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理在细节
“大国崛起”成为近来中国社会的一个流行词汇，中国的和平崛起也越来越成为世界关注的一个元素。
2007年1月25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宣布：2006年中国GDP总量突破20万亿元（209407亿元），同比增长107%。这个数字代表着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让中国人民感到振奋，同时，也让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称：25年来中国实力快速增长只要持续下去，那么，基本可以确信，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经济和政治上无可争议的全球大国。中国的崛起将再次成为当今世界最为关键的事件之一。
2007年1月28日，新华网公布了由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编撰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报告中指出：“中国可能在2015年前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
在看到这些令人激动的数据及预测后，我认为，我们的经济研究工作者、政府部门、甚至平民百姓应该更加关心一些细节问题，尤其是经济增长的方式。我们现在依然没有走出高投入、高消耗、高产出和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消耗了全球总资源量的12%和一些重要资源的30%（全球31%的原煤，30%的铁矿石，27%的钢材，40%的水泥），只创造了全球GDP的4%多一些。
如何进行经济增长呢？200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调整政策，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我们如何理解和解读这一方针呢？如何去运用这一政策呢？《南风窗》2006年年终报刊的评论员徐莉芳的文章非常好：“告别没有发展的增长……又好又快的中国新面目，无非取决于技术与细节了。”
《细节决定成败》一书出版后，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在书中我提出了“治大国若烹小鲜——公共管理无小事”的观点，也得到政府部门的肯定。包括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沈阳市政府、成都市政府、贵阳市政府、深圳市政府、大庆市政府、新乡市政府、齐齐哈尔市政府等政府机关请我去做了讲座，与政府官员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再加上我本人也做了两年的厅级干部的秘书，所以对政府的一些运行方式和管理工作有一些了解。我们的精细化管理研究团队也对此作了一些研究，出版了《政府精细化管理》、《落实要到位 关键看结果》等书籍，试图对政府管理工作的改善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我认为：中央的许多方针大计在贯彻过程中，地方政府管理落实不到位是细节做不好的关键问题。
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所谓“出不了中南海”，我想主要是党中央制定的很多方针政策到底下都走形变样了。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做好细节、落实到位。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易经·系辞上传》
一、调研重细节 决策靠数据(1)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一句话，也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一句至理名言。
让我们看一个小故事吧。1941年陕北闹水旱虫灾，陕甘宁边区经济发生严重困难。6月3日，陕甘宁边区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天下起雨，一声雷响，击中了会场礼堂的一根柱子，坐在柱子边上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身亡。一位农民知道后，说：“为什么雷公没有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很快就把这个农民抓了起来。毛主席得知消息后说：“你们先把他放了，问问他为什么咒我?”这位农民说：“你们共产党征粮太多了，我们承受不了。”
毛主席立刻责令派出调查组，调研此事。调查组深入民间调查后，得出结论：“1941年边区百姓要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征粮太多了。但是粮食征少了，部队又吃不饱。”
