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１９５９－１９６０）我读到这段论述，情不自禁地偷偷拍案叫绝，也是我了解马寅初校长的一把钥匙。
第三，歌德在谈到莎士比亚的时候说，他的伟大多半要归功于他那个伟大而雄强的时代。至于他自己，歌德说：“我出生的时代对我是个大便利。当时发生了一系列震撼世界的大事，我活得很长，看到这类大事一直在接二连三地发生。对于七年战争、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法国革命、整个拿破仑时代、拿破仑的覆灭以及后来的一些事件，我都是一个活着的见证人。因此我所得到的经验教训和看法，是所有现在才出生的人都不可能获得的。他们只能从书本上学习到上述那些世界大事……”
可见，一个人经历过一些重大事件（包括正面和负面事件，比如２００３年４、５月的非典便是负面大事）是一笔珍贵财富。有创造力的人会善于利用、消化这些事件，变成营养自己的绝好东西，使自己壮大起来。
在北大６年，反右，全校全国批判马寅初，都是重大事件，而且是负面大事件。亲身经历这些事件并不说明什么。重要的是能将这些事件消化、碾碎、上升为一种世界哲学。这也是平庸的一生和有创造力的一生的分界线。
也是大约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我读到一本有关贝多芬的评传（英文版，借自北大图书馆）。作者说：“像一切有成就的天才人物那样，贝多芬也是以有为之人据有为之地逢有为之时。”（Ｌｉｋｅ ａｌ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ｇｅｎｉｕｓｅｓ， Ｂｅｅｔｈｏｖｅｎ ｗａｓ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ｍ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ｐｌａ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ｉｍｅ．）
对于我的成长，北大无疑是“有为之地”。因为反右、批判马寅初运动这些残酷的负面重大事件，北大都是风暴中心。反右及反右后的疯狂的岁月对于我的成长也是一段“逢有为之时”（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ｉｍｅ）。因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马校长的第二个“附带说明”是“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达衷心的感谢”，内容如下：
去年有二百多位批判者向我进攻，对我的两篇《平衡论》和《新人口论》提出种种意见，其中有些是好的，我吸取过来，并在小型的“团团转”综合性平衡论中做了些修改（共７点），但是他们的批判没有击中要害，没有动摇我的主要的或者说根本的论点——“团团转”的理论、“螺旋式上升”的理论，和“理在事中”的理论，也未驳倒我的“新人口论”。在论战很激烈的时候，有几位朋友力劝我退却，认一个错了事，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他们的劝告，出于诚挚的友爱，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
反右后的北大(9)
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谢，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１９４９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马校长在这里所说的“另一位好朋友”是指周恩来。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
１９４０年马寅初被蒋介石逮捕，先后被关押、转移到江西、福建和广西等地，１９４２年被押回重庆，周恩来发动社会力量，竭力相救。马对周十分感激。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下台。有鉴于此，周总理为爱护马寅初，特约他来谈话，好言相劝他不要过于固执己见，主动检讨一下，过了这关。
马寅初十分明白这是总理的一片好心，但在痛苦选择中，他还是选择了坚持真理、维护学术尊严的道路。
早在三十多年前，在纪念北大７９周年的时候，马寅初讲演过：“北大之精神”。他说：“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往直前……”
