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班上同学经常去“八一公园”神聊报考大学和专业的事。我也被卷入了进去。有位姓熊的同学决心报考东北长春地质学院，劝我也去报名。我的心动了。他煽动我的理由是：可以游遍祖国名山大川。
不久，有位姓王的转业军人（２０岁）加入我们选择志愿、温课、准备报考大学的圈子。我很信任他。因为他比我大三岁，英文很棒。他决心考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立志研究１９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拜伦和雪莱。（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两位诗人的名字）他鼓励我报考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德国文学专业，将来去翻译、研究歌德、席勒和海涅的作品。（这是我第一次从他这里听到这三个人的名字）最后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很遗憾，他自己却名落孙山。我为他难过。这也出乎我的意料。（我以为他有把握进北大，我没有）为了准备高考，我紧张了足足有半年。我虽然平庸，但也知道这场考试将关系到我的前途和命运。我要为它拼搏一回。后来的事实证明，考上北大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为准备这场高考，我掉了３斤肉。母亲给我炖了一只老母鸡。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考上北大是我生命轨迹出现的第一个转折点。后来还有好几个转折点，要及时、主动、有意识地把握这些转折点。比如毕业后我选择中国农业科学院便是一个转折点。它意味着哲学同广大生物学世界的结合。１９７８年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又是一个转折点。它表明我一生的主旋律或磨盘的中心轴——把哲学世界化或把世界哲学化——公开登上了舞台，不再偷偷摸摸，遮遮盖盖。
进了大学，决不是万事大吉，手握镰刀坐等收获。不，远不是这样！
考进大学，仅仅是马拉松长跑的起跑。人要不断搏击。一天也不能松懈。在这一点上，我有清晰的头脑，不再平庸，昏睡；不再浑浑噩噩，不再一切都是偶然。今天我才明白，考进北大，原来是为了拿到一把金钥匙。
“八万四千关捩子，只消一个锁匙开，岂在多言也。”（八万四千个门户关键，只须一把钥匙便可统统打开，不在许多言说。——摘自《枯崖和尚漫录》）
这便是本书副标题的来由：“拾得一把金钥匙的故事”。
１９６１年初夏，即毕业前夕，我还在抓紧时间坐在北大的物理大楼图书馆紧张地阅读。我特别关注一些大物理学家议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这类文章。凡是能到我手中的，我是必读。１９６０年，欧洲文化基金邀请丹麦伟大原子物理学家玻尔（Ｎ．Ｂｏｈｒ）做了一篇讲演。光题目就触动我：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人类知识的统一性）
这篇讲演有以下几处最能引起我的共鸣，直到今天，它还在起作用，指引我前进，不迷失大方向：
１． 玻尔把数学看成是世界通用的、一种经过精细加工过的语言。对于物理科学的进步，从一开始，使用数学便是关键性的步骤。
２． 要从“我们的整个文明”（Ｏｕｒ Ｗｈｏｌ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和“人类历史”（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ｎｋｉｎｄ）去观照今天的科学技术发展，为人类造福。
按我的理解，玻尔的讲演是在试图寻找打开八万四千把铁锁的一根金钥匙。“人类知识的统一性”便有一把“金钥匙”的味道。玻尔强调“总的哲学态度”。（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平庸少年，浑浑噩噩(4)
是的，关键在于什么样的总的哲学态度？
今天我才明白，北大６年，我只做了一件事：在为获得一种对人类文明“总的哲学态度”而搏斗。（我向数学、物理王国探头，也是为了这搏斗）关心人类文明的前途和命运已成了我今天的中心课题。而胚胎却要追溯到北大的“名著阅读”，包括玻尔这篇讲演。（我做了详尽摘抄）
今天的世界比玻尔发表讲演的１９６０年要复杂得多。当年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水火不相容已经不再。但其它危机重重却是空前的。到处是裂缝和冲突。冲突和裂缝成了描述、刻画当今世界的两个关键词。
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都在剧烈冲突中。于是裂缝产生了。到处是裂缝。裂缝一大，建筑便会坍塌。