“雷击事件”后，根据调查，毛主席决定不但减少当年公粮征收任务，而且要大力开展生产自救。从此，大生产运动在各个解放区轰轰烈烈展开。在共产党打天下的过程中，调查研究是一大优良传统，使共产党和群众形成了“鱼水关系”。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高层领导人也一直在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1993年7月5日，江泽民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会议上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
改革开放已经29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社会情况更加复杂。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新的社会矛盾。这就要求各级政府管理者能够更加注意调查研究，研究各个阶层的社会诉求，关注每一个社会问题的细节。这一方面，温家宝总理给各级官员做出了极为突出的榜样。
温总理下基层去考察，喜欢不按安排的路线走，喜欢到处转一转。到的尽是贫困地区，深入的是基层百姓，关注的是热点问题。2001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到江苏宿迁考察，他没有去市政府，而是随意走到一块农田和农民打起了招呼。当时温家宝是轻车简从。田里干活的农民不认识他，把他当成前去考察的不受欢迎的“干部”。
温家宝回忆道：“一位妇女扯着嗓门喊记者不要给我们拍照，说我们解决不了问题！听到这话，我把那个妇女叫到眼前说，你有什么事跟我说说吧。那个妇女和我面对面时没有认出我，于是讲了很多农民负担重的问题。”
“这位妇女直到我走的时候气还没有消。”温家宝回忆说：“当时我一点也没有不高兴，我的心里只有难过。”“每次我到江苏，我就在想，不知道宿迁现在情况怎么样，是不是现在农民都高兴了呢？”说到这，温家宝的声音有点哽咽。2003年3月，温家宝出任总理，在人代会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说：“到中央工作后，全国2500个县区，我跑遍了1800个。”
2004年3月4日，温总理在参加政协经济界、农业界委员联组会议时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朝野。”
2005年2月28日，温总理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说：“各级领导干部要腾出更多的时间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到困难多问题多的地方去，深入调查研究，帮助基层解决问题，帮助群众解决困难。”
温总理“问计于民”的以身作则，不断对政府官员的教诲要求，政府官员是否落实了呢？从民间百姓所说：“有困难找中央”，“有困难，直接找国务院”，即很多“地方问题中央解决”的现象说明:很多地方官员并没有认认真真做调研，实实在在访百姓。
人们在回顾2006年时，“政府懒政”成了年度关键词之一。也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它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遇到问题，管理者总是先想到最省事的办法，而不是最合理的办法。于是，“一刀切”、“强制执行”就成了某些领导干部惯用的工作方法。有些部门出台的一些政策也显得调研不足，科学决策不够，引起很大的争议。
一、调研重细节 决策靠数据(2)
让我们来看一个现实的案例：2006年6月19日，北京市工商局下发了“民宅禁商”的通知：凡属住宅（含公寓、别墅、平房等）用途的及房屋用途表述无法辨别为住宅或商业用途的房产（含商住、综合等）均不予工商登记。工商局出台这一政策，本意肯定是好的，如避免扰民问题；落实北京建设宜居城市的目标；抑制房价等等。但是，这一政策显然是调研不够充分的，是没有过渡、太突然的“一刀切”政策。尽管愿望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现实的问题难以解决。所以引发了很大争议，让我们就一些细节问题进行一下剖析。
（1）“民宅不得商用的通知”与现行颁布的政策有自相矛盾之处。
2002年，北京市工商局颁布过“关于在居民住宅楼内设立企业有关问题的通知”的“京工商发109号”文件。指出：“允许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居民楼中的居住用房作为经营场所从事科技开发、咨询服务、市场调研、企业形象策划、打字、复印、图文设计、动画制作和广告经营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规定关于设立公司条件之一是“有公司住所便可设立公司”。所以，“619通知”是否否定了《公司法》及废除了2002年的“109号文件”呢？
（2）有“民事纠纷行政干预”之嫌。
可以说在商住公寓、别墅里办公扰民的现象是存在的，但不是普遍现象，个别现象可以通过协调，甚至法律手段去解决，而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这并不符合现代行政管理的原则。