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大大激怒了政治流氓康生，说：“原来我担心他会把辫子藏起来，改变观点。现在看全部未变。他的观点暴露出来了，有辫子。……现在他挑战，应当迎战！”
“马寅初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一定要从政治上把马寅初批臭，要把大字报一直贴到马寅初的门上去！把他批倒批臭，调离北大！”
大概是１９５９年岁末，在北大临湖轩（校园最美丽的一座明、清时期风格的建筑）召开了一次小型批判会，康生 到场，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底是姓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这个问题现在该是澄清的时候了。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属于马尔萨斯的马家！”
尽管我没有在会场，我可以想见杀气腾腾的气氛。
据说，马校长一言不发，始终冷眼相对在场的大小疯狗们。最后主持人问马寅初：“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马寅初是马克思的马家！”
其实，即便是马尔萨斯的马又怎么样？！我后来懂得推崇马尔萨斯，说明我开始成熟了。
因１９５９年批判马校长，我从书本上认识了这位１９世纪英国杰出思想家。这是我北大６年的收获。我把马尔萨斯看成是我的智慧启蒙导师之一。书本上许多古今中外的伟人把我引上了“世界哲学”、探索“世界秩序”的康庄大道。马尔萨斯是其中一个。
临湖轩有组织、有计划围攻马校长的那次疯狗咬人的批判会刚结束，上百张大字报便贴在学生大小饭厅和马校长的住处——燕南园６３号。
记得大约是１９５９年岁末一个严寒的下午，我去过燕南园。本来，那是我经常散步的地方。我熟悉那里的竹林。北风吹来，大字报和竹叶发出响声，我觉得特别悲壮。
在中国诗歌中，竹林占有一席重要地位。尤其是唐宋诗人，咏竹的诗句是很动人的。诗人歌颂竹子的刚直、姿态潇洒以脱俗的品格。
元朝揭奚斯的《雪竹初霁图》颇动我心，诗人好像是在歌颂马寅初的品格：“虚心与直节，惟有太阳知。”元朝马谦斋的《咏竹》尤其是得我心：“贞姿不受雪霜侵，直节亭亭易见心。”
清朝郑燮的《竹石》更妙：“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才是马校长一生的写照！
我联想到这些诗句并不奇怪，因为１９５９年前后的三四年是我迷恋中国古诗词的日子。苦难是我的导师，否则我就不理解中国古诗词在说什么，尽管我识得其中的每一个汉字，但当它们排列组合在一起，成为一种语言符号结构的时候，我就不懂它的涵义了。
１９６０年的元旦过后，也是一个干冷干冷的日子，估计有零下七八度，我又去燕南园一带散步。北大６年，散步，到处闲逛，漫游，成了我的重要功课之一。我在北大养成的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
路过６３号马校长的住宅门前，看见有搬运工人在忙，进进出出。
“往哪里搬？”我好奇地问。
“城里。”工人回答。
后来我才知道，马寅初被迫辞去了北大校长的职务，退掉了燕南园６３号的住屋，于１９６０年３月３１日回到他在城中东总布胡同的家中。这年马寅初已是７８岁的老人。
后来我还在那一带散步，经过６３号，我会站在那个“人去楼空”的建筑符号面前呆上三五分钟。我觉得那里弥漫着一种悲愤，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大的不幸还在后头，是不曾料到的。
他还参加全国政协的座谈会。有一次他勇敢地直言：“为了国家，为了学术，为了真理，我请求给右派分子一律摘帽。”
不过在极左年代，摘帽的右派分子还叫“摘帽右派”，头上还有一顶无形的帽子，遇上政治运动，随时可以当活靶子，被揪斗，甚至被置于死地。
闲居东总布胡同的马寅初不免有种孤独和凄凉感。因为很少有朋友来登门拜访。陈毅是个例外。他说，他是受陈云的委托，专程来探望的。大约是１９６０年，对于新人口论，元帅兼诗人说：“即使再过一万年，你马寅初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正确的！”
反右后的北大(10)
说出这番话可不容易啊！接着陈老总还说：
“您受委屈了，希望您能挺得住，保重身体！”
据说，陈老总朗诵了自己写的一首言志的诗：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陈毅的来访，对马寅初是个很大安慰。
“四人帮”倒台后，全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思潮势不可挡。新华社记者杨建业采访了马寅初，并写了一份内参，上报中央：
从１９５９年马寅被批判而免去职务起，至今已经２０年，这期间，他一直闲在家里。他的家属也因他的问题受到影响和歧视。
