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尤其是斯大林时期）在许多地方是个很不人道的秘密警察国家，有过一堆罪恶，但在文学艺术、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建筑和科学技术领域，它创造过辉煌。这是令我百思不解的谜。
苏联歌曲（包括电影插曲）也培养了、壮大了我的艺术细胞，有助于驱散我身上的平庸和浅薄。大一和大二，我只做了一件事：彻底驱散、冲刷掉从少年（中学时期）带来的无知和浑浑噩噩，为迎接“脱胎换骨”时期的到来作了思想、感情上的准备。罗德庚作曲的《山楂树》和阿鲁秋年的《心儿在歌曲》（电影插曲）都陶冶过我，为我走进西方古典音乐王国铺平了道路。当时我参加了北大合唱团。该团不定期地邀请中央乐团合唱队指挥来指导训练，包括波兰歌曲《左边是桥右边是桥》。
当时北大１０多间钢琴房练琴的时间排得满满的，日夜琴声不断。宿舍，特别是浴室，歌声嘹亮，其中也有我的嗓子。傍晚，未名湖畔飘荡着优美的歌声。手风琴和吉他这两种乐器最为突出。
不过说来也奇怪，在１９５７年冬天之前，我还没有接触莫扎特、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作品。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地方比大学更为充满灵性。埋首灯光通明的图书馆；湖畔小路两旁的杨柳和隐隐约约、古色古香风格的街灯；恋人的窃窃私语；学生宿舍熄灯后还在不着边际的神聊和高谈阔论……
所有这一切都在悄悄地为我的“脱胎换骨”作前期准备。（当时我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
一所大学最最重要的是她的精神气魄。北大是个大染缸。这我有发言权。
北大的神和气是并举的。它究竟是什么？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８０和９０年代北大校园流行“一塔、湖、图”的一句幽默语。乍一听以为是“一塌糊涂”，其实是指未名湖的湖光塔影和图书馆。它们是北大精神气魄的组成部分，但远不全面。比如它没有把圆明园遗址包括进去。文理科的相互交融，互相渗透，应是北大神和气的核心部分。
我便是北大神和气的小小产物。所以才叫“母校”，有一层母与子的养育关系。这里既有自身的努力，也有母校冶炼依我今天的眼光看北大的精神气魄，应包括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组建而成的“西南联大”兼容并包精神。——这才是北大精神气魄的核心所在。
具体来说是北大的激情，清华的严谨，南开的质朴。三者相互渗透，在西南联大时期各得其所，五色交辉，不同声部和谐地协奏，交响。当然，在这里我要说句公道话：燕京大学和司徒雷登功不可没！因为北大燕园是原燕大的地盘。要尊重历史！
这里的一切，让我咀嚼不尽。于是我才萌念主动留一级，为的是多在这里咀嚼一年，品味出囊括宇宙的宏伟气魄，方可毕业。这是后话。
现在可以说出的绝密(1)
在课堂上，讲台下的学生偷偷爱慕讲台上的老师也是人生一道绮丽的风景。没有这类风景，人生不是更枯燥、更单调吗？但只能是珍藏在心底里的爱，不能浮出水面。
事情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高名凯先生的风采和讲课时的潇洒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是的，一切的一切，既遥远又清晰。
毕业后，法语专业一位女同学才告诉我当年的秘密：有些女生挺喜欢高先生的。只要有他的课，便提早走进阶梯大教室，坐在前排，挑个好视角，为的是把先生的风采“一网打尽”，大饱眼福。
高先生约莫四十七八，福建人，法国留学，一级教授，著名语言学家，波兰科学院通讯院士，著有《普通语言学概论》，曾翻译法国小说多部，但先生的译文我却不敢恭维。读他的译文，好像是吃夹生饭，且有沙子。
讲课时，他的习惯动作是用沾满了粉笔灰的右手去捏去揉那顶黑色便帽。
先生一会儿在黑板上写英文，法文，擦掉后又举德文和意大利文的例子。正是这种左右逢源，两手开弓，吸引了不少女生。男人手中握有权力、金钱和知识都能吸引女人。只要其中一项。三项兼而有之的男人是鲜有的。
高先生是为５５级西语系英、德、法专业和俄语系的新生上大课。学生偷偷爱慕老师，并不新鲜。中学生也会有这种事。何况大学？
说实话，我不喜欢“普通语言学”这门课！讲了两个学期，倒了我的胃口，使我十分厌恶语言学！从课堂上，我是一无所获。不仅如此，高先生的课还误导了我。
