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名叫沙漠舟,也就是沙漠里的骆驼。人都是在生活的荒漠里寻找绿洲,我也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绿洲……”
在我停顿的间隙,郭小橹插话说:“我正在拍一部电视连续剧《汪洋中的一条船》,主人公也是个残疾人,他的哥哥也是被雷电打死的,您以后可以看一看,一定会感到很温暖的……您都做过什么呢?”
我接过话头说:“我做过很多,又什么都没做,多年来我只做了一件事:塑造自己的灵魂……生于70年代的这一代人,他们中的不少人只学会了赚钱,而没有学会生活……”
讲座结束时,鲁小山编辑宣布说:“郭小橹决定赠送她的两本书给这位福建来的先生。”
郭小橹在其中的一本书上题字:
“生活并非没有阳光。生活是美好的。”
这句题词,题进了我的心坎里。
一次, 在国家图书馆,我又一次碰上了李阳。
1999年,在北京科技大学,李阳曾经很偶然请我跟他合过影。
这一次,李阳是被某国际品牌请来讲“自信”的。
演讲结束,记者们正在采访他时,我站在了他的面前。
李阳老师,你还记得我吗?
我们见过面吗?
去年在北京科技大学,你请我合过影……
哦,我记起来了,你还给我写过一首诗……
我身上正好带着那份刊有我照片和文章的《北京晨报》,便给李阳看了。
我马上要出一本自传体小说……我在李阳面前吹起了牛皮。
哦,了不起。来,我们再合一次影。李阳拉过我,让摄影师把镜头对准我们。
一些记者也把手中的“大炮”对准了我们。
合完影后,一位主持人模样的女记者把话筒伸到李阳面前:李阳老师,他是一个残疾人,看得出他很自信。请问,您从他身上能看到什么?
他的奋斗精神,是我学习的榜样……李阳说。
然后,他又把我“推”向记者:我建议你们去采访他……
那女主持人果然让她的同事调转摄像“炮口”,正儿八经地采访起我来……
对方是湖南卫视的。这也是我第一次面对电视记者采访。
友人君豪请我吃了一顿饭。去年我委托他代领天际公司的那900元稿费,可到年底该付稿费时,天际公司已人去楼空。
我特意跑到北大西门外的芙蓉里小区去看,天际公司的办公场所已改换门庭,问小区的保安,保安也不知道天际公司是否倒闭或者另迁何处。
900元对于我不是一个小数目,更何况是我去年以饥饿为代价换来的报酬,就这么被“黑”了,这些人也真够黑的!
小鹃给我的几百元最多能维持我一个多月的生存,为了未雨绸缪,我到一家职业介绍中心交了一年的服务费100元,然而,不到一个月(他们也不曾为我介绍一份工作),我再去时,同样是人去楼空——100块钱又被“黑”了。
京城这个大林子,啥鸟都有啊!
我所寄住的学生公寓,位于圆明园内,福海的西北角,这里原是一座养鸡场,后被改建为学生公寓。
公寓里,住着好几百名房客,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打工的和求学的各占了一定比例。
由于圆明园新的建设规划,公寓周围原有大片的民房已经拆迁,残墙断壁,碎砖瓦砾,更显萧瑟和荒凉。
20世纪90年代初,这里曾经聚居了一大批从事文学、绘画、音乐的流浪艺术家,成为名扬中外的“圆明园艺术村”,我“进驻”之后,这些神经显然不太“正常”者们早已在几年前就被警察驱散,不知所终。
换一个环境,并没有能完全“换走”我对华该死的爱恋。
最初的一个多月里,华在我心中种下的痛苦并未能有效地得到消解,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依然在黑暗中苦苦呼唤她的名字,久久难以入眠……
直到,另一个女孩的出现。
秀发自内心的真诚,令我心弦为之一颤
一次,我上北大听一场讲座。
讲座名为《信念与人生》,主讲人是一位身残志不残的女士,名叫司晶。
讲座尚未开始,偌大的电教报告厅,已到处是人,几乎没有座位了。
我径直向里走,看还有无空位。
“沙漠舟,沙漠舟……”
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循声望去,发现是近一年没见面的小岑。
刚好,小岑往前第三排有一个空位,我遂过去落座。
这就是沙漠舟……
她是我的同室秀……
小岑把我和她旁边的一位女孩做了引见。
我向秀笑笑,算是打了招呼。
沙漠舟,我早就知道你了……秀说。声音柔和得出人意外。
我们在食堂吃晚饭时,我还对秀说,今天沙漠舟可能会来呢……小岑的语气里透出见到我的兴奋。
还真是巧啊!我说。
我也感到实在有些巧合。
小岑去年和我同是圆明园学生公寓的“居民”,她佩服我的身残志坚,因而和我成了挺不错的朋友。
我回家后就和她断了联系,再到北京时,她已搬出圆明园,不知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