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北大一些曾经主管和批判过马寅初的同志认为：马寅初是国内外知名人士，他提出的“新人口论”、主张节制生育等问题，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当时对他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因此，对马寅初的问题应该尽快进行复查，予以平反，公开恢复名誉。这样做，不仅对马寅初本人和家属是落实党的政策的一件大事，而且在国内、国际上都会产生很好的影响。
不久，陈云和胡耀邦便作了批示，认为应当平反。
１９７９年７月，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前往东总布胡同３２号探望马老，并传达了党中央的意见：“１９５８年以前和１９５９年底以后这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要为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中共中央要为马寅初恢复名誉的消息。当时我特别关注这种消息。几乎被人遗忘了２０年的“马寅初”这个名字重又出现在中国人的议论中。
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１日，中共中央批准任命马寅初为北大名誉校长。
多好的“拨乱反正”啊！
我们的老校长又回来了！
在这之前，即８月５日，当年批判马老最卖力的打手《光明日报》发了一条“编者按”给了我难忘印象：
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９日，本报在那个以极左面目出现的“理论权威”的指使下，首先向马寅初先生正确的理论发难，先后刊登了几十篇文章，对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进行了种种污蔑和攻击，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本报今天继续发表文章，就是为了消除这种恶劣影响，给马寅初先生彻底平反。
９月１５日，北大领导和师生代表专程来慰问老校长。９１岁的老人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哭了！
人是地球上惟一会笑会哭的动物。哭有许多等级。
婴儿呱呱落地，初次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由于恐惧，不习惯，预感到自己会受苦受难，他才放声大哭。这哭是一种符号，属于哲学层面，深刻得很。这哭声将会以一种很隐蔽的形式贯穿人的一生，包括李白的“太息”，歌德的“世界太息”（ｄｉｅ Ｗｅｌｔｋｌａｇｅ）。
出生后，满月的婴儿哭啼要吃奶，属于低层次的哭。因为母亲的奶头一放进他（她）的小嘴里，孩子便不再哭。
高考落榜，名落孙山，Ａ哭了。这哭的级别也属于低层次。因为第二年再考，Ａ考进了北大，他不哭了。
马寅初的老泪纵横属于较高层次。这哭不属个人或私人性质，而属于一个拥有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和民族受２０年委曲的严重事件。
它表明人治开始结束，法治开始提到了议事日程。
马寅初的哭，其发泄效果胜似向全国发表一次演说。
其实，２０个春秋寒暑，他并不是“单枪匹马”在孤军奋战。北大精神是不孤单的。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
１９７９年是我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第二年。那年深秋，我从建国门外回到西郊，特意经过东总布胡同３２号马寅初的寓所。图为经济所的Ａ先生曾指给我看过老校长的屋。当时我停住了脚步，内心升腾起了一种深深的敬意。（远不止是当年的学生对校长的“硬骨头”的肃然起敬。）
平反后的第三年即１９８２年５月，马寅初逝世。他毕竟还是幸福的，因为他在有生之年看到了真理和正义战胜了谬论和邪恶。陈毅元帅的话是对的：“即使再过一万年，你马寅初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正确的！”
凡是发生过悲剧的地方，世界哲学的深深脚印就会驻留在那里，摧人成熟，走近真善美。
权势，以力压服人，只能猖狂一时；而真理却可以与日月星这三光争辉。马寅初的铁骨铮铮和他的“新人口论”是一个真正大写人的有关人的思考。中国古人有言：“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