（3）与国家鼓励个人创业、大力发展中小民营企业的思想不符。
我们都知道，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小企业占到企业的98%以上，其中很大部分又是小型公司、微型公司，让这些小公司都搬进写字楼并不现实。
2006年1月1日，国家实施的新公司法，鼓励个人创业并降低了个人开办公司的门槛——三万元即可注册有限责任公司；同时，新公司法还规定可以成立一人公司。
近来，国家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又不断出台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政策。
我们可以想一想：让这些几万元注册的小公司、一人公司、大学生创办的公司都进驻费用高昂的写字楼，是否现实呢？
这里有一组数据仅供参考：2006年北京私营公司数量为224659家，1/3私营公司注册在住宅内。2006年前3个月，北京朝阳区注册的公司有60%的办公地点在住宅、商住两用公寓里。这么多公司都搬进写字楼，能行得通吗？
北京的政策往往是全国其他城市的风向标，如果其他城市竞相效仿，必然对那些小型、微型企业、个人创业者造成致命一击。
（4）与世界新经济发展趋势不符。
我们不要忘记了，微软公司、苹果电脑公司、戴尔公司都是诞生在自家住宅车库里，马云的阿里巴巴也是诞生于杭州的一户居民楼，联想集团是诞生在科学院宿舍楼的一处传达室中……
现在，由于电脑的普及，网络的延伸，很多行业正逐渐流行在家办公。
《中国经营报》2006年12月11日的一篇文章发布了这样一份调查结果：“很多原先住在小区里的公司搬到了写字楼，更多计划在小区住宅开办公司的创业投资者最终放弃了计划。”
（5）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很多小公司生下来就戴上了“原罪”的帽子。生意越来越难做，这是小公司的共识，创业初期尤其艰难。中小公司最大问题就是资金问题，贷款又比较困难，其中房租又是开销中的大头。
下面大家看两组数据：表51区域楼盘面积(m2)月租金（元）年差价（元）朝阳CBD住宅1008000左右写字楼10022000左右16万左右中关村住宅1004000～6000写字楼10010000～150007～10万
以上费用还不算物业费、水费、电费、取暖费等费用的差距。所以，“一刀切”的政策一定会造成公司注册造假现象越来越严重。从朝阳区工商局代办注册公司的费用从2000元涨到4000元就可以为佐证。
一、调研重细节 决策靠数据(3)
如果众多的创业者一生下来就开始造假，我想他们这种心理上的“原罪”一定是不情愿的。
以上只是举个例子，从一些细节上对某些“一刀切”的政策的剖析。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十分复杂。
我建议：
（1）重新深入调查。
把在普通住宅、商住公寓、别墅中办公的公司具体数据搞清楚，看看公司比率是多少，扰民的比例是多少。可以根据情况区别对待，真有扰民问题的也可用法律手段解决。就公寓而言，我知道北京很多高档公寓里，公司办公用房的比例很大。
（2）设定行业限制。
对扰民问题比较严重的餐饮、娱乐、生产加工、制造企业（学校）等行业采取商宅办公，而对于从事科技开发、咨询服务、市场调研、企业策划、打字、图文设计、动漫制作、律师咨询等对居住影响很小的中小公司则可网开一面。
（3）建立警告机制。
如果出现公司扰民现象，可由相关部门出面给予警示，如果不按期改正，则限期迁出。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在快车道上行使，很多的法律、政策还在不断制定颁布、修订完善的过程中，一些涉及广大群众利益的相关政策，一定要深入调研，反复论证，在试行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而不能仓促且武断地实施。这涉及政府的公信力问题，也是对政府部门执政能力和政治智慧的一种考验。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给出了标准答案。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深入基层、问计于民的作风，也给各级官员树立了榜样，只要各级官员不走过场、调研重细节、决策靠数据，一定能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树起政府崇高的威信。就像胡总书记在2007年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说的：“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
把百姓冷暖放在心上，对老百姓的事要心中有数。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二、建立和谐社会政府管理疏导优先(1)
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在中国远古的时候，黄河流域发生了水灾，不少地方毒蛇猛兽出没，老百姓苦不堪言。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商议治水问题，大家公推鲧（gǔn）去治水。鲧用的办法就是水来土掩，造堤筑坝，结果洪水冲塌了堤坝，水患更为严重。他干了九年，也没把洪水治服。
