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它，我的双眼有泪水在闪烁。
茶花女玛格丽特成了我心目中的“永恒女性”。１９９３年当我路过巴黎一幢１９世纪中叶的房屋时，我停住了脚步，看看二楼的窗口，觉得茶花女在看着车水马龙的街道。
这是奇怪的，巴黎一代名妓，小仲马笔下的一个文学形象会鼓舞我上进。
其实，这并不奇怪。真正的理想爱情都是梦中梦。现实需要梦来补充。
恋爱的本质其实是男女合作，共同营造一种梦样的氛围。所以恋爱的最佳场所是在月朦胧、鸟朦胧的大树底下。
恋爱的极致是诗。单方面不能写诗。需要男女双方合作。有“永恒女性”，那么，有“永恒男性”吗？我只能提出问题。回答不应是我，而是女性。
也是法文专业的蔡文娟在２０００年的一个晚上坐在咖啡屋同我一起回顾往事，说在她们女生宿舍，议论男同学是主要话题之一，尤其是在晚上刚熄灯之后。
寻找“记恒女性”(5)
都是天性使然。
我想起大学生时代的爱因斯坦。小提琴是他的业余爱好。如果在座的听众里头有一个漂亮女生，他就拉得特来情绪，特来劲。
都是天性使然。
不过在他的相对论里面并没有情爱和性爱的影子。他思考引力场，不研究性爱场。
回顾大学时期，当我对事物的“起源”发生兴趣的时候，便是我的哲学意识萌芽之日。有些事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并能基本上弄清。比如有关家庭、国家、城市和建筑……的起源。但有些起源恐怕永远是个谜。比如：空间、时间和物质的起源；万有引力的起源；生物多样性的起源；两性相吸（包括同性恋）的起源；人类道德和良心的起源等。
今天，爱情哲学（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Ｌｏｖｅ）成了我的“世界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的种子又是在北大无意之中撒下的。我忘不了当年我读过两本这方面的书：《动物的性爱》和《鸟类的性爱》。
性爱的普遍世界性于我永远是一个很大的惊叹号！
我打算写本书来画上一个句号：《生物世界的性爱》。
“给我一场风暴，如果那是恋爱”(1)
这是母校送给我的最大礼物之一。
没有失恋，我不会脱胎换骨，变成另一个人。我记起一句英文：“给我一场风暴，如果那是恋爱。”（Ｇｉｖｅ ｍｅ ａ ｓｔｏｒｍ， ｉｆ ｉｔ ｂｅ Ｌｏｖｅ．）
是的，真正的恋爱是心底里的一场风暴，它会把过去的一切冲刷得干干净净，彻底叫人
变个样。关键问题是这场初恋的失败发生在北大。如果在别的地方呢？
毕业后，从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８３年，我以一个校友的身份，还陆陆续续给她去过３０封信。现在我把其中几封或重要的段落抄录在此：
一、 北大未名湖畔初恋的滋味
亲爱的露露：
即便是把我烧成灰，我还会承认，你毕竟是我的第一个恋人。所以我还叫你“亲爱的露露”，直呼你的小名。这样我又回到了过去，在记忆中同我的过去相见。记忆是一种多奇妙的功能啊！
从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６０年，正是你把我狠狠地推了一把，幸好我没有掉进灾难深渊，而是一个广大、深遂的科学、艺术和哲学的世界霍地一下展现在我面前！当时我只有１９岁，二年级。
这已经是２０年前的往事了。今天回过头去看我那段断断续续长达四年的初恋，可能要客观得多，公正得多。至少我现在不再恨你。其实我当年也没有理由恨你。我傻，不开窍。
今天晚上我骑车回了一次北大——我们的（你的，也是我的）母校。这是我自１９７５年从辽西干校调回中国农业科学院两年来第一次回北大去看望垂垂老矣的温德（Ｒ．Ｗｉｎｔｅｒ）先生。他还住在朗润园，只是搬进了同一院落的新屋。据说是西语系拨专款为他盖的，卧室朝南，大玻璃窗，阳光充足。但我还是喜欢老屋。因为那里有我的启蒙，有我的青年时代，有我脱去的一层旧皮，有我的胎观时期。——尽管不成熟，但框架还是今天的框架。
告别朗润园后，已是满天星斗。路经未名湖，我特意沿着湖畔骑车兜了整整一圈，然后在一棵粗大的柳树和它下面的一块大石头面前停了下来。我清楚地记得，２０年前，也是在早春三月的一个夜晚，你和我双双并排坐在这里正式开始了我一生的初恋（同时也是失恋）。
我这是触景生情。的确，今天晚上如果我不是坐在我们曾经坐过的这块大石头上面，我可能永远不会提起笔来写信给你。这是一封迟到的情书，当然也是回忆如烟的往事。