马寅初是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个人”或者说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因为他的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哲学思想是“对症下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中国人口得到有效控制就是对世界的贡献。它属于世界性事件。
马寅初是一位先知先觉者。他最早意识到“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可见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
对中国是个致命伤，对世界又何尝不是？！
反右后的北大(11)
今天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觉悟到了这个致命伤。整个民族因他的先知先觉而觉醒。——这才是杰出人物或头脑对国家、民族和世界的独特贡献。
关于“世界历史人物”，黑格尔说，他的言行是他那个时代最卓越的言行。今天回过头去看马寅初的新人口哲学和他的战斗精神，不正是这样吗？他担任北大校长是当之无愧的！我为我曾是他的学生而无比自豪！
六、 田鼠及其深深的洞穴
每个时代都有与之相应的思想，同时也有与该思想相联系的词汇。
反右后的北大，用这样的词汇来刻画我的心理处境或生存状况是准确的：田鼠和它的深深洞穴。
这就是典型内向型的性格了。
在中国文学艺术史和思想史上，人们经常用这样一个词汇来刻画与时代相应的思想：隐居或退隐。
我在这里没有用“隐居”，而是用了“田鼠及其深深的洞穴”。我把我自己比喻、形容成一只受伤的田鼠。为了安全，不受伤害，我只有深挖洞。洞挖得越深，我就越觉得安全。——心安。
比如我喜欢走小道。回学生楼２８、 ４０斋明明有大路，别人都走大道，而我宁愿多走弯路，走小路，为的是不同他人相遇。这种心理其实是田鼠对外部世界的反应。
田鼠害怕阳光，对阳光底下的现实世界保持高度的警觉；对月光和星光则表示亲近，有种回到家里的安全感。反右后，我在北大读书，其实只做了一件事：挖了一个很深的、藏身心的洞。其实我这本书的主题是回忆我挖洞的故事。深挖洞就是偷偷形成自己的世界观。——这两种说法所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我闯进数学的哲学基础、物理学、生物学……都具有深挖洞穴的涵义。
反右前，我们系也安排了中国文学史课程。但我对中国古诗词不感兴趣。它进入不了我的内心。我的内心对中国古诗词的境界压根就不产生共鸣。因为我的内心没有与之共鸣的土壤。反右后的我，加上初恋失败，觉得很孤独。由于我的初恋很认真，很投入，没有一丁点玩世不恭的成分，所以受到打击伤害很大。在今天不少大学生看来，我当年的初恋失败算什么？伤口致于那么大吗？致于那么内出血吗？是小题大做吧？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反应。我想起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家马塞尔（Ｇ． Ｍａｒｃｅｌ， １８８９—１９７３）。他从小就经常随父亲去各地旅行。后来，在他的哲学思考和论著中，旅行便具有哲学层面的涵义。这里有两点：
第一，他把人生类比成一段旅程。其实中国古人也说：“夫生者行也，死者归也。人不能久行而不归。”
第二，在瑞士和意大利，当他看到天下独绝的风景时，他说他的感情在本质上是“宗教的”。
今天我们许多人也旅游。试问我们有几个人能像马塞尔对旅游作出上述哲学层面的反应呢？可见人与人都在同一个太阳、月亮和星空下生存着，但反应不尽相同。
后来我才知道，孤独原来是一种最好的营养品。
对有些人，孤独是可怕的，它足以摧毁一个人；对另一些人， 孤独却能催他成熟，走向“世界哲学”，成为哲学导师。
我开始对古诗词中的“孤”、“独”和“隐”等汉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与之共鸣。比如：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江雪》）
绝、灭、孤和独这四个汉字经诗人排列组合在一起便构筑了一种“隐”的意境，于我就是一个安全的洞穴。反右前（包括高中时代）我已经读过《江雪》，但引不起一丝半点共鸣。反右后才有共鸣产生，而且很深。
再就是柳宗元的这两句：“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这种意境刻画了我在反右后的心情或灵魂状态。对于我，这十四个汉字排列组合在一起是一种心灵的安慰。