舜这时已接任部落首领，他以治水不利为由，杀掉了鲧，又派鲧的儿子禹去继续治水。
禹总结了父亲的经验教训，经过实地考察，改变了方针。他率众一面继续修坝，一面开渠排水、疏通河道。他不辞劳苦，三过家门而不入。经过十三年的努力，禹疏通了九条大河，使洪水沿着新开的河道流入大海。后人为歌颂禹的功绩，尊称他为大禹。我认为这个故事在大力提倡建立和谐社会的今天，对我们政府机关的管理思路是有一定启发的。
也许是农民出身吧，我对有关农民，如农民工、农民进城、小商小贩的事特别留意，也深深地同情那些背井离乡进城打工的农民。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浪潮中，城市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10年，由传统农业本身排斥出的劳动力将达到19亿人。这些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相当一部分人只能做些小买卖维持生计，也就成了我们所说的小商小贩，可能大部分还会成为无照商贩。
如何管理这些人就成了当今社会的一大难题，也成了各级城市管理部门的难题。2006年11月的一天早晨，我在某城市出差看到车站边有卖烤红薯的，有摊煎饼的。我走到煎饼摊车前要了一个煎饼，那妇女手脚利落的做起来。煎饼摊边站着一个小男孩，估计是摊主的孩子。这时远处不知谁喊了一嗓子：城管来了。只见烤红薯的汉子推起车就跑。这时，城管的车来了，下来几个城管队员，大喊一声：“怎么又在这摆摊，不是警告过你几次了吗？”说着，把煎饼摊车抬起来扔上收容车。卖煎饼的女人又急又怕，大哭大叫起来，旁边的小男孩也大喊：“不许拉走我妈妈的车，不要拉走我妈妈的车。”
城管的车走了，只剩下那痛苦的女人和站在一边的男孩，这时，我看到小男孩望着收容车走的方向，眼里是愤恨的目光……看到这一幕，我心里很不舒服，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好好解决这一问题，而让小商贩的孩子们从小就经历这样的事，给他们幼小的心灵留下对社会反叛的种子，不仅对孩子们的成长造成不良的影响，也必将给我们和谐社会的建立留下不和谐的声音。
多年来，城管与小商贩的关系被形容是“猫捉老鼠”，猫应该是正义的化身，老鼠肯定是有害动物。政府对小商贩一直是采取堵、捉的办法。各地成立城管大队、支队以加强管理，结果，小商贩为了生存而努力，城管为了自己的职责而奋斗。两者矛盾越来越多、愈演愈烈，以至于“野蛮执法”、“暴力抗法”等字眼频频出现于报端。
小商贩的问题又一次惊动了温家宝总理，这次的商贩是进城卖桃子的农民。2006年夏季的一天，洛阳孟津县送庄镇西山头村村民李剑雷拉着一车熟的桃子去城里售卖，当他到达一些被当地政府指定为直销点的市场时，收费管理人员要么多收卫生费，要么以“没地儿了”为由赶走他。如果他开车出去偷偷卖，被发现就要被罚款200元。
7月15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到河南视察工作，在洛阳孟津县送庄镇，温总理走进李剑雷家，李剑雷斗胆向温总理“实话实说”，温总理听完情况后，对他说：“今天这个问题，我帮你就地解决。”
随后，温总理嘱咐随行的省市领导：要认真解决好这一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
接到温总理的指示后，洛阳市政府连夜拿出了解决方案。
7月16日，经过连夜磋商，洛阳市立即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公布了解决办法：在城区原省农贸市场的基础上，增设62个瓜果直销点；由城建部门划定区域，工商部门负责管理；对在直销点销售瓜果的农民，除每天两元卫生费外，免收一切费用。
二、建立和谐社会政府管理疏导优先(2)
洛阳市要求，由各县市政府负责，于7月18日前为进城销售瓜果的农民发放直销特别许可证。持证的农用车辆可在每日早7时以前、晚8时以后在市区主要道路通行，其他时间允许在背街小巷和次要道路通行，交警支队负责为进城果农搞好交通疏导和服务。看完这一消息，我知道：
这些农民拿到特别通行证，高高兴兴地卖瓜果去了。他们不再是被城管队员驱赶的无照商贩了。
地方政府能够连夜拿出解决方案，并且考虑到每一个解决问题的细节，看来各级地方政府是完全有能力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能否切实地为百姓干实事，把百姓的小事当成大事来抓。温总理曾说：“现在老百姓的好些事情，在一些领导干部看来都是些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可对老百姓来说，却是大事。”
从温总理帮助果农卖桃，到洛阳市政府迅速落实总理指示，我们再来看城管与小商贩，觉得其实他们之间的矛盾也不是那么尖锐。相信各级政府也一定可以想出好的解决办法，关键是要改变思路：不是一味的“严管禁堵”，而应该重在“疏导”。