记得那天是周末黄昏。我从大饭厅出来，习惯性地去未名湖溜达。正在想你的时候，突然在湖畔的小路上同你不期而遇。当时我的心直跳。——今天我才懂得，心律不齐地乱跳原是爱情来到的第一个信号。是你给我上了这样的“第一课”（Ｌｅｓｓｏｎ Ｏｎｅ）。是的，“第一节课”。北大给了我一连串的、终生难忘的“第一课”。所谓“第一课”就是种子。没有一连串的种子落进我的心田，哪有我今天？后来我读到歌德给爱情下了一个绝妙的定义才恍然大悟：“没有安宁的幸福呀，原来你就是爱情！”
歌德的这一感悟当然不是来自他的瞑思苦想或逻辑推理，而是来自他的内心阅历，来自他的亲身体验。——坐立不安但又深感幸福的经历。歌德是个情种。他一生恋爱不断、营养了他的创作。
当然，我们前面还有一节“预备课”。１９５６年的一个冬日，我们一块坐在大饭厅看电影（忘了是部印度片子还是苏联片子）。当时每个同学都有学校配给的一个小方凳。新生只要报到便会从行政处领到一个捷克造的大洋磁碗和一只小方凳。
在暗黑中，我们并排坐着。我们只顾悄悄地、极细声极细声地耳语，全然忘了银幕上的画面。我忘不了你的眼神。现在我才懂得，那就叫频送秋波或暗送秋波。那是女人的一种进攻性本能，当她想施展自己的魅力或验证自己“杀伤力”究竟有多大的时候。一般来说，男人（尤其是初恋中的青年）是抵挡不住这种挑逗的。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所有女子都会有这种“性”（Ｓｅｘ）挑逗的动作。（这动作也是一种语言，一种暗示性的但非常有杀伤力的语言）。它是一颗火星，点燃了我体内的一捆干柴——男性荷尔蒙生物化学物质的干柴。
散场后，我把你送到离２６号楼不远处。分别时，我们的手相握，你用力、使劲地握了我一下。我知道这是一种暗示，一种神秘兮兮的信息或密码。它和你先前的眼神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句子，一个对我是意味深长的神秘的句子。
回到２８号楼，我睡在紧靠窗口的上铺，久久睡不着，我还在解读你对我用无声的语言说出的句子：在看电影时，你那挑逗的眼神，那白眼球里的黑眼球转动，是什么意思呢？当时只有银幕反射出来的朦胧光线照着你的表情。分手时，那有力的一握，只有路灯照着你的身影，又是什么意思呢？
当时，我只有１８岁。
５０年代，一个１８岁的男孩，要解读这一个陌生的句子，会是多么困惑又激动人心啊！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这是我初恋的序幕了！其实，恋爱的魅力全在解读一个个神秘兮兮的句子。
曾记否，１９５７年３月的一天，我们坐在湖边。我们靠得不很紧，但也离得不很远。——今天我把它称之为“初恋的神秘距离”。
“给我一场风暴，如果那是恋爱”(2)
婚后三年的夫妻，彼此间常常不再有那种神秘的、正负电荷相吸的力，正是因为不再拥有那“初恋时的神秘距离”。
这距离不是物理学的长度单位，而是生物化学的，性（Ｓｅｘ）荷尔蒙的，性心理的。那是性追求心理的空间。
那天晚上我同你悄悄说了什么，现在不记得了，毕竟事隔２０年。估计我没有也不可能说出任何有意义、有价值、值得你长久记住的东西。因为我当时还是一张白纸。即便上面有几个字或几张图画，也是一些不足挂齿的东西。今天来看，你当年没有爱上我是对的，合情理的。因为女人不会爱上一个比自己嫩的男人。——这是有关男女性心理学一条重要原理。其实心理学的背后是性生理学。
当时你之所以对我发生了一点点兴趣，估计是我的眼睛和鼻子吸引你的缘故。这是你亲口告诉我的。是的，１８岁的我，炯炯有神的眼睛像母亲，古希腊鼻子（这是你使用的术语，我还是头一回听到这么一个术语，可见你比我懂得多），挺挺的，像父亲。其实我父母的外表很一般，只是这两个有点闪光的器官我继承了父母的优点。仅此而已。其他没有什么可取处。
一个男子，光凭这点外在的闪光怎能吸引你、镇住像你这样一个女子呢？当年你比我懂事，还知道柴可夫斯基、莫扎特和贝多芬，当然还有杜枚、贾岛和李商隐。对这些名字，我却非常陌生。尽管我们同年级，都是５５级，但不同系，你是中文系，我是西语系。论年龄，你好像比我大半岁或一岁。
记得我们聊天坐在湖边直到深夜。啊，未名湖的深夜！那是最迷人的场地和景色。５０年代的北大学生，恐怕数我对未名湖的深夜最有发言权。因为我是夜游神（这是后话）。
你知道，北大学生宿舍的大小门是不关的，也没有点名制度。这给了我许多方便和自由。６年来，我深夜１２点过后回宿舍，班干部从没有一次查问过我：“赵鑫珊，这么晚才进宿舍，你到哪里去了？！”
对这宽松和自由，我一直心怀感激之情。
好些年，我从深夜体验到了许多许多，那是白天无法给予的。这不仅包括燕园的夜色，还包括圆明园废墟的星稀兮月明，或月临荒野起啼鸦。——我都经历过，体验过。这有助于我渐渐摆脱平庸，走向“世界哲学”。