总之，对那些测之无端、玩之无尽的千古绝唱，我特别感兴趣。如：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杜甫）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李白）
“朔云横高天，万里起秋色。壮士心飞扬，落日空叹息。长啸出原野，凛然寒风生。”（李白）
开始的时候，我是从政治社会学这些较低的层面对中国古诗词产生共鸣。后来便渐渐演变、上升为哲学的深层面，同政治社会学（比如反右等政治运动和个人的遭遇等）无关。这是成熟或进步的标志。
不过，这里有一个特点：
我迈出第一步，走向“世界哲学”（Ｗｏｒｌ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这条康庄大道，不是从德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古诗词，也不是从中国或西方哲学，更不是从数学和物理，而是从西方古典音乐，特别是从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响世界，格吱一下推开了“世界哲学”的大门，发出第一个惊叹号！这叫“殊途同归” 也叫“条条道路通罗马”。
再打个比方：到达北京有许多道路：可以从海上，在天津港登陆，直奔北京；也可以从广州、上海进北京；当然还可以从内蒙和西安方向进北京。
我走上“世界哲学”这条路是从西方古典音乐出发的。西方古典音乐对我是“世界哲学”的“第一课”（Ｌｅｓｓｏｎ Ｏｎｅ）。这是很奇怪的，说给哲学系的学生听，他们能相信吗？但却是事实。我正是从西方古典音乐（尤其是慢乐章）渐渐成为潇湘一钓客的：“本是潇湘一钓客，自西自东自南北”（《五灯会元》）
反右后的北大(12)
“反右后的北大”环境非常严酷。一个学生要形成具有独特个性的世界观真是谈何容易！只能潜入地下，不显山不露水地进行。我的成长应验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至理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坏事变成了好事，因祸而得福，是反右后北大严酷的漫长冬天玉成了我，有力地把我推向“世界哲学”，对“世界秩序”进行哲学思考。乱哄哄的外部世界使我渴望“世界秩序”
。“世界秩序”成了一个最高的哲学概念，英文叫“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Ｏｒｄｅｒ”；德文叫“ｄｉｅ Ｗｅｌｔｏｒｄｎｕｎｇ”。
获得这个概念是我在北大最大的收获之一。它起源于北大的乱哄哄。后来它便渐渐演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哲学概念。经过４０多年的演化，如今“世界秩序”包括五大秩序：自然秩序、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和人的内界（精神）秩序。
今天我成了一个专吃概念或观念的人。早晨一睁开眼，就有概念或观念跑到我的大脑中来。没有概念，我眼前的世界是一团原始的混乱。
从北大时期，我就养成了一个思考习惯：我是为一个个概念而活在这个世上的。
黑格尔有言：“在科学中，重要的是担负起概念思维的艰苦工作。”法国思想家蒲鲁东（１８０９—１８６５）也说：“我们只有靠我们的概念搭成的一种脚手架才能达到科学境地。”
１９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１７９８—１８５７）更是一语胜人千百：“概念，支配世界；否则，世界就是一片混乱。”
这又是我在北大读到的。三十多年后，我到巴黎一墓地还特意去造访了孔德的坟，为的是感谢他对我的启蒙。
概念常常是智慧，不是知识。比如中国哲学的“道”。智慧高于知识。北大最可贵的是给学生以智慧。这才是一流综合性大学最重要的素质。今天我才懂得当年我的所作所为全在贯彻学术自由和通才教育。我是本能、下意识地这样做了。
爱的目标大位移(1)
世界是一个开放式的大圆。它只对开放的头脑开放。它有３６０座门。从每扇门都可以走进圆内，直逼圆心。
冥冥之中，上帝引导、安排我从西方古典音乐这扇门走了进去。地点在北大朗润园，那里有不少荷塘，宛如江南水乡。整座园又紧靠圆明园遗址，真是得天独厚。
朗润园是北大教职员工住宅区，以教授为主。燕东园、燕南园也是教授住宅区。环境幽静，小桥流水，古香古色，明清建筑风格，是朗润园的特点。
谁要是没有走进朗润园，他就没有走进北大的第三心脏。（第一、第二心脏分别是图书馆和未名湖）
以上看法是我今天的领悟，不是我当年的见识。当时的我，不可能把整个世界理解成是一个开放式的大圆，如同一座能容纳１０万观众的体育场。而且有３６０扇门。
１９５７年冬天是反右后北大第一个冬天。政治气候，人与人的关系，已是零下２０度，比自然界的气温要低得多，而且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可以把人心温暖起来，除非把时间拨回到１９５６年的平和气氛。
