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的理解，宁静的最高层次为禅定。当年北大动荡不安的政治社会环境非常有利于我去理解、追求禅定。
爱的目标大位移(4)
１９５８年，当我从《五灯会元》读到这一句箴言，我是如获至宝：“青山原不动，浮云任去来。”
我把自己的内界比作青山，外界的一切非理性（包括后来的十年文革）统统看成是浮云。
自１９５７年冬日朗润园以后的三四年，渐渐形成“禅定”的观念是我的一大收获。没有它，内心的堡垒只能是一句空话。
三、 扒开脑壳，感受和认识世界
因受到德奥古典音乐的伟大感召，我在德国文学史讲义上写下了这段短短的日记。因为它不涉及政治，所以写成日记没有危险。反右后，我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害怕被抓辫子、打棍子，即使是日记中的一句话，也可以在一夜之间叫你成为现行反革命。
其实北大６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扒开了自己的脑壳。
刚跨进校门，我的脑壳是封闭的，不开窍；毕业时走出南校门，我的头脑是开放的。
扒开脑壳需要借助外来的力。——这就是贝多芬音乐对我的成长的关键性意义。我特别喜欢贝多芬音乐中的如同军号一般的嘹亮声。在《第九》《第三》《第五》，以及他的钢琴协奏曲和小提琴协奏曲中，贝多芬的军号嘹亮用得最好。那是在急风暴雨中同命运抗争的力。
４０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需要贝多芬的“力”为我开山辟路，只是“力”与“和”的顺序有些变动：北大时期是：贝多芬的“力”＋莫扎特的“和”；今天的我则需要：莫扎特的“和”＋贝多芬的“力”。
这区别已是我一生的心路历程或精神轨迹。
西方古典音乐的风骨和格调，它们营造出来的氛围，特别适合我成长或觉醒。因为哲学的本质不是给予，而是唤醒，只是唤醒。西方古典音乐扒开了我的脑壳，其实是唤醒了我的心灵，不再昏睡，浑浑噩噩。
贝多芬音乐中的崇高的力向我的脑壳作猛烈的一击，宣告我开始成为另一个人，向“世界哲学”的大道上走去。我在课堂上的专业——德国文学只是一个小圆。数学、物理、地质学和社会科学……也是小圆。
“世界哲学”是个大圆，它具有天地人神四重结构，它包容了一个个小圆。音乐、建筑、绘画、诗歌都是小圆。
以上这些是我后来的认识，不是我在１９５７年冬日的觉醒。
关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我还记起一件事：１９５９年是国庆１０周年，中央决定请东德“德累斯顿交响乐团”来京演出《贝九》。这也算是同世界文化接轨，以示隆重。
记得那天全校同学都在收听那场音乐会。当时是由中央广播电台现场广播，学校在大饭厅周围安装了好几个大喇叭。
《贝九》音乐会开过后，中苏两党分裂已公开化。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越绷越紧，于是才有马寅初校长被迫离开北大；才有１９６６年的文革；才有贝多芬音乐被列为“资”；唐诗为“封”；许多优秀的苏联电影（如《第四十一个》）被定性为“修”。
四、 爱的目标大位移
对男人，初恋的本质是男性荷尔蒙去攻击一个女子，而且是原始本能的第一次，能量极大，尽管外表腼腆，羞涩。
自１９５７年反右后第一个寒冷的冬天以来，我开始无意识地、利用一次偶然机会把攻击矛头转向西方古典音乐，同时指向文科和理科广大知识王国。——在心理学上，这种现象有个专门术语：攻击目标大位移或爱的目标大位移。
记得１９５８年我在大三讲义上写下了一句饱含着愤慨的内心独白（不久便涂掉了）：“我不再稀罕她了，我找到了广大的爱！”
这个她，便是我的初恋对象。爱是指泛爱，越出了情爱和性爱的范畴，转而是去爱世界，爱世界结构，同时去爱文科和理科，爱人类知识的统一性。庄子说：“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在心理学上，“挫折攻击”（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或假说。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概念。这个假说是美国心理学家Ｊ·Ｄｏｌｌａｒｄ和Ｎ·Ｅ·Ｍｉｌｌｅｒ于１９３９年提出来的。１９６１年暮春即毕业前夕，我从北大图书馆借到他们的书才恍然大悟：哦，原来如此！
认识自己的行为根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一个人的欲望或动机不能满足，目的不能达到时，他会本能地向挫折源发起猛烈攻击。一般有两种方式：