记得当我们起身时，突然有只猫从我们前面跑过，你由于恐惧，本能地扑向我的怀抱，寻求庇护和安全！
这个戏剧性的动作或情节把我的初恋推向了高潮。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仅持续了两三秒钟的那段令我战栗或颤栗的经历！
今天我才知道，真正的恋爱都是战栗或颤栗的。如果不是颤栗或战栗的心理状态，那就不是真正的恋爱，而只能是玩弄或叫玩世不恭。
人的一生天涯之旅，尽管有六十至八十个春秋，但真正幸福的时刻（尤其是颤栗）往往加在一起恐怕不会超过１００个小时。其余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都是平平淡淡，无色无味的；有许多还是受煎熬的，包括肚子痛，牙痛，担忧、焦虑、失望和不安。
我要感谢那只猫，是猫作为一种外力把你推到了我的怀抱。
后来我才明白，你是来不及思考便扑向我，寻找男性的保护。
男人是不是值得一个女子去爱，或者说女人爱上某个男子，重要的一条是：这个男人是不是能够为她提供庇护？这庇护包括物质的，生理的，以及精神或心理方面的。如果一个女子觉得同某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身心两方面都会有一种安全感，那就说明，她已经爱上他了。这条检验法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男人爱上一个女人不是在她那里能寻找到庇护和安全感，而是心的温馨或安宁。
后来我才明白，猫制造了一种假象，使我迷惑了很长一段时间，以为你是出自你的感情需要和冲动才扑向我。
１９岁的我太嫩，很难读懂猫构造的那个深奥句子。
许多年后我才终于清醒过来，初恋的最大魅力是琢磨这类意义不十分清楚的句子。一对结婚十年的老夫老妻，双方之间缺乏魅力，是因为再也没有这类叫人去琢磨的句子了。
鑫珊，１９７７年早春于北京西郊
中国农业科学院集体宿舍４１１室
二、 外力总是不可靠的
亲爱的露露：
这样直呼你的小名，就像我站在山谷里用尽气力，撕开嗓门，叫一声喂！回音隔了好几秒钟才反弹过来。可是历史山谷里的回音是不反弹的。没有回音的山谷显得特别悲壮。此时此刻的我，就在体验这种悲壮——历史单行道、有去无回的根本性悲壮，元（原）悲壮，太悲壮，万古悲壮。
悲壮的极致是恸哭。我的内心现在就在恸哭。这是阮籍（２１０－２６３）式的恸哭。这位建安作家兼思想家倜傥不羁，嗜酒放荡。或闭门著书，累月不出；或登山玩水，竟日忘归。每至途穷，辄恸哭而返。
我是阮籍式的恸哭，带有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性质。
北大最后两三年，我也经常体验、经历过这种性质的恸哭。——它标志着我走向成熟。根本惆怅的恸哭是成熟的符号。
后来的事实，也就是你对我的或冷或热、若即若离、猫逗老鼠般的态度，证明了我今日的结论是对的：外力总是不可靠的！
“给我一场风暴，如果那是恋爱”(3)
爱情要依靠爱情本身的力量才能取胜，得到真正的幸福。爱情以外的力量（包括猫构造的那个句子）都无济于事。
从１９５７到１９６０年我一直恨你，恨你撩拨起我心中一团爱火，又不完全倒向我。 上星期六傍晚我约你出来散步，被你“哎呀，我没有空”而婉言谢绝；这个星期六你又满口答应同我出来，共度周末。我好像是一只半死不活的老鼠，你则是一只手中握有生杀大权的
猫。老鼠被猫任意捉弄、摆布。老鼠是死是活，全由猫决定，全掌握在猫手中。——这就是四年来你我之间的基本关系。
今年我３９岁，回过头去审视那一切，才能完全看清我当年１９岁犯下的心理错误：我迫切需要把你、我之间的恋爱关系用明确的语言确定下来，甚至要听到你亲口对我许诺：“赵鑫珊，我爱你，等我们一毕业，我便嫁给你！”
我追求确定、明朗和一言为定。——这也充分表明了我在恋爱问题上的幼稚。这也是一个１９岁的男孩初恋时最容易犯下的大错误。其实性（Ｓｅｘ）心理学表明，初恋的魅力百分之九十九在于它的朦胧和不确定性，在于它的戏剧性和曲折。一句话，在于过程本身，而不在于结果。至少结局如何是次要的。我的根本错误恰恰在于太看重结局，轻视过程。
你是对的。你强调、品味、咀嚼恋爱过程本身，把结果放到次要又次要的位置。当年的你是拿得起放得下。我则不。我就是怎么也放不下，一心想有个结局。
我曾多次为你的婉言谢绝而死去活来过。
其实，１９岁的我也不值得你去恋。爱是崇拜的代名词。你崇拜我？我身上有哪一样值得你崇拜？当年我只是一张白纸，白纸一张。我凭什么让你来崇拜我？
