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流浪,流浪(2)

凌霄弟兄六人，二哥、三哥、四哥都在闽北定居。“文革”中他因家庭成分不好而被剥夺了继续求学的权利，到闽北他的哥哥们那儿，做过木工，还走南闯北贩运过药材。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他毅然选择养鸡，经过努力，在家乡成功地创办了闽东第一个“立体养殖场”，被树为“科技致富标兵”，获得“全国劳模”荣誉称号，并被评为“闽东十佳青年”，事迹上过《人民日报》。1987年，当时在一家在国内颇有影响的青年杂志派记者采访了他，以一篇洋洋洒洒的《一个新型农民的故事》介绍了他的创业史，刊登了他的照片，引来了全国各地数千封来信，一时间，他成了一些农村青年崇拜的一个偶像。

我向凌霄提出“实、新、廉”的经营策略，即摒弃信息界惯用的欺骗手段，向客户提供实用、新颖、廉价的科技信息资料，让引进者真正能应用于生产，产生效益，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同时，创办一份《青年知音报》以作信息载体。

凌霄采纳了我的建议。

“旗开”并不“得胜”，对我有如当头一棒

那是我第一次担任“主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编辑出了一份像模像样的《青年知音报》。

然而，信息资料的销售远不如预期中的理想，一段时间后，收入与成本相抵，没有一分钱的利润。

“旗开”并不“得胜”，对我有如当头一棒。

我一直是个狂热分子，每次创业之初，总对事业充满了过高的期望，而当受挫时，情绪往往一落千丈。

1990年9月底，我收到大水的一封来信，说家中买了600多只蛋鸭，钱都是向私人借的，到年底要还，“是有些困难，请你是否向凌霄商量能否借些钱”。

我把信给凌霄看了，凌霄二话不说，到邮局往我家中寄了几百元钱。本来，信息没利润，我是没有理由向凌霄开口谈钱的，但凌霄并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看钱如命的守财奴，而是慷慨地“借”给了我那么一笔在当时数目不算小的钱。

“借花献佛”地总算帮了家中一点小忙，我的心反而愈加沉重起来，为家中贫困的现状，更为自己愈来愈渺茫的未来。

“当你心情沉重时，生活也变得沉重了，当你愈是清醒，痛苦也就愈深。”这一段话，就是我当时精神状态的准确概括。

进入10月后，霜风渐起，路边的红枫也开始凋零，一片片血也似的红叶落满了小径，也落满了我寂寞的心田。

失落感，空虚感，沉重地向我挤压而来，而我根本不敢把真实的感受写信告诉亲人或朋友，我是个善于隐藏痛苦的人。

那一段日子，我开始放纵自己。夜幕降临时，便拉上同在立体养殖场的哥们──寒，外出闲逛，常到半夜才回场。

寒是凌霄的小舅子，刚初中毕业，性格大大咧咧，脾气忽冷忽热，我和他朝夕相处，倒也十分投缘。

凤翔村人口一千多人，年轻人挺多，晚上大都有出来散步的习惯。村前有一段长达2公里的笔直、平坦的公路，晚上很少有车经过，是少男少女们散步聊天、谈情说爱的“浪漫地带”。年轻人称在公路上散步为“逛夜市”。

“夜市”中，我和寒是两个特立独行的家伙──一踏上夜色中的“夜市”，我们便扯开嗓门，狂吼滥唱。寒是通过歌声释放过剩的精力，而我，则是通过歌声渲泄心中难言的失落与感伤。

我和寒，曾因此而被这个封闭山区的一些老头老太们当作“疯子”。

凤翔是典型的山区，出门见山，抬头也见山，山山岭岭把天空包围得只有一块巴掌那么大，随便站在哪儿吼上一句或唱上一句，回声便连绵不绝，仿如一只天然大音箱。

凌霄有一台旧收录机，我和寒将之“据为己用”。没有钱买新歌带，就用空白带从广播电台中录下一首首喜爱的流行歌曲，一字一句地用笔把歌词“录”在纸上，再跟着录音机学唱。

那一段日子，我竟“录”了有好几十首。这，无意中让我进行了大量的“诗歌练习”，为我不久之后写出第一首诗作了充分的准备。

在这一个浪漫的秋夜，我开始了美好的初恋

1990年10月8日，我和寒破锣似的歌声照例在“夜市”中荡漾开来。

从起点唱到终点，又从终点唱回来。离养殖场尚有一段路时，路边站了三个女孩子，其中一个忽然向我们发问：

“喂，上你们那儿摘花好不好？”

后来知道，这是她们早就预谋好的，因为我们这两个“大歌星”不经意中已成为她们的“眼中钉”，便想出这般“诡计”来接近我们。

凌霄爱种花，场边小路上，小桥上，种满了夜来香、一串红、玫瑰、月季、大丽菊等花卉，花盛时节，白天常有不少人专门前来观赏，自然，晚上也时有一二个偷花人被寒一声大吼、一阵猛追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

“摘──可不行。不过，我可以奉送你们一人一朵，鲜花送美人嘛……”寒仍然一副大大咧咧、嘻皮笑脸的样子。

我和寒，以及那三个女孩中的两位：菊和兰，就在这一个浪漫的秋夜，以歌声和鲜花为媒，开始了生命中美好的初恋。

以后，我们和她们，几乎每晚都在“夜市”中见面，没有相约，只有默契；没有甜言蜜语，但我们心中都有甜蜜的温情在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