国家、社会、世界、人类文明和地球生态平衡的结构都是建筑结构。作为地球人的一分子，我最牵肠挂肚的是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再就是地球环境不断恶化。（前者涉及人与人的关系，后者涉及人与自然）对人类文明安全最大的威胁正是来自这两个方面的冲突。
过去东、西方贤哲的教导怎么一点也不管用了呢？记得我从北大的“名著阅读”中得出两点精髓：
“敬天爱人”是中国哲学精华；
要懂得时时敬畏星空的自然律和我们心中的人间道德律，是康德哲学的灵魂。
归结起来，都是一个“敬”字。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严重欠缺“敬”和“爱”的时代，所以很不太平。
一百多年前尼采宣称“上帝死了！”
今天我要说，如何唤起人类的“敬天爱人”之心才是让上帝复活的关键。意识到这一点，我才宣告我彻底挣脱了“浑浑噩噩”。个人“浑浑噩噩”无关大局。世界“浑浑噩噩”则是每个人的不幸，子孙后代的不幸。
就整体而言，当今世界不是“浑浑噩噩”是什么？！世界有病，病态的世界。对世界不关心，世界上的一切与我无关，便是病。
这就是我今天的“世界焦虑”和“世界痛苦”。也是在北大播下的种子。
手接录取通知书和母亲的泪
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
１９５５年８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能有奢望。
８月中旬，羊子巷、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通知，更叫我心焦。——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１０点，下午约４点。我是天天盼决定命运的信息。
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内同一群少年玩耍。突然听到邮递员呼叫：“赵鑫珊，通知书！”
我拆信的手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
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两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在衣服上。
“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
我这一说，妈妈的泪水流下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
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才渐渐明白母亲为什么暗暗垂泪。
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多了。而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６年，我一共回过三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自１９６１年９月参加工作到１９８０年１月母亲去世，这１９年间我回去过１０多次，每次平均不到半个月，总共只有半年的时间。
母亲死后２０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妈妈经常哭，以致于眼睛受伤，去医院看眼科。
听妹妹这样述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子。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且太短。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
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６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次不会超过三百个字。
６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操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
我非常穷，但老说自己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３０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接近破产，家境贫穷。
“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