今天，１９７７年３９岁的我，仍然为我当年１９岁的平庸和无知而脸红！自那以后，２０个叶绿叶黄过去了。这２０年是我日夜补课、赶路、猛醒和奋起直追的２０年。
鑫珊，１９７７年春于
北京魏公树中国农业科学院图书馆
三、 痛苦的折磨是人生第一位好老师
露露，我过去的爱：
我说过，当时我的痛苦就在于比方这个周末你答应同我在一起，到了下个周末你又断然拒绝我的邀请。
记得有一个星期六晚上，在你拒绝我后，我只好一个人在未名湖一带闲逛。我特别喜欢湖畔小坡上林中有座凉亭，亭内有口大钟，只是我从没有听到过钟声，这是燕园的一大遗憾，也是湖光塔影的一个欠缺。
突然，我从很远的地方看到你的身影和一个高个子在一起，并向我这边走来。我急忙躲在树后，终于看出那位高个便是化学系四年级的排球校队队员，山东济南人。当时我的心便在滴血。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心滴血。
是的，这是心内在出血。
在我１９岁的偶然生命中，我还从未这样痛苦过。我的日子一向过得很平淡、平静，也很平庸。没有什么跌宕起伏、大起大落的东西。１９４６年我的弟弟因脑炎夭折，我母亲伤心欲绝，让我第一次尝到了生命的痛苦。但比起你给我的痛苦折磨，恐怕要差一个数量级。当然两者性质并不相同。
后来我才明白，在一个人成长的道路上，心的折磨是件好事，是第一个严厉的老师。痛苦使我猛醒，挣脱平庸，驱散浑浑噩噩，并开始追问：我是谁？我来到世上为的是什么？人生的意义、目的和价值是什么？
我开始了我一生中被痛苦折磨和困扰的时期。而痛苦的困扰和折磨则是东西方文明中每一种哲学的源头。
哲学起源于生命的痛苦和对人生世界结构的惊讶。
没有你——我生平第一个恋人——给我及时制造的内心大痛苦和大折磨，我可能还会沿着原先的平庸轨道走许多年。
是的，你给了我第一回失恋的痛苦，使我的最初一团男性荷尔蒙攻击能量遭受到第一回挫折。所以２０年后的今天，我才连续发出一组感谢信，特意向你道谢。谢谢你给了我人生第一杯苦酒，让我猛醒，从此改变了我一生的运行轨迹。
这杯苦酒来得非常及时。若是推迟三年或五年来到，比如我要等到２５岁才初恋失败，那效果就远不如发生在１９岁。因为生命（包括精神成长之路）是有阶段性的。比如水稻、玉米和小麦的灌溉都有时间、有严格阶段性。如果在需要灌溉这个植物生理阶段遭遇严重旱灾，错过了灌溉机会，这些作物减产便是定局。晚半个月灌溉、追补，是无济于事的。
同样道理，１９岁前后是一个男孩形成世界观的决定性年龄。若把它推迟到２５岁来形成，那就为时晚矣！因为精神结构的骨架业已固定、硬了，很难再拓展开来。
初恋失败的打击不论对谁（尤其对男人）都是件大好事。它会在你背上击一猛掌，催人早日成熟，一天等于２０年。今天我才懂得，我宁愿初恋惨败，不愿马到成功。初恋的胜利充其量只能廉价地、粗制滥造出一个浅薄的抒情诗人；初恋的惨败，倒在血泊中，则有可能会营造出一个深沉的有为者或坚定的杰出人物。牛虻便是。１９５９年我仔细读了英文版的《牛虻》，使我更好地理解了这一点。你知道，琼玛打了亚瑟一记重重的耳光，加上神父又出卖了他，在这双重的突如其来的打击下，他才决心漂泊到南美，后来再回到意大利，成了一位意志坚强的革命斗士。他脱胎换骨，成了另一个人——牛虻，不再是单纯的亚瑟。
“给我一场风暴，如果那是恋爱”(4)
牛虻开始为意大利人民的自由、独立和解放，奋不顾身地斗争。正是这个崇高的政治大目标置换了、代替了琼玛。这是爱的目标大位移。《牛虻》这部小说给了我深刻印象。开始（１９５７年）我读的是译文，１９５９年我买到了苏联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本。我忘不了小说结尾处牛虻写给琼玛（Ｊｉｍ）的一封绝命信：“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就要被枪毙了。”（Ｉ ａｍ ｔｏ ｂｅ ｓｈｏｔ ａｔ ｓｕｎｒｉｓｅ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读到这里，我的双眼潮湿了。
自从你给我造成了感情上的创伤之后，我对万事万物（尤其是文学艺术作品，其中包括音乐和绘画）变得非常敏感，比原先要敏感十倍。
牛虻在信中提到他和琼玛在孩提时候学会的一首童谣：
“Ｔｈｅｎ ａｍ Ｉ
Ａ ｈａｐｐｙ ｆｌｙ．
Ｉｆ Ｉ ｌｉｖｅ
Ｏｒ ｉｆ Ｉ ｄｉｅ．”
“我是
一只快乐的苍蝇
不管我是活着
还是我死去。”
这首童谣也深深打动我。
自从我们相识之后，我变得多愁善感了。即使站在一棵垂柳面前，我好像也能同它进行一段长长的对话。