高先生一个劲地讲元音、辅音，比如下颚自然低垂，舌平放；或者气流由鼻腔呼出，摇动声带……等等，你说枯燥不？厌烦不？腻味不？至少我受不了！
我需要听到类似这样一些有震撼灵魂功能的命题：
１． 今天地球上可能有五千多种语言。
２． 人类的理想是最好把五千多种语言都保存下来。但很多语言注定要消失。少数民族语言正在同少数民族的文化一道消失。估计一百年内，地球上的人类只会剩下大约五百种语言。
３． 人类第一种语言大约诞生在十五万年前的东非。
４． 人类同其他动物显著地区别了开来，那首先就是人类的语言。
５． 语言变化的方式同生物进化的方式是很接近的。
６． 为什么有那么多方言？发音是那么不同！浙江省的丽水、永嘉和金华的方言也很不相同。有时河的东岸和西岸的乡民就说着两种不尽相同的方言。——这是怎么演变、形成的？
７． 语言问题是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
８． 语言哲学只是符号学的一部分。
９． 语言是一代人传给另一代人的语言系统，包括语法、句法和词汇，它潜在地存在于一个语言共同体的成员的意识之中，作为人们相互了解的工具。它是社会的产物，不属于语言共同体中的任何具体、个别的成员。
１０． 语言是我们一出生就被强迫接受的东西。个人不能随意改变传统的语言，也不能随意去创造新的语言。我们所说出的词语的意义不是由我们随心所欲任意选择、自由改变的。否则，我们就不会有一种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理解的语言，而会出现无数个人的私有语言。如果是这样，那么，人们就不可能进行交谈和相互理解。
１１． 人类最大、最珍贵的财富是土地和语言。
１２． 思维和语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两者有着内在、紧密的联系。否则思想、观念便不可能清晰地呈现出来。脱离语言的思维是不可能存在的。
１３． 语言的功用不仅是表达思想，它还使一些没有语言就不能存在的思想成为可能。没有语言的巩固，思维就无法定型。思想是借助语言才得以实现，成为可能的。没有不依赖于语言的思维。
１４． 世界之所以成为世界，只是因为它进入到了人类语言之中的缘故。
１５． 语言不仅使得我们能够谈论过去和未来的世界，而且还能使我们谈论鬼神的世界。——多奇妙的语言啊！
１６． 语言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也是人的存在本身。
１７． 人永远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
１８． 语言造就了我们自己。人是一个说话的存在。语言是我们的元素，正如水是鱼的元素。
１９． 我们可以从一种语言追溯出说这种语言的民族的性格。
世界伟大小提琴家梅纽因（英国人）说过：德语非常适合表达哲学思维和某些抽象思维。
在德语和说德语的日耳曼民族性格之间有什么内在关系吗？
２０． 语言的语法有表层语法和深层语法。前者对应语言的表层结构，后者对应语言的深层结构。
各种民族语言有各自不同的表层结构，但具有相同的深层结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把一种民族语言翻译成另一种民族语言。“翻译”才成为可能。
所谓翻译，其实质是，先把一种民族语言的表层结构转换成共同的深层结构，然后再从共同的深层结构转换成另一种民族语言的表层结构。
各民族语言的表层结构各各殊异，但深层结构都是同一个。因为我们面对同一个“存在”，都处在同一个太阳底下；都生活在同一个客观世界。
现在可以说出的绝密(2)
“太阳落山了。开始刮起了北风。有群乌鸦掠过树林。”这是客观存在的外部世界，也是决定各民族语言具有共同深层构造的惟一理由。但表层结构（或表层语法）则可以各各殊异。
汉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蒙古语、波斯语、希伯莱语……描述上面景物句子的表层结构或语法是不尽相同的。
以上２０个命题是现代西方语言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研究的对象或内容。
高名凯教授仅仅是一位有成就的语言学家，而不是语言哲学家。在大学一年级的课堂，高先生不可能提出上述２０个语言哲学命题。但即使是提出了，当时我的平庸、蒙昧和浑浑噩噩能起反应，能与之发生共鸣吗？估计是耳边风。