读到四年级，我主动留一级，更瞒着她。她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６年？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
“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仔。”
祖父一共有５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两岁便夭折。不久，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珊，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方，不在大方。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口吻，冷言冷语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的，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
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
我刚４岁，母亲便让我读书，发蒙，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珊。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珊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
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１７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
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１０岁）、弟弟光华（８岁）和小妹云秋（４岁）久久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
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八年十年，使我深感内疚。
为妈诚然要争气，但也要侍奉妈，让她享到儿子的福。只怪当年中国极左、贫穷的年代太长，老百姓的生命质量较差。比如电话不普及，不能走进普通百姓家。夫妻两地分居不得团圆长达１０年、２０年的情况并不是个别例子。再就是住房紧张，三代同堂。所以坏的政治是人间最大的恶，好的政治是人间最大的善。前后比较，今天真好。
太监为我打开北大西校门(1)
北大和太监能构成一个符合逻辑的句子吗？
火车晚点。晚上１１点才到达前门站。那天是１９５５年８月２４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到北京。没有料到，这一来，就要做长达２８年的北京市居民！所以北京是我的精神故乡。
前门站外的迎新生接待站已空荡无一人，只看见一些桌子，还有一些标记：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航空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大学……
旁边停了几辆三轮。只好叫一部，价钱谈妥４元。（当年１个月的伙食是１２元）。经过天安门，再出西直门，车夫边走边同我聊，介绍沿途地点。海淀区的路灯很暗。终于到了古色古香的北大西校门。时间已是２５日凌晨１点多。前去敲开沉重的红门。
“什么系的？新生录取通知书呢？”一个不男不女年近６０岁的人（长相、模样像个老尼姑）用尖声尖气、顶土顶土的北京话这样盘问我。后来我才知道，这位门卫是太监，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三个太监之一。我想。
他为我打开北大西校门（有好几座校门，西校门是正门）这件事给了我难忘印象。值得一提。
太监是北京的文物，恰如圆明园的遗存。你能想像没有太监的老北京吗？太监是道人文风景。它给人的是一种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厚重感，恰如从欧洲中世纪哥特式建筑风格修道院走出来一位年过９０的修士给人的感觉。
刚进学校，一切都是新鲜的。对于我，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首先是走进大饭厅。每个新生报到后便可领取一个捷克生产的洋磁碗，很大，饭菜都可以装进去。捷克斯洛伐克轻工业发达，二战中不像波兰遭到严重破坏。洋磁碗估计是中捷贸易的产物。记得碗底印有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ｚｅｃｈｏｓｌｏｖａｋ的字样。
第一个学期好像是吃饭不用付钱，有点像部队的生活。一桌８个人，分菜。一个人一碗。有荤有素。常有鱼。有时旁边桌上根本就没有同学来吃饭，我就可多吃一份。因为我还在长身体，饭量大，加上伙食远比家里好，所以胃口好，食欲好。