１９５７年５月，我开始在圆明园一带寻找“勿忘我”。找到了，我就把它随手夹在书里。我喜欢它的紫颜色。开始我不认识“勿忘我”，是德国老师赵太太指给我看的。关于“勿忘我”这种野花名称的来历也是她告诉我的：中世纪的欧洲有位骑士和恋人同骑在一匹马上。那女子突然看见在海边不远的悬崖处有一朵不知名的紫色小花在风中摇曳。她说她很想要这朵花。骑士连忙下马去采摘。不小心，掉入海中。
在淹死前，他高举起握着小花的右手，大声对他说：
“Ｆｏｒｇｅｔｍｅｎｏｔ！”（别忘记我）
这个爱情故事非常动人。许多年，赵太太告诉我许多类似这样的故事。从她那里，我远不止是学到了基础德语。她来自柏林。她不容易，远离祖国，同丈夫来到中国。
失恋的痛苦营造了我渐渐走向内心“世界痛苦”或叫“对世界的太息”；造就了我对天地人神四重结构的极度敏感和共鸣，最后是为这结构而惊讶不已。
可以说，正是因为我当年没有得到你，我才渐渐得到了一个世界观。——这是上帝在搞平衡：
神在这里关上一扇门，却在那里打开一扇窗。
是的，在校６年，我的最重要导师不是名教授，而是失恋的大苦闷和反右运动给我造成的压抑。后来我才懂得，这苦闷同压抑相加，对我的成熟是件大好事。所以古人说：“天将与之，必先苦之。”这里又是平衡，对称即平衡。
鑫珊于１９７７年６月
四、 暮鸦是失恋人的鸟雀
露露：
你是否知道，在北大有好几年，我害怕周末黄昏或暮色苍茫时分。
这是一种心理病，也是一种哲学病，却是一种有益于形成世界观的病。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世界痛苦”。
登高望山海，满目悲古昔。
世路如秋风，相逢尽萧索。
从李白这些诗句中透露出来的情绪，正是我所说的“世界痛苦”。
先前我同这些诗句根本就不会发生共鸣，受到来自你的打击和创伤后，我开始起共鸣了。——你看，你还是我的中国古诗词的辅导老师。是你教会了我如何去识读、感受古诗。
我的“世界痛苦”（这是个德文术语，非常深刻，很有用：Ｗｅｌｔｓｃｈｍｅｒｚ）起源于１９５７年晚秋和初冬，起源于你对我的拒绝和反右运动后对我的处理或政治结论。
你看，你对我的拒绝给我留下了多么深远的影响！
我后来的一切几乎都可以从这双重打击中找到源头，恰如西方文明（数学、物理学、医学、哲学、建筑和民主政体……）的一切都可以从古希腊人那里寻找到它们的发祥和渊源。
在阅读外文版的传记时，我常看到这样一章的标题：
“拿破仑与女人”，“歌德与女人”，“贝多芬与女人”……
我确信，许多男人的一生发展轨迹或多或少都同女人（一个或几个）有着这样或那样紧密的关系，甚至是决定性的转折点。比如梅克夫人对柴可夫斯基及其音乐创作的影响。
他和梅克夫人从没有见过面，只是在通信中保持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两人的所感所思常常是相通的，有时梅克夫人好像也在参与柴氏的创作。正如柴氏在信中所说：
“……我的音乐竟进入了你的心坎里，而你也经历到了我作曲的时候充满着的感情了！”
这样，柴氏把它称之为“我们的交响曲”。
梅克夫人是一个非常有教养且懂音乐的贵妇人，尤其理解柴氏的作品：“在你的音乐中，我听见了我自己，我的气质，我的感情的回声，我的思想和我的悲哀。”（梅克夫人致柴氏）
我们中国人总是避而不谈性，不谈女人，恰如我们没有裸体雕塑这类艺术创作。在一部中国文学史或绘画史中，你几乎看不到“李白与女人”、“杜牧与女人”以及“曹雪芹与女人”这样一类一针见血的醒目标题。即使谈到女人，也是一笔带过。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真相被掩盖了。
“给我一场风暴，如果那是恋爱”(5)
即使是像我这样一个三十未立、四十尚惑的普通男人，女人对我的一生道路和走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记得我们当年都在大饭厅用膳。你的桌子在中央位置，我在紧靠西头的四方桌。吃晚饭的时候，我老是心不在焉，望着你处。我吃饭的速度随你的速度变化而变化。只要你一吃完，我也吃完。几乎是同步。当然，所有这些动作都是一级机密，不能让同学觉察出来。
在窗口下的一长排洗碗处我用颤抖的声音对你说（出自真正恋爱的声音在本质上都是颤栗的）：
“晚上７点我在湖边钟亭等你。”
“不，我有事，我要进城去。”
紧接着，天便轰隆一声塌了下来，暗了下来！一个可怕的孤独黄昏正在向我渐渐合围、围剿、追杀。——这也是北大给我的一份馈赠。世上还有这样的礼物：馈赠以“惧怕暮色苍茫”。
当时我的处境有点像是荒原上的一只受伤野兔，夜幕如同十几个追杀围剿我的老猎手。
人的惧怕有三层涵义：