估计高先生也提不出，当时的我也听不懂，不会感兴趣。如果把这２０个命题放到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的课堂上来讲，很有可能会激起我对“语言哲学”的强烈兴趣，从此我会步入“语言哲学”的王国。
高先生的“普通语言学”这门课没有任何哲学色彩，没有什么哲学智慧的闪光，反而使我一看到“普通语言学”这门学科的名称心就烦，生厌。它成了枯燥的代名词，以致于我后来对任何语法都讨厌。
可见，一门学科的“第一课”（Ｌｅｓｓｏｎ Ｏｎｅ）或入门对一个初学者是多么重要！让我打个比方：
有人不吃羊肉。原因是他小时候第一次吃羊肉的时候，肉没有洗净，羊肠里还有少许羊粪，加上又没有放必要的佐料，结果他吐了，他受不了羊肉的怪味，倒了胃口。从此他远离羊肉。
其实从名厨手中烧出来的红烧羊肉、羊肉面、葱爆羊肉和羊肉炖萝卜汤味道特别鲜美。完全是另一个天地。
我对“语言哲学”恍然大悟，感受到它的哲学智慧之光，还是１９７８年我进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所的事。离高名凯先生的课已是２２年；离我走出北大校门是１７年。
突然发觉我错怪了“普通语言学”这门学科！其实这里面有许多金银财宝。这是一个大金矿。
２０世纪西方许多大思想家都思索过语言的本质。维特根斯坦便提出了“表层语法”和“深层语法”。瑞士杰出语言思想家索绪尔（Ｆ．ｄｅ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的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１９５９年，法文版）便涉及到语言哲学的层面。
维特根斯坦、罗素、萨特、海德格尔、卡西勒（Ｅ．Ｃａｓｓｉｒｅｒ）、杜威和乔姆斯基……都探讨过思维和语言的本质。非常精彩，深刻。
我与语言哲学是失之交臂。幸好，我赶上了末班车。
迟到的省悟比无知和偏见要好上十倍，一百倍。
我这个人，什么都是晚熟，总是慢一拍。处处慢一拍，在许多领域，我都是在赶末班车。慢一拍是迟钝吗？我迟钝吗？我自认为我还敏感，但就是慢一拍。老是在赶路，补课。
在这个世界，我们自以为最熟悉、司空见惯的事物，恰恰是我们最不了解的。比如光线。人对光是多么熟悉啊！一睁开眼便见光。死才瞑目。但光是什么？光的本质是什么？里面的学问大得不得了。晚年的爱因斯坦发出感叹：“整整５０年的自觉思考没有使我更接近于解答‘光量子是什么’这个问题。”
语言呢？
我们（人人）多么熟悉语言，就像我们熟悉光一样。但我们知道语言的本质吗？
思考语言本质有一门专门的学问，叫：语言哲学。它涉及到人脑的秘密，左脑半球和右脑半球的分工及其协作。它涉及计算机科学。
自然语言指汉语、英语、德语、日语……哦，让机器理解语言！今天，自然语言处理已属于高技术学科。程序设计语言是计算机能接受的语言。计算机语言分机器语言、汇编语言和高级语言（包括ＢＡＳＩＣ语言、ＰＡＳＣＡＬ语言、Ｃ语言、ＪＡＶＡ语言等）。ＰＡＳＣＡＬ语言是一种简单易学、结构非常好的语言。不能要求１９５６年高名凯先生在课堂上讲到这些。当时语言哲学和计算机语言也在起步阶段，远不成熟。
你能想像没有计算机语言，也照样会有电脑吗？
６年北大，我对语言哲学一无所知。高名凯先生的课彻底倒了我的胃口，使我产生了错觉或误解。如果他的课具有哲学色彩，能启蒙我，那才是真正的潇洒，内在的高级风流，我也要提早进大教室，在前排挑个好位置，必定会引起女生的百思不解：“赵鑫珊凑什么热闹？”
各有各的秘密。同在一个太阳底下，各取所需。
最近１０年，我开始从基因和遗传分子生物学的层面去走近语言哲学。比如有种基因一旦发生变异，人便不能按正确的语法造句，组织句子，也无法理解复杂的语言。而不懂语言的人是无法拥有世界的！人的语言范围有多大，他的世界便有多大。犯罪分子的语言是邪恶的，所以他的所作所为才邪恶。
“我选择，故我在”
北大６年，洗衣服也成了我的一道风景线。我是被迫。
读北大之前，我在家从来没有洗过一件衣服。一年级，新生的住所不定，打了一两个月的游击，后来才搬进新盖好的２８号楼，６个人一间。每层有两间大的洗脸、洗衣间。
我开始自己动手洗衣服。我最怕洗外套。衬衣也怕。凡是费时费力的大件，我就怕，主
要是不耐烦，不愿花时间在这上面。——这是我的准则。
我的衣服永远洗不干净。若用我母亲的标准或尺度去衡量，只洗净了百分之五十。内衣则达到７０％。若是我母亲知道洗衣服的真相，她准会心疼儿子。
五六件衣服堆在一块洗，更不耐烦。干脆，浸泡在脸盆里，赶快从洗衣间逃出来，不是进图书馆，就是去朗润园听音乐，或到钢琴房去弹琴，或进体育馆。
