史上，也记有一笔。
当然，我为此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陷害
我生活在一个大量制造冤假错案的年代。
这是搞人治不搞法治的必然结果。
我留一级，来到比我低一年、相当陌生的班级上课。同学鄙视的眼光射向我，我要承受下来。当然，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听说我是个“思想反动”学生，不敢同我接近。但也有一些
正直、善良的同学，比如王朔（上海人，家住梧州路）、张培康（上海人）和钟学宽（香港人，毕业后回到香港），待我还是友好的。今天，我感激他们，怀念他们。我一直在打听他们的近况。没有消息。
有三四个极左派，恨不得把我一口吃了！
极左分子有认识问题，也有个人品质问题。比如踏着别人的身体往上爬，丧尽了天良。极左路线需要一批极左分子做基础，否则路线怎能推行？当年的极左分子如今也已六七十岁了吧？他们中的一些人早已觉醒了。有的作了忏悔，有的保持沉默。在道义和良心上，他们是有罪的。
当年我在新班级的处境十分艰难。孤立、压抑。只好再退一步，退向内心，深挖洞穴。读到马克思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
我的经济状况依旧是穷。当时早饭实行自动交饭菜票，凭共产主义觉悟。小箱子就放在稀饭大木桶的旁边桌子上。咸菜是两分钱。突然，班长（团支书）Ａ冲着我大声地说：
“赵鑫珊，你为什么少放一分钱？”
“我不是放了两分吗？”
“我亲眼看到你只放了一分钱，你还赖账！”Ａ恶狠狠地一口咬定。（其实他早就埋伏在那里）
下午以Ａ为首的三个班干部找我谈话，勒令要我坦白交待自从早餐无人收菜票以来我总共少付了多少钱？三天过去了。我一个字也没有写，没有交待。结果系保卫科科长找我谈话，向我指出“坦白从宽”政策：“你买了不少德文和英文书，你每月只有１４块５的助学金，你哪来钱买书？！你说！！！”“我卖掉了我母亲给我的金戒指和手表，还有三条毛料裤子和一条很厚的羊毛毯。”我说。
“你能拿出发票吗？你回去找出来！”科长说。
幸好，我从德文版的《海涅全集》和《普朗克论文和讲演集》中找出了两张发票。
最后我被释放了。为此事，我足足痛苦了半个月。这是为留级付出的代价。如果我被陷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后果可能是开除学籍，遣送回原籍。
从我这一段经历，可以联想到全国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冤假错案！当然最大的是后来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恶根源是人治，不是法治。
其实，按今日的法律程序，对我的诬告是根本不成立的。
当年我在这方面还是太嫩，没有起码的社会和法律知识，任凭极左分子陷害，自卫能力极差。不过当时谁又能同组织对抗呢？彭德怀、贺龙、潘汉年……不是一声不吭地消失了吗？
幸好，我又渡过了一次劫难。６年北大，１０年文革，风险迭起，几经灭顶，但常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十三陵燕子口村(1)
我怎么也忘不了这半年，忘不了这个小山村！
１９６０年９月，我们全班同学在“要在劳动中毕业”的教育方针指导下，开赴北京郊区昌平县十三陵燕子口村去锻炼，为期半年。这一决定是我没有料到的。这使我泡图书馆的原计划落了空。那个年代，学生就是坐不下来，老在折腾。至于弹钢琴，更是泡了汤。
在我的行李中，带了这几本合法的书（别的书不能带）：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文本和德文本）；《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文本和德文本）；《反杜林论》（中文本和德文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文版。