第一，原始人怕黑夜降临，因为黑夜意味着有毒蛇猛兽或妖魔鬼怪以及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的敌对力量要陷害自己，人的身心很不安全；
第二，有人怕抬头仰望星空。因为星空意味着无限。人是一个小小的有限。人很害怕直面无限。
第三，怕在周末黄昏追问人生的目的和意义。
有好几年，“惧怕周末黄昏”为我营造了一种心理氛围，迫使我坚决退回自己的内心世界，进一步同科学、艺术、哲学发生共鸣，走向对生的沉思和死的默念。当然它已经百分之百地摆脱了你的阴影或色彩。不过毕竟你是原点，我是从你那里渐渐走向“世界哲学”的。
尽管我没有读过哲学系，没有听过冯友兰先生的课，但我有几位最杰出的哲学导师。“鸦噪暮云送夕阳”的情景便是其一。因为这种情景能叫我“思古悲今，孤愤不能自已”；能叫我想起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而自有此宇，便必然有宙。——这样的哲学导师在北大、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的哲学系是找不到的！
从我在北大做学生的时候，我就认为真正的哲学不在哲学大教室，不在大学的哲学系，而在天地人神的四重结构中。因为真正的哲学是诗，是“敬天爱人”。
获得这种认识是我在北大６年的最大收获。
６年来，我只做了这一件事，而它的原点之一正是来自你对我的拒绝。
所以黄昏暮鸦在林间小泊，数点苍茫里，我看它们是失恋人的鸟雀，是“世界哲学”的符号，正如黑格尔把黄昏猫头鹰的飞翔看成是哲学沉思的象征。
鑫珊，于１９７７年晚秋
第二部
我所经历的1957年政风暴(1)
即便是今天，我也是从心坎里鄙视这场阴谋和下流。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场预谋，是“引蛇出洞”，不是我个人受到了什么大伤害，而是我们民族，千万个家庭在流血。过些年，我一定写本政治哲学书，追问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国家？政治理应是科学，不是权术。好的政治同数学物理方程式都是永恒的。
这场风暴发生在距今４６年前。当时我１９岁，读大二。
幸好，当年我并没有形成一整套世界观，否则我就是右派无疑。其实我已经到了右派边缘，在团内受到的处分是：劝告退团。我的政治结论是：在右派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没有旗帜鲜明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去捍卫党。思想右倾，有右派言论。
１９５７年４月中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北大，全校师生都出来欢迎。这件事给了我很深印象。因为苏联电影《保卫察里津》里出现过伏罗希洛夫的艺术形象。这回他从我身边走过，墩实、健壮，身高不过１米７０，让我有些失望。
记得就在他访问北大的前后，北大出现了大鸣大放的“民主墙”。中文系有同学写了一首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诗，题目叫“是时候了！”
很有鼓动性，张贴在大饭厅的东墙。４６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这首诗和用大字报的形式贴在东墙的位置。我仔细读了两遍，深受鼓舞。
这首诗像一颗火星，点燃了一大片大旱季节的草原。每天都有上百张向党提意见的大字报张贴在大、小饭厅的墙上，非常热烈，壮观，激动人心。
根据记忆，大字报的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或叫个人集权制。个人崇拜（或叫个人迷信）是反科学、反民主的思潮；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如一言堂；外行领导内外问题；肃反扩大化问题；农村工作问题；对苏联专家提意见；教育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关于自由……
涉及范围很广，大大拓展了我的视野，让我接触了中国的现实。有许多事物是我第一次听说，“哦，原来如此！”“哦，还有这么一回事！”
人民大学林希玲（后来被划为极右，投进监狱）来北大发表讲演，她站在方凳子上，激昂慷慨，听众有好几百，里三层外三层，我也在其中。当她讲到“科学、民主、自由”这些字眼，听众便鼓掌。我也跟着热烈一番，尽管我并不懂得讲演的全部内容。