有时周末要洗澡，发现没有内衣替换，只好走进洗衣房。我发现因衣服浸泡过久（约一星期），脸盆里的水有臭味，表面上有层发绿的颜色。至今我还能记起这种特殊的臭味。我也知道这不好。我只是把内衣内裤马马虎虎洗出来，其它的大件换上两次新鲜水，照样放在那里继续浸泡。真是委曲了它们！但我从没有后悔过。因为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我要赶路，把因平庸和晚熟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在６年的大学生活中，这是我的最高准则。我不是用语言，而是用一个个坚决的行动贯彻我的准则。
我从来没有惋惜我的衣服。我是没有法子才去损伤衣服。我知道，它们因长时间浸泡（有时长达一个月），寿命估计会缩短三分之二，我也在所不惜。我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
有一回冬天，我发现我床上的床单已有多日不见。我想起是上个礼拜天洗了，晒在底下燕南园围墙后面和２８号楼之间的空地上。我下去找。正下着雪。空荡荡的。压根就没有见到一件衣服。我记得很清楚，一个星期前，我把床单就晒在铁丝上。会有人偷？一件破床单，值得人去偷？
突然，我看见紧靠燕南园围墙外的墙根露出一角像衣服的东西。走近一看，正是我的床单，被雪和沙土盖住了百分之九十的面积。
估计是前几天刮风沙，然后又是下大雪共同造成的结果。
４０年后，即１９９９年，我一个人偷偷地返回了北大，还特意在我当年晒衣服、风雪把我的床单深深掩埋的地方足足站了５分钟。我好像来到了一座坟场。这里有我的青年时代。我在凭吊。我想坐在地上号啕大哭一场。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逝去了的，就再也回不来了？时间老人有双神秘的手：左手创造一切，右手又毁灭一切。他不慌不忙，同时进行。上帝就是时间加上空间。这是我给上帝下的定义。我既喜欢又憎恨上帝。因为它不让逝去的东西重现。但毕竟他又向人类妥协了一步：把记忆赠给了人，只允许人在自己的记忆中同往事相聚，相逢。长期记忆是人的专利吗？
老虎、狮子、大象、蛇、龟、牛、马……也有能力回忆它们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吗？
站在２８号楼前当年的晒衣场地，我自然想起我的衣服和床单。当年我没有善待它们，没有做到“物尽其用”，糟蹋了它们，我内疚吗？要忏悔吗？
不必小题大作。但也正是我母亲说我读书读傻了的有力证据。幸好她不知道。
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选择。永远选择最重要、最珍贵的，只好放弃不很重要、日后可以补回的东西。
我不是布里丹的驴。
布里丹（Ｊ．Ｂｕｒｉｄａｎ， １３５０年在世）是位哲学家。他假定有一头驴站在两堆同样大、同样鲜美、同样距离的干草之间，它不能决定该先吃哪堆干草，结果活活饿死在两堆干草之间。
半个世纪来，我一直在用我的价值观、判断和意志作出一长串大小选择。我便是这样跌跌撞撞走过来的。
没有选择，便没有人生。
我在北大６年，只懂得两个汉字：“选择”，包括选择留级。我的选择营造了我。“我选择，故我在。”直到今天，我还在选择。比如一个月同时有三个地方邀请我参加学术讨论会。我只能选择一个。
不过，在这个世界上有一样东西我是没有选择权利的，这就是死亡。将来我必有一死。我不能叫别人替我去死。我一定要亲自去死。
寻找“记恒女性”(1)
一座大学，不管是北大、清华、复旦，还是哈佛、剑桥或牛津，如果没有几朵美丽的校花，没有几个亮丽的女生，那么，校园生活便会出现无形的、叫男生说不出口的沉闷，并伴有干巴、枯燥、没有生气。——这是人性决定了的。这是造物主制定的一条性（Ｓｅｘ）心理法则。
大学之所以是个充满灵性的和朝气的场所，名教授、一流学术讲演和交流、图书馆、校
园建筑、丰富的文体活动和校风固然重要，但欠缺校花，缺少几个楚楚动人的女生，男生的眼神在某种程度上便会暗淡无光，失望；人也会乏力，无精打彩，提不起精神。
这样的校园毕竟有点残缺。因为男生缺少心理上的鼓舞。
世界足球赛场上如果球员们知道观众席上坐着一群性感女人，他们的勇猛和雄风便会倍增。——这是男脑和体内男性荷尔蒙决定了的。
归根到底这是上帝的设计和安排。有什么法子呢？
人能同上帝对着干？
人能违背自然法则？
一般来说，漂亮少女多半在文科，不在理科。在我那个时代，据说北京亮丽的、叫男同学看了动心的女生都跑到戏剧学院、电影学院、音乐学院和医学院去了。这我相信。国庆节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狂欢之夜的亮相便证实了这点。
你能期望一群群绝代佳人集中在钢铁学院、地质学院和石油学院？当然个别例外总是有的。
造物主对热爱数理化的少女十分苛刻。