第一，外显的或露骨的。
比如你有急事上楼，前面有两个胖子在慢吞吞地爬上去。他们挡了你的道（因为楼梯窄，他们又是并排着），使你受到挫折，这时候，你会恨不得将他们推倒！这就是向挫折源发起正面、直接的攻击。
再比如有一天，你去搭航班，飞日本。你的朋友开“Ｈｏｎｄａ”送你。前面有辆“大众”，时速还不到５０公里。你担心不能及时赶到机场，会脱口（至少在心里）骂一句（这骂的实质是向挫折源发起攻击）：“他妈的，你没有吃饭吗？你睡着了吗？”
如果你继续因“大众”堵上一分钟（只需一分钟），你会恨不得开着一台推土机把它推开，为自己开路。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极少数男子在失恋后会去杀害女方或严重伤害她（如毁容等）。这类犯罪案件常见于报刊。
爱的目标大位移(5)
第二，隐含或隐形的。
受挫折者并不直接向挫折源发起攻击，而是把全身心的能量集中起来去攻击他物。
女人则上街去疯狂购物。越是贵重的东西越要买。（买成了一种攻击行为）疯狂、贵重的程度成了报复、解恨的标志或符号。两者成正比。
当然今日的一些女青年则常用香烟头把自己的手腕烙成一个被烧焦的疤痕，表明初恋的失败，表明同负心郎作永久的决裂。因为疤痕是永久性的。
这种向自身发起攻击的行为多少带点江湖性质。女研究生和女博士生的初恋失败就决不会采用烟头攻击的方式。
不过我在大学三年级突然将长发剃成平头也是坚决向她作最后告别的一个符号。当我走进教室，德国文学史专家洛赫太太大吃一惊，说：“赵，你怎么啦？只有进监狱的犯人才理成这种发型！”
今天看来，平顶头这个符号毕竟很幼稚，属于低层次的攻击，同用烟头烧手腕的水平差不多。
男人在失恋后往往去酗酒、赌博，从不抽烟到一根接一根，精神委靡不振，被击倒在地，爬不起来。
极端的例子是自杀。
自杀的本质是向自身发起攻击。这攻击的能量和决心有多大啊！男女自杀现象都有。１９岁的我则向世界、向知识王国发起攻击。
首先是在无意中悲愤地敲开西方古典音乐神圣、崇高和庄严的大门。不久便毅然去冲破文理科的界线。
失恋的创伤越大，越悲愤，攻击的力度也越大。两者成正比。
当年我失去的是一个女生，获得的却是一个哲学的世界观，一个涵盖文理科的广大世界。“世界哲学”是它的精华，其中包括自然哲学。归根到底是天地人神四重结构。写成英文是：Ｇｏｄ · Ｎａｔｕｒｅ · Ｍａｎ（上帝·自然·人）。
这才是永久性的符号，比烟头烙下的被烧焦的伤疤要永久得多，也高级得多。所以什么样的人采取什么样的攻击方式。
在北大求学时期，对于我，爱的目标大位移是件大事。没有位移，就不会有我后来走向成熟。如果有来世，我愿我的初恋再遭惨败，然后再来一次爱的攻击目标大位移，决心干一番大事业。
用自杀的勇气去干一番事业便是“人生使命感”了。“人生使命感”可以造就一个人的终身康泰、坚定和幸福。
大把的金钱可以保证买到感官享乐，但不一定能保证买到心的坚定、康泰和幸福。因为金钱买不到“人生使命感”。这种感觉有一种神性，它只能来自一个人的内界。它没有标价。
毕业的时候，当我１９６１年８月走出北大，我已经是一个负有“人生使命感”的年青人了，尽管我脸上还有不少稚嫩或稚气，但骨子里或在精神构造上却是一名经历过枪林弹雨洗礼的战士。
五、 关于善的德国和恶的德国
自１９５７年冬，温德先生和我便成了忘年交。我估计他那年大约是７０来岁的样子，我是刚好处在１９－２０岁之交时期。
他是单身汉，日常生活由仆人照顾。他偶尔也备备课。遇上他忙，他就在小客厅的隔壁小书房打字，让我自己随心所欲地挑选唱片，自己放，自己听。当然他也听。他说，他最爱边听音乐边打字。
今天我还记得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和打字的声音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情景。温德先生对我说：“随时欢迎你来听音乐，不碍事。”（其实他内心有种孤独感）
这样，每隔两、三天我就去。寒假几乎天天泡在朗润园。不到半年，西方古典音乐的精神便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流进了我的血管。当时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些作品传达出来的是人类尽善尽美的境界。西方古典音乐无疑是西方文明的精华之一。
又是在一个下雪天的深夜，我从温德先生家小客厅走出来。在池塘岸边一株小柳树面前，我站住了。我用右手拂去树上一层雪，内心的一句独白是：“小兄弟，你冷吗？”
我把柳树看成是人类的兄弟。西方古典音乐开始培养了我的“以宇宙万物为友，人间哀乐为怀”的敬畏和泛神论情感。它和庄子的“泛爱万物”是相通的。