据说，林女士已定居法国。１９９５年左右，她来上海，在一次聚餐会上，我还见到她，但没有同她交谈。
物理系毕业班谭天荣的大字报和讲演尤为震动。他大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旁征博引，我觉得他很有学问。当他站在小方凳子上，滔滔不绝地演说，在我的眼里，他便成了现实中的英雄，形象伟岸、高大。
后来他划为极右。１９７８年平反后，听说他成了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记得对谭天荣的处理方案是毛泽东亲自过问的，说不开除他的学籍，留校，作为反面教材。
是年秋天，反右结束，我还看到他在校园内扫落叶，那是他劳改的开始。不久他便从北大消失了，据说是送到外地去劳改，吃尽了苦头。
谭天荣的讲演吸引了许多同学。我们系的法文专业同学陆丙安便是一个。她是北大广播站的播音员。她崇拜谭天荣的才华和勇气。他的大字报正是通过她播了出去，扩大了影响。陆丙安为他买好饭，做他的后勤。——心理学上这就是“英雄美人情结”。
陆和我一个年级，不同专业。她身上的浪漫主义情调很重。她有“英雄美人情结”是必然的。于是她成了一般右派。１９６０年分配到广西。１９７８年平反后去了巴黎，同熊秉明结了婚。几年前我们见过面。现在陆丙安仍然在巴黎定居。
当年写大字报的学生有的签上自己的名，有的只签上自己的学号。我在两张大字报上留下了自己的学号。（别人写的，我表示同意该大字报的观点）
第一张：要有言论自由；
第二张：在大图书馆，放着１８世纪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的半身雕像，必须搬出，换上中国伟人的铜像。（后来这张大字报定性为反苏言论）
整整一个星期北大校园贴出了几千张大字报，的确是大鸣大放的自由局面，随便你写，谁也不出来干涉，阻挠。校党委，各系的党总支，支部，都保持沉默，给人瘫痪的假象。
有人在大字报前拍照或把签上的学号记下来。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引蛇出洞”，为“秋后算账”作准备。
中文系好几位同学（后来都划为极右派）创办《五四广场》杂志，呼吁赞助。马寅初校长捐５００元。有些名教授也纷纷解囊。该刊物的寿命极短，只出了两三期。定性为反动刊物。
西语系有人组织师生准备到清华去煽风点火。后来因故作罢。但事后组织者、发起人被划分为极右派。
同学回到宿舍，便是大辩论。大致上分左、中、右三派。我的立场和观点是偏右。我总是附和别人的主张。
一个多星期，在这场大风大浪的政治运动中，每个人（包括党员）都作了充分的表演。也许只有少数人知道这是一场预谋，是在“引蛇出洞”。
我所经历的1957年政风暴(2)
６月８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宣告全国范围的反右派运动开始。有位中央首长在大饭厅作反击动员报告，非常保密，窗子紧关。
一夜之间，大字报全部被清除。各系各班级都在恐慌，大家都预感到了有场政治风暴来临。这就是按周密计划抓大小右派。按比例，我们班级（共２０人）有３名右派分子。据说，有个班Ａ同学并没有写大字报，言论也没有，但支部认为他有问题。于是星期天组织全班
同学去颐和园游泳，三名支委留在学生宿舍，对Ａ同学的箱子进行搜查，从中翻出日记本，断章取义，摘出几段攻击党的农村政策的言论，作为划成右派的依据。
当时全校各个班级都在组织揭发、批判右派分子。前几天还是自己的同窗，今天却要撕破脸，进行面对面的批判。人人都要起来同右派划清界限，保卫党。否则，就是丧失立场，右倾，甚至成为“右派”。
英语专业有位泰国归国华侨学生（女）因过度恐惧，心理压力太大，在宿舍自杀。（其实她没有任何问题）
北大反右有如下几个特点：
１． 全校师生约一万多名，右派总人数约５００。
２． 听说马列主义教研室几乎全军覆没。
３． 理科右派质量比文科高，说明理科学生比文科有头脑。
反右刚结束，有一天我走进大饭厅吃中饭，在大门口我看见约有２０多位同学排成队，站在那里，低着头（有的不低头）。听别人说，这是某系右派在示众。这情景令我不寒而粟！我意识到划上了右派，竟是敌人的下场！问题严重了。
据我所知，对北大５００多名右派作了如下几种处理：
１． 投进监狱（极少数，估计同肃反问题有牵连）；
２． 送校外（比如斋堂）劳改两年，保留学籍。
事实上我也看到两年后有右派回校再跟班学习，直到毕业分配。
３． 一般右派跟班学习。不过他们很孤立，一般同学很怕同他们接触。怕扣上一顶帽子：同情右派，立场不稳。一般右派学生寒暑假可以回家，但要向当地居委会报到，目的是接受所在地的居民群众监督，不许乱说乱动。