数理化的严谨逻辑美同女子外表美好像是不相容的。前者是后者的克星。“有你就没有我，或者有我就没有你！”拥有精密科学的审美，就没有少女外表美的席位。
上帝对女人说：“选择吧，是要居里夫人和吴剑雄博士的头脑，还是要索菲娅·罗兰或费斐丽的外表？两者必居其一。选择吧！”
不过据说居里夫人的外貌是秀美的。可见上帝也允许有例外。
女子的美一般有两种：漂亮，高贵。
高贵是大圆圈，漂亮是个小圆圈。大包容小。高贵一定漂亮，但漂亮不一定高贵。高贵的层次高于漂亮。高贵的极致即永恒女性。许多年，苏联电影一些女演员（如《攻克柏林》的女主角柯瓦廖娃）也教会了我如何去区别、判断漂亮女人和高贵女人。
男人对女人的审美标准既来自他的先天或本能，也来自他所接受的陶冶、熏陶和教育。据我的观察，５０年代北大文科女同学漂亮的多些。每年国庆游行队伍要挑出１２０名由女生组成的仪仗队方阵。要求穿花裙子，手拿鲜花通过天安门。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来自文科，中文系和西语系的比例尤其大。我看也是。我也这样挑选。
我对异性的审美同我挣脱平庸是紧密联系的。我离平庸越远，对女人的审美就越符合美学：黄金分割、尺度、比例、均衡、韵味、风韵、和谐。我越是懂得去审美女性，我就越脱离平庸，走向成熟。我欣赏、评价女人的过程同我走近“世界哲学”是平行的。审美女子成了我的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年级，我开始读歌德的《浮士德》。作者用这样两句作为全书的结语：
Ｄａｓ Ｅｗｉｇ－Ｗｅｉｂｌｉｃｈｅ
Ｚｉｅｈｔ ｕｎｓ ｈｉｎａｎ．
我的译文是：
永恒女性
引导我们上进。
那么，什么是“永恒女性”？就这个问题，我曾求教过几位德国专家：伊夫兰特先生、马纳特夫人、赵太太、洛赫夫人和蔡司贝格先生（奥地利人）。我总结他们一致的地方：美丽和善良是“永恒女性”的核心。
我赞同。
大诗人歌德对女人是有发言权的。爱情滋养过他一生的诗歌创作。他在这方面的经历或阅历很丰富。对于我，“永恒女性”并不仅仅是个书本和理论问题，也是个观察和实践问题。
随着我的不断成熟，我对“永恒女性”也有了较全面、准确的把握。１９８９年，我专门写过文章“漂亮女人和高贵女人”，算是有关这个问题的总结。从１９５９年我在北大上学思考这个问题到１９８９年发表文章，中间断断续续经过了３０个春秋寒暑，这已是我大半辈子。可见我对女人的看法也起源于我在北大求学时期。
有两种女人对男人具有无法抗拒的魅力：性感女人和高贵女人。（高贵女人的最高表现便是歌德心目中的“永恒女性”）
性感女人（比如梦露）纯粹是肉弹，她以撩拨男性荷尔蒙或野性十足的汉子为对象。她身上有一种邪恶的艳丽，叫好人变成坏人，去贪污，去叛变，去出卖，去堕落或贩毒。
许多（当然不是全部）男人抵挡不住这种女人的诱惑，就像树上的苹果抵抗不住地心吸引力，总有一天会落向地面。
高贵女人既美丽，同时又温柔，善良，有德行。
仅有德行、善良和温柔，仅有女人的优秀品质，但外表很丑，也不能算高贵。
简单地说，高贵女人是外在美加上内心美。气质、风度和教养是构成高贵女人的决定性因素。高贵女人的存在是男人的福。她身上有种光，可以照射男人，使他改邪归正：吸毒者去戒毒；赌徒决心金盆洗手不干；弱小者变得强大；胆小者变得勇敢；双膝跪地的人会霍地一下子站起来，堂堂正正地活在世上。——这就是“引导我们上进”的功能。
寻找“记恒女性”(2)
现实生活中有这种高贵女人，但很少见，多半是诗人的理想。这就好比你有一天在某个山区漫游，突然用脚踢到一颗重３００克拉的金刚钻或一块重５００克的纯金块。
在有些漂亮女人身上也有那么百分之十高贵元素或永恒女性的成分，这就很难得了。现实生活中的漂亮女人绝大多数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性感和永恒。
有的靠近这头，另一些又接近那一头。
５０年代北大校园的女生至少有一千，包括留学生。能使男生眼睛一亮的漂亮女生估计在几十名左右。——这个比例同数理统计的正态分布律（又叫高斯分布律）有关。
在德国留学生布莉吉特身上便有不少“永恒女性”的元素。——这是我今天回顾往事的审美判断。当年我并不懂得其中审美原理。温柔是她最突出的素质。她说起话来总是那么轻声柔气。她的眼睛像波斯猫的一对眼睛。有亮光，但光线是柔和的，使男人心平气和，能冲刷掉内心的骚乱和浮躁，使男人的灵魂趋于安宁。我毕业那年，布莉吉特早已离开了北大。她在北大学了两年基础汉语，便到北京外贸学院去学专业了。１９５７年反右后，中国学生同留学生的交往受到限制。我一次也没有找过她。