这样的情怀同“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或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同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切恶也是水火不相容的。
我想起１９３３－１９４５年的德国纳粹运动的非理性和邪恶。
一个贡献了贝多芬、莫扎特、巴赫和舒伯特……的民族为什么会变得那样残酷？高贵、崇高同邪恶、残酷何以能在一个民族身上并存？
１９５８年我同东德留学生君特一起看一部波兰电影，有纳粹军官枪杀波兰犹太人的镜头。君特突然低下了头，说：“我为我是个德国人而羞愧！”许多年，这句独白常常回荡在我的耳际。的确，有两个德国：善的和恶的。爱因斯坦是这样区分的：１９３３年１月希特勒上台，当时爱因斯坦正在美国访问。３月他发表“不回德国的声明”。他说：“我希望比较健康的气氛不久便会在德国得到恢复。我也希望将来像康德和歌德那样的德国伟人，不仅时常会被人纪念，而且也会在公共生活里，活在人民的心坎里，并永远受到尊敬。”
可见，康德、歌德、莫扎特、贝多芬、巴赫和舒伯特……是善的德国这一面。希特勒和纳粹运动则是恶的德国这一面。
爱的目标大位移(6)
希特勒是领路人。他把整个民族引领到了一条邪恶的歧途，对人类犯下了滔天大罪。１９５９年我读中国思想史，读到杨雄的论述，不禁折服，拍案叫绝：“人之性也，善恶混。修期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
“导师失路，则迷途者众。”（南朝·宋·朱昭之）
是希特勒一个人“误导”的过错吗？德意志民族没有罪吗？我说的是集体罪。
英、法这两个欧洲国家不是也有丑恶的一面吗？
火烧圆明园正是丑恶的阴暗面犯下的滔天大罪。如果中国人把凡尔赛宫烧光，法国人作何感想？
二战中，意大利人在墨索里尼这位“领袖”的误导下也干尽了坏事。这个民族不是也有善恶两个面吗？但丁、达·芬奇、拉斐尔和许多伟大建筑师，以及伽利略等人代表了善这面，而墨索里尼则是恶。看来人性中的善恶不仅是某个民族的个别现象，而是普遍世界的人性或善恶的普遍世界性。——久久沉醉在西方古典音乐场中，我很自然地会联想到这些。音乐的功能是创造幻想，激活联想。
侵略者发动战争总有他们的说法或观念。
观念、思想有两面性。它们既创造了人类文明，帮助人类脱离野蛮和愚昧状态，但也制造了无数的邪恶。
毕业前夕，在我的头脑里形成了这两个命题（其实是同一个命题的两个侧面）：在人类文明史上，有哪些观念或思想帮助过人类？在人类文明史上，有哪些观念或思想损害过人类？
损害，即误导。
有一天，我把这两个命题译成英文去求教于老温德，看看是不是符合英国人的语言习惯。（大学６年，我对英文这种语言发生了极大兴趣。不过我在它身上花的时间并不多。我永远是通过读一本英文原著去渐渐熟悉这种语言）。经过温德先生的修改（时间是１９６１年６月），这两个对称命题写成了纯正的英文：
１． Ｉｄｅａ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Ｈｅｌｐｅｄ Ｍａｎｋｉｎｄ．
２． Ｉｄｅａ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Ｈａｒｍｅｄ Ｍａｎｋｉｎｄ．
那天温德先生告诉我，英国哲学家罗素已经就这两个命题写成过论著（均在１９４６年发表过）。不过我始终没有读到它们。
“９·１１”后，以及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爆发，自杀性汽车炸弹频频在许多地方爆炸，更迫使我想动手撰写这两本书。当然，我首先要阅读罗素的论述。我确信这两个命题远没有被人穷尽。因为它们特别有现实意义。我要把人的思想同人类语言、人脑构造合在一起来论述。
语言、思想和战争是分不开的。
人类语言和思想既有功也有过。
这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锋利剑有双刃。
过些年我打算动手写两本书，题目就叫：《哪些思想有益于人类？》《哪些思想误导过人类？》
或者把它写成一本书：《人：会思想的动物》，上下两册，分别冠以上述题目。
西方的泛神论思想便有益于人类。
它的核心是把大自然同上帝等同起来，写成一个复合名词：ＧｏｄＮａｔｕｒｅ。
“德意志至上”这种思想便误导过德意志民族。
“正义”这一思想很含糊。它既有益于人类，也误导人类，直到今天。以巴冲突不断便是一个例子。双方都说“正义”在自己这一边。美国和拉丹的冲突也是围绕“正义”展开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的思想。这个命题才是有关“正义”最好的定义。