后来便实行饭票制，我申请到了助学金，１４．５元，１２元伙食，２．５元零用（包括理发，买邮票和练习本）。所以６年来，我一直吃助学金。我是政府养大的。归根到底我是农民养大的。我不会忘记这一点。
同班同学的经济来源有很大“贫富”差别。
比如黄文华同学（女，福建人），每个月是５０元。父亲和大哥都是工程师。每人每月给她寄２５元。每个星期她都要去莫斯科餐厅。此外她还拥有一辆自行车，是跑车，夏天穿着短裤，露出又黑又瘦又长的双腿，成了全校一道风景线。
记得在大饭厅窗口排队，她总是站在甲菜窗口，而我永远站在乙菜或丙菜窗口。这种对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和我之间，有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我怎能忘记？
班级里的调干生有五六个。每个月是２７元，收入比我多一倍，也属于“富人阶层”。我是班级里最穷的学生之一。毕竟我挺过来了，而且是６年。我从没有问母亲要过一分钱。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伸手要，弟弟妹妹便会在饥饿线上挣扎。
记得１９５８年有人从老家去东北经北京来看我，告诉我，因为家里穷，买不起西瓜，弟妹在街上捡瓜皮啃。知道这种情况，我心里特别难过。我就去卖掉了一条毛料裤，寄１０元给家里，剩下的钱我买了书。
２００１年妹妹同我谈起此事，说那天母亲带她们三人不仅买了西瓜，还买了冰水。
学生时代我养成的节约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
刚进北大，大批学生宿舍还没有盖好，所以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搬家。住教室是常事。数理化系新生多半住小餐厅。这时发生了一次大事故：有位同学从双层铺上摔在地上死了。校方马上在上铺钉了长木条护栏。６年来，我睡的正是双层上铺。
开学前夕，西语系（西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冯至先生来看望新生。三个专业（英、德、法），约六七十名新同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面对一位著名教授。当时的内心有一种崇敬心理。两年后这种心理便消失了！
这说明我开始成长，脱胎换骨。老是仰起头去看一位教授，这个学生将来能有多大出息？——在我６年的学生时代，这是个关键问题，即如何评价文化名人和伟人。不久，我手里便握有一把尺子。这尺子从一个侧面标志了我的成熟。
至少，我能分清什么是优秀、杰出；什么是伟大。这里有好几个层次。不可混为一谈。分清这些层次，是我６年的成绩。对高年级的学长，我也有一丝崇敬心理，就像新兵对老兵表示服从，毕恭毕敬。
中文系毕业班有两位学长正在等待分配工作。他们身穿长衫，给我红楼老北大的感觉，令我肃然起敬。我把他们的长衫同西直门的骆驼都看成是三十年代北平的一种遗风。４０多年过去了，今天我还记得长衫和骆驼，可见它们给我的印象之深。
入校不久，我便听说先前的老北大在城里沙滩红楼。所谓“老”，指的是１８９８－１９３２年。抗战爆发，北大南迁，和清华、南开合并成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北大重返红楼。１９５２年全国院系调整，北大迁至西郊海淀燕京大学旧址，也就是我要在这里脱胎换骨、日后令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太监为我打开北大西校门(2)
初进燕园，我压根就不知道蔡元培、蒋梦麟、胡适，还有燕京大学校长美国人司徒雷登。由此可见我当时的平庸和白纸一张。不过现任校长马寅初还是知道的，但也只限于知道这个姓名，其他的一切，则一问摇头三不知。
我要在这里学会用我的眼睛去观察一切，审视一切。一切从零开始，就像我学的专业德国语言文学从Ａ， Ｂ， Ｃ……字母开始。
后来我读到荀子的《劝学篇》，心里一亮：“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谷，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今天我才完全明白，这些至理名言是永恒的真理，如果一个人要成长的话。
北大六年，我只做了一件事：积跬步（也就是半步），积小流；登高山，临深谷，聆听伟人的遗言。
渐渐地我从平庸中挣脱了出来，发现了一个广大的世界：“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庄子》）
“安娜和库尔特到柏林去”(1)
这是德语第一课开头第一句：Ａｎｎａ ｕｎｄ Ｋｕｒｔ ｋｏｍｍｅｎ ｎａｃｈ Ｂｅｒｌｉｎ．（安娜和库尔特到柏林去）我到老到死都会记得这个句子。
初中我害怕英文。高中我的英文、俄文有很大进步，外语细胞开始苏醒，不再昏睡。一进北大，我身上的遗传基因原形毕露。