我毕业前，常经过布莉吉特当年住过的宿舍。她住在二楼，窗子和墙壁依旧爬满了植物的藤蔓和绿叶，那是燕园常见的落叶藤植物，叫爬山虎。夕阳照着，只是人去楼空。我想起两句宋词：“梅花落尽桃花小，春事余多少。”
在我的想像中，布莉吉特是现实世界的“永恒女性”，她能拔高我，鼓舞我，由小男人变成大男人。——这是我的感觉，尽管我同她相处的日子不多，加起来不会超过十次。
中文系新闻专业的顾德华同学也是一位优秀女子。我一年级，她要毕业。在校园内，我只见过她不多的几次。有几回是在网球场上。她身着白色运动服，短裤。腿这个部件很有曲线美。她的身高约１米６８或１米７０，什么都合比例，处处是黄金分割，脸型和五官布局同样和谐。在她身上有一种风韵，一种气质。也就是我所崇拜的有几分高贵或永恒的东西。
我只敢远远地站在树底下偷偷地加以欣赏，赞美，感叹。
１９５６年国庆游行，北大队伍通过天安门，突然我在前方记者席看到顾德华（当时我并不知道她的名字）站在摄影梯子上，胸前挂了三台相机，身着运动衫，透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潇洒和风度。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这位师姐、校友了。估计她比我大四五岁。我从没有同她说过一句话，是我胆小的缘故。我只有暗中羡慕的勇气。也是一种享受或鼓舞。
１９７９年，是我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第二年。有一回在王府井我看见她。我有上去认这位校友的冲动，但还是没有足够的勇气。一年后，即１９８０年，我在３路无轨电车上又碰上了她，这回终于鼓足勇气，上去当面对她说（我知道，如果这次不说，我这一辈子就再也没有机会说了）：“你是北大的吧？我也是。我是５５级西语系。在学校，你长得很优秀，给了我难忘印象。所以我今天才鼓起勇气，把藏在心里２０多年的话当着你的面大胆说出来，你不在意吧？你喜欢打网球吧？我看过你打球。”
她友好地笑了笑，说她叫顾德华，工作单位是新华社北京分社。她把它写在我的本子上。
这就是故事的结束，幕落，之后的一切，只珍藏、贮存在我的长期记忆中。
优秀的女人也像天才，是造物主一次性给定的。非常难得。一代人才出两三个。造物主造一般女子只用了３分钟，造优秀女子则花了３０分钟，打造“永恒女性”恐怕要花去６０分钟。有区别才成其为世界。
数学力学系５５级的丁爱莉同学（福建人）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优秀女子，称得上是出类拔萃。
原先我并不知道丁爱莉，是姚伟玉提醒我的。姚是我中学同学。他考取北大数学力学系，我考取西语系。每个学期我至少要同他在一起相聚三四回。有时会谈起丁爱莉。姚说，他同丁谈过几句话，兴奋得不得了。姚说他不敢正面接近丁。她身上有种神性。
是的，神性。——这正是“永恒女性”身上的最高品质或素质。如果同这种女子握手，男人会出现颤栗现象。后来我才慢慢理解这种心理反应。当今的年青一代还会有这种颤栗反应吗？这才是恋爱的极致。
姚伟玉是数力系的排球队员，丁爱莉是校摩托队的成员，都是体育运动健将，有结识的机会，何况又是同一个系。但姚始终没有胆量去追求丁。听说当年数力系试图向丁求爱的人不在少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窈窕淑女”，指美貌又有德行的女子。——这是上帝的杰作，恰如李白、莫扎特和歌德这些天才是上帝的杰作。“窈窕淑女”大概就是歌德所界定的“永恒女性”吧。上帝派这种女子来到人间是为了拔高男人，使小男人变成大男人。
我就被丁同学拔高过，尽管我只是从远处见到过她。身高约１米６８，人高马大，属于运动体型，很健美，这在福建人当中是罕见的。听姚说，她父亲是军医，可见她的气质、教养和风度同她的出身有关。
寻找“记恒女性”(3)
大一、大二我经常在东操场（隔壁就是圆明园的地盘）跑８００米，那里也是北大摩托车队训练场地。所以我有机会见到丁同学。
她的脸型长得很甜美，如同天使。看样子性格温静，但她的业余爱好——摩托越野运动又很野性。这一反差和对比集于一身，更使她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这在５０年代的北大校园无疑是一道很独特、很亮丽的风景线。当时我就有这种看法。
关于优秀女子对男人的鼓舞，我想举个例子来说明问题。
比如你从哈尔滨坐火车（硬席）去北京。如果你所在的车厢里中途上来一位优秀女子，你会突然觉得整个车厢都是光亮的，生机勃勃，不再沉闷、无聊、枯燥。尽管你不可能同她说上一句话，但你在整个旅途上也会受到鼓舞和光照。有时，你会故意去洗手间，从她的位置身边走过，为的是偷偷看她几眼。——上帝就是这样造男人的。有什么法子呢？天性。什么是天性呢？