在人类历史上，“阶级斗争”是个很重要的思想或概括。用它来把握、理解和梳理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是恰当的。不过若是把它滥用，借题发挥，成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东西，便是一种邪恶和犯罪了。我指的是这种提法：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真理和谬论仅差一步。
今天的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便是有益于人类的观念。培根的“知识即力量”也有益于人类进步。
电磁观念同样是这样。当然还有电磁波和能量子的观念。
所以说，我今天的一切胎观都可以追溯到我在北大求学时期。朗润园和圆明园对于我是重要的课堂，比阶梯大教室重要得多。我不是从阶梯教室走向“世界哲学”的。
许多年，我始终把圆明园建筑废墟和荒野看成是北大校园的一部分。因为北大围墙外西北方就是圆明园。两者相距仅三五十米。
六、 开始一系列观念的冒险
从１９５７年冬天的朗润园走出来，我来到一个广大世界。我的专业已经远不是德国语言文学了。我是四处出击。涉及的对象看起来很杂乱，文理科并举，其实是“吾道一以贯之”。我有我的章法，只听从内在那个最高声音的召唤。凡是我感兴趣的学科，我都敢碰，都敢闯进去。
我不功利。不是为了考研究生。我是“明其道，不计其功”。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追求“世界观”的满足。动机很纯，是为学问而学问。
德国语言文学成了我的大圆圈中的一个小圆圈。
我的时间分配大致如下（当时我并没有这种意识或明确的安排。这是我今天在回顾中总结出来的）：
爱的目标大位移(7)
课堂上花费精力仅占全部的 １０％
科学（重点在理论物理） ４０％
艺术（重点在音乐） ２０％
哲学（东方和西方哲学） ３０％
我不再把考试得分放在心上。只求及格。有的同学（尤其是女生）不得满分就哭。
我厌恶、痛恨考试。我的心变得很野，爱望野眼。我觉得课堂的空间太小太小。我喜欢自己去找食。
我读到少年达尔文的故事。他常去野外捕捉昆虫。有一回他用左手捉到一只美丽的昆虫。不久又见到一个他从没有见过的新种，更叫他兴奋不已。后来又发现更为奇特的第三只。他只好把它放进嘴里，用嘴去衔住。结果昆虫分泌出一种化学物质，灼伤了达尔文的舌头。
面对文理两科许多学科知识向我涌来，我也有点像当年的达尔文处理三只昆虫的办法和心情。
我是天天向上、生机勃勃的人，直到今天。毛泽东说过许多话，都成了语录。我只记得其中两句，其他都忘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是写给孩子们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是的，不是什么都准备好了再去打仗，而是先投入战场，打几次硬仗，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风急浪涌中学会游泳。我的哲学不是从哲学系阶梯大教室走出来的，学来的。我是在浴血奋战、枪林弹雨中打出来的，肉搏出来的，身上布满了弹片伤疤。
从１９５７年冬日我从朗润园走出来，借助贝多芬崇高、庄严“力”的感召（比如《命运交响曲》那些富有“人生使命感”的主题），我在瞑瞑中（当时并没有清晰的意识）开始了一系列思想、观念的冒险（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Ｉｄｅａｓ）。因为在北大最后的三年（大约是１９５９－１９６１）我渐渐把人的一生理解成是一场冒险活动。它是由一长串大大小小的冒险构成的。不同的人从事不同性质的冒险活动。
有人从事外在冒险。比如１８世纪英国杰出的海上探险家库克。当然还有哥仑布等人，以及征服珠峰的勇士们。
有人从事内在冒险。比如贝多芬、康德和黑格尔，还有老子和庄子，以及柏拉图。当然理论物理学家对物理概念（Ｃｏｎｃｅｐｔｓ）的深入探索（比如物质世界的原子结构），便是典型的内在冒险。
大数学家的一生所从事的也是典型的内在（思想和观念）冒险。按我的天性，我只能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内在冒险活动。
“真善美”这三个汉字是一个有机整体。
人们经常说起它，好像变成了一堆陈词滥调，人人都懂得，并握有它，似乎一钱不值。恰恰相反。一切内在冒险的最高目标和境界都以“真善美”三位一体为指归。这三位一体才是“上帝”。这是我在毕业前夕给上帝下的定义。在北大最后三年，我苦苦追求的正是“在上帝面前的宁静”。