我父亲的语言能力很强。他是商人，走南闯北。全国许多方言，他都能讲，一学就会。他热爱京剧和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这种音乐语言的基因也遗传给了我，并发扬光大。所以我学德语一点也不费力。
教我们的主课老师是德国专家叫赵林克娣。她用了丈夫的姓。后来我成了他们家的常客，差一步成了他们家的一员，有关我和赵太太一家的关系，我在后面要专辟一章来回顾。
系里给赵太太安排了一位毕业于外语学院的中年助教邱崇仁先生。赵、邱两人合写了一本德语教材，不断再版，稿费收入很可观。
从１９５５年９月到１９５７年４月，我跟着赵太太踏踏实实学了将近两年基础德语（包括发音）。
赵太太喜欢我机灵，尽管是白纸一张，但好在上面画上美丽的图画。下课后，我总爱跑到黑板跟前去提问。她是有问必答。于是边问边答，不知不觉走出了文史楼，走出了校门，我一直送她到清华园。那是赵太太的家。
送赵太太回家的常常还有黄文华同学。由于我常同先生接近，德语会话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反右前，学校整个气氛或大的政治背景是和平的，阶级斗争火药味相对较淡。这有利于安心学习。尽管这段时期开展了肃反和批判梁漱溟，但没有波及到广大师生。当时较多的是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精神，希望全国知识分子、教育工作者为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昌盛，为祖国的富强而努力作贡献。
全国提倡“尊师重道”，“让学术界活跃起来”，以及“向科学进军”等激动人心的口号。这是大气候。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日，梅兰芳祝贺《文汇报》复刊的题词也足以说明当时详和、宽松的氛围：“陈言务去，活泼清新，说古道今，百家争鸣。”１９５７年１月，报纸公布了我国首次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一等奖的获得者是华罗庚、吴文俊和钱学森。奖金一万元。（当时一个鸡蛋是两分五。一级教授的工资是３６０元。小学老师是３６元。）
北大学生会办了许多社团，学生业余生活十分活跃：戏剧社、钢琴社、摩托车队、书法、诗社……
《校刊》一周一期，我经常阅读。中文系早熟的才女温小钰常为《校刊》写文章，令我羡慕。８０年代，她和她丈夫汪浙成合作写中篇小说，颇有名气。２００１年我在浙江遇到校友汪浙成还提起此事。不过才女温小钰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德语专业比我高两班的有位同学在《校刊》上连载了译作《莫扎特》（原著是匈牙利作家贝拉·巴拉斯），也让我羡慕不已。总之，坚硬的冰河在我的内心深处渐渐解冻，夜深人静，我仿佛听到我的平庸内心咔喳解冻的声音。
总体来说，反右前的我是一个外向的青年。我爱跳舞。舞伴多半是两位德国留学生：施麦莱（Ｓｃｈｍｅｌｅｒ），另一位叫布莉吉特（Ｂｒｉｇｉｔｔｅ）。前者略瘦些，后者较胖。两位都长得很丰满。这是跳舞时我的左手通过触觉告诉我的信息。施麦莱和布莉吉特都和我同年，１８岁。
跳舞时我的左手要按住她们的腰肌。哦，好柔软！且结实，富有弹性。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同少女跳舞，并有了这种有关异性的触觉印象。加上西方女子的体味对男性有种特殊的冲击力，我陶醉了。
尽管这样，我还不能说我在恋爱。不，还没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５０年代的大学生不像今天的年青一代，讲究一夜情。认识第一天就可以拥抱、接吻，第三天即可上床做爱。５０年代大学生在男女关系上要拘谨得多，保守得多。
一年级我开始辅导德国留学生的汉语。我辅导的对象是民主德国的工农兵大学生，叫君特，２０岁。有一回，他偷偷地告诉我一个秘密：“布莉吉特常同我说起你。我看她喜欢上了你！”我心里一动，没有说什么。我的最大心理障碍是：她是外国人。同外国人谈恋爱会有许多障碍和不便。如果让人知道了，必然会闹得满城风雨，我顶不住压力。也许我最大的心理障碍是我从来就没有谈过恋爱！我根本就没有勇气单独邀请布莉吉特到颐和园去。我胆小。
在一次周末舞会上，她告诉我，她是孤儿，二战末期，德累斯顿遭美英飞机轰炸，居民死伤２５万。她的双亲也在死者名单中。她说她是乡下的外祖母带大的。
整个晚上，我只邀请她作为舞伴。有时候，她也被捷克人、波兰人邀请下舞池。其实没有什么舞池。大饭厅把饭桌一撤，拖干净洋灰地，在上面撒些滑石粉，便是个简易大舞厅，至少可以容纳二百对。
在舞会上，我的外向性格得到了充分施展。
舞会结束，我送布莉吉特回留学生宿舍。从大饭厅到她的宿舍仅１０分钟的路。但我没有勇气邀请她同我在未名湖畔再走几圈。我无法开这个口。——今天，我仍然为我当年的胆小如鼠而后悔。男方理应主动进攻。
“安娜和库尔特到柏林去”(2)