总共７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思想，我还是尊敬的，直到今天。我尤其欣赏恩格斯的豪放性格、宽广心胸和多才多艺。三十二年后，我在德国造访了他们的故乡。
在乡下半年，我要尽量挤时间读这些经典。我看这类书，班干部也无话可说。这样不顾一切的用功，全班惟独我一个，没有第二个。从此，班上同学开始用另外一种眼光看我，因为他们从一道门缝里见出了我的真相或一种顽强的意志。
燕子口村是个很小的不足百人的山村，土地贫瘠，坐落在北京昌平县十三陵定陵的后面，靠近规模较小、年久失修的康陵和泰陵。（我看见它们在西风残照中破败的样子）
北方山区的农活并不繁重，因为不用肩挑。比如给果树上肥主要靠毛驴。在我看来，绵羊和毛驴是上帝赐给人类的两件最好礼物。因为它们特别驯服，完全按照人的意志办事，百依百顺，从不会说个“不”字。
燕子口像十三陵地区其他地方一样，柿子（个头特大）和梨是主要果品。中秋节前夕，有的柿子在树上熟透了，拍哒一声落到地上，捡起来放进嘴里，又软又甜，真是造物主赐给人的一份口福。
我们班分别住在老乡家。早晨敲钟，下地干活。王村长兼生产大队长（约摸５０多岁）总是提早到，然后站在钟的旁边分配一天的工作：收玉米、谷子；摘柿子；上山打柴；赶毛驴下山去拉煤；再就是后勤帮厨。放羊和喂猪有固定的人手。
男女工种常常不同。
我仔细观察人与人的这些关系。结合恩格斯的著作，我企图解剖王村长同村民的基本关系，为的是理解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追问事物的起源，其实质是在进行哲学探索。在我眼里，燕子口村是国家的雏型或一个小小缩影。王村长便是国家元首的原义。至于后来的国王、皇帝、总统成了欺压老百姓的专制独裁者，那是异化的结果。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是很有用的。
是的，王村长同大小一百来口村民的关系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政治哲学的兴趣。这时候，我才有所悟。为什么中国古人这样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
此处第一、二、四个“天下”指国家；第三个“天下”指千万老百姓。这时候，仿佛突然有束政治哲学智慧之光照亮了我的内心。我庆幸我来到了燕子口，和乡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如果呆在图书馆死读书，我不可能接触到政治、国家和元首的源头及其真正的涵义。
其实，这时候，我正是在叩问：政治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国家？国王、总统的原义是什么？
到了燕子口，我才明白从书中读来的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家的格言大训，如：“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朱熹）
“百姓所以养国家也，未闻以国家养百姓者也。”（王安石）
“君必自附其民，而后民附之；君必自离其民，而后民离之。”（明代，庄元臣）
每天早晨下地前，全村男女劳力都围着王村长兼生产大队长，听他分配、安排一天的“农活”。在劳动生产方面，他有丰富的经验；在人品方面，他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村民信得过。村里若有什么纠纷，必请他出来调解、仲裁，主持公道。他的模样厚道、善良、精明，今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经常默默地站在一株树下不动声色地观察王村长。我意识到他的角色便是皇帝、国王和总统原义了。偏离他，都是错误的。从这段经历，我在日后才对政治哲学发生了兴趣，直到今天。而“第一课”（Ｌｅｓｓｏｎ Ｏｎｅ）便是在十三陵燕子口上的。
我把燕子口的这一课看成是北大求学的继续。
国庆前夕，传达了彭真市长的报告。一句话：“形势一片大好！”