这种宁静并不能占有，只能追求。宁静是战斗、冒险之后的最高报酬。这种宁静不是一枚金币，可以稳稳当当地藏在裤子的口袋里，一次性地永久占有。不，不是这样。
坦率地说，今天（２００３年）我的精神面貌依然保持着我在北大求学最后几年的状态，也许更为健康，更为奋发。因为我现在已经基本上消除了青年时代周期性的忧郁症。或者说，自我在北大读三年级以来，我一直生活、沉醉在贝多芬和莫扎特乐曲所营构的“体、志、气、韵”中。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认为：“文不可无者有四：曰体，曰志，曰气，曰韵。”
谢榛（１４９５－１５２５）把它加以发挥：“作诗亦然。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四者之本，非养无以发其真，非悟无以入其妙。”（《四溟诗话》）
在我听来，德奥古典音乐的本质即是诗。贝多芬自己就说自己的目标是努力把曲子写成“Ｔｏｎｄｉｃｈｔｕｎｇ”（音响诗）。
１９５７年冬或１９５８年春，我从朗润园走出来，为了吃透、体认西方古典音乐的博大精深或它的“体、志、气、韵”的境界，为了发其真，入其妙，我一直在“养”和“悟”字上狠下功夫。
“功夫在诗外”。这个“外”字，便是文理科合在一起的抽象、提炼和概括：世界哲学。北大最后三年，我只做了一件事：养，悟。
贝多芬和莫扎特是我在北大朗润园的良师益友。他们两人合起来对我的启迪是任何教授都无法相比的。因为直到今天，我仍旧从他们的语言中吸取生存的智慧。对于我，北大环境（图书馆和校园，当然还有颐和园和西山一带）也是“养”和“悟”的最理想的地方。非理性的政治运动不断对我的精神压迫也许又是一件好事。因为它迫使我进一步退向自己的内心深处，不停地去深挖洞。而哲学的本质正是挖洞。
不久前陕西电视台专门来采访我。最后问我：“赵先生，你能说说你今天的精神状态吗？”
我不加思索地回答：“你去听听贝多芬的《命运》《英雄》和《第九交响曲》吧！”
这些曲子是恒听恒新的。它讲述的是有关文明人的生命本质的故事。它没有情节，只有情态。生命本体的情态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它和生命同在。
爱的目标大位移(8)
我承认，瑞奇·马丁的演唱也拥有一种感召的力。对台下千万青年人，他有一种巨大的煽动性。
我也喜欢，但对我则构不成一种神圣、崇高的感召；我更不会在他的演唱营造的氛围中去生活和创作，永远也产生不了“人生使命感”。而贝多芬的感召力则会。这才是本质的区别。
我创作的背景音乐和心理氛围只能是贝多芬和莫扎特。贝多芬同瑞奇·马丁（还有去世的“猫王”）并不冲突。他们是并存的，和平共处。当代世界的冲突太多太多，还嫌冲突得不够吗？贝多芬的“力”同瑞奇·马丁的“力”是互补的。
我今天之所以选择了贝多芬的“力”，也许是因为：我是在他的“力场”中（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Ｂｅｅｔｈｏｖｅｎｓ Ｆｏｒｃｅ）渐渐成熟起来的。毕竟，贝多芬“力场”的层次很深，它属于哲学层面。瑞奇·马丁的“力”则属于社会学层面。贝多芬的最大成就是使音乐表达哲学精神。肖邦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勃拉姆斯比较接近贝多芬。
贝多芬是不朽的。莫扎特也是。因为他们教给我的不是知识，而是人生智慧，是指给我看到“人生使命感”。这比什么都重要。这种认识，这一结论，是“最后一课”。（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Ｌｅｓｓｏｎ）从“第一课”到“最后一课”，已是我一生。
也许我这一生（北大求学６年是我一生的第一阶段）只做了一件事：尽我所能，鸟瞰人生世界的本质和结构。
鸟瞰的英语是ａ ｂｉｒｄｓ ｅｙｅ ｖｉｅｗ．我特别喜欢这种表述或说法。因为它很形象。其涵义是：从高处往下看，从而得出一个全盘的总体了解。
比如一只苍鹰在离荒野２００米的上空盘旋，便能一目了然地发现一只奔跑的野兔。
后来（大约是１９５９年我对中国哲学发生浓厚兴趣的日子），我读到孟子的论述更是拍案叫绝：“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东山指鲁国京城东面的高山。“小”是个动词。
宇航员杨利伟从“神舟５号”飞船上看我们的地球才是真正的“小天下”。
做学问，就是要力争“小天下”。
命中注定，我的努力方向是去“小天下”。英文“鸟瞰”是诗意的说法，“小天下”则是哲学语言或哲学的表述。所谓哲学，就是去“小天下”。这是我的定义。
１９５７年冬或１９５８年春的朗润园是我走向“小天下”的第一步。不过当初我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后来离开了北大，我才恍然大悟朗润园那段岁月对我一生的意义。