因为恋爱并不一定要有结果。过程比结果更有价值，更永恒。（当然这是我今天的认识）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我随上海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民主德国的柏林，我打听到她的下落：在外贸部工作。只是我们没有见面。若是看到她徐娘半老的样子，我会伤感。我怕伤感。
其实在二年级的时候，我们专业发生了两桩涉外婚姻，以致于引起使馆和外交部的过问。
第一桩是我们班上的李淑心（２１岁，１６岁入党，声音沙哑，身高１米６７）和德国研究生曼弗莱德（Ｍａｎｆｒｅｄ）相爱。李淑心的父亲是教育部一位司长，从延安来的老干部。她父亲对女儿说：“你可以跟他到德国去，我就再也没有你这个女儿！”
不久，她和曼弗莱德还是走了。１９８８年１０月，我从柏林打电话给在莱比锡的李淑心（整整３０年我们没有见，毕竟是同窗），她的声音依然是那样沙哑。据说她有两子一女。她不容易，当年顶住了多大的压力！
第二桩是比我低一级的，来自汉口的女生同匈牙利留学生相爱。她的眼睛很美，估计是全系最漂亮的少女。她性格温柔文静，内心却极有主见。她的婚事引起了中、匈外交部的交涉，结果还是走了。
以上两桩涉外婚姻可谓满城风雨，５０年代的北大学生恐怕没有不知道的。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哪里有日月，有男女，那里便有相爱的事件发生。不久，我也开始了我的初恋。命中注定，我的平庸要在一场血与火的失恋洗礼中才会被彻底地冲刷得干干净净，走向新生。
对一个人的成长，失恋不是件坏事。因为天路旅客要进入某种境界，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身心都要滴过血。
我的“茵梦湖情结”和“俄罗斯情结”(1)
人脑中形成的“情结”既是先天又是后天（教育）的结果。人与人的区别往往是由不同的“情结”决定的。“情结”是人的特质的披露。我这个人是由许多“情结”交汇、编织而成的一种存在。可以说，我是为我的“情结”而活在世上。“我情结，故我在。”
我这个人，一无所有，只有“情结”。各种“情结”使我万般眷恋世界，灵有所寄，魂有所托。拿掉我身上的各种“情结”，我只是一个空壳。
北大６年，我只做了一件事：在我的内心渐渐形成了一个个沁入心脾、意深味有余的“情结”。
１９５６年春有件事不得不提及：
我们全班同学去圆明园种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圆明园”这个地方，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踏进这里的废墟和残破。那次植树活动为我日后的故事情节埋下伏笔。后来的一切表明，圆明园的荒野对我的成长是多么重要！
１９５６年暑假我因为没有钱买火车票回家，只好留校。全班２０位同学，回家探亲的是绝大多数。留校的仅两三名。都是经济方面的原因。
学校暑假文艺生活安排得很丰富，常有电影和舞会。德国留学生都去旅游了。布莉吉特不在北大。我也不进舞厅。当时的周末常播放一首《青年友谊圆舞曲》（天戈曲，江山词，作于１９５５年）。我蛮喜欢。听到它的旋律，我的内心会升起一种无名的惆怅。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了惆怅这种复杂、高级的感情。原因估计有两个：想家，感到孤独；布莉吉特不在北大。其实，惆怅这种感情表明了一个人开始摆脱平庸、浅薄。一年级结束，我给全班同学的印象是：单纯，天真，幼稚。由此可见我当时的精神状态。这并不是件好事。
利用暑假，我决心读书。因为穷，不敢对外部物质世界有任何奢望，包括下饭馆，吃喝玩乐。只有一门心思读书才是我的出路，因为这不花钱。我选择了德国乡土作家斯托姆（Ｔ．Ｓｔｏｒｍ， １８１２－１８８８）和他的成名作《茵梦湖》（Ｉｍｍｅｎｓｅｅ）。为了理解得好些，我找了两个中译本来参照。最后我发现郭沫若的译文最好。我指的是有斑斓的文彩。毕竟是出自大家的手笔。
《茵梦湖》是个中篇小说，是作者３３岁写的作品。讲的是一段不幸爱情的故事。主人公莱茵哈德晚年十分孤寂。一天，他触景生情回忆起少年时跟秀美的伊丽莎白一段纯洁、甜蜜的爱情。
原先莱茵哈德一直生活在乡间，后来要到外地去求学深造，只好同青梅竹马的伊丽莎白暂时分离。这期间伊丽莎白的母亲出来包办女儿的婚事，要女儿嫁给富家子弟、莱茵哈德少年时代的同学艾利希。软弱、温顺的伊丽莎白只好服从母亲的意志和压力。婚后，她没有得到幸福。她经常怀念莱茵哈德。他也孤单一人，从未点燃起家室的炉火。
这个悲剧自始至终充满了淡淡的哀愁。斯托姆善于用简洁、优美和清新的德语营造出一种惆怅、感伤的情调，深深印在我这张白纸上，霍地为我打开了世界文学的大门！
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是《红楼梦》，也不是唐诗宋词，而是１９世纪德国一个浪漫主义中篇小说把我带进了文学世界，令我着迷，陶醉。当时我１８岁，读完了大一，也是踏踏实实学了一年基础德文的总结：
精读原版的《茵梦湖》，几乎是百分之百地能读下来，并体会到了德文的美。整篇如同一首优美、伤感的散文诗。斯托姆自己也说，他的小说创作是从诗境中发展出来的。