十一月底，十三陵地区下了第一场中雪。又传达了彭真的讲话：想尽一切办法备战备荒为人民。（暗示大饥荒来了）
班里的生活委员叶本（安徽人）要我们去收集杏树叶，越多越好。我们扒开树下的雪，捡起杏树叶，然后用水浸泡，把苦汁榨掉，切碎，混在玉米面里，做成杏树叶窝窝头。粮食同树叶的比例是１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吃树叶。
开始咽不下去，因为叶子刺咽喉。大便也难，不顺。因为肛门不习惯。进出口（上下的洞口）都不习惯，陌生得很！
为了可口些，有人把杏树叶窝头在炉子上烤，有点香味。这样的吃法，吃了四个月。大部分同学出现了浮肿。我没有。只是骨瘦如柴，但精神很好。一有空，就读我带来的书，照样“俯而读，仰而思”，并联系我在燕子口亲身经历的一切。
十三陵燕子口村(2)
我知道，美国原始社会史学家摩尔根（Ｌ．Ｈ．Ｍｏｒｇａｎ， １８１８－１８８１）为了研究美洲土著的原始生活，专门跑到他们的部落中去生活多年，写出了《古代社会》《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美洲土人的家庭和家庭生活》等原创性著作，成了恩格斯的主要参考书。摩尔根深入实际生活的做法大大鼓舞了我。得到第一手资料十分重要。
有了这种想法，我在燕子口的日子过得生机勃勃，精神抖擞。因为我在观察、思考和体
验。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６年（１９６９－１９７５）放羊生活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非常有帮助。
我们班上有６人住在四叔、四婶家。他们有二子一女。一天吃早饭，四婶在家里对１２岁的儿子大发火：
“你怎么把弟弟妹妹的定量也吃了？！你叫他们咋办？！”
四婶一气之下上前狠狠地扇了一巴掌，把大儿子的一碗玉米稀粥打落在地！我看在心里，被深深触动了一下。我好像看见有只无形的手（当然不是四婶的手）把那只碗打翻在地。
在我的政治哲学启蒙中，四婶家的这一幕悲剧足够抵得上十本教科书，尤其在当年那种环境。它帮助我看清了民族、国家悲剧的根源。（至于后来的文革，那已经是登峰造极了）
这时候，从《马恩全集》第１卷读到下面两段话，特别有启发，它们仿佛是两道思想的闪电，让我看清了现实生活发生悲剧的原因：“民族的意志，正像个人的意志一样，不能超越理性规律的范围。非理性的民族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合乎理性的国家组织。”（第３１６页）
我还加了一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意志要以这些理性的根本规定作为自己的大前提，否则便会碰得头破血流，老百姓会遭殃。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大跃进”失败正是因为一言堂，违背了理性的规律，结果叫老百姓吃草根树叶树皮。彭德怀只是勇敢地站出来，指出了这种违背，说了真话。
马克思在第４１８页继续写道：“人类要洗清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
彭德怀只不过说出了部分真相，下场却是悲惨的。
看来，我把７本书带下乡是对的。我是对照现实，活学活用，收获大。从那时起，我就坚持利用合法环境，读马恩原著，原汁原味，不走样。真正的修正主义就是走样。十年文革是大走样！哪有一丁点马克思主义？！
班级里的极左分子怎么也想不到，我读马恩的书，居然会得出这些同“大跃进”、“三面红旗”完全唱反调的结论！所以，人的身体不能自由，思想却能自由。
我想起汉姆莱特的一句名言：上帝啊，即便我被关在一个胡桃壳里，我仍旧拥有我的世界！（大意）我又记起英国诗人的句子：
“Ｍｙ Ｍｉｎｄ ｔｏ Ｍｅ ａ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ｉｓ．”（吾心于我即一王国）还有一句格言鼓舞了我：“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Ｇｏｄ ｉｓ ｗｉｔｈ Ｙｏｕ．”（上帝的王国与你同在）