在我们一生中，有许多事物都是这样：只有在事后，即事情发生之后很久，当我们回过头去看它时，我们才渐渐看出它的全部涵义。
比如抗日战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微妙关系；十年文革对中国的深远影响。“９·１１”对美国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
１８世纪是微积分蓬勃崛起的岁月，但它的哲学基础只有等到１９世纪才被一些数学哲学家触及，探索，包括对一些重要概念加以严格的审视和定义。
几何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只有到了希尔伯特（１８６２－１９４３）手里，它的基础才得到严格的探究。我指的是他的《几何学基础》（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ｒ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ｅ）一书的问世，时１８９９年。
至于有关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更是如此。我们生下来很久（比如三四十年之后，或者五六十年之后），我们才认真追问这个问题：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目的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吗？匆匆来，又匆匆去……
想当年，我们呱呱落地，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是毫无思想准备的。那是父母的意志，硬是把我们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父母没有事先征得我们的同意。连事先打个招呼都没有。
我们是先出生，先活着，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然后再回过头去追问人生的意义和目的。
都是“事后诸葛亮”。
１９５７和１９５８年冬春交接是我开始追问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日子，背景音乐是从巴赫到马勒和德彪西的作品。
有一天黄昏，雪后放晴，我从温德先生家小客厅走出来，突然听到有一群乱鸦投落日的啼叫声，我情不自禁地停住了脚步，久久站在宽宽的石板桥上看着“群鸦争晚噪，一意送斜阳”的画面，企图听出饥鸦啄雪枝上啼的涵义。
没有回答生命的意义。至少我的耳朵听不出来。
失望、茫然和惆怅是必然的。
毕竟在林中小泊的寒鸦是一群无才思的造物。
也许在我们这个小小星球上只有人这个物种才追问生命的目的、价值和意义。“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这是李白追问后的回答吗？
原来北大校园（包括圆明园废墟和西山一带景物）最适合做这三件事：
读书；
追问人生的意义、目的和价值，形成世界观；
谈恋爱。
对于一个在校的大学生，还有比这三件事更重要的吗？
没有这三件事，还是大学生吗？
少了其中一件，都是残缺。按我的理解，失恋要比成功好十倍、百倍。——重要的是，不要被失恋击倒在地，要善于将爱的目标大位移，努力做到：没有追到一位女生，却在追求一个广大而深邃的世界，并最终成为世界的投影或世界的回音壁。
爱的目标大位移(9)
成为世界或时代精神回音壁的人是幸福的，即使是投影的一小块或回音壁的一小角也是成就。
数学王国的神性(1)
中学时代，数学（代数、几何和三角）是我的敌人，我怕它们，就像我惧怕蛇、蜈蚣和蝎子。自１９５７年冬天，数学突然成了我的至爱亲朋，成了我的灵魂寄托之所，成了我的安慰，成了庇护我的上帝。——这转变是奇怪的，却是事实。
也是１９５７年冬天，在朗润园上了西方古典音乐“第一课”后不久（好像是第三天一个下午），我经过大饭厅回宿舍，在路旁有校友在摆摊卖旧讲义和旧书。
这是当年北大的一道小小风景。毕业班学生准备离校，把不要的旧讲义和旧书卖掉（多半是三折或五折）。这种风气也启发了我，以致于我后来开了窍，卖掉手表、毛料裤、毛毯和金戒指，去买回我渴望的书籍。
在几本数学书的摊位面前，我收住了脚步。卖主肯定是数学系高年级学生。我拿起一本《数学分析简明教程》（上册，苏联辛钦著，北大数学力学系数学分析与函数论教研室翻译，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５４年）。随手我翻到“无穷小量”这一小节。其中第２个例子深深吸引了我：