那是一个时时处处讲阶级斗争、火药味特别浓的时代。不过当年批判右派的时候并没有戴高帽子、游街和“喷气式”，基本上是文斗。
９年后即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则是一场比反右猛烈十倍，涉及面大十倍、疯狂十倍的非理性政治运动。
这两场运动我都经历过，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冲击。文革的冲击更大。记得有张大字报的标题就是：“把漏网右派分子赵鑫珊揪出来示众！”（地点在中国农业科学院）
１９７８年三中全会后我接到北大给我的平反通知，我的问题才算画上了一个句号。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没有查阅任何史科，仅凭自己的记忆，免不了有偏差。特此声明）
反右后的北大(1)
反右前后的北大仿佛是两个北大，尽管头顶的天还是同一个天，脚下的地还是同一片地。
之前还有民主、自由、活泼的气氛，是相对平稳、讲理性的时期。之后便是对人性、人权和文明的蹂躏或摧残。
记得１９５６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知识和知识分子受到尊重。据说在一些大饭店有几张铺着白桌布的餐桌，那是专门供有证的高级知识分子就餐的地方。（这种做法估计是向苏联学来的）
很遗憾，这种讲理性的日子很短暂。黑格尔说过：“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理性产生出来的。”
如果１９５６年的政治秩序和总路线，一直延续到今天，中间没有热昏的反右，没有“三面红旗”，没有“十年文革”，今天的中国会是多么强大和繁荣啊！“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的时间就不是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而是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或１９８３年１０月。
反右后北大同学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都不敢说心里话。这是全国知识界“惊弓之鸟”状况的一种反映。当时知识分子顾虑重重，不敢说话是一种普遍现象。因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怎样才算不离开呢？）
于是天下只有一种声音。全来自一个人。一个人的大脑可以代替亿万个大脑吗？
当时整个知识分子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日子很不好过。大学生也不例外。记得每个系每个班级都展开了讨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属于剥削阶级？”
这个政治标准或命题是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会议上提出来的：我国当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
今天来看，对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作这样的总体估计和划分是错误的。这是知识分子日子不好过的总根源。其实党内不少人并不同意这一评估。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和李富春便是和风细雨派。（他们都是留法学生）这个温和派代表的是理性。今天的改革开放也是理性的产物。１９６２年春，国家科委、文化部和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分别召开会议（合称“广州会议”——在当时此次会议精神是很鼓舞知识分子的）。周总理、陈毅元帅在两个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在调整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上可以看成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