瑞士作家凯勒说：“人的意志就是他的天国。”（Ｄｅｎｎ ｄｅｓ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 Ｗｉｌｌｅ ｉｓｔ ｓｅｉｎ Ｈｉｍｍｅｌｒｅｉｃｈ）这是我在北大图书馆读到的。现在拿到燕子口来反刍，在事上磨炼，在山上打柴时加以咀嚼、琢磨，体会更深。所以我的斗志很旺。精神振作，脸和身体反而不浮肿。
几个月肚子里没有一滴油珠，我尝够了饥饿的滋味。一般来说，饱暖之后才开始需要哲学。我却是个例外。在肠胃里有一半是杏树叶的情况下，我对哲学的思考反而更迫切。因为哲学思考是我的寄托。我一无所有，只有思考，自得其乐。也只有这样，我才能抗击半肚子的树叶，并把它忘却。
元旦前，十三陵又下了一场大雪，村里有头老毛驴去山下驮煤，不小心折断了一条腿。村长考虑再三，决定将毛驴宰了。元旦那天，改善生活：每人一碗驴肉炒大白菜，两个纯玉米贴饼。在我的记忆里，那是我一生吃到的最丰盛、最高级的一顿晚餐。
从那时候起，我就懂得不浪费粮食。
关于宰杀毛驴也引起了我的思考：毛驴为人劳苦了一辈子，最后人还要吃驴肉。这人道吗？怪不得有佛教哲学问世。不过当人在挨饿时，会考虑牛、马、驴的生死吗？
道德起源于何时？一万年前，我们的祖宗有道德、仁爱之心吗？上山打柴，同学都在精神会餐，大谈红烧肉、烤鸭的味道如何如何。我有时也说几句，但大部分时间在心里追问的是有关道德、国家和家庭的起源。
村里放羊的老毕头（４０多岁，高个子，约１米８０）病了。最后派我去顶替他。这一替，便是半个月。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放羊。我知道，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圣经》提到牧羊人的段落真是太多太多。因为神是最好的牧羊人。
在人类文明之初，羊群是太重要了。对于我，这又是“第一课”。这是有关“文明起源”（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第一课”，对我后来走向“人类文明哲学思索”的大道毕竟是一个开端。万事起头难。在两河流域的古老文明中，羊、马、骆驼是十分重要的。
十三陵燕子口村(3)
放了半个月的羊，我还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副产品：体验了长城内外悲壮的自然景色，尤其是严冬季节荒原或旷野的美。
我眼前的一切，可不是什么“渔舟唱晚”，“细草微风岸”，或“春水碧于天”；而是“乱山残雪月，孤独异乡人”；是“不恨天涯行役苦，只恨西风，吹梦成今古”的大悲愤。
后来，荒原之美便成了我的“哲学世界观”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圆明园、香山的美比起冬天十三陵一带的苍古或苍劲所具有的壮美要低一个级别。这决不是这里有皇陵的缘故。不，我并不看重帝王陵墓，包括埃及金字塔。
荒原里头有许多宇宙间第一等诗和哲学。雄壮、阔大和浑厚的十三陵地区拥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天地之大美。这是我从放羊和上山砍柴的亲身经历中感受到的，而且刻骨铭心，融化到了我的血液中。
今天十三陵成了旅游胜地。不过来去匆匆、走马看花的旅游者能感受到我当年的天地之大美吗？尤其在一夜燕山雪更厚的日子。
告别燕子口的前夕，我为我自己做了一件纪念物：用一个很小的玻璃瓶，盛了燕子口玉米地里一点脱去水分的土壤，再把三粒玉米装入瓶中，为的是永远提醒我自己对土地、对农业生产活动的敬畏：“夫稼，为之者人，生之者地，养成之者天也。”（《吕氏春秋》）
民乃国之根基。民才可叫万岁，而不是相反。民以食为天。粮食是维持生命的源泉。
那个小瓶子今天还放在我的书架上，它仅仅是一种象征和符号，提醒我的文明哲学要懂得“天高地厚”，算是我一篇毕业论文。
离开燕子口已有四十二年了。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回去看看，住上三天，再把我放过羊的山峦起伏，长城内外，好好走一遍。