按照万有引力定律，太阳Ｓ吸引着围绕着它运动的彗星Ｋ（图３），所用的力是ｋ／ｒ，其中ｋ是一个正的常数，而ｒ是两个天体的中心之间的距离。我们假定现在所谈到的彗星只一次出现在太阳系范围之内（双曲线轨道），以后就无限制地离开了它，因而在此以后，彗星离太阳的距离ｒ就一直地并且无限制地增大。于是很明显，引力ｋ／ｒ就要无限地变小……在彗星无限制地远离太阳的过程中，太阳吸引彗星的引力是一个无穷小量。
这个例子深深震撼了我的内心，并发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叹号！后来我才知道，哲学正是起源于对世界的惊讶。写成英文就是：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Ｂｅｇｉｎｓ ｗｉｔｈ Ｗｏｎｄｅｒ． 我对无穷小量这个例子的惊讶其实属于自然哲学的性质。不过“世界哲学”把自然哲学包容、涵盖在内。
一、 我为数学哲理诗而哭泣
我之所以被这个例子深深触动（或叫触及灵魂），估计有以下原因：
１． 它是天下第一首哲理诗。它使我一下子便融合进了宇宙宏伟、无穷的结构中去。
这样的诗使我脱俗，得乾坤、浩然之气。这样的诗，才是宇宙天地之精英。
后来，我读了中国美学史，才进一步懂得了这个例子为什么能触及我的灵魂而发出无声的哭泣。因为它一下子便把我带进了由十个汉字构成的超尘绝俗的境界：超脱、淡远、荒寒、幽深和空灵。其实这正是中国艺术魅力之所在。
２． 借助于宇宙间这第一等诗，我找到了精神避难所，可以躲过、逃脱或抗击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的干扰和伤害。
当然，这种动机是很隐蔽、很“地下活动”的。如果暴露或有所流露，立即会有一顶压死人的帽子扣下来。
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我越走进数学王国，逃避政治现实的动机便越来越降低到了次要地位，自然哲学的兴趣则占上风。当然“隐居”的色彩一直有。
恶劣的政治现实使我向往中国古人的隐居生活。陶宏景（４５７—５３７）隐居名曲山是个例子。梁武帝即位，屡加礼聘，不肯出。他写了一首答齐高帝的诗：“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给我难忘印象：“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我毅然决然掏钱把《数学分析简明教程》买下来自娱，同天地精神相往来。中国古人有言：“小隐在山林，大隐于市朝。”
后来我读到白居易的“始知真隐者，不必在山林”这个命题更进一步形成和巩固了我的隐居观：把数学、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看成是我的终南山、名山和江西南昌的西山。我在不久读到王维的《送别》：“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我开始领悟、体认中国古诗词的妙绝，也是始于１９５７年冬，几乎和朗润园西方古典音乐“第一课”发生在同一时期）后来我便渐渐妙悟到：数学最高境界是“白云无尽时”。数学的最高境界是诗，是哲学。佛教哲学强调一个“悟”字：“真知端从悟入。”“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坛经》）意谓：迷惑时经历了漫长时间，觉悟时只在顷刻。那天我看《数学分析简明教程》便是这样。
第１个例子对我也是一个震撼，不过级别不如万有引力吸引彗星的例子：
在一定温度之下，质量一定的气体的压力ρ与其体积ｖ成反比，即
ρ＝ ，（１）其中ｃ是一个正的常数。如果我们无限制地扩大气体的体积，它的压力就会减少；如果过程进行得充分长久，换句话说，如果把气体的体积弄得充分大，那末根据公式（１），气体的压力就可以变成（并且在气体继续膨胀之下还能够保持着）任意地小。这就说明，一定质量的气体在无限制膨胀这一个过程中，它的压力是一个无穷小量。
这个例子同样刺激了我的想像力。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想像力比知识更重要。真正的大数学家在气质上应是一位极富有想像力的诗人。
由于上述两个例子对我的深深触动，我才决定掏钱买下这本数学书。今天它就放在我浦东房子的书架上。它几乎陪伴了我的一生成长。
数学王国的神性(2)
数学拓展了我的心胸和视野，大大有助于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尽管我后来并没有成为数学家，但数学毕竟营养了我的世界哲学。从那以后，在我的书包里就有了这本书，后来还买来下册。有一回被同班同学黄文华看到，便问：“你学数学？”我笑而不答。