未名湖结了一层厚冰。我的内心冰层更厚。对于生命，无形的冰比有形的冰更为严酷。
一日薄暮，失魂落魄、走投无路和孤苦无告的我，在未名湖畔碰到一位骑自行车的、在我们系里专讲莎士比亚的美国老教授温德。他是我在开全系联欢晚会和在颐和园游泳认识的。他能浮在水面，自由自在，手脚完全不动，引起人们围观。
“赵，你喜欢听古典音乐吗？”温德先生这样问我，他没有下车，只是用脚踏地，停靠在我旁边。因为他的腿很长，身高约１米８５。在后来的交往中他就一直叫我“赵”。
“喜欢一点，只是听不太懂，”我回答。（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听过）
“多听，自然就会懂得的。欢迎你来朗润园２５号我家听唱片！我家有很多唱片，随你选！”
一、 贝多芬的“力”与莫扎特的“和”
第二天暮色苍茫时分，我又在未名湖一带散步。坐在晚钟亭，我手里拿着一本《唐诗》，读到李白的“独漉篇”，被其中这样几句打动：“越鸟从南来，胡雁亦北度。我欲弯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归路。落叶别树，飘零随风。客无所托，悲与此同……”
隐隐约约，我觉得此处的“客”也指我。我同诗人开始共鸣了。
今天我才明白，这里的“客”应是天涯旅客，应是一个大写“人”，应是地球人，应是哲学意义上的或普遍世界的“人”。
即使是４６年后的今天重温这首诗，我觉得它仍然是千古绝唱。因为它吐露的是“世界的太息”，决非是私人性质的悲伤，而是世界或地球生命的悲壮。
北京西郊一带的天已经暗淡下来了，并怀着更大敌意向我合围，扑来。冥冥之中，有种召唤或力量牵着我向朗润园走去。
过了一座石板桥，走进一座没有大门的小花园，在紧靠北大围墙的房间有灯亮着（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温德先生的卧室）。我去敲玻璃窗。窗帘拉开一角：
“哦，赵！”
我分辨不清这究竟是北京话还是英文？
温德先生问我想听谁的作品，我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他用低沉、浑厚和纯正的英语对我说：“那就听听贝多芬吧！”
他说“贝多芬”时的口音不是英语，而是接近德语。后来我才知道，先生懂点德文，有时在我面前还朗诵歌德的诗。当然他精通法文。
整整一个晚上，直到深夜一点多，他给我听了贝多芬的《命运》《田园》《Ｄ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第五钢琴协奏曲》。
这就是我在北大朗润园打开西方古典音乐这部书，打开贝多芬音响艺术世界的劈头“第一课”（Ｌｅｓｓｏｎ Ｏｎｅ）。
后来我才知道，对于我，贝多芬音乐的“第一课”其实也是“世界哲学”的第一课。
“世界哲学”第一课可以是古典音乐，也可以是汉魏两晋和唐诗，当然还可以是数学、物理、天文学和地质学，以及中国哲学（比如庄子）、古希腊哲学、印度哲学和康德哲学……
在我的人生之旅中，贝多芬给我上的“第一课”是个转折点，是块路标，上面写着：“朝这个方向前进！”
没有他的及时拯救（是的，我用了“拯救”这个动词，我没有用错），没有他的“本体音响诗”的启迪、慰藉和鼓舞，我的灵魂将坠入悲观主义的泥潭和无意义的世界而不能自拔。
也许在这个世界上生命本来就无所谓有什么意义，然而人又不能睁着眼睛活在这个无意义的世界上，于是他就要挖空心思去杜撰、编织出一些自认为（至少能自圆其说）是有意义的意义。
许多年后，我才渐渐领悟到：贝多芬给我上的“第一课”还指给我看到了一个充满意义的金碧辉煌的世界。谁心中有了这个世界，现实世界的污泥就很难溅着他的身子。
那天晚上，在冥冥之中我觉得这位德国音响诗哲就坐在我身旁，既像一位严师，又像一位一见如故的患难之交，初次见面就激昂慷慨、不加掩饰地向我吐露、诉说他内心的“世界忧虑”、“世界不安”、“世界痛苦”、“世界太息”、“世界沉思”和“世界期待或憧憬”。
爱的目标大位移(2)
是的，一连串的世界，不是个人或私人的性质。——这点很重要。
音乐的内容尽管非常严肃、深邃和广大，却意外地拨响了我的心弦，使我感同身受，无师自通，第一次相见，就握手拥抱，成了至爱亲朋。
究其原因，估计是因为在我内心有了苦难，有了探索的热情，有了搏斗，也有了朦胧的
追求和模模糊糊的憧憬吧。
如果把贝多芬音乐看成是第二德语，那么它的基本词汇就是内心的苦难、热情和搏斗，以及天地人神，写成英文就是Ｇｏｄ·Ｎａｔｕｒｅ·Ｍａｎ（上帝·自然·人）；语法结构就是想像力，就是通过苦难和搏斗，自己为自己也为全人类和全世界创造欢乐，走向世界。
２６年后，即１９８３年，我把这“第一课”写进了我的专著《贝多芬之魂——德国古典“文化群落”中的贝多芬音乐》。其中第二章的标题是：“我与贝多芬音乐——发生在潜意识深层的朦胧故事”。这里又证实了黑格尔那段话：“精神曾经费了很长的时间才把哲学发挥出来。”