村长估计不在人世了。
望着霜被群物秋，风飘大荒寒，我只有恸哭来时路了。
李白的名句“处世若大梦”又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三十岁读它，五十岁琢磨它，六十岁咀嚼它，是不尽相同的。
最后冲刺
回到北大，已是１９６１年３月初。还有五六个月（不到半年时间），我就要离校了。
这时一般人的心理（精神状态）是早已散了架，叫“魂不守舍”。这里的“舍”是指校舍。我则不。我要作最后冲刺。否则对不住我自己“留一级”的初衷，变成跟自己开个大玩笑。
我照样跑物理大楼图书馆。“物理学与哲学”永远是我的主要兴趣。
此外，我要读些中外政治哲学经典，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我的最大收获是读到孔子给“政治”下了这样一个精辟的定义：“政者，正也。”这才是政治的原义，就像燕子口王村长的一身正气和公道。
５月，我认识了物理系的高才生倪友群、陈国维和陈维杭。三人都是摘帽右派学生。他们正在传阅一本名著：《Ｗｈａｔ ｉｓ Ｌｉｆｅ？》（什么是生命？）作者是我比较熟悉的量子力学开拓者之一：薛定谔。博学、深思明辨的陈国维把它转借给了我。（英文版）
该书是１９４４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但充满了原创性，是一位伟大的量子力学泰斗从一些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出发去走近生命的本质（包括生命的起源和结构），鼓舞了西方一批年轻的物理学家转其锋芒去探索生物学，时间是二战后。于是便有了分子生物学的诞生和壮大。ＤＮＡ的发现便是它的重大成果，时１９５３年。
读了这本书，更让我下定决心，把中国农业科学院作为工作单位的首选来填写。因为去那里工作，是走近生命的起源和结构。当年我对世界（宇宙、地球、生命、国家、人类、人类文明、道德……）的起源很感兴趣。
最后几个月，我加倍用功，尽管饥荒并没有过去。我的定量是每月２８斤。因为没有肉、油和其他副食品，肚子饿是免不了的。若是每顿有好的副食品，粮食定量只要１８斤，而不是２８斤。
当时发生了两件事，给我留下了难忘印象：数学系有几个同学把４月份的２８斤定量在２０天内便吃完了，然后躺在床上不起来，因为饿，起不来。学校只好再补给他们几斤粮。（当时的粮票比黄金还贵重）
学校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发生，特制作了一张就餐卡，每天有９个小方格子。每格代表一两粮。早中晚三餐分别划２、４、３个格子。不可以把明天的格子在今天划掉。绝对不允许这样做！
北大得浮肿病的学生不在少数。当时校方领导要求学生少看书，多休息，电影隔天晚上就有。政治氛围比先前宽松许多，这是中国人用饥饿、浮肿换来的一些精神自由。多沉重的代价！但是五年后，文革爆发。肚子刚吃饱，又开始人斗人，把马克思所说的最起码的“理性规律”忘得干干净净。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变了味的、修改了的假冒伪劣“马克思主义”。
４月，燕园柳树的芽已成规模，有个系号召学生上树去采集嫩叶芽，为的是充饥。这个举动被学校办公室及时禁止了，因为有许多留学生在校读书，会在国际上产生恶劣影响：北大学生在找树叶吃！
离大饭厅不远处是留学生食堂。走过那里，我有好几次闻到飘来的烤香肠气味。不用说，驻京外国使馆、外国专家和外国留学生的供应是特供。过去供应什么，现在照供不误。
中国学生饭厅和留学生饭厅形成了天壤之别的对比！
中国人怎么会活到这么悲惨的一步呢？
还是青年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的《德法年鉴》写下的那句话：
“人类要洗清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
元帅的讲话
每年五六月，首都高等院校全体毕业生都要听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报告，勉励大家走上工作岗位，为国家作贡献。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因为人多。