2006年10月，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广州召开时，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说：“我们的城市应该宽容，应该让他们有合理的分布，给予更多的引导。”并且仇部长还引用了国际著名设计师沙里宁的话说：“城市如同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读出市民们的文化气质和抱负。”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先生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上说：“美好的城市是多样化的城市，是有超级市场、高档商店、小摊小贩的城市。”“美好的城市，绝对不是不容纳下层人民的城市；绝对不是对一部分人来讲是天堂，而对一部分人来讲是地狱的城市。”
城市在看到小商贩逃漏国家税收、影响交通、影响市容卫生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对于进城农民、下岗人员来说，摆小摊、做小买卖也是他们保证一个人或一家人生活的有限而有效的手段。如何采取更具人文精神的治理手段？如何采取更合理合法的管理手段？如何让每个靠劳动吃饭的人都能生活下去？是城市管理者应尽快解决的问题。
古代大禹治水尚能弃防堵而用疏导，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也一定能拿出更好的办法。并且，政府的决策部门已经传达出了人文管理的信息，一些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在呼吁解决这些问题，一些地方政府也在探索积极有效的方法。
2006年9月，浙江新安江市发布城市“摆摊地图”，图上用33个红点标示的地点是小商贩们可以摆摊的安全地带。
2007年元旦前夕，长沙城管队员制作2000张贺卡给商贩拜年。
2007年2月上海市容环境卫生行业便民措施发布会上公布，上海市的《城市设摊导则》将出炉，规定上海市区部分路段经市民同意，可设置部分便民类摊点，对马路摊点不再一律封杀。
自从上海宣布解禁街道及商贩后，重庆也提出了“有序开放马路摊点”的政策，规划了400多个马路摊区，设置摊位1万多个。各大城市纷纷表态考虑解禁的可能性，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吴则文表示广州有解禁的“可行性”，成都也在考虑开放试点便民摊。
2007年两会召开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疾呼：“政府不能为了城市的面子工程，就损失可能存在或可扩大的就业机会。”人大代表还呼吁“城市管理要给小摊贩生存权”。此时，《就业促进法》也进入审议阶段。
在中国社会走向和谐的道路上，各级城市城管与小商贩之争只是社会矛盾的极小部分，在一个社会的转型时期、转折时代，各种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如何消除这些矛盾，让社会出现和谐的音符，就需要管理者深入到社会的细节中去，关注民生，把百姓的“小事”真正放在心上。
这里还以温总理的一个故事结束本节：2006年在访问欧洲前夕，温家宝总理9月5日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了芬兰、英国、德国、法国等媒体的联合采访。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问了一个问题：“温总理，您在晚上睡觉之前最喜欢读什么书？掩卷之后，有哪些问题常使您难以入眠？”温总理平静地回答：“你实际上在问我读书和思考的问题，让我引用中外名家的诗词著作，它可以形第一句是左宗棠23岁时在新房门口贴的一副对联，表现出一种苦修精神。
二、建立和谐社会政府管理疏导优先(3)
第二句是宋朝张载的座右铭，反映报国志向。
第三句是屈原《离骚》中的诗句，反映了一种民生意识。
第四句是郑板桥的《竹》，反映出了一种悲悯情怀。
第五句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里的话，后来作为他的座右铭，死后刻在墓碑上，表现的是敬畏之心。
第六句是艾青1938年写的诗句，表现爱国情深。象地告诉你我是一个怎样的人，经常读哪些书，在思考什么问题。‘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定律。’‘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温总理引用的古今中外的诗词，希望成为各级管理者为官为人的座右铭。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
三、时代需要宽容精神(1)
让社会的空气湿润一些林肯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林肯纪念馆就坐落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的宪法大道上。在纪念馆的墙壁上刻着这样一段话：“对任何人不怀恶意；对一切人宽大仁爱；坚持正义，因为上帝使我们懂得正义；让我们继续努力去完成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包扎我们国家的伤口。”
从这段话中，我们看到林肯总统的伟大，也让我想起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一句话：“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一颗心流血，一颗心宽容。”