黑格尔认为，哲学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出发的：当一个民族的精神已经从原始自然生活的蒙昧混沌境界中挣扎了出来，而过渡到反省和理解，这时，哲学思想就会开始出现。或者说，当内心的要求与外在的现实发生了裂痕，精神逃避到思想的空旷和荒野中去，为自己建立一个思想王国，以反抗现实的世界。
对一个民族精神是如此，对民族中的某个具体人不也是这样吗？——这就是我当年在朗润园上西方古典音乐“第一课”的灵魂状态。
到了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０年，这灵魂状态便演化、上升为这样一种境界：“普遍的世界思维在我里面思维着。”
这一表述或说法源自德国古典哲学：Ｄａｓ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Ｗｅｌｔｄｅｎｋｅｎ Ｄｅｎｋｔ ｉｎ Ｍｉｒ．
这种特殊的表述尽管佶屈聱牙，隐晦曲折，有些不符合规范，中国人不习惯，但仔细琢磨，还是耐人咀嚼，很哲学味的。
自那以后，直到今天，将近半个世纪，“普通的世界思维在我里面思维着”这个哲学命题就一直伴随着我，引导我，并且不断地成长，成熟起来。也许把这个命题改写成这个句子会更符合我的实际情况：普通的世界感受和思维在我身上感受和思维着。
贝多芬音乐把我引上了路，而且一去就不回头：“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对于我，朗润园还不只是“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而是“世界哲学学园”。正是从这里，我走在通向“世界哲学”的路上。
直到２３年后，即１９８０年，我读到德国存在主义思想家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引论》才知道：“所谓哲学，就是在路上（ａｕｆ ｄｅｍ Ｗｅｇｅ）。”
“哲学的本质是寻找真理，而不是占有真理。”Ｋ·Ｊａｓｐｅｒｓ 《哲学引论》，德文版，１９７８年，第１３页。
其实科学、艺术和哲学的本质都是这样。重点和要害不在占有，而在不断追求。不是静态占有，而是动态追求才使人有持久的幸福感。
爱情的追求又何尝不是这样？
结婚便是静态的占有。所以它失去了刺激和魅力。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至１９５８年４月这半年的朗润园对我一生的精神发展是难忘的，决定性的。几乎每隔一两天，我就要去温德先生的小客厅（估计只有３０平米）聆听伟大音乐家的启蒙和教晦，从巴赫、亨德尔、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一直到柴可夫斯基和德彪西。其中听得最多的作品是贝多芬和莫扎特的曲子。
后来我才懂得并体认到：可以分别用两个汉字来概括他们的音乐本质：贝多芬是“力”，莫扎特是“和”。
“力”不是牛顿力学的力，而是精神上的力。我迫切需要借助这力走向“世界哲学”。我需要贝多芬助我一臂之力。
“和”是天地人之间的和谐，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吾爱此响，松之风而竹之雨”；是山居深静，林木复苏，清风入弦，绝去尘嚣的“和”；是“宇宙定律的和谐”。正在营构世界观的我，迫切需要这“力”，这“和”。“力”是钢筋，“和”是混凝土。
在莫扎特音乐中（尤其是慢板乐章），我找到了如清泉白石或明月清风一样的悠然自得心境。它足以排除外部世界丧失了理性的乱哄哄。
我说过，开始的时候，这一切还带有政治社会性质或低层面的色彩，后来便渐渐成了高层次的哲学：普遍世界的感受和思维在我身上的感受和思维。这就好比三级火箭。第一级是属于尘世的。只有第三级才能将载有人的飞船送进太空轨道。
二、 宁静是一种力量
体认到这一点，是１９５７年岁末我的一大收获，也是我走向成熟的一步。它标志了我的内向型性格开始进入运行轨道，渐渐成了我的世界观的核心。
这时候，西方宗教音乐大量进入我的大脑，并扎下了根，尤其是巴赫、亨德尔、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弥撒曲，从中我感到有种很深沉的宁静弥漫。这是一种崇高的宁静或静穆的神圣。
肖邦的曲子也听，尤其是他的夜曲（Ｎｏｃｔｕｒｎｅｓ），里面有一种安静的气氛。不过不是宁静，是安静。
爱的目标大位移(3)
安静属于尘世，属于不喧闹、分贝很小这种物理性质。宁静属于天国，属于宗教范围，同分贝的数值关系不大。即使外界很嘈杂，乱哄哄的噪声不绝于耳，内心仍然能保持宁静状态，这才是真功夫，真正的哲学境界。
肖邦的夜曲很诗意，很幽静，只有尘世的梦，少有神性。因为这只是安静。可见宁静的级别高于安静。——当然，这是我后来才体验出来的。不是“第一课”，而是到了“第三课