一般由彭真和陈毅轮流出来讲话。周总理总是坐在台上坐镇，以示这是党中央的声音。
学生都知道，如果遇上彭真代表党中央作报告，那么，路线一定很左，知识分子的日子
不会好过。
１９５９和１９６０年都由彭真出来讲话，据说措辞很严厉，有时是指着鼻子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要翘尾巴，必须夹起尾巴做人，好好改造。
幸好，我毕业的这一年，是由陈毅元帅出来讲演。所以一两千名毕业生个个兴奋。果然，陈毅元帅句句讲在同学的心坎里，掌声雷动。他主要讲了“红与专”的正确关系。讲得在理。
元帅讲话非常真诚，坦率。他承认在这几年中，批错了许多人，斗错了许多人，说：“我现在代表党中央向斗错、批错了的师生赔礼道歉！”
于是，元帅霍地脱下了帽子向台下听众深深鞠躬。不是一鞠躬，而是从四个角度朝台下的四个不同方向，四鞠躬。于是全场起立，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许多同学泪流满面，我也不例外。
我想，如果中国按照１９６１年这条总路线走下去，十年文革的灾难不仅可以避免，而且到２０００年，中国可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强国。
由于陈毅元帅的报告，我们的毕业政治鉴定非常温和。当时有个术语叫“和风细雨”。（因为基调已经定了）
给我的评语是三条优点，三条缺点。其中一条优点是：学习刻苦，钻研心强，知识面广。
这出乎我意料。
所以在我的心目中，陈毅、聂荣臻和李富春……这些留法学生是党内尊重理性规律的代表人物。
我想起中国古人说过：“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今天在上海外滩有一尊陈毅元帅的铜像。站在他面前，我总是记起１９６１年我毕业前夕聆听他的讲演和他脱帽鞠躬道歉的动人情景。
告别生出惆怅
惆怅是人类一种高级的感情。一个人越是会惆怅，他就越成熟。野生动物会惆怅吗？
科学、艺术、哲学的最高境界正是叫人惆怅。
１９６１年７月。学校宣布：毕业生可以回家等待毕业分配方案下来，但不准带助学金。看来，我只有留校等分配了。不久，校方改变了政策：毕业生可以领取助学金回家等待分
配。我是喜出望外。由此可见，助学金对我是多么重要！我对这１４元５角一直心怀感激之情。
我决定回老家，但带了几本名著经典。我是念念不忘“最后冲刺”。把翅膀长得硬些，即使流放“西伯利亚”，也有飞高的本领。
８月下旬的一天，我在老家接到西语系人事科的通知，要我速回京办理离校手续，包括还清图书。
我报到的单位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正是我填写的第一志愿。“你满意了吧？”科长问。
我只是点头。
在别的同学看来，农科院是同泥腿子打交道的单位，低级，不会有出息。我并不这样看。后来的十七年，证明了我的选择是对的。
我知道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地址，离北大南门仅四站路。过了人民大学这一站便是，红围墙，有座钟楼。
人事科发给我１２元的搬家费。我打算两天后离校。
抽出一天，我绕着未名湖走了一圈。然后爬上山坡钟亭静静地坐了半个小时。我要感激这个地方，因为好几年，这个特殊的建筑空间安慰过我，给过我宁静。这时候，我反而没有古人所说的“世路如秋风，相逢尽萧索”。不，我的人生之旅才开始。
在北大图书馆的门前我也站了一会儿，但没有进去。在数学系和物理系图书馆前我默默无语地站了好一会儿。突然，从我的内心升腾起了一种根本的惆怅。什么叫“根本的惆怅”呢？很难用几句话来解释。唐诗宋词最高境界之一正是惆怅。比如这两句：“人言落日是天涯，望尽天涯不见家。”
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几乎都有一个令人惆怅不已的结尾。越是能创造、表述惆怅美的作品，便越能拥有千千万万的共鸣。