世界文学王国是一个开放的大圆圈。它有许许多多的大门。你既可以通过《红楼梦》《西厢记》和唐诗宋词走进去，也可以通过中国历代散文步入它的深处。当然你还可以从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文学深入它的王国腹地。
这叫“殊途同归”。
精读《茵梦湖》，我第一次品尝到了读外文原文的滋味。那是从译文读不出来的。怎么也读不出它的原汁原味。
伊丽莎白婚后，她丈夫艾利希邀请莱茵哈德来他庄园小住。伊丽莎白陪同莱茵哈德旧地重游。到处是触景生情，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下面有这么一段很诗意的文字：
“伊丽莎白，”他说，——“青山的后面是我们的青年时代。如今它到哪里去了？”
这些德文句子很简洁，很美。我惊讶，斯托姆何以能用如此简洁、平淡的句子表述人类丰富的感情？
在我的内心世界，终于冒出了一个感叹号或惊叹号！对于我的成长，这不是一件小事。它发生在１９５６年暑假，地点在大图书馆（靠西门，离未名湖只有１００米）。
小说《茵梦湖》有两句诗也给了我难忘印象。那是一首古老歌曲的歌词，十分凄清，哀婉：
Ｓｔｅｒｂｅｎ， ａｃｈ ｓｔｅｒｂｅｎ
Ｓｏｌｌ ｉｃｈ ａｌｌｅｉｎ！
直译是： 死啊，啊死，
我便是孤单一人！
这也是我的译文，干巴巴，没有什么文彩，没有一丁点动人心魄的色彩。
但郭沫若的译文却十分妙绝，既忠实原文，又有意境，营造了诗的氛围：
死啊，啊死，
我便独葬荒丘！
德文ａｌｌｅｉｎ是“独自一人”的意思。“独葬荒丘”则是郭沫若的再创造，妙不可言，超过了德文原文！（一个正宗的惊叹号）
我的“茵梦湖情结”和“俄罗斯情结”(2)
我意识到，光学好德文是不够的。那只有一条腿。还要有文学功底和驾驭汉语的能力，获得另一条腿。两条腿才能走路。
１９５７年，郭沫若院长陪同法国著名演员钱拉·菲立普参观北大。在未名湖畔我遇到郭院长，陪同他走了一程，并有段对话：“我看过郭老您的译作《茵梦湖》，译得真好，尤其是‘独葬荒丘’这一句，超过了原文！”
“我是在日本学医时学的德文，翻译的时候，经常要参考日文，一个人的理解力和驾驭汉语的能力同样重要。”（大意）
我想起三位同班同学，他们都是高材生：
潘子力（福建厦门人），文学修养很好，崇拜郁达夫和郭沫若，还有殷夫。诗人气质，伤感。常写诗。我的德文水平（指理解力、语感和发音）不在他之下，但他的译文水平远在我之上。这是为什么？他对我的触动很大，相比之下，我发现了自己的短处。毕业后，他分到天津大学任教。不过后来在翻译界他并没有什么大动作。按他的才华和功底，他理应有动作，比如译出《歌德全集》，超过郭沫若的译作《浮士德》。
毕业后，我和潘子力失去了联系。人生是马拉松赛。开头一圈遥遥领先者并不是冠军。要坚持，要看最后几圈。
丁有为（杭州人），文学修养好，擅长写古体诗，且思路开阔，涉猎面广。德文不如我，但译文和在其他领域远在我之上。他成熟，有自己的世界观。当时我没有。１９５７年正因为他有自己独立的世界观而划名右派。他仅比我大两岁。毕业后分到贵阳医学院图书馆。意志一直消沉，人生观很灰很灰。１９８０年平反后，他来北京找过我。我送了一些布票和粮票给他。我看他的精神一直不振。恶劣的环境把他压垮了！
他理应拼搏，杀出一片天地。出身老右的著名作家王蒙、张贤亮和从维熙不正是从厄运中冲杀出来的吗？
一个人的坚强意志同才华横溢是两个轮子，缺一不可。我为丁有为（我们同窗４年）自暴自弃而惋惜。他理应像他的名字——有为——那样响当当，一往直前，名符其实。康有为便是意志、志向和才华卓绝结合的产物。
潘海峰（东北鞍山人），文学修养远在我之上，但德文不如我。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长期在驻奥地利使馆工作。７０年代初，周总理接见外宾，照片上有他（但不是主要翻译）。
在德国文学方面，他理应有大动作。
读完一年级，高教部选派留德学生。据说德国专家曾推荐过我。但那个年代政治条件第一。也许在第一轮我便被除名。我一直想去德国留学，但只是一个白日梦。
２００３年９月，德国总统访华。他说要加强德中文化交流，使中国留德学生的总数超过中国留美学生的总数。
我羡慕今天的青年一代，家庭出身和政治条件不再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我是生不逢时。那是一个处处、年年月月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我想起莎士比亚的一句话：“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辛白林）
丁有为同学的命运不是比我更惨吗？
１９５６年９月，进入新学年。
我开始构造、建立另一个轮子：提高文学修养和驾驭汉语的能力。我读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尤其是背诵欧阳修、王安石和苏东坡的散文。再就是三十年代中国作家的作品。西方文学我也大量阅读，一本接一本，劲头很大。