”。
肖邦夜曲的安静不能把我引导到哲学王国沉思默想的宁静境界。当时我更需要对天地人神的冥想或凝神默想。
我记得那年年底的一个夜晚，我听了一个晚上的宗教音乐：巴赫的《马太受难曲》《ｂ小调弥撒曲》；亨德尔的《弥赛亚》；贝多芬的《Ｄ大调庄严弥撒》。
我的内心感受是难以言表的。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宗教经历。它来自音乐。后来在我的人生之旅中，曾有过多次宗教性质的感悟。
那是宗教感的“第一课”。（又是“第一课”）
一点多钟，温德先生在对面的长沙发上睡了。我悄悄地开了门，不辞而别。哦，外面正下着鹅毛大雪！整个朗润园静极。荷塘、石板桥和周遭的树木、竹林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有种神圣的宁静弥漫。这时，我突然记起白居易的两句诗：“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夜雪》）
经过未名湖的时候，我久久停在一处不动。肉耳和心耳好像还有巴赫和亨德尔的宗教音乐在回荡，缭绕。
我突然觉得用我的听觉、味觉、视觉和触觉已经体验、品尝到了一个“静”字。
其实今天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世界，严重欠缺这个“静”字。既没有外在的“静”，也没有“内心的静”。而后者更重要。
是的，静有等级。宁静最高级。“内心的静”便是宁静。宁静是种力量。这力量要用心灵去感受。因为它不是马力。我们时代的马力还不够吗？反而是马力太多了，宁静的力量太少了，太微弱了。
毕业前夕，我才明白，科学、艺术和哲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敬畏和宁静。
我记起有句德文：“Ｄｉｅ Ｓｔｉｌｌｅ ｖｏｒ Ｇｏｔｔ”（在上帝尊前的静穆）。——这才是最高层次的宁静。
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数学、物理、哲学、文学艺术……所追求的极玄之域，都是“在上帝尊前的静穆”。
“在上帝尊前的静穆”是人类智慧的开端，也是它的终结。
难怪唐代道士司马承祯说：“静则生慧，动则成昏。”
东西方哲学家都强调“把我们的快乐完全限于自己的内心”。后来我读到南宋哲学家陆象山的号召：
“收拾精神，自作主宰。”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劳攘；须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内……谁欺得你，谁瞒得你？”
“内心的宁静”，正是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的必然结果。而西方古典音乐的本质就是促使、引导你收拾精神，向内用力，自作主宰；就是“导向内心”的音响诗哲。
“导向内心”是个英文术语“ｉｎｎｅｒｄｉｒｅｃｔｅｄ”，是１９６０年我从温德先生书架上一本心理学著作中读到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用的术语。在那个危机重重的时候（ｉｎ ａ Ｔｉｍｅ ｏｆ Ｃｒｉｓｉｓ），一切“导向内心”的事物（科学、艺术和哲学），我都去追求，为的是获得“宁静”。两次战役之间的间隙境界才是“宁静”。这是我下的定义。
西方古典音乐的价值在于它能为我营造一种心理大背景或氛围。追求“世界哲学”的人不能没有这种心理氛围。它与中国古诗、哲学、数学、物理……是互动、相互激励和互相营养的关系。比如：当我越是深入数学的本质，我对古典音乐的感受和理解就越深。——这是奇怪的，微妙的，却是事实。
久久站在大雪纷飞的未名湖边，我突然觉得还欠缺晚亭夜半残钟声。如果这时有疏缓的钟声回荡，我的收获必然会更大些。
走回宿舍楼已是深夜一点多。
在走廊里碰到同屋同床（上下铺）的王熙敬（山西运城人），只说了一句：“开夜车这么晚！”
轻手轻脚爬上我的上铺，睡不着。我需要消化刚接收到的大量信息，包括燕园的夜寒湖悄静，雪压一片竹。
我至今也忘不了那段充满大小惊叹号的峥嵘岁月。
特点是理科和文科齐头并进，构成海陆空立体的多向度，不拘一格，自由出击。
自这以后，“宁静”、“静穆”便越来越成了一个哲学上的概念。这发端于政治、社会学领域，人斗人的外界环境步步把我逼向自己的内心去觅寻精神上的宁静，渐次上升到了哲学层面。当然，若是我不去阅读有关书籍，光凭自己的一点感受和经历是不足以上升到哲学的。北大图书馆的丰富藏书满足了我的需要。
佛教哲学的“四禅心不动”便是哲学层面上的“宁静”！
“息依身心，四禅心不动。”（《成实论》）意谓：修习禅定共有初禅、二禅、三禅和四禅这四种境界。四禅为最高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