其实科学、艺术和哲学的极至都是惆怅，或叫“普通世界的惆怅”。我既怕它又偏爱咀嚼它。清代李渔提出“终篇之际，当以媚语摄魂，使之执卷留连”，也是对“惆怅美感”的一种注解。估计李渔受到杜甫“篇终接混茫”的影响。在我向北大告别的时候，我的内心便有一种类似“篇终接混茫”的情绪萦怀。
我没有去圆明园。因为我相信以后还会常去那里对话和求助，不过四站路的距离。圆明园的废墟和残破给过我许多。以后我依旧少不了它的庇护和营养。因为那里有中国古人所敬畏的“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夏秋冬不更其节，古今一也。”
燕南园我去了。因为许多年我在这里散步，感受清风所拂，花影零乱的诗意。当然，我来这里的主要目的还是向西南角６３号马校长的旧居告别。院子里面好像还空着，没有人住，只有斜阳蔓草，往事低徊。我始终把他看成是我的校长。
朗润园两位老师家我去话别了。都为我高兴，原因之一是我留在北京，又在西郊，以后可以常来常往。
我爱当年北京西郊的幽静。我起身告别的时候，温德先生告诉我一件事：系副主任Ｓ原是地下党。解放前温德先生曾以他的特殊身份掩护过当年还是清华学生的Ｓ。有一天Ｓ作为当年的学生来看望温德老师。温德在闲聊中顺便问Ｓ：
“德文专业有个叫赵鑫珊的吗？”
“哦，他很调皮捣蛋，不务正业。”
“赵经常到我这里来听音乐，很用功，很有悟性。一个热爱莫扎特、贝多芬的学生能是坏学生吗？希望你们不要把他胡乱塞到外地边远省份的什么地方，这样会埋没他的。还是尽量把他分在北京什么合适的单位吧。”温德先生为我说情。
听后我很感动。我紧紧握着他那双特别大的手。
“以后我会常来看你，好在只有几站路。将来我也买辆自行车。”我说。
我遇上了“和风细雨”调整方针时期，否则像我这样的人不太可能留在首都。
又因为碰上了全国大饥荒，中央要加强农业，所以农业科学院要人。何况这样的单位也没有人愿去，没有竞争局面，只有我死心塌地想去，去走近“什么是生命”；去“对上帝的大自然凝神默想”。（这是１８岁的爱因斯坦在一封书信中使用的一个泛神论术语。德文是：ｄａｓ Ａｎｓｃｈａｕｅｎ ｖｏｎ Ｇｏｔｔｅｓ Ｎａｔｕｒ．正是这一信仰，引导他一生的探索。其实，Ｇｏｔｔｅｓ Ｎａｔｕｒ即ＧｏｔｔＮａｔｕｒ）。上帝—大自然这个泛神论概念是我大学６年最大的收获之一。它既来自书本，也来自我在荒郊野地的漫游，来自北大校园的一草一木对我的启迪）
我的最大遗憾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如果把古今中外母亲思念儿子落下的泪统统收集起来，恐怕会成为一个新的海洋，一个新的咸海。
在前面我说过，母亲死后多年，妹妹才告诉我，自我北上读书，母亲常常哭，哭了一年，经常搬出一把小竹椅，坐在马家巷口，对着火车站的方向，坐很久很久，然后就暗暗流眼泪。我埋怨妹妹为什么不早把这种真实情况告诉我？
唉，也不能责怪她，她当时小，不过１０岁。
母亲因流泪过多，伤了眼组织，去看医生。医生只有一句忠告：“不要再哭了，再哭，眼睛会瞎！”
如果我在大学知道这些真实情况，我会采取一些补救措施。比如：每个星期写信给母亲。不再是两三百字如电文那样简短，而是两千字，把我在校的点点滴滴生活细节详详细细告诉母亲。这样，母亲泪水便会减半。当然，有个原则：只能报喜不报忧。我受到的任何大小挫折，一点也不能让母亲知道。只能隐瞒。我说过，按性格或天性，我母亲的忧心太重，比常人重得多。她的忧心常伴有焦虑，不易化解。母亲太牵挂子女。她活在这个世界上，不为自己，只为儿女。
也是最近大妹妹告诉我一个重要细节：小妹结婚那天，母亲说：“这下好了，你们个个都成家了，我这台戏也唱完了，我可以安心走了。”
听后，我吃了一惊。母亲不识字，不知道莎士比亚，怎么能得出同莎翁一样的结论？因为莎翁说：“全世界是一座舞台，所有的男人女人不过是演员……”莎翁好像还补充了一句：每个演员上台、下台的时间都是安排好了的。
按我的理解，这便是命中注定。人算不如天算。
一个人活过六七十年，只要认认真真去体验、琢磨人生，便会自然得出近似莎翁的结论，即便他（或她）是文盲，压根就没有读过莎翁的剧本，连莎翁这个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