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二次到雪妹的家——第一次是来喝她的结婚喜酒。
凭着几年前的模糊记忆,我找到了雪妹的家——一座和几年前没有两样的老旧房子。
当我看到雪妹时,我紧锁着的眉头一下子松开了。
和几年前新婚时的光彩照人相比,雪妹的面色黯淡而憔悴。
雪妹见我,颇感意外。这时已过12点,雪妹要留我吃饭,我说不了,我得马上赶回医院去。
雪妹送我到村口等车。
路上,雪妹说她打电报只是为了想见我一面,没有别的原因,更没有想过要死。
那你的病怎样了?我问。
昨天到南平就是去看病的,医生说没有多大关系。雪妹回答得有些故作轻松。
你们这儿没有什么出路,为什么不出去打工呢?我问。
我是想出去,但我老公不想呵,他说他在外面不习惯。雪妹说。
对于雪妹的婚姻,我和雪妹都心照不宣地避而不谈。我又能说什么呢——劝她离婚?这个问题雪妹肯定不会没想过,然而,在农村,“离婚”二字又谈何容易?
一路颠簸回到医院,已是黄昏时分。
哥哥和Z君和耕夫正在父亲床前说着话。
晚上,外甥告诉我,哥哥对我的“擅离职守”十分生气,说如果父亲有个差错,非打断我的一条腿不可。
我笑了笑:哥哥这次难得的在背后对我发火,是因为爱——对父亲的爱;
而我的“擅离职守”,同样是因为爱——对雪妹的爱。
父亲平安地出院了。
我终于结束了近两个月的牢狱般的陪护生涯。