大二我读到意大利作家薄伽丘（１３１３－１３２５）的《十日谈》，其中有一个故事：一位父亲把儿子从小带至深山修道院去隐修，为的是杜绝人欲横流的尘世生活对他的诱惑。儿子１８岁，随父下山到了繁华的工商业和艺术之都佛罗伦萨，迎面碰上一群健康、美貌的少女。小伙子生平第一次见到少女自然很激动。他问父亲这是什么东西，父亲要他赶快低下头，说这是些名叫“绿鹅”的“祸水”。岂料一路上对任何事物一味索然寡味的儿子偏偏爱上了“绿鹅”，恳求父亲让他带一只回去喂养。老爸这才恍然大悟，说：“自然的力量比人的教诫要强大得多！”
读到这句至理名言，我的内心受到了一次震撼，我用无声的语言发出了一个惊叹号：哦！
北大６年，我从许多领域（文科和理科）读到过各种各样的格言。格言多半是智慧结晶。智慧高于知识。格言用哲学智慧营养了我，使我猛醒，在我背后猛击一掌，有力地把我推向“世界哲学”的大道。
西语系的彭浩和屠丽也是我眼中的优秀女子。
我刚进北大，她们是毕业班。两人是好友，常结伴而行，都长得人高马大。记得彭浩皮肤白嫩，大家闺秀的气质，给了我深刻印象。屠丽的骨子里则有种野性，不久嫁给德文专业助教泰国华侨潘复生。他是艳福不浅。根据我的观察，潘先生不见得能驾驭屠丽，屠会崇拜潘？屠很浪漫，潘则欠缺艺术气质。——这只是我当年的判断。估计现在他们的年龄已是古稀之年了。唉，到处都碰到“人生苦短”这个铁面无私的大敌。人生苦短，甜更短。
法文专业和我同级的蔡文娟同学（上海人）也是一位优秀女子：丰满、温柔、厚道。比我大两岁。所以我不敢追她，尽管我有点喜欢她。
上马列主义课、上高名凯的语言学和体育课，我们专业同法、英专业同学总在一起。有几次，我和蔡在钢琴房相遇。我替她翻谱子，但我从不敢吐露我对她的好感。如今她已移民加拿大。前两年她找过我。我请她喝咖啡。
我们都已到了坦率披露当年绝密的时候。
“当时你为什么不来追我？”蔡说。
“我不敢。”
这就是当年的我，始终不开窍，在男女关系方面更是晚熟，弄懂的时间很长。
大学６年，我从没有拥抱过、亲吻过一个女生。５０年代的大学生像我这种傻冒的恐怕是多数。我年龄小是一个原因。１９５６年国庆游行前，班上女同学还没有来集合。班长对我说：
“小鬼，去看看女同胞为什么还不来，催她们一下！”
我奉命去２６号楼女生宿舍。我敲门：
“谁呀？”传出李舒心的声音。
“赵鑫珊。”我在门外回答。
“呀，我的衣服还没有穿好！”汪佩君的声音。
“是小鬼，没有关系，让他进来。”张晓珲边说边把门打开。
我走进去，只见一屋子女同胞还在打扮，有人上身胸罩还露了出来。
这就是女同学眼中的我。一般来说，她们比我大１到５岁，而后来我才知道女性心理学一条普遍原理：不会爱上比自己小、比自己幼稚的男子。
５０年代北大并不禁止学生谈恋爱，只要不太越轨。
后来我才知道，法文专业有个男生同好几个女生发生过性关系，其中一个怀了孕。野合地点就在未名湖畔林中草地上。结果被开除学籍。
北大校园是恋爱的好地方。晚上，情侣在树下丰草丛中接吻，天上有繁星闪烁，四周有蛙声一片，这里是燕园为少男少女提供的天堂。
很遗憾，６年来，我同这样的天堂失之交臂。
当我在北大拥有这天堂空间的时候，我身边又没有恋人；等我后来有了恋人，我又失去了燕园未名湖畔树下丰草丛中的天堂。——这是我青年时代的悲哀。
现实生活中找不到“永恒女性”，我只好跑到书本中去寻找。
在《茵梦湖》的主人公伊丽莎白身上便有不少“永恒女性”的成分或元素。许多年，她一直在“引导我上进”。
莎士比亚《奥赛罗》女主人公德丝台蒙娜（Ｄｅｓｄｅｍｏｎａ）则是我心目中的“永恒女性”典型。北大６年，这个悲剧我总共读了两遍。最后我决定卖掉一条毛料裤，跑到东安市场旧书店去把《莎士比亚全集》（英文版）买来。
寻找“记恒女性”(4)
其实我主要是买《奥赛罗》这一个剧本。该剧本最为闪光的形象便是德丝台蒙娜。如果有人问我：“怎样的女人才是歌德心目中的永恒女性？”
我便会明确地回答：“去读读莎翁的《奥赛罗》吧！”
北大６年，暗中引导我上进的，的确有德丝台蒙娜的身影。拔高我的是来自许多领域的
力。德丝台蒙娜是合力中的一个分力。
１９５９年暑假，东操场放了苏联电影《奥赛罗》，女主角的气质和风韵给了我难忘的印象。据说，导演物色扮演德丝台蒙娜这个角色的演员花了很多时间，最后选中了列宁格勒百货公司的一名售货员。
我佩服导演的眼力。电影散场，已是１０点。为了消化这部优秀影片，我独自一人跑到圆明园的荒野去感叹。由此可见我和圆明园不同寻常的一层关系。
１９５８年夏天我开始读哈代的《苔丝》。这是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苔丝成了我心目中的“永恒女性”典型。不过她和德丝台蒙娜属于不同类型，尽管两人的名字都有一个“丝”字，一个出身贵族，另一个是乡村姑娘，文化程度不高，但两人的实质和核心有相通处：美貌和善良。这两种类型都能引导我上进，直到今天。