一切得保密。在那个年代，暴露思想是危险的。其实在我眼里，数学分析（微积分）是一本自然哲理诗集。
我开始对函数论感兴趣。
如果说，变量这个概念是数学分析第一个基本概念，那么第二基本概念便是函数了。
的确，在我们这个无时不在变化的世界，还有什么比变量更重要的呢？！从一开始我就是从自然哲学的着眼点去看变量。
所谓函数就是：每门自然科学（其实还有社会科学）的目的，是去寻找一个变量（因变量）依赖于另一个变量（自变量）的规律。把它写成公式（数学符号）就是：
ｙ＝ｆ（ｘ）
其中ｘ为自变量，ｙ是因变量（即函数）。
后来我把这个记号（或符号）看成是整个西方哲学的标记，把太极图看成是中国哲学的象征。
领悟到这一点，是我在北大最后三年的重要收获之一：哲学世界观或世界哲学的收获。
我把它看成是我的一篇毕业论文。由于极左路线，教改乱哄哄，强调七分政治三分业务，贯彻“学生要在工厂、农村劳动中毕业”的方针，我们班在１９６１年初夏没有交毕业论文。但是我自己为自己完成了一篇。——也许是全世界最短的一篇。因为它只有上述两个符号。
这也开始显示、表明了我的思维方式或思路特点：善于进行“语言转换”，把具体成果，推广、上升到普遍世界的法则。它也开始显示出了我的思维方式的萌芽：从哲学角度去感受、把握一切：从音乐到数学和物理，再到建筑。
二、 数学力学系图书馆
由北大西校门进来，向右走１００多米，是大图书馆。再往右１００来米，是数学力学系。它由两座对称的姐妹楼阁组成，明清建筑风格，很典雅，四周都是绿化带，体现了原美国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气质。当年这种贵族气派同阶级斗争、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和由此造成的自杀风是格格不入的，同数学的至善和高阶的美则是协调的。
左面那座阁楼便是数学力学系图书馆。我忘不了我在那里度过的日子，时１９５８年春至１９６１年夏我毕业。我是不定期地去光顾、朝圣。
是的，用“朝圣”二字最恰当。因为数学王国有种神性弥漫。我是冲着数学的神性、诗意和哲学才走进去的，蹑手蹑脚，怕打破那里的神性和宁静。我忘不了我第一次走进图书馆的情景。
那里的职员都很有教养、很有素质（这是我的直觉），估计是燕京大学的原职工。
“是新同学吧？”管理员问。
“是。”我回答。
他就再也没有盘问我，也没有查看我的学生证。也许根本就没有查看学生证这一条规定。是我多心。如果他知道我是西方语言文学系（简称西语系）三年级上学期的学生，他会对我说什么？会觉得怪吗？甚至会认为精神不正常？因为西方语言文学同数学相距太远太远！如果是走进历史系、哲学系和中文系图书馆，那是名正言顺，顺理成章的。
我第一次走进数学系图书馆去阅读，的确要点勇气。用今天的眼光去看我当年的勇气有两层涵义：
１． 外在的勇气。文科学生第一次走进理科图书馆。（后来我还闯进过物理系、生物系和地质地理系图书馆）
２． 内在的勇气。数学王国高深莫测。我能走进去吗？闯进去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真的有个高明的管理员盘问我：“你想到阅览室、书库看什么？你能看到、发现什么？”
一下子，我肯定会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过一会，我会说：“走进去感受感受数学宏伟建筑的壮丽和气氛；感受感受伟大数学家究竟是怎样工作的？看看数学究竟是什么？或者用英文来说：ＷＨＡＴ ＩＳ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也许过了一年，即到１９５９年，我的回答会更明确些：“我是从自然哲学的着眼点去看数学。我想偷偷地从门缝中去看一下上帝建造世界的方针，因为伽利略说过，大自然这本神奇的书是用数学这种语言写成的。”
“我走进数学这座宏伟的哥特式教堂建筑，是为了朝圣，顶礼膜拜；是为了表达我内心的一种赞美和敬畏。”
“每个人都有资格表达自己内心的赞美和敬畏。在这一点上，人人平等。”
“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老子庄子的大道或常道面前人人平等。上帝即常道、大道。”
这便是我在１９５９年的回答；也是１９５９年我所达到的水平，当然也是我的“哲学世界观”。
北大数学系图书馆拥有许多权威性的专业期刊，如：
１． “Ａｍｅｒ． Ｍａｔｈ． Ｍｏｕｔｈｌｙ”（美国数学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