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的讲法，经济学教科书里没有，好像也是我自己由过于丰富的想象力杜撰出来的“阴谋论”。其实不然，早在200多年前，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就向国会提交过《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明确指出一个国家“不仅富足，而且一个国家的独立与安全都是与制造业的繁荣极大地联系在一起的”。国会最后没有通过这个报告，但美国在很长一个时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这个思想前进的。如果说汉密尔顿还没有把我所说的国与国之间明争暗斗的道理讲清楚，英国人则是完全把这个问题赤裸裸说出来了。1812年的美英战争结束后，英国商人不惜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北美倾销商品，英国国会和政府则在一旁积极支持，布鲁厄姆勋爵在英国下院称：为了把美国在战争期间产生的幼稚制造业扼杀在摇篮中，即使在最初的大量出口中受些损失也是值得的。当然，人算不如天算，英国人的如意算盘没有得逞：恰恰是英国的敌对和战争所造成的对美国的经济封锁，使得美国的制造业成长壮大了起来。不过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绝不是中国人算计美国的结果——中国的精英还真没这个脑子和气魄，而是美国自己贪婪、老朽、不争气的结果。中国让贪婪、老朽、不争气的美国过得舒服了一点，甚至帮没什么胆子的他们把剑磨快了一些，他们应该感谢我们才是。有网友到我博客上来，居然想象美国的这次金融危机是中国政府富有远见的操作，实在是太离谱了。
汉密尔顿的思想和美国在青春少年期的实践，以及李斯特的思想和德国青春少年期的实践，乃至后来日韩的经济思想和实践，都是把制造业放在了一国富足，乃至独立与安全的首位。简单地说，一个国家如果能以生产致富，是上策——当然，上上策是持剑生产经商；而开赌场，靠骗钱致富，是下下策（如果是持剑开赌场，则可以升到下策），是不得已而为之。出了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现在也是一片回归制造业这样的实体经济的呼声。然而，今天的美国已经老朽了，它的国民养尊处优惯了，干不动活了，要想回归实体经济，谈何容易！可从经济活力上说，我们中国正当青春年少，为什么放着上策，甚至是上上策不为，而非要去学美国这样的老朽的下策呢？
我决不是说我们应该把辛辛苦苦挣来的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送给美国人去腐化他们。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钱用在诸如改善人民生活，开发大飞机，发展航天计划，研制核潜艇、导弹和航空母舰上，当然是更好的。现在，这些钱当中不少的一部分被人家在“金融战争”中骗走了，我们该怎么办？绝不是去打“金融战争”再把这些钱骗回来，而是压根就避开“金融战争”，把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到制造业领域，提升制造业的技术，使中国进一步富强起来。
这里也要回答这样一个疑问：如果我们也同时能够从金融市场上博到钱，把它用到正确的地方不是更好吗？我的回答是，我们还真没有这个本事。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博一把，中国有些个人可以发大财，但我们这个国家是输定了。除了缺乏打金融战争的能力和经验外，我们也缺乏对我们的那些“金融战士”的监管能力，制止不了他们花公帑而赚私利。
在这里，我们一定不能再受那些“金融战士”的忽悠。有些“金融战士”是在台上的，他们在忽悠我们去继续打这个“金融战争”，好让他们发更大的财。对于他们，我们应该问一问：你们过去的成绩如何？你们输掉了多少国家的钱而发了多少私人的财？凭什么我们这次就可以相信你们了？这些台上的“金融战士”我们不妨称为“饱鬼金融战士”。还有一些“金融战士”是在台下的，他们也在忽悠我们继续打“金融战争”，只是我们说那些“饱鬼金融战士”不行，莫非换他们就行了？我认为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他们，这些人是“饿鬼金融战士”，他们上去很可能比“饱鬼金融战士”更糟糕。
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说：“美国金融市场全部关门了也不妨碍经济发展。本来就是投机，本来就是投机冒险而已，本来就无所谓财富的创造，可以让股市基金的世界老字号关门倒闭来得更多更快些。金融资本的本质也就是剥削和欺骗。至少，全世界有更多的人去种地、盖房子、建道路、搞研究、教书、演电影、开餐馆……”话虽说得偏激了一点，但大方向是对的。说实在的，就算是芙蓉姐姐，也比那些“金融战士”对人类更有贡献：她至少娱乐了我们。让“金融战士”享有最好的物质待遇，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腐朽的标志。一个健康的社会，享有最好的物质待遇的首先应该是科学家、工程师、保卫祖国的人、从事实业的企业家，其次应该是高超的技工、手工艺人、农艺师、教师、厨师，以及优秀的演员、运动员、作家、编辑、记者等，因为所有这些人对社会的贡献都比所谓的“金融战士”大。可惜的是衰朽的美国反其道而行之，而我们又错误地学习了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