让我们看一个故事，从中体会林肯那宽容的力量：林肯在竞选总统前夕，一次在参议院演说，遭到一位参议员的羞辱，那位参议员挑衅地说：“林肯先生，在你开始演讲之前，我希望你记住自己是个鞋匠的儿子。”
林肯平静地回答：“我非常感谢你使我记起了我的父亲，他已经过世了，我一定记住你的忠告，我知道我做总统无法像我父亲做鞋匠那样做得好。”参议院陷入了一片沉默。
林肯又继续对那个傲慢的参议员说：“据我所知，我父亲以前也为你的家人做过鞋子，如果你的鞋子不合脚，我可以帮你改善它，虽然我不是伟大的鞋匠，但我从小就跟父亲学到了做鞋子的技术。”然后，他又对所有的参议员说：“对参议院的任何人都一样，如果你们穿的那双鞋是我父亲做的，而它们需要修理或改善，我一定尽可能的帮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手艺是无人能比的。”
这时，所有的嘲笑都化作了热烈的掌声。中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高速发展期，是不是需要更多的宽容精神呢？我认为是肯定的，在上一节里我谈了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宽容，在这里，我希望能用一些细节来透视一下企业家、职业经理人、民营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希望社会也“同情”他们。
2006年中国社会的一大新闻事件便是，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的“欣弗事件”。因欣弗的不良反应，造成11人死亡，而因此事件死亡的还要加上1人，便是该公司的总经理裘祖贻——在办公室自杀身亡。
从社会舆论的反应来看，对他的死几乎是一边倒的同情和惋惜，但人死了，又如何能复生?我们来看一下此事件前后的一些事情吧。安徽华源生物药业公司，2002年一季度亏损65965万元，工人人均月工资不到400元。裘祖贻临危受命，出任总经理，他生活俭朴，锐意改革。“欣弗事件”前，公司的一线工人平均月收入达到1700多元，工厂还为每个职工每月交两三百元的各种保险。
2006年8月，使用“欣弗”的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全国开始大规模追查“欣弗”。10月16日，裘祖贻被撤职，一向低调的裘祖贻成了风口浪尖的靶子。公司全面停产，2000多名员工失业，让裘祖贻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11月1日，裘祖贻留下给同事、妻子、小孙女的遗书撒手而去。“银行贷款、停产整顿、善后理赔、应付款，尤其是8400万企业集资款，我急啊！……请同事们帮我安排好，我随欣弗而去。”我在这里不想就事论事，讨论裘祖贻应负什么责任。如果他没离开人世，自有国家行政机关、执法部门给予公证的调查、裁决。我在这里只是希望大家能看到一个企业家并不总是那么风风光光，他们所承担的压力、磨难、风险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有时真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北京心理危机与干预中心报告：1980年以来，中国已有1200多名企业家自杀或因其他方式非正常死亡。1993年，上海大众集团董事长方宏跳楼自杀；
1993年，茂名永丰面粉厂老板冯永明，在家中用水果刀割腕自杀，年仅29岁。遗书中写下：“现实太残酷，竞争和追逐永远没有尽头……”
1997年，贵州习酒老总陈星国自杀；
1999年，春都集团董事长高凤来心脏病突发死亡；
2001年，青岛啤酒副董事长、总经理彭作义游泳时心脏病发作猝死；
三、时代需要宽容精神(2)
2003年1月22日，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山西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在办公室被枪杀；2003年2月11日，浙江富商周祖豹在家门口身中14刀身亡；2003年8月17日，兰州地产亿万富豪刘恩谦被人持枪杀害；2003年9月7日，河南首富、黄河旋风公司董事长乔金岭因债务纠纷自杀身亡。
2003年，浙江东方集团副总经理朱永龙在办公室上吊；2004年4月10日，爱立信中国总裁杨迈，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猝死在跑步机上，医生说：“连日超负荷的工作使他的心脏不能承受剧烈的运动。”
2004年10月9日，浙江名仕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仕明追赶窃贼遇害身亡；2004年10月14日，汤臣集团董事长汤君年因糖尿病并发症去世；2004年11月7日，均瑶集团董事长，年仅38岁的王均瑶，因患肠癌，病逝于上海；2005年1月1日，山西运城鑫龙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恩龙跳楼自杀，他的遗书写道：“政策变化快，负担过重，银行的贷款无法如期归还。”