看来，“永恒女性”有不同类型，恰如玫瑰有不同品种。
也是在北大做学生的时候，我又读了美国霍桑的《红字》。女主人公海丝特（又有一个“丝”字）则是“永恒女性”的另一种类型，同样深深震撼过我的内心世界，鼓舞我上进。
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的阅读天地中不久又冒出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类型，我理应把她们归结为“永恒女性”。该类型包括三个文学形象：冯梦龙（１５２４－１６４６）笔下的名妓花魁娘子和杜十娘。法国作家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玛格丽特。
三人都是名妓，但都是我心目中的“永恒女性”，这是奇怪的。因为她们同莫扎特、贝多芬和勃拉姆斯一样，都能拔高我，引导我上进，而不是堕落。
我读的《茶花女》是英译本，也是从旧书店淘便宜货掏来的，可见我在北大６年同东安市场的密切关系。过去我买书的劲头特别大，的的确确是卖掉裤子也要买书。今天我把买书的热情转化成了写书的热情。这在我一生中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它发生在１９８３年，即走出北大校门的第２２年。
所有在北大犁沟中撒下去的种子要等待２２年后才陆陆续续破土，发芽，成长为一株株树。这已是我一生。
我忘不了《茶花女》的英译本。英文是那样简洁，却能包含那么丰富、那么深刻的人类感情！我再一次笑我上初中的时候居然会把英文看成是我的死敌，而在北大，英文却成了我的至爱亲朋，为我打开了整个世界！（一个正宗的惊叹号）
北大６年，我大约读了二三十本英文小说，这是我自学的成绩。我品尝到了英文语言的美。
我忘不了茶花女玛格丽特在巴黎的冬天１２月１５日给阿芒写的信，开头一段是：
今天是十二月十五日。我病了三四天了。今天早上，我躺在床上；天气阴沉，我的心情忧郁；没有人在我身边。我想着你，阿芒。而你，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听说，远离巴黎，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也许你已经忘了玛格丽特吧。不管怎样，愿你幸福，正是多亏你，我才在一生中有了惟一的欢乐时刻。
中译文尽管也不错，但它震撼我内心的强度只有６级，而英文的强度则高达８级。这多亏了我的英文语感：
Ｔｏｄａｙ ｉｓ ｔｈｅ １５ｔｈ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Ｉ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ｉｌｌ ｔｈｒｅｅ ｏｆ ｆｏｕｒ ｄａｙｓ． Ｔｈｉｓ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Ｉ ｓｔａｙｅｄ ｉｎ ｂｅｄ． Ｔｈ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ｉｓ ｄａｒｋ， Ｉ ａｍ ｓａ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ｏｎｅ ｂｙ ｍｅ． Ｉ ｔｈｉｎｋ ｏｆ ｙｏｕ， Ａｒ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ｙｏｕ， ｗ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ｙｏｕ， ｗｈｉｌｅ Ｉ ｗｒｉｔｅ ｔｈｅｓｅ ｌｉｎｅｓ？ Ｆａｒ ｆｒｏｍ Ｐａｒｉｓ， ｆａｒ， ｆａｒ， ｔｈｅｙ ｔｅｌｌ ｍ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ｈａｐｓ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Ｍａｒｇｕｅｒｉｔｅ． Ｗｅｌｌ， ｂｅ ｈａｐｐｙ； Ｉ ｏｗｅ ｙｏｕ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ｈａｐｐｙ ｍｏｍｅｎｔｓ ｉｓ ｍｙ ｌｉｆ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