一年级我的同屋是英文专业的马喻亮（内蒙人，回族）和李盈科（湖南人）。有一天我拿起他们的讲义，居然能看懂百分之七十。我对英文突然开了窍，无师自通。
我开始自学英文。半年后，我读到屠格涅夫《贵族之家》英译本。不久，我自己买到一本（１９４９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译者是艾萨克斯（Ｂ．Ｉｓａａｃｓ）。他把《贵族之家》译成《Ａ Ｎ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ｔｒｙ》。当年苏联的出版物特别便宜。小说的结尾给我一种人生的根本惆怅感。今天我还背得出来：
“Ｗ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ａｆｔｅｒｗａｒｄｓ ｔｏ Ｌａｖｒｅｔｓｋｙ？ ａｎｄ Ｌｉｚａ？”
…… Ｗｈａｔ ｗ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ｂｏｔｈ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ｗ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Ｗｈｏ ｃａｎ ｋｎｏｗ？ Ｗｈｏ ｃａｎ ｓａｙ？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ｕｃｈ ｍｏ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ｌｉｆｅ， ｓｕｃｈ ｆｅｅｌｉｎｇ……
（“后来拉列茨基怎样了？丽莎呢？”
……他们两个人在想什么？他们的感觉呢？谁能说得清，道得明？在人的一生中的确有这样的时刻，这样的感情……）
我发觉我悟出了英文，如鱼得水，豁然开朗。奇怪的是，初中的时代，我为什么那么怕英文？我发觉我对英文的领悟能力很强，有语感，能进入角色。
我成了屠格涅夫小说迷。我喜欢他的优美文笔和笔下的情调。２００１年我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还专门去寻找他当年留下的足迹。在一幢老屋前和一座老桥上，我曾久久地徘徊。
尤其是苏联出版的俄罗斯文学经典英译本，里面的插图艺术水平非常高。比如《贵族之家》的几幅插图，令我着迷，沉醉。这些插图同小说结合在一起是锦上添花。它引导我对绘画艺术世界（包括木刻和铜版画）发生了浓厚兴趣。《贵族之家》的几幅插图进一步为我开启了艺术王国的大门。作为一种副产品，它出乎我的意料。
我的“茵梦湖情结”和“俄罗斯情结”(3)
直到今天，我仍然崇拜这些高水准的插图。
不久，我开始迷上了英文诗和德文诗。尤其是雪莱的名句，千古绝唱：Ｉｆ Ｗｉｎｔｅｒ ｃｏｍｅｓ， ｃａｎ Ｓｐｒｉｎｇ ｂｅ ｆａｒ ｂｅｈｉｎｄ？（如果冬天来了，那末春天还会远吗？）
６年来北大周末的电影（尤其是苏联片）我从不放过。从中我得到了许多许多，弥补了我的不足，进一步驱赶掉了我的平庸、无知和浅薄。我特别感激苏联电影艺术家把古典文学作品搬上银幕，对于我，这是绘画艺术的第一课。对于我这样一个晚熟的青年，北大给了我许多个“第一课”（Ｌｅｓｓｏｎ Ｏｎｅ），包括初恋。
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赛罗》《牛虻》《苦难历程》（三部曲）《漫长的道路》《复活》《贵族之家》《父与子》《带阁楼的房子》《革命的前奏》《但丁街的凶杀案》《上尉的女儿》和《第４１个》……这些影片大大提高了我。它们是我的启蒙读物。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是无与伦比的。它们给了我不少的感叹号和惊叹号。
幸好，我是在这些优秀的影片中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如果我是在美国好莱坞电影中长大的，那是什么结果呢？我还是今天这个样子吗？
是的，苏联电影有力地塑造了我，苏联电影教给我的东西是全面的。对我的成长，这些优秀影片就像母亲的乳汁一样营养了我，壮大了我。避开或跳过这些影片来谈我６年的北大生活是个严重残缺。
看这些电影的地点是在北大。这个特殊的地点很重要。如果在南昌，效果会很不相同。恰如同是一块奶油蛋糕，如果你站在杂乱的菜场吃和在巴黎一家很有情调的咖啡屋去品尝，味道会截然不同。
这些影片的“美的构成”（包括背景音乐和插曲）是无与伦比的。如果有人要我列举外国电影最打动我的１０部作品，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把８部苏联电影算上。《音乐之声》和《简爱》是第９、第１０部，卓别林排不上。印度电影也难排上。《流浪者》仅仅是娱乐片。
２００１年我第二次造访俄罗斯。我曾打算去寻找一些大导演和功勋演员的墓地。后来放弃了计划。因为他们的影片就是永久性的纪念碑。它们作为我的启蒙老师和生活教科书永远活在我的记忆中。这样的墓地才是最好的，风雨岁月无法剥蚀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