2005年1月4日，陕西金花集团副董事长徐凯在酒店上吊；2005年末，拥有36亿身价的德州晶华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苗建中在家中自杀，此前苗建中每天要工作15个小时以上，有时一天需要批复的文件就有五六十件，要到凌晨两点左右才阅完；2006年9月16日，浙江临海市“船王”富豪严宝龙开车回家途中，反抗歹徒绑架，身中5枪而亡。以上只是有名的企业家的非正常死亡得到社会的关注的数据，还有很多不知名的中小企业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很多人不能理解那些企业家的压力，中国人常说“好死不如赖活”。有了几亿、几十亿资产干吗自杀呢？有了那么多的钱为什么不能保护好自己呢？有名有钱为什么不能活得轻松潇洒呢？
那些看起来表面风光的企业家、创业者们的现实生活状况如何呢？
2005年在中国企业家协会的一次工作会议上，中国企业家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陈锦华谈到：中国企业联合会对全国300多位企业家调查显示，有923%的企业家存在不同程度的健康问题，身体普遍早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有过一个调查，在全国3539个接受调查的企业家中，90%的企业家表示工作压力大，76%的企业家认为工作状态紧张；平均每4个企业家就有一位患有与工作紧张相关的疾病；许多企业家觉得内心孤独，甚至产生厌世心理。
从以上数据和现实反映可以看到，企业家并不总是被鲜花和荣誉所环绕。我本人做过六年的职业经理人，最近三年多又常常在各地作演讲与管理咨询，与不少企业家朋友有比较深的交流。我的一位好朋友——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总裁王璞就跟我说过，他每周都工作100多个小时以上；我们公司的总经理被家人称为“9·11份子”，即一周六天，每天早上九点开始工作，晚上十一点回家。在企业家中还流行着一句顺口溜：吃得好，营养少；喝酒多，吃饭少;赔笑多，欢乐少；住店多，回家少。看似调侃的描述，却真实反映了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状况。近来，在网络上看到两则消息：一则是著名演员陈晓旭出家的消息，引起了百姓的强烈关注。这位曾在87版《红楼梦》中饰演林黛玉的演员最终走上了剧中妙玉的人生道路。对于陈晓旭出家的原因，一时之间众说纷纭。1987年陈晓旭毛遂自荐演林黛玉，1991年入商界，1996年创办自己的广告公司，拥有亿万身家。她的朋友说：“自她拥有了财富和权利之后，发现自己并不快乐，变得忙碌而烦躁，而很早以前就学佛、信佛的她用自己认为更适合的方式去寻找自己的快乐。”也就是说陈晓旭在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之时，由于各种压力致使她看破红尘选择了佛门。
而另一则是关于“黑龙江民企老总弃数亿资产神秘退隐”的消息。黑龙江省海外集团总裁李宝宇在人生打拼的巅峰之际，在事业发展的辉煌时期，悄然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办、10年艰苦打拼的海外集团，没有带走账面的一分钱。关于他的隐退，在当地引起纷纷议论。事过20天，李宝宇给海外集团员工发了一份传真信件，信件中称：“我因为多年的商海打拼，实在是感觉太累了，也不想再承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我才不得不决定放弃一切和家人过正常人的生活。我觉得20多年来，我本分做人、认真做事，为社会、为员工、为大家该做的都做了。人过五十也该为我的妻子、女儿和自己想一想……你们看到我每天都以一个总裁的形象，在你们面前展现神采奕奕、充满阳光的一面，可你们想象得到我曾几次自己开车到江北大坝荒天野地抱头痛哭的情景吗？你们看到我在公共场合风度翩翩的一面，可你们知道我在那些官不大权不小的人物面前为了企业发展低三下四磕头作揖的样子吗……”原来李宝宇是觉得自己压力大，身心疲惫，想过平淡的生活才抛弃数亿资产隐退的。
三、时代需要宽容精神(3)
可见企业家们所承受的各种压力是一般人所看不到、体会不到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29年，小平同志当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设想已实现，但是他老人家的意思并不是让另一部分人穷下去。人的能力、智力、胆略都是有一定差距的，那些凭着官商勾结致富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创业者都是凭着自己的辛劳、汗水和努力工作而致富的。我们社会应给创业者们更多的尊重，以更宽容的心态来对待他们。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管理专家王育琨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得很精辟：“一个开杂货铺的小老板，能够解决两个人的就业问题，能够给邻里的生活带来便利，就功德无量。一个创建了商业帝国的人，他解决了几万人的就业并为民众创造福利，对他们苛求太甚，很欠妥当。”
有一次，我去新华联集团讲“精细化管理”的课程，傅军董事长就说：“如果只是为了积累个人财富，我早就不干了。”我想：他之所以每天辛辛苦苦工作十几个小时，这后边支撑他的是一种事业心和一份社会责任感。
傅军的话代表了很多企业家的心声。在中央电视台2007年1月20日晚“2006CCTV中国年度经济人物”颁奖典礼上，我听到提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责任”。当我们在强调企业家应尽更多的社会责任时，我们的社会也应更加关心他们，以更宽容的心态对待他们。
这里我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各级政府部门为企业提供更为宽松的环境。
政府部门作为社会管理者有责任和能力为企业提供更为细致的服务，并把具体措施落实到位。政府部门为鼓励民营经济发展、鼓励下岗职工创业、鼓励大学生自行创业解决就业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花了很大心血，但是是否落实到位了呢？
2005年2月25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非公36条》），这个文件是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第一个系统支持各级私营企业的一个文件，令创业者们倍感鼓舞。
值得各级管理部门关注的是：
《非公36条》公布一年以后，全国工商联做了一次调查，调查显示：民企对中国非公经济发展前景信心指数较2005年下降了36%，“非常有信心”的比重降低了近35%。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非公36条》本应是为民营企业创造平等的市场准入条件和更自由的商业环境，但是有多少落实到位了呢？又有多少条制定出了相关的实施细则呢？
在与民营企业的接触中，发现民营企业发展有大量困惑的问题，但是他们谈得最多的两点是：税务负担过重；过多的政府管制。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张维迎教授（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经济学家，因为他敢讲真话。我在外面讲课时，也总是申明自己的一个观点“宁讲错话，不讲假话”）2006年的两篇文章很值得一读，一篇是《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另一篇是《让商业活动更自由》，这里引用他的一段话：“如果我们的政策法规能给商业活动更多的自由，哪怕是达到中等偏上的水平，更多的人将会从事创业和创新活动，我们的经济增长将更具可持续性，更多的人将找到工作机会和收入来源，我们的政府会更廉洁，我们的社会将更和谐！”
第二，媒体与企业更为良性地互动。
对中国企业而言，有“成也媒体，败也媒体”之称。现代社会资讯如此发达，企业的一件事一经报道就可能会被无限放大，所以希望传媒界人士能深入一线，关心企业深层次的问题，为企业家减压，报道企业真实的问题，而不要盲目的只追踪热点问题。
第三，提倡阳光心态，培育市场良性竞争的环境，不可以让“仇富”的心理蔓延。
市场竞争要公平、合理，形成良性循环，企业才能发展壮大，经济才能不断增长。如果竞争中全是潜规则、暗操作，企业不能生存发展，经济衰退，人们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整个社会的发展将受到影响。特别是一些人的“仇富”心理会给企业家们带来很大的压力，如果社会中那些最有创造力、最富活力的人被压垮了，对社会、对老百姓也会是一种损失。
三、时代需要宽容精神(4)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道路上，我们更需要宽容的精神，这样才能让社会空气更湿润，让每个人活得更滋润。
企业要努力保持社会的空气湿润，形成一个和谐社会，不然空气太干燥了就容易着火，真的着火了企业就容易受到大的冲击。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柳传志
四、落实要到位关键看结果(1)
我的家乡江西九江湖口县，地处鄱阳湖入长江口。那是一个只有27万人口（至2005年6月），美丽而不富裕的小县。
我在18岁以前一直是在湖口县的乡下长大的，那时候的穷苦日子可能是现在的孩子，尤其是城里长大的孩子无法理解的。我在许多次讲座及答记者问中都说过一句话：“给我多少钱我也不愿回到18岁以前生活过的农村去生活，因为那里太苦了。但是，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会换那18年乡下生活的经历，因为它让我了解农村的清苦，让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孩子。”
我在18岁那年走出湖口上大学了，学的是中文，以后做了六年的教师，两年副厅级干部的秘书。29岁那年响应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号召“下海”去了深圳。从公司的业务员做起，一直做到高级职业经理人。15年的职业生涯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始终以农民的儿子自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